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宗白华美学著作时，生命诗学和科学精神迎面而来、沁人心脾。前者从“流云”小诗走向“体验”美学、“散步”哲学，诗文分属不同文体但精神漫游者的底子较为恒定，都是镌刻在宗白华心中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蕴于“心源”隐微处的，是其祖籍地江苏常熟、出生地安徽安庆的江南文化气脉，特别是吴地诗学、桐城诗学的濡染润化。后者形态较为多样，他参与筹备的“少年中国学会”首要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学术研究的中心是康德、叔本华、尼采、歌德，他提倡科学的思想方式、科学法则和科学的人生观。这里结合当下文学现场的写与评，对宗白华思想中关于健全作家人格和“学者的态度和精神”的见解略作评述，捕捉摇曳其间的心灵价值与理性精神，希冀为当下文学写作、文学评论敞开一条通往经典性的通道。
1.“养成优美的情绪、高尚的思想、精深的学识”
宗白华对文学充满深情。他明确表示过：“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我开始写哲学文字，然而深厚的兴趣还是在文学。”在上海和田汉见面时也说：“你是由文学渐渐的入于哲学，我恐怕要从哲学渐渐的结束在文学了。”但如何“写出健全的、活泼的、代表人性、人民性的”作品，是宗白华苦苦追寻的艺术理想与美学目标。他认为：“人类最高的幸福在于时时创造更高的新人格。”而养成健全人格必需的途径是哲理研究、自然中活动、社会中活动。所谓哲理研究即是读书，有精深的学识，把别人的思想重复思想一遍，其流弊是渐渐把“自动研究”“自动思想”的能力消灭了。宗白华提倡读书，更提倡“向大自然的大书中读那一切真理的符号”，他把自然看作“始终是一切美的源泉，是一切艺术的范式”，认为艺术家对宇宙要有虔诚的“爱”与“敬”。社会中活动主要与时代、民族、人性相关联。宗白华说，文学是时代的背景，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他提倡“用深刻的艺术手段，写世界人生的真相”。
如果以宗白华的理念观照当下文学现场的青年写作与自然文学，可以发现此中特别的价值。青年宗白华在《致编辑部的信》中对青年写作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说：“我们鼓吹青年，先要自己可以作青年的模范，具科学研究的眼光，抱真诚高洁的心胸，怀独立不屈的意志，然后做出鼓吹的文字，才可以感动人。”同时还从青年本体出发，谈青年的人格涵养。他在《新诗略谈》中指出要想写出好诗真诗，创作者要有人格的涵养，“养成优美的情绪、高尚的思想、精深的学识”。他认为那些极少阐发学理的文章，只能够轰动一些浅学少年的志趣，做酒余茶后的消遣品，于青年的学识见解上毫无增益，并且还趾高气扬地自命为新思潮，实际上是个人主义的新思潮，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两个角度，或者说，从提倡者的人格涵养角度，从青年作家的人格和学识角度，重新辨识青年写作的深与浅、真与伪，也许能推动青年写作的经典化进程。
自然文学是当下时代的一个前沿话题。自然与不自然的尺度、作家叙述的立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尚待厘清的问题。宗白华的自然观比较明确，他在《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中说：“艺术的根基在于对万物的酷爱，不但爱它们的形象，且从它们的形象中爱它们的灵魂。”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放在和物的对话、对物的热爱中，而非对物的工具论中。他说，“我们小己在空间时间中是自然的一部分，自不能说是自然的创造者”，是以庄严敬爱自然为基础的。他不否认“人化的自然”，人类所接触的山水环境本是人类加工的结果，喜爱山水就是喜爱人类自己的成就。
由宗白华的“自然观”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自然文学可作“兴”体的文学，即由客观物象引起主观情感的抒发，使物象成为思想感情的象征，“用审美的笔触描摹自然万物的表情与风情，表达对自然生态世界的深情”；自然文学可以区分“传统人类中心论”与“现代人类中心论”，后者包含着人类如何与人工的自然共存共生问题，也包含着科学技术时代如何构建一个新的生态体系问题。现在的自然散文叙述，普遍以人与“外在自然”的关系为逻辑起点，对作为“内在自然”即人类自身的身体自然表达不多，对科技时代人工控制和改造身体器官的关注不够。
宗白华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中说：“一个人的面目中，藏蕴着一个人过去的生命史和一个时代文化的潮流。”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作家的作品里，也蕴藏着一个作家的生活素养、学识修养、人格品位、审美理想，这些都是活泼的生活表现与精神的实化。
2.“学者的责任，本是探求真理，真理是学者第一种的生命”
研究是一种价值预设，也是一种精神判断。宗白华对学术研究有着明确的主张。他强调学者责任，认为中国的学者有两种极强烈的嗜好与习惯，就是沟通与调和，他批评“只有在书本上寻找各家学说的相互关系，替他沟通调和，从中抽出些普遍真理来做成一个学说的系统”的学风，提倡“只要为着真理去研究真理，不要为着沟通调和而去研究东西学说”。他坦言自己向来佩服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是“绝对的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欧洲中古时的学者“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他说：“学者的责任，本是探求真理，真理是学者第一种的生命。小己的成见与外界的势力，都是真理的大敌。抵抗这种大敌的器械，莫过于古印度学者服从真理，牺牲成见的态度；欧洲中古学者拥护真理，牺牲生命的精神。”他把这种态度、这种精神，看成是中国新学者应该具备的态度和精神。
学术研究不仅是民族的文化更是放眼世界的文化，要有进化的精神也要有“继承性研究”。宗白华说：“学术上本只有真妄问题，无所谓新旧问题。我们只知崇拜真理，崇拜进化，不崇拜世俗所谓‘新’，古代发明的真理，我们仍须尊重，现在风行的谬说，我们当然排斥，学者的心中，只知有真妄，不知有新旧……”他还提倡科学的思想方法、崇实的精神，不作无据之谈。他在《对于现在学哲学者的希望》中指出，中国人的思想，素来喜欢抽象的、普遍的、概括的观念，最爱听见“闻一而知十”的论调。这种趋重玄想、离开事实、专重理论、遗弃科学的方式正是“中国研究哲学者前途的危机”。他提出科学是哲学的基础，不得离开科学空谈哲理。
如果用宗白华这些学术精神与价值判断来观照当下文学研究，有两点启示尤为重要。一是批判精神。文学研究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思想话语”，而非单一的知识话语。所谓批判精神，是指研究者要摒弃那些假借“中和为美”实际为和稀泥的批评方式，要摒弃以“酷评”遮蔽尖锐立场、原则主见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强调真理精神，不认得个人的利害，只认得真理，并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二是学理价值。文学评论是理论研究范畴，要少一些直觉主义的空想、少一些笼统主义的武断、少一些随便的自以为是的发挥，多一些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宗白华讲“艺术家在社会上的地位”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学院主义往往是没有真生命、真气魄的，往往是形式主义。真正的艺术生活是要与大自然的造化默契，又要与造化争强的生活。……现实生活的体验才是艺术灵感的源泉。”而读书与自动的研究（从社会、人生与自然的直接观察中考察宇宙现象），主观方面强调经验和学识技能，客观方面可以收集创作者的传记、论文、著作、谈话、口述史、日记等，这些都是打破学院主义、构建学理价值的科学方法。
当下的文学现场不免有些喧哗。返身看看宗白华的“心灵的价值”，看看他关于自我的充分表现，乃求人格的尽量发挥，以促进人类人格上进化的宏大愿景，这对于砥砺当下作家、评论家的创作品格是有启示价值的。
（作者：周红莉，系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