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首刊于《清华社会科学》第4卷第1辑（商务印书馆，2022年）。
摘要：马克思描绘了二元对立和多元互动两种不同的阶级图景，其“阶级”概念拥有过去和未来两张面孔，前者是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后者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阶级”概念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也彰显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战场和战利品的多重角色。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有效缓解了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张力。阶级和阶级斗争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有机连接起来。以“问题式”方法反思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全性理解。
关键词：阶级概念 马克思 二元与多元 经济与政治 结构与能动
一、作为问题式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正文第一句话使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以往所有的哲学观念、思想体系在本质上区别开来。
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为：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
他在不同的场合指出，马克思以两大发现“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一是唯物史观，即物质条件决定阶级状况，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二是剩余价值，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这两大发现中，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后世研究者们也用各种方式表达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关键地位。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称：“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既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动力分析的本质。”洛维特（Karl Löwith）认为，马克思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观念政治”更换为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的“阶级政治”，实现了整个政治哲学的“换牌术”。今村仁司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不是社会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伊壁鸠鲁的“偶然性相遇与碰撞的哲学”，它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是“永远斗争的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邓初民将“阶级论”置于其代表作《新政治学大纲》各编之首，因为“阶级是一根红线似的把各种政治现象贯穿起来”，探究政治发生、成长、没落之规律，必须“以阶级的论述为其出发点”。
令人不解和扼腕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虽然处处可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影子，却找不到一篇专门对阶级概念进行直接和系统阐发的文章——除了《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52章以“阶级”为题、中译本仅1000多字的残篇。在这个广为人知的文本中，马克思表达了深入探讨阶级的形成和划分的意图，指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由三大阶级构成，即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他们分别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其收入来源分别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阶级之间还存在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从而使阶级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职业和谋生手段不能构成阶级划分的标准，社会分工造成的利益和地位也不能用于划分阶级。
马克思在该章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是什么形成阶级？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可是接下来方括号中的“手稿至此中断”，打破了研究者从马克思本人处得到明确答案的愿望，也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想象和争论。其结果，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很独特的情况，一个学说中最重要的概念却相对地不确定”，尽管“模棱两可的含义远远没有限制一个学说的成功，反而发挥了有利作用。概念本身越是不确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越是容易传播”。
由于马克思坦承，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都不是自己的功劳（事实确实如此），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既然“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与之有何实质性区别？他说，自己主要是证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一段话，对于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阶级斗争学说乃至唯物史观都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马克思笔下的阶级不仅是一种事实描述，更是一种理论建构；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分析，更是指向未来的行动指南。
这样，我们看到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方面，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并非马克思主义所特有，马克思、恩格斯也并未对此做过系统全面的阐述；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后来的研究者，都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理论中的绝对核心位置。对此，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人围绕阶级的构成要素或划分依据，提出形形色色的观点，诸如多元决定论、政治实践决定论、经济-社会文化决定论、财富-剥削决定论等等。有人强调马克思阶级概念的二元性，认为它既是“后部落历史”（post-tribal history）的共通现象，又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既是用来说明某种复杂现象的人造概念，又反映了具有团体意识之人群存在的客观事实。有人干脆主张抛弃“阶级”这个词，因为其“各种各样的可能的政治和哲学的含义使得它对于独立分析没有什么用处了”。
笔者以为，为了更好地理解隐藏在马克思阶级概念复杂表象之下的实质意涵和深层结构，不妨在方法论上借鉴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的“问题式”概念。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用“问题式”（problematic）一词表达“理论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并认为这种做法是符合马克思关于思想发展的理论原则的：“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问题式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
如果用问题式的概念去思考某个特定思想整体（这个思想直接以一个整体而出现，它明确地或不明确地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总体化”动机而“体验”），我们就能够说出联结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统结构，并进一步发现该思想整体具有的特定内容，我们就能够通过这特定内容去领会该思想各“成分”的含义，并把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留给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
阿尔都塞指出，确定思想的特征和本质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是思想同它的对象所保持的真实关系。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问题式。简言之，所谓“问题式”，可以理解为一种带有明确问题意识，以整全性、结构性视角考察特定思想的方法，这种方法反对个别的、割裂的、表象的分析，强调思想与其对象之间、思想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
不仅阿尔都塞，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表达过类似的主张。柯尔施（Karl Korsch）批评某些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却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在法国知识界“非马克思主义化”以后，理论家们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
鉴于阶级概念在马克思学说中极端重要的地位，尽管中外学界已有汗牛充栋的论著讨论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本文尝试以问题式的方法对马克思阶级概念进行反思，有以下两层考虑：其一，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遍布马恩的著作，却又呈现出复杂多元、模糊不清甚至矛盾冲突的样态，只有从问题意识上加以整全性理解，才能超越支离破碎的表象化论述，把握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基本意图和深层结构；其二，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将马克思学说各主要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穿起来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整全性理解的一把钥匙。因此，本文不仅试图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也试图将阶级分析与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反思。
二、二元与多元的阶级图景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马克思阶级论述首先让人困惑的是：现代社会究竟是由几个或哪几个主要阶级构成的？对此，前引《资本论》残篇和《共产党宣言》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共产党宣言》紧接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名言之后写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资本论》“阶级”千字文则明确指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同时还存在很多中间和过渡阶层，且完全没有提及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这两段话呈现了两种不同的阶级景观：前者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后者则是围绕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而形成的多元互动。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类型的著作中，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采用了不同的言说方式。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革命檄文，描绘的是两大对立阶级不断冲突和斗争，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持续迈进的宏伟历史蓝图；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为代表的时政评论，则对法国、德国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局势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剖析，其阶级图谱远为复杂和含混。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共产党宣言》毫不关心现实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或者《雾月十八日》偏离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框架。
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延续了久已存在的阶级对立，但资产阶级时代的新特点在于：“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的观察，也是他们将辩证法用于历史分析的结果：辩证法主张两种类型之间的逻辑对立，“所以各种具体细节便被视为只不过是某个主题的种种变异而已，而且那些微小的差别也是无足轻重的”。（马克思确实说过，各种中间的过渡的阶层“对我们的考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冲突、持续斗争，却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阶级或基本阶级，也是现代社会中的“积极政治力量”，即阶级斗争主要发生于其间的力量，所以从根本上讲就是“由这两个阶级中的哪一个阶级来进行统治的问题”。相比之下，其他次要阶级或“附属阶级”，如地主、农民、小资产阶级，则是“在政治上颇为迟钝”、行动能力低下的“消极阶级”。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好比一幅写意山水图，以磅礴恢弘的气势勾画了人类社会在两大对立阶级的持续斗争中滚滚向前的历史景观，处处洋溢着史诗般的浪漫色彩；那么，《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时评性著作更像是历史工笔画，以细致入微的观察、栩栩如生的笔法，描绘着法国、德国社会中纷繁复杂的阶级关系和为了特定目标、以特定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芸芸众生，读起来好似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历史小说。
在这些著作中，形形色色的阶级名目向读者扑面袭来，令人目不暇接。例如，《法兰西阶级斗争》提到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以及“上述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代言人”（学者、律师、医生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提到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工业工人、农业工人、富裕农民（大农和中农）、小自由农、封建佃农等。
这两种阶级图景，在现实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有不同蓝本。两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二元论框架，主要来自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所有的国家里，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前引《资本论》残篇写道：“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反过来说，英国也是“最接近马克思二元论政治观的国家”，尽管事实上英国工人阶级内部千差万别，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剥削阶级相对峙。
但马克思对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更多地取材于对欧洲尤其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直接观察。“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导致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崩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却日益明显地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整个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法国现实发生着的阶级斗争及其独特性，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学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验材料和理论灵感。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3版序言中写道：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未使他感到意外。
至于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封建贵族“仍然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总体说来，“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
研究者大多认为，尽管《共产党宣言》吹响了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号角，马克思最脍炙人口的阶级论述却出现在他对法国1848年革命进行即时评论的两本小册子中，即《雾月十八日》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萨拜因看来，这两部著作堪称马克思关于现代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大纲。“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理论乃是马克思观察法国社会和体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以后所获得的启示，尽管他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无产阶级的观念主要是以英国的工业历史为依凭的。他假定把这两个国家的情况综合起来可以为所有的工业社会提供一个普遍的模式。”
如前所述，《资本论》残篇将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不过细细体察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论述，土地所有者作为正在或即将逝去的传统贵族的代表，并未得到详尽的讨论；相反，边界更模糊的另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马恩笔下始终占有重要位置。或许有理由认为，真正构成马克思阶级体系的三大阶级，应该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土地所有者或地主阶级）。这三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象，用极简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先验的无产阶级，经验的资产阶级，暧昧的小资产阶级。
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先验的阶级，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曾在经验意义上讨论过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卢森堡（Rosa Luxemburg）甚至认为，马克思为当今工人运动所做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现代工人阶级，也就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历史存在条件和运动规律的阶级。”但尽管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中，无产阶级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抽象化、理念化的终极力量。
首先要注意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转换，即“劳动者”与“无产者”之间的身份转换。尽管“19世纪劳动者的历史现实在总体趋势上越来越接近于无产者” ，但是确定二者身份的依据并不相同，前者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现实存在的个体和群体，后者则是由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赋予了资产阶级掘墓人角色的抽象存在。所谓“无产者”，在现实逻辑中是以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来界定的，在历史动力学中则是以消灭资产阶级进而消灭一切阶级的历史使命来界定的：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话，清楚地传达了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先验存在的特征：一个被戴上彻底锁链的阶级，一个被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的阶级，一个遭受普遍苦难和不公的阶级，一个因而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
因此，无产阶级被赋予了其他任何阶级都不具备的品质：坚毅、尖锐、胆识、无情，开阔的胸怀，大无畏的精神，以及“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只有无产阶级可以“对敌人振振有辞地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在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人失去了自身”，在现代社会“非人性的顶点”的逼迫下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
如今村仁司所说，相对于资本家或劳动者这样在现实中实际存在的阶级，无产阶级处身于现实的阶级和等级空间无法指定的“非场所”，他们的领域是“非所有、非秩序、非阶级、非等级”的领域，因而并非实在性的存在，而只能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趋向性的存在。尽管无产阶级遭受苦难、一无所有，他们恰恰是阶级性（classness）最高的阶级。简言之，无产阶级正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将拥有一切；正因为被排除在现实之外，所以能超越现实；正因为被锁链束缚，所以能解放自己进而解放全人类。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正如将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国家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实际上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有着实质性的对应关系——当资产阶级被消灭的时候，阶级也将和国家一道被消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构成的二元图式中，对立的双方实际上处于完全不对等的地位：资产阶级是阶段性的、局部的、不完善的、不道德的、终将灭亡的，无产阶级则是终极性的、整体的、完善的、道德的、终结历史的。
在这个意义上，维塞尔（Jr. Leonard Wessell）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反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重要前提 ，是不无道理的：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现物质力量是革命的力量，是因为他已经把精神结构注入到物质力量中去了……当“我必须成为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地位”对立的两极，在有限的个人阶级中重合为戏剧的张力时，这一阶级的物质现实和物质力量就转变为人民社会“灵魂”的“头脑”和“心脏”。因此，社会的碎片转变为精神化的阶级，转变为整体的社会代表。马克思是一位聪明的唯物主义者，他以神话诗学的语言阐释革命的因果关系，而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神话诗学的根据表明自身就是一门精神学。
相比之下，尽管资产阶级在作为无产阶级对立面出现的时候也具有抽象和先验的色彩，但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形象要复杂、细腻、鲜活得多。看看《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的描述，便可窥其一斑：1830年“七月革命”后，路易·菲利普被资产阶级自由派拥上王位，可是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则是官方反对派中的一个部分，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
在1848年革命中，形成了“秩序党”和“民主社会主义党”两大集团的对垒，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宪法之友派”。秩序党是奥尔良派与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资产阶级又分裂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产（缺字？），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集团曾先后独占政权。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它就只能是“以正统派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派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
如果说无产阶级是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历史规律的化身，资产阶级在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中努力获取和行使权力，那么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身份上模糊不清、行动上犹豫不决、立场上摇摆不定的暧昧的阶级。就身份而言，他们“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
萨拜因甚至宣称：“马克思所谓的小资产阶级乃是各种异质成分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而这些成分除了不能被归入资本家或工人以外无甚共同之点可言。”就行动而言，他们“擅长吹牛”却“十分无能”，不敢做任何冒险，总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他们在起义中“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可是“运动既然被小资产阶级所控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就立场而言，他们“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 ，和资产阶级做斗争只是为了维护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他们不是革命的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对于阶级斗争和历史进程来说，小资产阶级最现实的意义只是为无产阶级持续提供新的成员。“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他们“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而且也不可能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个别的人、集团、阶层会从后者转向前者，可这“自然也就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本身策略方面的动摇”。
萨拜因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有如下评论：“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在很多程度上是一种为了适应其社会革命理论而建构起来的先验理论。他当然未对任何社会的阶级结构做过经验研究。”这话的前半部分不无道理，后半部分则显然并非事实。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到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实践，都能看到两种不同意义的阶级概念：一种是理念的、抽象的阶级，强调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呈现为同质的、固化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图景，更多具有建构的色彩；一种是经验的、现实的阶级，关注阶级之间的关联和交融，呈现为异质的、流动的、多元互动的阶级图景，更多是对现实社会结构的表征。前者意味着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谓敌人与朋友的区分，因而在特定社会类型中必须强调两大主要阶级的对立和冲突；后者对应着革命实践中的复杂情境，因而无法回避特征多样、边界模糊的不同阶级类型的存在。
三、阶级的雅努斯面孔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有这样一处细节：“（1848年）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脑袋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浅淡线条的行政权面孔。1849年5月28日，它显示出另一副面孔，即布满了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闹宴所留下的累累伤痕的立法权面孔。”两副面孔结合起来，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便完成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正式确立了。我们暂且跳出这段话对革命局势的分析，只借用其中“雅努斯”的比喻来阐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怎样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
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系统解释，这种解释以经济作为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基础，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分析现在即资本主义经济的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作为解释过去向未来转变的依据。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使这种系统性、贯通性的历史景观得以落到实处，而不至于成为虚幻缥缈的空中楼阁。
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阶级和阶级斗争放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去考察。这首先意味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产物，有一个形成、发展、演变直到最终消亡的过程。他们笔下存在着一个没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政治组织的“史前阶段”。不过，这个史前阶段并非马克思重点关注的对象，这种没有财产和阶级冲突的静止状态主要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照物而存在的，“为他对人类历史的描绘提供了方便的隔断”。
直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才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较系统地探讨了原始公社解体、社会逐渐分裂为独特并相互对立的阶级的过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日益发展，以及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的可能性的日益发展，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
从原始公社解体到现代工业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期内究竟是否存在阶级，马克思有不同的说法。前引《资本论》开头那段话中，同时使用了“阶级”“等级”和“阶层”三个不同的概念，从文意来看，似乎等级和阶级都是指根据社会地位不同而加以分层的人群，阶层则是在阶级或等级内部区分出来的特殊人群。至少可以说，在前工业时代，阶级与等级的区分是模糊的，阶级与阶级之间、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是复杂的。
《共产党宣言》随后又写道：“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就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有的现象，虽然其关系形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指食利者和资本家——引者注）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象还是隐蔽的，例如，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
在这里，等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群体自身特质相关的概念，阶级的界定则在根本上取决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照此理解，不仅分工、私有制和交换出现之前没有阶级，甚至在封建社会也只有等级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只有现代工业社会才催生了资产阶级，同时也催生了阶级本身。
接下来，阶级和等级的区别又和国家独立性的问题联系了起来。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但是在“比较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阶级”而“不再是一个等级”了，它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换言之，必须使国家成为自己进行统治的工具。只有在“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并继续发挥作用、阶级统治尚未形成的国家，国家独立性才可能存在。有意思的是，这两种情况的典型代表分别是美国和德国。
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阶级划分，是基于城乡分离而形成的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这甚至跟生产资料没有直接关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公共机构，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
因此，一般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在原始公社解体、私有财产出现后就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而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条件下的这种穷人、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就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简单而清晰地勾勒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怎样从历史中形成的。
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从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他们又来自中世纪的农奴）中发展出来的。随着美洲的发现，新市场的开辟，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的空前高涨，工场手工业逐渐代替了封建的、行会式的经营方式。随后，“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现代工人阶级是和资产阶级同步发展的，“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与此同时，“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伴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对抗，其他阶级则变得更加动荡不定。“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
因此，二元对立与多元互动的两种阶级图景，既有共时性的类型学意义，又在历时性维度上呈现出人类社会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强调阶级对立普遍存在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各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一方面又指出阶级关系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而在“我们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的阶级结构经历了从复杂到简单、从多元互动到二元对立的转变。
和阶级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历史的产物——过去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未来还将经历从有到无的过程。《共产党宣言》正文开头的那句名言，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最强有力的表达。然而很多人只看到其中“阶级斗争”这几个字，却忽略了其他限定成分和后文具体论述的重要意义，以至于霍布斯鲍姆不无尖刻地说：“大家会有个印象，觉得有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好像只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页而已，并且只读了一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除了“阶级斗争”和“一切”，这句话另一个重要的词是“至今”，其意义就是要把阶级斗争放入从古至今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
除了前文提到的“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这个脚注，恩格斯还在其他地方做过类似的说明。188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到，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并成为“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以往”和“直到今天”，更明确地表达了阶级斗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的意思。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阶级朝向过去的那张面孔解释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由来和现状，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线索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基点，那么，它朝向未来的那张面孔则使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性特征得以凸显，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如洛维特所说，“未来”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意识共同的焦点和真理所在，以此为基础，现代人才得以避免向过去的起点永恒回归的循环史观，把历史看成一个指向未来目标的有意义的进程。无疑，如果没有勾画未来的蓝图并指明前进的方向和道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阐释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绝不可能产生如此强大和深远的影响。
诵读《共产党宣言》，可以感受到一种磅礴的力量从历史深处翻涌而来，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在当下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是过去支配现在”；在未来可期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现在支配过去”。这种力量，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和它的代表共产党人。不同于资产阶级用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一种国家取代另一种国家，“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同样地，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的共产党人，“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可以说，阶级朝向过去和朝向未来的两张面孔，将马克思学说的不同面相贯穿为一个有机整体。原始公社解体以来阶级和阶级斗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马克思提供了合理解释世界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材料；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进而消灭阶级本身的未来预期，则为马克思提供了有效改变世界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前者是从经验总结规律、从具体到抽象的历史科学，后者则是用理论指导实践、从抽象到具体的政治科学。
四、经济的阶级与政治的阶级
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阶级首先是一个社会经济领域的概念。关于现代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恩格斯在两个地方做过简单说明。一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的序言中写道：
我总是用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尤其是和所谓的贵族不同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作为“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同样，我也总是把工人（working 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词来使用。
二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资产者和无产者”一节中加的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在这两段话中，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基本依据都是是否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以及在此基础上是雇佣他人劳动还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分工和所有制的解释，即分工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个要素的矛盾和分离，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 ，便构成了人们对马克思阶级概念最通常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阶级关系），首先是由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决定的。
但是《共产党宣言》正文开头的那段话，表达了与此不同的意思，其中列举的各种对立阶级并不完全是由生产关系来界定的。第一个例子中，和“奴隶”相对的是“自由民”，而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奴隶主。奴隶与自由民的关系和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显然是不一样的：贫穷的自由人的生活常常比奴隶还要艰难，也不会拥有奴隶。奴隶与自由民的区别是法律地位上的区别，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的区别。
整体而言，这里所说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和后文阐述的“剥削”关系也不是一回事：“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
这样，我们看到了界定阶级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经济意义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一种是政治意义上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但“统治”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经济的统治与政治的统治既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又遵循各自不同的逻辑。这一点是对马克思阶级概念进行整全性理解的要害所在。
马克思本人是对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做了明确区分的。“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关系最终是由财产关系决定的，但“权力也统治着财产”，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马克思不仅区分了经济支配阶级和政治统治阶级，还揭示了在意识形态上代表某阶级的人和机关独立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因此，他所搭建的是一个由政治统治、经济支配和文化代表共同组成的多重分析架构，“并深刻地认识到结合这一多重性的利益对立性和共同性原理”。
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同样呈现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属性。《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称，“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列宁在评析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经济派”只承认萌芽状态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更发达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发展到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的机构时，那才是充分发达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这段话不仅阐明了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经济与政治二重性，而且提示读者，尽管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即经济的角度来界定阶级的，但在指导革命实践、引领历史前进的意义上，政治权力、政治斗争才是阶级概念更重要的面相。
经济和政治二重性问题显然是和“代表性”问题密切关联的，就是说，本质上由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所决定的阶级，如何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又如何处理自己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统治阶级在政治领域的代表，即国家；在思想领域的代表，即“思想家”或“意识形态家”。
关于后者，《德意志意识形态》做了透彻的分析：“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与此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工，“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关于前者，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在这里相遇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马克思关于阶级与国家关系最为人熟知的说法。《共产党宣言》指出，尽管资产阶级是从曾经被压迫的第三等级发展而来的，但是“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委员会”就是工具的代名词。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其修正版本，即国家机器及其法律构成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无论国家是否由资产阶级直接控制，国家政策都会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以强制的方式保持社会稳定。这种观点被称为“功能主义”国家观。
而在《雾月十八日》中描述路易·拿破仑的掌权过程时，马克思明确承认国家机器可以摆脱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而更加自主地运行。在这里，他“没有忽视国家机构（官僚工具）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事实”，也“没有忘记无法归入资本、工资劳动和地租等概念中去的各阶级，特别是小农（自耕农）所发挥的作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阶级成员背离了自己所属的阶级，政治党派背离了自己代表的阶级。
“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阶级与国家之间，阶级与政治家代表之间，阶级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国家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纵横捭阖，令人眼花缭乱。
在革命进程中，可以见到秩序党各个派别的垄断——工业集团、金融集团、大地产集团、天主教集团，以及革命的“无政府派”的联合——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者、整个中间等级。然而，最终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都没能有效地找到并驾驭自己的代表，政权归于“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波拿巴之手。
1848年12月10日使波拿巴当选为总统的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农民欢迎波拿巴，是因为农村反对城市；军队欢迎波拿巴，是因为他们反对共和党人；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回复君主制的跳板；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为了惩罚镇压起义的独裁者卡芬雅克。这次选举，是阶级政治与现实政治相分离的一个典型例证。
攫取政权的拿破仑成了“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派别的集合名词”，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专有名词”。“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正是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背离，使同样的剧情在1789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中反复上演。
恩格斯后来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对国家的看法已全然不同于《共产党宣言》：
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在恩格斯看来，正因为国家不是阶级统治的忠实工具，不是整个社会的独自代表，国家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
其实用不着恩格斯的事后总结，在马克思对法国1848年革命的即时观察和评论中，已经明确阐述了国家作为阶级活动“地盘”和阶级斗争“战利品”的角色。“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这样的政府，当然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能够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盘。”“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作为工具的国家、作为地盘/战场的国家和作为战利品的国家，紧密交织在一起了。这三种角色似乎和特定的权力机构有某种对应关系（立法权更像是战场，行政权更像是战利品和工具 ），又可以理解为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不同阶级围绕国家政权而展开斗争，国家便成了阶级斗争的主战场；阶级斗争告一段落时，国家政权成为特定阶级、阶级联盟或阶级中的特定集团的战利品；在阶级斗争中胜出的阶级，便可以将国家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因为国家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可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阶级斗争胜利者的战利品，才会发生《雾月十八日》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刻画的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斗争场景。
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以历史取代哲学”进而“以社会和经济取代政治和宗教”。“以历史取代哲学”，抓住了马克思在方法论上与同时代人相比的一个重要区别，但也不宜过分夸大这种说法。马克思所勾勒的两种阶级图景，背后蕴含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两大阶级二元对立、持续斗争，体现的是抽象宏观的哲学思维；多个阶级交叉融合、多元互动，则是一种求真务实的历史思维。
因此，与其说马克思用历史取代哲学，不如说是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建构一种新哲学。“以社会和经济取代政治和宗教”，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假设的确是这样，可是在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中，处处体现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属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对1848年革命期间法国阶级状况的细腻描述中）政治性是独立于经济性之外，甚至超越于经济性之上的。因此，与其说马克思用社会和经济取代了政治，不如说是以社会和经济为基础探索一种新政治。宗教当然是唯物主义批判的对象，不过，马克思也探讨了宗教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功能替代物，即具有行动取向和群众取向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资本论》是把经济作为表象来理解的话，那么可以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把政治作为表象问题来处理的。如果《资本论》是近代经济学‘批判’的话，同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对近代政治学的‘批判’。”恩格斯在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时曾说：“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如果这个说法是合理的，那么马克思恰恰是在此基础之上，将经济重新凝练为政治的科学。由政治转向经济，再由经济升华为政治，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彰显马克思学说的特质所在。
五、结构的阶级与能动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而谨严的理论体系，它与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众所周知，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三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发挥着哲学基础、现实批判和行动指南的功能，或者说，分别对应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时间维度。
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张力：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人能够通过把历史现实客体化从而掌握这种发展演进的规律，即使这种现实是在当下以历史主体的经验为形式呈现的”；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体制从根本上说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定义的，人类的意识由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做出客体化诠释，和从阶级斗争出发来诠释历史的发展演进，两者间如何协调，这是一个问题。” 客体性与主体性、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全面理解马克思阶级概念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关涉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自洽性。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仍要回到阶级定义本身：作为历史行动者的阶级，作为阶级斗争主体的阶级，依据什么标准才能得到确认？如前所述，马克思在根本上是以经济标准即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来界定阶级的，可是由于现实情形的复杂性和错位性，又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补充性或替代性的看法。
最为人熟知的一种观点是，应该在经济因素之外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这就是汤普森（E.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核心观点。他说，阶级不单是生产关系的事情，而且包含由它们产生出来的文化和政治，包含一个站在生产关系群体的特定地位进行自我创造的过程。“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客观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主观意义上的阶级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
柯亨（G. Cohen）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坚决支持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阶级定义：“我们要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只是根据他在所有制关系网络中的客观地位，不管熟练地辨明这种地位多么困难。意识、文化和政治不能成为他的阶级地位的定义的一部分。”只有把这些东西排除在定义之外，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地位强有力地决定意识、文化和政治的观点。就是说，阶级应该且只能由其成员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他们在其中的实际权力和义务来决定，所以柯亨称之为“阶级的结构概念”，正是这种结构性概念使直接生产者的类型区分成为可能，也使马克思得以发现“社会的解剖学”。
普兰查斯则主张多元决定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阶级呢？它们是由社会成员所组成的群体，这些人的地位主要（但并非绝对）由他们在生产过程也即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所决定……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经济关系是界定阶级的主要依据，但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也在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中发挥了作用。
不难理解，在纯粹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阶级定义中，阶级成员深受结构性力量的束缚而难以自主行动；而在其上叠加文化要素和政治要素，则给行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了空间。说到这里，我们当然会想到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的经典论述。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自为阶级的特征在于为了维护阶级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斗争），这表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前文所论的“经济的阶级”与“政治的阶级”相呼应的。唯物史观以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为载体，这种阶级概念却难以有力地解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动力机制，只有将经济阶级与政治阶级、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才能阐明阶级斗争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并不认为存在产生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我们就都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亡，工人阶级必须挺身而出，接过社会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但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历史使命，并愿意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努力奋斗的时候，这个伟大的蓝图才会变成现实。既然无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不能成为自己的代表，就需要一个政治组织来代表它、唤醒它——这个组织当然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所以，他们可以引导无产阶级实现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进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既是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事实，也是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方向和目标：“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如卢森堡所说，在马克思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存在大量的雇佣工人，他们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共同的社会生存条件而团结起来，摸索摆脱他们处境的出路；但只有马克思“采用通过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特别的历史任务把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上升为阶级”。
不仅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也都可以在自在和自为两种意义上来理解。“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 和无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在“形成为阶级”之前只是因其客观经济地位而存在的自在阶级，“形成阶级之后”才会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和封建主义做斗争。
小农阶级也是如此。一方面；“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不用说，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是基于阶级发展历程的一种理想型区分，纯粹的自在阶级和完全的自为阶级之间存在各种中间状态。一个阶级的自为程度越高，就越可能“作为一个单位行事”，并“作为一个单位生产自己特有的思想和信念”。且看《雾月十八日》对1848年革命各阶段的简要总结：
普遍友爱的骗局。
一切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遭受失败。
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资产阶级专政被废除。
制宪议会同波拿巴以及和秩序党进行斗争。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
在书中描述的复杂关系和曲折情节中，尽管一些阶级尚未成为真正意义的自为阶级，它们仍是和各政党、各派别一样的拟人化的行动者，在历史舞台上生动地展现自己的身姿。
能动性问题还体现在阶级与阶级成员的关系上。对这个问题，马克思首先强调的是阶级对于个人的决定性作用。“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 如萨拜因所说：“正如民族之于黑格尔乃是一个集合统一体，阶级之于马克思也是一个集合统一体。”
但是，阶级成员完全可能偏离所属阶级的规定性，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偏好行事。“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一个人的信念和行为主要是由他所属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但“那个阶级也必定会不时地造就一些不寻常的个人，他们会挣脱本阶级的束缚并为某个将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兴阶级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结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宿命论也就失去了根据。”
在1848年的革命大戏中，作为阶级成员的行动者（尤其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纷纷偏离了自己的阶级属性，使得一个跳梁小丑似的人物攫取了政权。正因为阶级成员、阶级代表具有很多情况下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能动性，才导致马克思基于阶级分析对法国、德国政治走向的预测未能变成现实。“他对1848年的期望落空了，那年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无一成功。”
在德意志，过去的精英重新掌握了权力，德国统一不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果，而是在普鲁士的绝对君主制和俾斯麦宰相的统治下实现的。在法国，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被推翻，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法维持，路易·拿破仑恢复了帝制。“马克思晚年认识到，《共产党宣言》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欧洲诞生的阵痛当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垂死挣扎。”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作为历史进程中的行动主体，阶级至少在两个意义上体现出能动性色彩：一方面，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会从经济的、客观的、消极的自在阶级向政治的、主观的、能动的自为阶级转变，自觉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使唯物史观所揭示和预测的历史进程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阶级的成员和代表相对于阶级整体也有其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则很容易导致对所属阶级之属性和使命的偏离，成为既定历史进程的干扰因素。对此，应星提出的结构、局势、行动者三因素分析法值得参考：阶级作为一种结构力量起着长期和根本的作用，又和国家、政党、经济、社会、观念等因素共同交汇成一种局势，与此同时，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也会暂时脱下“一律的阶级制服”去自主地行动。
六、东方的回响与问题式的反思
1917年11月7日晚，俄国十月革命在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中爆发。随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成立。《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在大半个世纪后开始变成现实，并在世界各地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
在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成为“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次年，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和中共建党先驱中，李大钊是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了解最深入的一位。他从不孤立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其置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演变的大脉络中加以比较观察。因此，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比其他人更具有反思意识，对其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张力产生过更多的疑惑，正因如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征也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分为三个部分：关于过去的理论，即历史论；关于现在的理论，即经济论；关于将来的理论，即政策论。阶级竞争说则是将其联络起来的一条金线。这里的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大致对应通常所说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批判）、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它们分别承担着阐释过去、批判现在、引领未来的功能。
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马克思学说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张力，尤其是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论之关系可能会引发质疑。“马氏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马克思一方确认生产力是历史的原动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为了消除心中困惑，走出理论困境，李大钊沿着两种逻辑对马克思学说做了进一步阐释。
一是阶段论的逻辑，即阶级斗争只适用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而不能涵盖全部的人类历史。他摘出马克思的三句重要论述，从中各撷取一个关键词：首先，“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所谓“从来”，意思是不包括未来。其次，“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采敌对形态者的最后”。所谓“最后”，意思是以后不会再有。最后，“人类历史的前史，以今日的社会组织终”。所谓“前史”，意思是人类尚未进入“真历史”。所以他的结论是：“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 当人类历史由“前史”进入“真历史的新纪元”，阶级竞争便会让位于友爱互助，“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
二是能动论的逻辑，即经济变动推动历史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须充分发挥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李大钊意识到，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色彩很可能被人误解，导致一种消极等待的行动取消主义。“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便可能被“加上了一种命定的彩色”。但他提醒读者，马克思、恩格斯恰恰是反对消极等待，主张积极斗争的，《共产者宣言》便在“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把唯物史观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说”，阶级竞争则是其“第二说”。唯物史观是求得“根本解决”的方向和目标，阶级竞争则是推动和促成根本解决的“准备活动”。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结构主义特征（以经济变动为根本因素）与能动主义色彩（以阶级斗争推动经济变动）的张力便得到了有效缓解。
李大钊发表此文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翻开了新篇章。如今重访经典，以问题式的方法对阶级概念进行反思，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东方回响。
首先，阶级概念为整全性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点。在结构的意义上，阶级作为一种复合的关系性概念，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连接成一个整体。在分析的意义上，阶级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群联合体，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因素交融互动。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阶级又是将其各组成部分贯穿起来的一条金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线索；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剥削工人、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被异化，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批判的分析起点；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其次，马克思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阶级图景，一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斗争，一种是现实社会中多个阶级之间的持续互动，它们有不同的来源，代表了马克思阶级理论中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两种逻辑。前者主要以英国为蓝本，呈现为理念的、抽象的、同质的、固化的、二元对立的阶级，更多具有理论建构的色彩；后者主要以法国为蓝本，呈现为经验的、现实的、异质的、流动的、多元互动的阶级，更多是对现实社会结构的表征。前者好似历史诗学，勾画了人类社会在两大对立阶级的持续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历史景观；后者堪比历史小说，描绘了现实社会中纷繁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形象生动的芸芸众生。
再次，马克思阶级概念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贯起来。一方面，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原始公社解体后，随着私有制、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这解释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由来和现状，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线索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基点。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无产阶级终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实现消灭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蓝图。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性特征，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阶级概念的过去和未来两个面相，分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历史科学和政治科学的特质。
复次，马克思阶级概念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就阶级关系而言，有经济意义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有政治意义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就阶级斗争而言，有针对财产权力的经济斗争，也有针对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可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可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抑或阶级斗争获胜者的战利品。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关系即经济的角度来界定阶级，但在指导革命实践、引领历史前进的意义上，政治权力、政治斗争却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与前人和时人相比，马克思以历史替代哲学，又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建构了一种新的哲学；以经济和社会解释取代政治和宗教解释，又以经济和社会为基础探索了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性。
最后，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之间蕴含着内在张力，但马克思在理论探索中有效缓解了这种张力。唯物史观旨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客体性、结构性的色彩；阶级斗争则是人们的主观行动，具有主体性、能动性的特征。马克思以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回应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历史使命，并愿意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努力奋斗，也就是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时候，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勾画的历史蓝图才会变成现实。另一方面，阶级成员和阶级代表相对于阶级整体所表现出的能动性，则可能导致对阶级属性及其使命的偏离，成为既定历史进程的干扰因素。
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上述探讨，还提示我们进一步以问题式的方法，去思考马克思学说本身的内在特征。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区别。不同于黑格尔单一的、同质化的“总体”，马克思的“统一性”是一种具有“多环节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这种特殊结构“确立了矛盾与矛盾之间、各矛盾之间存在的支配关系”。从这种复杂统一性出发，马克思学说中以下几点很值得关注。
一是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之关系。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观念，旨在探寻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法，强调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主张在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中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二者遵循的内在逻辑并不相同：唯物史观诉诸一种确凿的终极性解释，辩证法可能导向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唯物史观呈现出历史规律不可抗拒的结构性特征，辩证法具有更显著的能动性色彩。如果说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基于客观规律的理想蓝图，那么辩证法则为实现这一蓝图提供了激发行动者主体性的革命动力。
二是理论与经验之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萨拜因与阿尔都塞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反差。萨拜因认为马克思过于关注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关注事实和经验，从而使他的逻辑体系缺乏严密性。阿尔都塞则说，“条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之一，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经验的概念，而是建立在对象本质基础上的理论概念，体现了整体在特定“阶段”上的存在，也就是整体结构各环节间相互依存条件的复杂关系。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笔下二元对立的阶级与多元互动的阶级、经济的阶级与政治的阶级、结构的阶级与能动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完全可以在这种以“条件”为前提的“统一性”下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些对举的阶级概念中，前者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主导结构和运动规律，后者则是对政治家所处“现阶段”之“环境”或“条件”的动态把握。
三是表征与要素之关系。在概念史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看来，历史的基本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representation），也是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要素”（factor），就是说，概念不仅被用来描述和再现政治发展过程，更具有引导政治实践、参与政治变迁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符合这种判断。卢森堡指出，马克思学说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特定阶段在思想上的反映，但又不仅仅是一种反映。“如果马克思的这种认识不成为社会的认识，不成为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认识，那么被马克思认识到的这一历史过渡是绝对不会实现的。这种由马克思的理论阐述的历史变革需要以下列条件为前提：马克思的理论成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成为历史本身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可以看作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只有当它们成为推动历史进程（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表征（解释世界）时，马克思所描绘的历史图景才会变成现实。
“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质上仍然属于哲学的“反哲学”。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学说，为我们深入理解这种历史的、批判的、行动的、革命的、反哲学的哲学，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