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的对华“和平友好”政策随国际环境而变，冷战结束后日本北方安全问题得以缓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涉及的安全问题和共同安全利益的重要度下降，历史、台湾、东海及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凸显。日本尽管一直强调中日关系事关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但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中日关系中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利益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并不能成为日本频频违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的借口。未来日本对华政策能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贯彻落实中日乃至地区“共同利益”,将成为维护、发展中日关系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国家利益;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政策调整;四个政治文件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2年第5期

国家利益是各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日本亦不例外,其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因时局而变,尤其是较为隐晦地体现在对华决策及政策调整之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总结分析日本对华决策及政策变化历程中的国家利益诉求,探讨国家利益在日本对华决策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以充分把握日本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国家利益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未来走向进行探析。

一、日本关于国家利益取向及对华政策的认知和理念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外交的根本。它是决定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最主要因素。1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是指国家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包括国家领土及文化完整和国家主权的维护等。这些要素由国家本质决定,是事关一个国家战略目标的设定、发展与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国家利益具有两重要素,一个是逻辑上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另一个是由环境决定的、可变的。2从二战后国际环境及日本时局的历史性变迁来看,日本的国家利益诉求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侧重点和朝野呼声。

首先,日本日益改变、突破避谈“国家利益”的对外关系,根源于二战战败的战后安排及战后体制要随着时代变迁和国际环境变化加以改变的认知。日本国内舆论认为:“国民羞于谈论国家利益的,全世界也许只有日本了。”3“日本的外交政策忽而超越国家利益,忽而偏离国家利益一味示好(他国)。”“我们必须不断探讨何为日本的国家利益。”4二战战败后,因“和平宪法”的出台,日本对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始终保持低调状态,甚至不敢使用“国家利益”一词。这是因为战后日本受“和平宪法”的限制,被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因此在国际舞台上,日本的国家利益只能依靠国际协调来维护”。5然而,冷战结束后,日本有些媒体开始使用“追随”“迎合”“软弱”等词语来描述日本二战后一直奉行的“国际协调外交”政策,称其损害了日本国家利益。事实上,战后以来,日本外交并非避谈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也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通过“国际协调”来追求国家利益。战后初期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官方吸取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战败教训,很少使用“国家利益”一词。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官方开始频频使用“国益”表达国际政治诉求,反映出战后日本对于国家利益诉求的变化。例如1971年,仅佐藤荣作首相在日本国会有关“国家利益”的发言就达到50多次,其中不少涉及所谓“中国问题”。在日本看来,“1971年对日本来说是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一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周边的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佐藤首相关于国家利益的发言,很明显是针对时局变化而提出的。在此之后,除竹下登、海部俊树、村山富市等首相外,日本历任首相“都提到或使用过‘国家利益,一词”。6这反映出冷战后期至今的日本日益显露出以“国家利益”处理对外关系的政治诉求。

其次,冷战结束前后出现的“国家利益论”,逐步成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及对华政策理念。冷战后期,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国家利益论”必然出现。日本以“国家利益”重新塑造对外关系与冷战后期的国际格局变动相伴而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日本对外经济关系凸显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也成为日本强调维护国家利益的所谓“正当性”。进入80年代,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确立为做“国际国家”,提出了“政治大国”构想,并力求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希望成为与“经济大国”相称的、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尤其是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国”战略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外交决策者已实现了从“经济优先”向“经济与政治并重”的观念转变。7之后,苏联解体重塑国际政治格局,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战略关系发生变化,为日本强调“国家利益”创造了国际环境与国际政治氛围。两极格局的终结,推动了经济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也意识到,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各国将贸易保护政策转变为贸易互惠政策。这种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促使基于对外经济政策讨论的“国家利益论”日益升温,追求“国家利益”成为日本制定外交政策、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及理念。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在邦交正常化后迅速发展,与日本政府对华谋取政治及经济利益、构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利益诉求不无关系。

再次,日本的“国家利益”争论及对华利益认知倾向,使得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与转变。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成为日本调整外交战略时不可回避的内容。关键在于,日本如何吸取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以形成特有的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与认知。日本国内存在的国家利益争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立场。一是被称为“理想主义”立场的“国家利益论”。该言论认为“应本着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以及对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警惕意识”,警告追求国家利益有不利的一面。坚持这一立场的日本市民运动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国家利益毕竟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二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立场的“国家利益论”。该言论认为,“战后日本的外交过于关注国际协调而忽略了国家利益”,主张对内对外都应积极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三是介于第一与第二种立场之间的“折中主义”国家利益论。这种论点本着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增强等国际环境的变化,主张“应超越狭隘封闭的国家利益,而追求能够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相协调的开放性的国际利益”,其外交手段为“国际协调战略”,“但这一立场在日本国内往往被批判为软弱、随大流”。日本学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即使是否定国家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应该把追求国家利益当作前提,否则无法界定真正的国家利益”,而“折中主义”立场恰恰把目标定位在如何协调本国利益和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上。8类似观点在“21世纪日本的构想论坛”智库于2000年提交给日本时任首相小渊惠三的报告中被表述为“开放的国家利益”。上述论争无不反映出日本在国际事务中鲜明的国家利益诉求,其中,基于改变战后体制的现实主义“安全利益”追求,亦有形成“中国威胁论”的认知倾向,并屡屡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2002年日本对外关系专家委员会向小泉纯一郎首相提交的政策咨询报告《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中也强调了国家利益重要性及对华政策新认知。报告指出,全球化、军备竞赛加大、中国经济起飞等形势的变化,对日本和亚洲国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威胁,日本必须讨论应对之策,制定国家的外交战略;而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利益,过去对于国家利益有所忽视,现在对其进行讨论是必不可少的。报告还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明确定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日本外交政策中最为重要的议题。日中两国是‘协调与共存,和‘竞争与摩擦,的关系。”“中国军力增强可能对日本和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中日之间常常由于“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引起风波。9基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取向的“中国威胁论”观点跃然纸上。但日本学术界亦有不同观点学者认为,国家利益不仅是政府高层所设的与安全保障、同盟国相关联的内容,还应涉及日本企业海外利益、区域经济合作等“国家经济利益”。同样,日本经济界的“经济国益论”认为,在当今经济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应谨慎采取“首相参拜靖国神社”。10

除智库、学界和经济界表达了关于“国家利益”及对华政策的理念之外,日本保守政治家安倍晋三明确指出“外交的目标就是要保护国家利益,这是理所当然的。”112013年12月,安倍晋三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日本的国家利益理念:“所谓我国的国家利益,首先是维护国家本身的主权与独立、领土完整,确保我国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继承丰富的文化与传统,维护以自由和民主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保证其生存。”12该文件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概念、定义及内涵,显示出日本力求摆脱战后体制、改变战败国形象、成为“正常国家”的政治诉求。此外,该文件将中国列入“亚太安全保障环境与课题”,渲染中国军事力量增强威胁到地区安全,力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妨碍海上航行自由”等等,“中国威胁论”政策导向十分明确。日本对华认知的错误定位,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讲,国家利益可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多个方面,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事实上,日本在冷战后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日益明确地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的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之中,而不再如战后初期那样回避“国家利益”的政治诉求。回顾中日关系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国家利益”诉求一直是日本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下文将对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及其国家利益诉求的演变进行阶段性分析。

二、冷战后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安全及经济利益诉求

冷战后期,中日两国都面对来自苏联的压力,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及诉求,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条件。面对中方积极主动的姿态,日本各界人士充分认识到中日恢复邦交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从而以实际行动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既往政策,促进中日互动。13中日恢复邦交及其后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中日复交的政治过程,还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后的中日经贸合作,日本各届内阁都十分重视中日关系。中日复交到冷战结束的十多年里,日本维持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方针不变,既有安全及经济利益诉求,更有审时度势的战略考量。

(一)日本针对冷战变局、中美缓和及中国“入常”,加快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

冷战后期,国际政治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亦放弃了长期推行的“遏制中国”政策,这成为日本调整对华敌视政策的重要原因。

首先,冷战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过程中认识到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1972年10月,日本时任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日本国会演讲时指出:“今天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多极化时代,国际格局出现了不确定的变化之势,并且整个形势正在从对抗时代朝着通过对话寻求和平的时代过渡。然而,不可否认,依旧随处可以发现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尤其亚洲更是如此。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两国间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这是加强亚洲稳定和繁荣的基础的最重要课题。”14这反映出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国际格局正朝着“多极化”发展,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要求国际社会“通过对话寻求和平”,改变了冷战形成的两极格局和对抗局面。日本力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是针对国际形势变化做出的外交政策调整。

其次,日本及时适应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而改善中日关系,体现了同盟国的共同利益诉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打开了邦交正常化的大门,加之此时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也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尼克松访华并在上海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联合声明》,迫使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做出相应调整。中美关系的改善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日本当政者迅速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性。尽管日本对盟友美国搞“越顶外交”颇为不满,但在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下,恢复中日邦交成为历史必然。而且,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民众强烈支持恢复中日邦交。据日本时任外务大臣福田赳夫回忆:“当时在日本国内,‘中国、中国,的呼声已经所向披靡,对于如此高涨的群众情绪,亦是无法漠视的。”15

(二)日本借《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条款”表达自我安全利益诉求

日本学者国分良成教授认为,“1972年体制是以冷战格局的存在,也就是苏联这一假想敌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个大前提下就是重视中日友好关系。16当时的国际形势确实如此,苏联“霸权主义”对于中日两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在与中国推进邦交正常化的同时,当时的田中内阁也期待改善对苏关系”,因此日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认为“有关‘反霸权条款,,‘霸权,一词模糊,希望不要写进联合声明”。17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则认为,“反霸条款是反苏条款,不便涉及,但为了整个‘共同声明,考虑,即使在反霸条款上对中国做出让步,也不会对日本国家利益造成多大危害”。在日方看来,良好的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原因在于中日双方有着共同的对苏战略”。18经双方磋商,中日两国政府发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19虽然没有写入“反霸权条款”,但增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方”以及“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的表述,反映出日本对于日苏双边关系和“领土问题”的安全考量。

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日方也以“针对第三国的反霸条款会刺激苏联”为由,不同意将其写进条约。1975年9月,日本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同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会谈,就反霸条款问题提出四点原则意见:反对霸权不是针对特定第三国的;不意味着同中国采取共同行动;不只限于亚太地区;应同《联合国宪章》精神相一致。这充分表明了日本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顾忌苏联反应的外交理念。1978年初,日本外务大臣原田直访苏,希望双方在缔结和平条约前先解决领土问题,苏方却发表声明称双边“领土问题业已解决”,拒绝了日方的要求。“福田内阁的外交重点遂转向加强日美关系与改善日中关系,与苏联的关系则近似冷战结构。”20日方开始积极推进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月,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218月12日,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第二条即反映了《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反霸权”的精神,明确规定:“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22《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两国关系准则,以条约的形式得以体现和发展,是《中日联合声明》的继续和发展,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符合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苏关系陷入战后以来的最冷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日关系发展最为顺利。23

(三)日本从经济利益出发,以经济合作推进“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期,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开展对华外交,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基本特点之一。24日本力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其政治及安全利益的战略意图,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中日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二是通过中日经济联系逐步助推中国靠向西方;三是通过加强中日经济合作,进入中国的广大市场。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日本则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两国之间有巨大的合作余地和潜力。尤其是在日本与欧美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世界经济呈区域化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力图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25而且,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当年,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并对相关对外政策进行调整,更加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的日本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福田内阁在“全方位和平外交”的理念下,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通过1978年底美中邦交正常化以及《日美安全条约》,美国、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世界形成相互合作之格局,以共同应对增强军备的苏联”。在日本看来,通过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巩固和发展了中日关系,并且确定了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方向。即,“通过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稳定的合作伙伴”。26大平内阁时期,日本力图在亚太地区推行经济相互依存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使日本有可能积极地接近刚开始有意愿参与地区经济体系的中国。27随后,日本又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日元贷款,“日本开始有意识地实施把已呈现稳健发展势头的中国拉入国际社会的长期战略”。28从本国能源安全保障的视点出发,日本把开展石油、煤炭的开发合作作为中日经济合作的主要目标,也充分考虑了自身的经济收益。29

(四)日本从安全及经济利益考量,力避中日矛盾扩大,维护两国“和平友好关系”

冷战后期,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及钓鱼岛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矛盾与摩擦。但是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总体上能够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不是扩大矛盾、加剧摩擦,而是采取“低姿态”,30维护中日关系中业已取得的安全及经济利益。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日本首相身份正式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对日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中曾根康弘本人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要维持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意愿,还在日本国会重申,不能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事实,强调日本必须增进与邻国的友好关系。31“中曾根首相停止了参拜靖国神社,并罢免了文部大臣,从而平息了事态。”32此后至冷战结束的日本几任首相都没有做出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发生后,日本虽然参与了西方对华制裁,但仍强调中日间的特殊关系,主张不孤立中国,并在一年后率先取消了对华制裁。33另外,“光华寮问题”、钓鱼岛问题也影响着冷战后期的中日关系,日本政府从安全及经济利益大局出发,总体保持了对华维持“和平友好”政策的基本稳定性。

三、冷战后“结构性变动期”的日本对华政策调整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动,日本对中日关系做出新的定位。由于苏联解体,中日共同安全威胁消失,双边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日本对华“和平友好”下的利益诉求逐渐通过外交政策表现出来。日本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动”,即“主要以友好和利益共存为基调的关系出现变化,中日关系在1995年、1996年前后进入了结构性变动期。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使得经济处于低迷的日本的一部分人开始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来看”34。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日美同盟对华针对性等连续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这些中日之间业已存在的问题,被日本炒作为“中国威胁论”。尽管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的“村山谈话”对于缓和中日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不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倾向。尽管1998年的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对日本对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规范”和“引领”作用,但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的中日关系处于“结构性变动期”,“和平友好”的比重趋于下降。这就导致了日本对华政策日趋强硬,直接损害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一)由“联中制苏”战略转向对华谋取政治及经济利益,构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构彻底崩溃,给国际环境带来巨大变化。东北亚的安全环境也发生激变,“日中脱离北方的威胁而变得自由”。35此后,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时代。日本迅速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力图将已经提出的“政治大国”口号付诸外交行动,对华政策亦做出了相应调整,希望借助已是政治大国的中国来扩大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日本在提供对华贷款、开展经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在政治层面的互动,并从发展双边关系扩展到关注亚太乃至国际事务。在1992年即中日恢复邦交20周年之际,宫泽喜一内阁强调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同样重要,是缺一不可的“两大车轮”,力主构建“为世界做贡献的日中关系”,邀请江泽民主席访日,实现天皇访华,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199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15周年,细川护熙首相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了以维护两国友好关系和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为宗旨,其重要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361994年3月,细川首相访华,谋求建立“冷战后的新型日中关系”。他与李鹏总理会谈时指出,日本对华贸易和投资在扩大,相互依存关系加深,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举世瞩目,对日本经济也有积极影响,“日中两国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前途是光明的”。37可以看出,冷战结束初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在巩固双边经济合作的同时,由“安全关注”转向“政治利益”诉求,强调两国友好对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的作用,力求通过发展中日关系谋取日本“政治大国化”。

(二)“台湾问题”及“日美同盟再定义”成为日本对华政策变动的“借ロ”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违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不断提升同台湾地区在政治及安全等领域的关系。38日本政坛亲台保守势力一直把“台湾归属未定论”作为对华政策的一项基本理念,频频提升对台实质关系,恶化中日关系大局。39

1994年,日本政府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并默许他在广岛和东京开展政治活动。此举严重违背了中日关于日本只与“台湾当局”维持非官方往来的承诺,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徐立德事件”是中日1972年复交后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使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突出因素。事态如此复杂演变,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徐立德事件”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试探,随后日本又在安全层面拿台湾问题“试水”。日本充分利用日美同盟机制和《日美安全条约》,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名义下,企图在安全层面介入台湾问题。冷战结束后经过短暂“漂流期”的日美同盟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合力渲染“中国威胁论”。1996年4月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新定义了强化控制、干预东亚安全局势的“日美安保体制”,日本对美国作战的支援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周边地区”,染指台湾。“尤其是与台海危机联动的日美安保关系‘重新确认,,使得中国大陆极为担忧台湾问题。”40《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也曾发表“周边事态”包含台湾地区的言论。41至桥本龙太郎执政时期,虽然其在1997年9月访华时曾强调日本政府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但也难掩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严重恶化了中日政治和安全互信,动摇了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三)日本对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的反应及其对华政策调整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日本部分政要及右翼势力不但不反省历史,反而肆无忌惮地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虽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反省历史,巩固和平”的“村山谈话”,但曾被搁置的双边矛盾重新显现甚至激化。中日政治关系出现起伏不定、曲折多变的现象。

1998年11月,中日双方在回顾、总结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后,发表了《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首次确认中日关系“对两国均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并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中日联合宣言》中,中日“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方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长久友好关系”。42“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43上述内容是日本政府在二战后关于侵华历史责任最为深刻的反省,也是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于“一个中国”最为明确的表达和承诺。《中日联合宣言》强调,中日双方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分歧,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两国间现存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歧和争议,避免因此干扰和阻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44这为新世纪中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确立了行动指南。

日本有学者认为:“在《日中联合宣言》中,‘侵略,和‘一个中国,的表述第一次记入外交文书”,“从而带来了增加两国关系脆弱性的可能性”。45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认为:“1998年11月江泽民访日时发生的摩擦,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巨大变化。”“中日两国失去了在20世纪的最后时刻达成‘历史和解,的珍贵却稍纵即逝的机会。”46但历史事实证明,《中日联合宣言》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文件,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有深远影响。

四、21世纪初期日本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变动

进入21世纪,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认为中日关系中业已存在的问题未来可能演变为冲突与摩擦,而且会在军事上对日构成威胁。这种对华矛盾心态,导致日本对华政策保持多手准备。日本对华战略体现为:一是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借重美国的力量来增强与中国对话及讨价还价的能力;二是提升日本自身实力,谋求对华施加直接影响;三是从均势论的角度,力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间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47日本的这种政策准备推动了其对华战略的调整,直接将“国家利益至上”作为处理中日关系的重中之重。

(一)联合国外交受挫后,日本提出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2001-2006年间,日本领导人多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症结,直接导致两国关系步入低谷时期。特别是小泉纯一郎首相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日本政府无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民族感情,坚持错误的历史观,不仅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使得日本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诉求严重受挫。为了扭转小泉内阁时期亚洲外交失败的局面,2006年初上台执政的安倍晋三提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倡议。

安倍晋三基于小泉亚洲外交失败的深刻教训,指出:“目前在经济上,日本与中国已形成了一种无法分割的‘互惠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48中日重开首脑会谈,采取日中关系向前看的姿态,将日中关系定为“战略互惠关系”。49这是日本领导人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也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向来不愿意就中日关系进行“战略”定位,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国的“战略”倡议表示疑虑,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日本政要顽固地认为,唯有日美关系才具备战略地位,日中关系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因此,安倍积极倡导构筑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确出乎不少日本人的意料。50安倍上台后首访中国并提出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开创了中日关系的新局面。

这样的对华战略理念,在福田康夫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实施和完善。福田首相积极推动中日战略对话与合作,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回避了安倍内阁时期提出的“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等被视为“围堵中国”的外交理念。2008年,中日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维护和巩固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方确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做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51此时期的日本决策者认识到:恶化中日关系,不利于日本的政治利益的实现。日本由“中国威胁论”转向“战略互惠论”,表示中日应超越双边、着眼长远的合作与互惠。这体现了日本决策者理性务实的一面,中日关系得以改善。

(二)发挥外交主动性,在中日关系中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

二战后,东亚形成“雁行模式”,在此经济结构中,日本一直掌握科技核心产业,主导东亚经济格局。但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这一格局被打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方面,日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作为经济大国的强项,积极寻求掌握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与中国在经济领域抢夺制高点,掌握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本通过扩大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民主国家成分”,从“10+3”到“10+6”再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实施“价值观”政治引领,拉拢所谓民主“同质性”国家抗衡中国。日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以“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基础,力求以法治、民主和人权等政治“由头”,与中国争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鉴于新冠疫情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日本与中国积极互动,推动拖延已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和生效。但当谈到涉及盟友美国利益的CPTPP议题时,日本政府仍然称中韩加入CPTPP并非易事。52与此同时,日本强烈希望美国拜登政府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日本看来,CPTPP是制定“自由开放的印太”规则的框架,对华具有排他性。日本的做法表现出忽视地区共同经济利益、以日美同盟为优先的政治态度。可以说,日本对华政策理念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维护地区共同利益的战略思维。

(三)强调价值观外交,以日美同盟触碰“台湾底线”,恶化中日关系

21世纪初期,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日益显著,“中国威胁论”成为发展日美关系的重要议题。2005年2月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发表共同声明,确定了12项关于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首次将所谓“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大有插手和染指“台海”的意图。2007年5月1日召开的日美“2+2”会议上,进一步强调“针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的中国,双方在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求其提高军事透明度”。53日美以强化同盟关系来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不仅无助于维护持久稳定的中日关系,也对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及区域合作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2008年9月参加日本自民党总裁竞选的麻生太郎在回答“执政后如何看待日美中关系”这一问题时表示:从来不认为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会变得同等重要,对日本而言,拥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他强调,“日中友好”不过是一种手段,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54麻生太郎还曾经提出通过“价值观外交”,围绕中国周边构建跨越欧亚大陆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意向。2012年底再次执政的安倍晋三也提了出构筑日美澳印的“四边机制”“价值观联盟”等民主国家联合体,将地区安全议题引向南海、东海以及台海,对华针对性显而易见。

五、日本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取向及未来走向

如今,中日关系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利益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没有因为中日关系的缓和而得到根本解决。这也是中日关系反反复复的根源。加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未来中日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从近年来日本对华“两面下注”政策的策略调整来看,中日关系出现缓和或将时有发生,但是日方能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认真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事实表明,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是两国之间新旧问题交织存在使然。讨论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需要分析日本对华决策及政策调整的动机及取向,仍然需要深刻把握国际局势对于中日关系的外部影响,仍然需要看日方是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累积两国政治互信,以及能否切实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

首先,日本政府对华决策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首相有权主导外交体制、决策及外交政策。事实上,尽管首相是外交决策的主导者,但其外交政策是内阁成员一致同意的结果,仍然需要综合执政党、外务省等各省厅、财界及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基于国家利益最终做出政治决断。这是由日本实行的议会内阁制所决定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坛逐渐从“官高政低”向“政高官低”发展,在总体保守化背景下,强势政治家的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同时,执政党内部的“知华派”、外务省、财界及利益集团也会影响日本对华决策,出于政治及经济利益诉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发挥缓和中日关系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日交恶有利于日美同盟深化,但日本的亚洲外交无法突破,更不利于中日两国经济关系发展,不符合日本的政治及经济利益。因此,日本国内常常出现要求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缓和日中关系的呼声。这也就形成了日本政府对华决策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周期波动性。

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尽管执政的自民党中敢于表达发展中日关系的议员越来越少,但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自民党内“知华派”是能够将执政党内部的对华政策调整呼声反映到日本政府外交决策层面的。“知华派”代表二阶俊博曾指出:“不论日中关系面临怎样困难的课题,战略互惠关系都决不可动摇。”55他依托“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定期对话框架,展示了执政党联盟内部“知华派”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意愿。事实表明,二阶俊博作为日本自民党要人,其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更多反映了执政党内部对于日本政府一味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不同政见。当然,二阶俊博之所以能起到如此重要作用,与其长期担任自民党要职密不可分。另外,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长期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公明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以来,当日本政府脱离中日关系正常轨道时,公明党常以联合执政党的身份,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推动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发挥了修复中日关系的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执政党内部“知华派”对华政策调整的动机也是策略性的。日本执政党和政府对华政策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仅仅在对华策略的方式上存在不同。随着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日益严重,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谋求“修宪”、成为“政治大国”的诉求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认知。自民党内“知华派”式微,在野党中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力量也变弱,将严重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日本经济界一直是维护中日关系的重要决策参与者。日本政府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比较重视听取经济界的呼声和要求,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回应本国经济界对涉外经济关系的利益诉求。从日本的对华决策及政策调整来看,政府听取经济界要求缓和中日关系的呼声,大多是出于国家经济利益考量。随着中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力度的提升,日本经济界常常呼吁政府从国家经济利益出发改善中日关系。56日本经济界代表大多拥有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利益需要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予以支持;执政党在国会中所属议员的席位,又需要经济界在国会选举中大力支持;两者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支持方面互动频繁。57这在客观上使得日本政府回应经济界海外贸易利益诉求、调整对华政策成为可能。

另外,日本经济界呼吁深化中日经贸关系的同时,希望构建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有所不同,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及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看待和观察中日关系,希望本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形成中日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局面。中日互为贸易伙伴大国,尤其日本经贸对华依赖逐步加深,促使日本经济界要求政府调整中日政治关系。因为作为发展经济关系的保障,两国稳定的政治与外交关系至关重要。未来,日本经济界仍希望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需要提及的是,尽管日本经济界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能够起到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真正左右日本外交决策核心部门的对外关系及政策取向。

其次,日本从政治及安全利益出发,加强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将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基于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日美同盟日益强化,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美国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国际因素,中美关系随时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使得中日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日本是维护美国亚太、印太地区战略利益的主要盟友,美国从加强同盟体系的现实利益出发,突出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中国一贯强调,基于《日美安全条约》的日美同盟是“冷战产物”,不应损及第三方利益,更不应危害地区和平稳定。58但日美首脑仍多次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不仅损及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更会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未来,日本政府还会通过日美同盟强化对华遏制,破坏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日美同盟的利益为重、不惜淡化他国利益和地区安全利益、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取向。

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将中国视作对手的美国政府期待日本对华态度变得更为强硬。日本充分利用美国拉拢其对付中国的急切心态,不仅与美国多次确认钓鱼岛是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而且“借机”在维持对华威慑力、台海局势和所谓“人权”问题上与美国结成紧密合作关系,展示出以日美同盟机制遏制中国的强硬姿态。尤其是日美首脑进一步确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59,这完全是背弃了《中日联合声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和精神,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事务,势必给未来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

在日美同盟主导和引领下,美欧一些国家逐步组建新的对华战略联盟。美日澳印四国的首脑会议已形成机制,并肆意歪曲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正当海洋维权行动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未来的“四边机制”将可能发展成对抗中国的框架,并拉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形成对华高压态势。日本希望更多的欧洲盟友加入“印太战略”下的“盟友圈”机制,共同应对中国。日本政府明知其所为会加剧中日关系的对抗却故意为之,其对华遏制的意图十分明确。

再次,日本对华政策的摇摆性导致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向来存在一定的“摇摆性”,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是在综合国内执政党联盟、经济界、外务省等官僚意见和国际局势后做出的外交决策,不同利益诉求使得日本对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从安倍执政前期的“中国威胁论”到执政后期的“中日协调论”,菅义伟内阁、岸田内阁时期又回到“中国威胁论”,未来日本“将与近邻各国构筑稳定的关系”,恐怕仍然是句空话。未来,日本对华政策仍有背离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精神的可能性。其对华政策调整的意向不会脱离改变“战后体制”、“修宪”和“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既定战略目标,其对华“战后外交总决算”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中日经济利益及区域经济合作层面,应该还会涉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等一系列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新旧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及东海问题,甚至会涉及南海及“航行自由”等。可以预见,未来中日关系依然不会一帆风顺,坚持和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任重而道远。

六、结语

纵观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两国关系发展,可以说中日关系随着日本片面强调追求“国益”而变得日益复杂。特别是日本原首相麻生太郎强调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只是获取利益的手段而已”,明确表达了日本对华战略调整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这使得日本外交决策主导者的对华政策常常出现“两面下注”现象,时而对华采取强硬立场,时而采取“协调主义”缓和中日关系的恶化。未来,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权衡将决定日本对华政策走向。可以说,日本国家利益的确立和追求,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或然性、摇摆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日美同盟强化、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政治右倾化背景下,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国际社会,中日关系中业已存在的问题随时可能凸显和尖锐化,很难断言日本政府能够在对华关系上不犹豫、不退步,两国关系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性。中日两国间依然存在不可预测的不确定因素,预示着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仍将曲折坎坷。中日关系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利益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未来日本对华政策能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能否贯彻落实中日乃至地区“共同利益”口号,将成为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关键所在。

注释：

1小原雅博『国益と外交—世界システムと日本の戦略—』、日本経済新聞社、2007年、11頁。

2Hans J.Morgenthau,The Dilemmas of Polit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65.

3潮匡人·西村幸祐·河添恵子·いしゐのぞむ『日本の国益—野蠻·中国に勝つための10の論点—』、幸福の科学出版、2012年、1頁。

4小岛明:《日本的选择》,孙晓燕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5小原雅博『国益と外交—世界システムと日本の戦略—』、301頁。

6小原雅博『国益と外交—世界システムと日本の戦略—』、304頁。

7吕耀东:《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第61—75页。

8小原雅博『国益と外交—世界システムと日本の戦略—』、308—310頁。

9(2)首相官邸『21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新たな時代、新たなビジヨン、新たな外交—』、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 html[2022-07-11]。

10天児慧『中国·アジア·日本』、築摩書房、2006年、191頁、193頁。

11山本一太『私が総理になったなら—若き日本のりーダーたち』、角川書店、2002年、20頁。

12外務省「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1w_000095.html[2022-07-21]。

13(1)吕耀东:《毛泽东“中间地带”论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4期,第3—15页。

14转引自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15福田赳夫:《回顾九十年——福田赳夫回忆录》,谢秦译,王柯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16文正仁、徐承元:《日本复兴大战略:与日本高层战略家的深层对话》,李春福、李成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

17五百旗頭真『戦後日本外交史』、有斐閣、2010年、159頁。

18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1)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102頁、191頁。

19《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72seimei.htm[2022-06-15]。

20五百旗頭真『戦後日本外交史』、174頁。

2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24页。

22《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201807/t20180726_7948004.shtml[2022-07-22]。

23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中日关系(1945—1994)》,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321页。

24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1)政治』、216頁。

25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中日关系(1945—1994)》,第319—320页。

26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1)政治』、128頁。

27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新書、2006年、110頁。

28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1)政治』、129頁。

29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111頁。

30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中日关系(1945—1994)》,第322页。

3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第558页。

32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123頁。

33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中日关系(1945—1994)》,第322页。

34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130頁。

35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1)政治』、289頁。

36转引自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第716页。

37同上书,第882页。

38陶文钊、刘世龙、杜继东等:《中日美关系与台湾问题(1949—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79页。

39吕耀东:《中日复交后“台湾问题”的凸显与外交对决》,《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5期,第63—74页。

40添谷芳秀:《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李成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8页。

41『中央公論』1998年9月号。

42《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zywj/t62644.htm[2022-06-27]。

43《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5—246页。

44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1989—2006)》,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45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1)政治』、334頁。

46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154頁。

47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第23—38页。

48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春新書、2006年、151頁。

49五百旗頭真『戦後日本外交史』、有斐閣、2019年、315頁。

50秦治来:《战略互惠引领下的中日关系》,《学习时报》2007年10月11日。

51《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j-c080507-2.htm[2022-06-19]。

52《菅义伟称中韩加入TPP并非易事》,共同社,2020年12月11日,https://china.kyod onews.net/news/2020/12/25be8066629a-tpp.htmll[2022-06-26]。

53外務省「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の概要」、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2plus2_07_gai.html[2022-06-26]。

54参见:麻生太郎:《中日友好是手段,目的是实现共同利益》,中国新闻网,2008年9月12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yt/news/2008/09-12/1380882.shtml[2022-07-21];麻生太郎「『日中共益』へ堂々と主張を」、2008年4月18日、http://www.aso-taro.jp/lecture/talk/08 0422.html[2022-08-29]。

55《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六次会议在日举行》,人民网,2017年8月9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810/c117005-29461536.html[2022-07-28]。

56日本财界团体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巨大。日本财界通常是指日本经济界、工商界及其最高领导层,他们代表着各自产业团体和企业组织的利益。

57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5—126页。

58《2020年11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831796.shtml[2022-06-07]。

59《日美首脑会谈一致同意磋商加强“延伸威慑”》,共同社,2022年5月23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05/7d79590da279.ht[2022-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