高负债率是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经济观察报：有评论说，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不过是目前我国高校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学良：我认同这种观点。不要以为中国的大学只有吉林大学负债那么高，其实高幅度的负债率是中国高校普遍的、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吉林大学在媒体上曝光了而已！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以前高校并没有高负债率问题，为什么到今天，高负债率一下子成了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丁学良：在90年代后期之前，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态度是一种哲学式的，更多体现在发社论、发文件上，没有把哲学式的重视变成经济学重视，没变成财政措施。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加上了财政的支持，在金融政策上开始对高校倾斜。问题在于，直到现在，高校基本上还是在沿袭老国企运作的模式。许多老国企最后都没有办法维持，只好垮掉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会用钱，不是他们贷不了款，而是贷了款之后，没有把这个贷款作为企业发展的新的血液，在很大程度上浪费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校只不过是模仿中国老的国企，不断地从国有银行以低成本输血的方式做一些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他们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盖高楼？

丁学良：对，盖高楼，把排场做得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有国立大学同国有银行的关系，只不过是老国企同国有银行关系的拷贝。

在9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高校想发展，想扩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开始把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但政府的财力很有限。那时就有人讲，既然国企能够不管运作得好还是差，不管是赚钱还是亏本，不管是办得有效益还是没效益，都能够从国有银行贷款，我们大学也是国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贷款？而且还说“不贷款白不贷”。曾几何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国有企业不贷也是白不贷。国有银行同国立大学之间同样是“父子关系”，如果说国有大学不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到国有银行贷款的话，那才是傻瓜。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已经延续快10年了。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就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可不可以这样说，看到这个机会以后，国立大学就开始取代国有企业的地位？

丁学良：他们就是按照老国企的办法输血。另外从银行方面来说，反正支持高校是政府的一个重点政策、优惠政策，我干吗不去贷呢？这里面还是牵涉到一些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有的大学毕业的校友可能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当官的多，贷款就更容易了，贷的钱就更多了，负债率就更高了。有的学校在这方面条件差一点，可能贷款就少一点，但是没有哪一个国立大学不去借这个机会贷款。

在国有银行对企业贷款越来越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为什么高校反而不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即使有的银行不愿意给负债累累的大学继续贷款，学校也可能把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请出来讲情。这些人可能和学校有很深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孩子在学校念书。国内不是经常有一些相关报道吗？很多政府官员到母校去，到子女读书的学校去，参加校庆活动的时候就带一张支票——— 在国外这都应该是个人捐款，可是这些官员开的是什么支票？开的是公家支票，这跟银行的高额贷款都是有联系的。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当高校扩招逐步刹车以后，在国有商业银行越来越注重效益以后，高校债务问题就立即凸显出来了。

丁学良：不能说所有高校开始到银行贷款的时候用心就不好，这也不公道，我们要超出个人的品质或者个人的用心之外谈论这个问题。只要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马上就能够看到，这和老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有极类似的地方，这就回到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就是 “软约束”。

所谓“软约束”，就是指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温情脉脉的 “父子关系”，往往是以国有银行造成大量坏账为代价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反正我是国有企业，你作为“父亲”有责任维持我的长期生存，你不能让我死掉。国立大学贷款的时候，也想办点好事，可是如果马上还贷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办不成。再看看周边，很多国有企业，很多国营单位和其他的国立大学贷的款比我多，贷的时间比我长，他也没还清，我干嘛那么傻？经济机制对人的行为的诱导，就是这么来的。在这之前，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之后该还不还，或者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如果负责贷款的人受到了法律惩罚，后面的人不会没完没了地搞下去；国立大学找国有银行贷款之后，到时候该还不还，如果具体的经管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后面的人也不会做下去。就是因为这种约束是软的，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后面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做的事情越来越大，造成高校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出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不先请菩萨再修庙？

经济观察报：高等教育要发展，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为什么在有了那么多钱以后，高校的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甚至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丁学良：体制，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体制！

我们不能说中国大学没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相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相对于学生的家长、社会对教育投入的资源相比，它的产出、它的效益是远不成正比的。高等教育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表面化的。

在国外，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当它有条件弄到一笔新财源的时候——— 不管这笔财源是来自政府的贷款还是社会贤达人士的捐款，或是来自于提高学费——— 它第一步一定不是把庙弄大，而是要请到好菩萨，能念经。你没有好菩萨，高等教育的经是念不出来的。不是先建大庙，而是先请大佛。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应该先请大师，还是先造大楼的问题？

丁学良：大师和大楼的话题被人们说滥了，我习惯说庙和菩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经常强调，争取到资源不应该先把庙建起来，而是先请到菩萨，再根据这个菩萨的需要给他盖庙，因为不同菩萨需要的庙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国内的许多高校有了钱，不是先请菩萨，而是先修大庙。这个庙究竟适不适合以后请来的菩萨，他不管。用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办大学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硬件为本。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这里面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体制上的原因，也有非常深层次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

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源的运用方式。在中国许多国有部门，往往都有一些非常过时的财务制度。比如说一个校长拿了一千万，如果用来请大师，往往不能报销，但是盖楼账目一下子就办成了。

观念下面，是物质利益的考虑。你看看现在国立大学铺摊子，同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大规模融资举债办政绩工程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你建起的这个楼，铺设的草地，盖出来的庙，别人都能看得见，对当官的有好处，对提高自己的政绩有好处。如果请进大师的话，那只能内行人才能感觉出来，你的学生才能感受出来。学生是学校的服务对象，大学做得好不好，学生的反馈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可是现在学生在学校里是没有发言权的，学生的反馈基本上不管用的，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才把学生的反映当成一会事。

经济观察报：有教育部官员说，高校职务犯罪一半出在基建。同样，政府方面的贪污受贿人员中，分管基建工作的领导、负责基建计划的官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个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多了。

丁学良：这些明的、暗的原因纠缠在一起，使得贷款并没有用在高校发展上，没有用在最关键的那些环节上。（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