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尤其从甲午战败到五四运动前后，大量新名词、新概念开始在中国报刊媒体中出现和流行，成为构筑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基本要素。源自西方的群众理论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开始了一番非同寻常的“理论旅行”，与“群众”相关的概念和理论逐渐进入近代中国人的“知识仓库”，成为各界人士从事社会政治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
“群众”概念的中西源流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群众”一词大致有以下几种用法：一是普通民众，或指一般人，或指群臣，或指多数人，这是最常见的用法。二是供君主役使之民众，这种用法强调普通民众作为被统治者的身份，但在传统君主制的语境中并无明显贬义。三是不明真相、易受蛊惑与驱策之民众。四是非法聚集、抗命反叛、肆意破坏之民众。
“群众”在英语中的对应词有mass、crowd、mob等，其中mass较为常用。据威廉斯考察，mass一词从15世纪起就被广泛采用，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masse和拉丁文massa，意指可以被用来铸造的一堆材料，从中演变出大量的、浓密的、集合的、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之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众理论。勒庞等人开创的群众心理学，勾勒了一副令人沮丧甚至惊恐不安的群众面孔。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人民群众和他们所构成的民族、阶级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20世纪初，群众心理学和唯物史观先后传入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很快被视为群众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标志，群众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在此背景下，“群众心理”和“群众运动”两种话语分别迎合了精英与大众、保守者与激进者、统治者与革命者的不同观感和期待，迅速流行起来并相互碰撞，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群众”景观。
群众心理的话语表述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此为勒庞著作较早的中文译介。1918年起，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勒庞的《革命心理》（1918）、《群众心理学》（1920）、《政治心理》（1921）、《意见与信仰》（1922）、《世界之纷乱》（1930）等著作的完整中译本。“五四”以后，勒庞后继者如罗斯等人关于群众心理的论著，也被陆续译介到中国。直到40年代，勒庞等人的著作和学说在中国政学各界一直广为流传。
在翻译、介绍西人著述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探究群众心理，其刊勒成书者，既有学者论著，如陈东原《群众心理ABC》（世界书局1929年版），也有训练班讲义，如张九如编《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在国民党所办的许多党政训练班、军事训练班中，“群众心理”都在讲授科目之列。这些著作体例不一、详略有别，但内容大致未逾西方群众心理学所探讨的范围，不外群众心理之特征、群众情感之特质、领导群众之策略等。不同的是，加入了对中国政治局势和群众特性的分析。在各种训练班中讲授的群众心理课程，更将如何掌握群众心理、如何控制和领导群众作为核心内容。
群众运动的言说
如果说对“群众心理”的探究往往潜藏着蔑视与恐惧之情，那么在关于“群众运动”的言说中，则常能看到赞赏与倡导之意。在风靡一时的《天演论》中，严复将“群”与“善群”提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进入20世纪后，直接在刊名中以“群”相标榜的报刊也开始出现。如1903年创刊的《智群白话报》（苏州）、1907年创刊的《振群丛报》、1912年创刊的《群学会杂俎》（上海）、1919年创刊的《新群》（上海）等。
“五四”前后，早期共产主义者更将“合群”“善群”的意涵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群众联合”成了他们眼中救国救民的必由之路。在1919年为《湘江评论》撰写的“创刊宣言”中，青年毛泽东的笔下第一次出现了“群众”字样，呼吁刻不容缓地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后，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迅速成为党的工作重心。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组织章程决议案，要求党员“到群众中去”，使党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1923年中共三大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把“排除外力及军阀”的“国民运动”作为主要任务，并通过关于“劳动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的议决案。1924—1925年间，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的开展，群众和群众运动在党内文件及各种报刊中出现的频率进一步提高。及至192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更将群众理论与阶级分析结合起来，使“群众”有了更明确的所指。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农村地区并确立“工农武装割据”的行动方略，继续以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运动为己任，只是动员的重点从工人转向了农民。在此后的党内文件和领导人论著中，“群众”“群众运动”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前进根本动力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共产革命中找到了新的依托。
“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
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经验，关于群众的论述也渐趋成熟，最终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群众路线”。在抽象意义上，“群众”可以作为“人民”的同义词，或者与之合并为“人民群众”来使用。这时，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集合概念，在权力归属和道德评判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正当性。在具体意义上，“群众”是指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个人或群体，通常与党员或干部相对，指那些属于我方阵营，但并非“先锋队”成员也不担负领导之责的普通民众。
在更多的情况下，“群众”是一个兼有抽象性和具体性、同质性和等级性的灵活概念。在“人民群众”“群众路线”“党群关系”等表述中，“群众”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差异往往被忽略。但在它前面加上各种限定成分、组成偏正短语时，“群众”又会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和等级性。从与党组织的距离远近来看，有党员群众、基本群众、工农群众、普通群众之分，这是阶级身份和政治地位的等级序列。从参加革命斗争的活跃程度来看，又有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之分，这是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的等级序列。
“群众”和“群众路线”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之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功能。从政治合法化的角度来看，群众路线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话语工具。群众的范围可大可小，一切革命的朋友皆在群众之列，革命的敌人则被排除在群众之外。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群众的边界可以随着敌、友阵营的变动而自由伸缩。在群众的边界之内，又可以依据与革命关系之亲疏远近而区分出不同的等级。在具体的政治运作和治党实践中，群众路线又是中国共产党反对“自由主义”观念的理论依据、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的有力武器。
群众论述与近代中国政治主体建构
“群众”论述的兴起与传播，彰显了近代中国政治主体建构的一个侧面。在从“主权在君”向“主权在民”转化的过程中，“人民”不仅作为君主的对立物存在，而且与“国民”“群众”等意涵相近的概念构成了一个表征现代政治主体的概念丛。“人民”作为卢梭所谓公意的载体，在道德上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主权人民”的建构，体现了为现代国家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努力。
“国民”以西方近代的citizenship为原型，近代知识分子试图以“化臣民为国民”的思路，对传统政治进行批判与反思，建构个人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然而在救亡图存与国族认同的诉求下，晚清以来的“国民”论述又始终无法摆脱“国家”巨灵的笼罩，无法确立为一个自主的普遍性范畴。
“群众”既可以看作抽象“人民”概念的具体化，又可以看作理想“国民”概念的现实化，因为群众并非权责分明的现代公民。“群”暗示着组织、团结、强有力的社会有机体，“众”则让人联想到盲目、冲动、非理性的“乌合之众”。“群众”既可能与“人民”合为一体，成为代表人口绝大多数、推动历史向前进步的“人民群众”，又可能是需要“先知先觉”者或者“先锋队”去教育和唤醒的“落后分子”。因此，近代中国“群众”论述所呈现的，总的来说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政治形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