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长期转战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尤其是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临危授命，与彭德怀等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为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保卫党中央转战陕北、进而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目前，学术界对习仲勋全力协同彭德怀指挥保卫党中央、转战陕北的重要贡献研究不够深入，有分量的成果较少。主要是2013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之际，推出一批习仲勋研究的成果：编辑出版了《习仲勋文集》（上、下卷）和《习仲勋纪念文集》等资料；出版了《习仲勋传》，但专门论述习仲勋转战陕北贡献的著作和文章很少。本文从习仲勋临危受命参与指挥延安保卫战、全力配合彭德怀指挥陕北作战、出色的政治工作三个方面阐述了习仲勋对党中央转战陕北作出的多方面贡献。其中对习仲勋参与指挥延安保卫战的西华池战斗、与彭德怀共同创造转战陕北“三战三捷”的战争奇迹及其参与发起新式整军运动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临危受命参与指挥延安保卫战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内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尽管未受到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但局部攻击不断，胡宗南拟订了《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呈报蒋介石，主张直捣延安，一举“荡平”陕甘宁边区，大战的威胁时刻存在。
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央西北局，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备战，随时准备迎敌、保卫边区。6月3日，西北局发出《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指示》。8月28日，习仲勋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清醒地指出，“在全国内战的情况下，反动派对边区袭击的危险，是严重地存在着”，并分析了边区进行自卫战争的四种有利因素，号召全边区的军民们，一致起来，为保卫边区，“准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而奋斗”。10月12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研究边区的备战问题。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习仲勋，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是有预见和准备的，从而保证了边区在国民党军的突然进攻面前处于主动地位。
1947年初，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集结兵力企图首先夺取关中分区，并多次派兵进犯，妄图打开进攻延安的突破口。领导关中分区工作、负责守卫关中分区的习仲勋，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率部勇敢狙击进犯之敌。在关中分区作战紧张之时，中央军委根据形势需要，于2月10日发布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命令，任命张宗逊为集团军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2月下旬，为实施进攻延安的战略部署，胡宗南又调遣第76师第48旅、24旅、144旅和新编第1旅、骑兵第1旅大举进犯陇东分区。3月2日，中央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通报了国民党军在陇东的部署，并据敌之部署拟定我军作战的三个预案：“（1）迅速消灭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2）我主力迅集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3）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令其研判敌情选择预案之一并电告军委理由。而胡宗南获悉我边区主力部队进军陇东的情报，认为调虎离山意图已经实现，遂命令侵入陇东的整编第76师进军至黄陵附近集结，以增加正面进攻延安之兵力。据此，同日中央军委再次电示张宗逊、习仲勋：望乘敌南撤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
张宗逊、习仲勋根据我军集结位置及当前敌情，复电中央军委“决遵第三方案执行，今晚（即3月3日晚———引者注）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当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敌情突然发生变化，即板桥合水两股敌军向西华池回缩。张、习遂命令部队向回缩至西华池之敌发起攻击。3月4日凌晨战斗打响，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一部很快突破街内和部分山上敌军阵地。拂晓时，遭敌强火力阻击，加之地形不熟、敌情不明，进攻受阻，形成对峙胶着状态。4日晚，我军一部阻击援敌，主力向西华池发起总攻，但敌碉堡火力猛烈，我军伤亡较大，加之敌援军迫近，再战不利。张、习遂下达撤出战斗命令。此战歼敌48旅1500多人，击毙少将旅长何奇。
西华池战斗，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战术指挥缺陷，未全歼敌48旅，没有达到预期战果，而且我军伤亡约1200人。3月5日，张宗逊、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报告作战经过并对未达预期战果的原因作了分析：“（一）敌反动教育很深，较为顽强，长于守备，且占房屋据以顽抗，我在巷战中炮兵使用受到限制。（二）我指挥机关及各旅刚合起六个机构，不灵便，协同不密切，对情况调查不确。”以及“在部署上有错误”、“地形不熟”等。3月6日军委复电张、习说：“西华池战斗给了敌四十八旅以严重打击，何奇毙命。今后任务是内外线配合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3月11日，野司在富县召开战斗总结会，在南线视察防务的彭德怀到会讲话。他报告并分析了全国各解放区的形势，强调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要意义，并一道总结了战斗的经验教训。
西华池战斗是胡宗南军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是习仲勋参与指挥保卫延安的“序战”。关于西华池战斗有著作评价说：“1947年3月，时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的习仲勋，和司令员张宗逊指挥部队取得西华池战斗胜利，给进犯的胡宗南整编48旅以歼灭性打击，为延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笔者以为，此战尽管受到中央军委的肯定，但谓“给进犯的胡宗南整编48旅以歼灭性打击”这一评价值得讨论。习仲勋对此战经验教训作了深刻分析总结：“因情况摸得不够准，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这使我内心十分不安。”这一评价辩证客观，反映了习仲勋可贵的实事求是态度。
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被迫转变战略、收缩兵力，发动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进攻陕北的兵力达25万多人，其中从南部进攻的主力部队胡宗南部约17万人，西北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6.9万人，东北榆林邓宝珊集团1.2万人，形成对延安及边区“包围”态势。而守卫边区队部共有2.6万余人。敌我兵力、武器装备相差十分悬殊。形势异常严峻，预示着党中央和边区部队转战陕北的艰险危难。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发起向延安和陕北的全线进攻，延安保卫战正式打响。翌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通告胡敌兵分四路进攻延安及作战部署，并令“习仲勋同志即回延安与彭德怀同志一处主持边区全局”。16日，习仲勋风尘仆仆赶到延安王家坪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到，接受新的任命，并立即投入紧急的延安保卫战之中。对于中央军委的临危授命，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同时与杰出军事家彭德怀一道指挥保卫延安、转战陕北，充满信心。
3月18日下午，中央领导和西北局部分成员在毛泽东的窑洞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兵团作战问题，并分析了全国战争形势和边区战况，布置了撤离后对军民的宣传工作。傍晚，彭德怀、习仲勋在敌机轰炸声中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延河边上车离开延安。19日拂晓，彭、习率边区主力部队撤离延安。3月20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西北的梁村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至此，习仲勋回到延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七天，和中央领导一道部署了转战陕北的战略决策，完成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掩护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撤离延安的光荣使命，随即进入了转战陕北艰难时期。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保卫延安、转战陕北的关键时刻，任命习仲勋为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的重任，协同彭德怀指挥转战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说明中央军委、毛泽东对习仲勋充分信任；习仲勋被委以重任，是因为他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熟悉西北和边区情况，经历过“血”与“火”的严峻斗争考验，在当地党群中具有崇高威望，曾经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政治工作才能和素质。
二、全力协同彭德怀指挥转战陕北
当陕甘宁边区局势处于最严峻、最艰苦、最困难时刻，习仲勋同彭德怀一道，率领装备落后、敌我兵力悬殊的西北野战兵团，肩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保卫边区的重任，与兵力十倍于我、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战。习仲勋和彭德怀都深感肩上担子异常沉重。他们互相勉励：“中央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们，倘若指挥不好，犯了错误，就有负中央的重托，那就对人民有罪。”
撤出延安后第三天，即3月21日，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发出第一份电报：敌占延（安）后动向未判明。我各兵团力求隐蔽，自22日暂休7天。此后转战陕北期间，彭德怀、习仲勋与中央军委互发电报近百份之多，中央军委、毛泽东发给他们的电报，常常简称为“彭习军”，从此两人名字载入了人民军队历史和党的历史史册。
3月19日下午，胡宗南军一部进占延安城。胡宗南得意忘形地向蒋介石报捷，吹嘘取得“辉煌战果”：“俘敌五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21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道：“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其二等大授云麾勋章。同时命令尽快寻找“共军主力决战”。随后，胡宗南集团在陕北追寻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作战中，相继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斗中，连续遭到三次迎头痛击。
关于西北野战兵团转战陕北“三战三捷”的具体作战过程，不少论著多有介绍，此不赘述；而对于习仲勋如何密切配合彭德怀指挥作战情况，则记载不多，从习仲勋本人的回忆中可以略知一二。
关于青化砭战斗，战前3月20日我军得到情报，胡军整编第1军27师31旅旅部带1个团，将于24日向延安东北青化砭进犯。彭德怀、习仲勋遂指挥部队于23日晚集结于青化砭，24日拂晓部队全部进入伏击阵地。但此时敌情发生变化———伏击部队隐蔽在寒冷的山地上将近一天并未见到敌军的影子，干部战士心里打鼓，头脑发急。随即探明原因：因当地群众抵制，胡敌未能按计划筹足干粮，推迟一天进发。彭、习命令部队继续按计划设伏。果然，25日上午胡敌进入我军伏击圈，仅一个多小时即被全部歼灭，毙伤俘近3000人，正副旅长及参谋长等军官被俘。毛泽东致电庆贺，称“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习仲勋回忆，当敌情发生变化，彭德怀安定部队情绪时说：“你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是好大喜功的二杆子。他进了延安城，估计我中央机关的领导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顺公路（即延安东北通往榆林的延榆公路———引者注）撤退怕他的汽车追，所以骑着马顺山沟向安塞方向去了（安塞位于延安西北山区———引者注），而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这是出其意料的。……更主要的是，他要捕捉我主力部队，到安塞方向没找到，必然转到这个方向来找。所以说，他一定要来。”
撤离延安后，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兵团与敌判断反其道而行之，不走延安西北山地，而沿交通便利的东北榆林方向转移，这是出敌意料的战略。参与保卫延安决策的习仲勋是了然于胸的。他回忆彭德怀这样做部队工作，没说自己的活动。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习仲勋，在涉及安定部队情绪的关键时刻，当然也会主动积极配合彭做好工作的。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发现共军主力在延安东北方向，遂调遣大部队向东进击，并吸取青化砭一战吃亏的教训，采取“方形战术”———以两个团或旅为单位排成方阵，同进同退，同行同宿。西北野战兵团牵着大队敌军的牛鼻子，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大游行”，将敌拖得筋疲力尽时，在瓦窑堡西南的羊马河虎口拔牙，于4月14日打响了羊马河战斗，习仲勋回忆说：“彭总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十余万敌人的鼻子，让它在千山万壑之间‘大游行’，等到敌人饥饿、疲劳和晕头转向之时，我军猛扑上去，打了羊马河一仗，歼敌近五千人，活捉敌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等。虽然敌之接应部队的重兵在就眼前，但彭总巧妙地让我军一部分把敌人主力九个多旅吸引到战场以西。因此，敌主力部队在距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高度评价羊马河战斗“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羊马河战斗，是习仲勋和彭德怀共同贯彻毛泽东“蘑菇”战术取得的胜利战果。
蟠龙是胡宗南在陕北前线的主要补给基地，敌军在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深宽外壕防御，纵深地堡群，层层铁丝网，密布地雷，“固若金汤”。1947年5月初，西北野战兵团制造主力部队及中共中央机关从绥德东渡黄河的假象，吸引胡宗南军主力大举“游行”至绥德，彭、习于5月2至5日发起蟠龙攻坚战。一举歼灭胡军整编167旅6700多人，缴获大批物资补给，俘虏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少将旅长李昆岗等多名军官。当胡宗南接到告急电调兵回援时，已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无力回天了。
与青化砭、羊马河打伏击战不同，攻打蟠龙是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当部队向纵深进攻时，遭到敌军猛烈火力阻击。为减少部队伤亡，彭德怀和习仲勋命令部队暂缓强攻，召开颇具特色的“火线诸葛亮会”，连排班干部及战士代表参加研讨献计献策。他们提出利用外壕作业逼近铁丝网和敌堡、以爆破扫除障碍开辟冲锋道路、攻击部队轮番佯攻吸引消耗敌人火力的打法，得到采纳并取得成效。彭、习指挥蟠龙作战中创造的调动指战员集体智慧、出谋划策、实行军事民主的战法，对夺取蟠龙作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视和推广。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赞扬说：“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
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彭德怀和习仲勋的指挥下，仅40多天就痛快地打了三次重要歼灭战，取得“三战三捷”，以自己伤亡2200余人的较小代价歼敌1.4万多人，打击了胡敌的嚣张气焰，粉碎了胡宗南企图三个月摧毁中共领导中枢以及驱逐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的狂妄计划；在战略上将胡宗南集团“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稳定了陕北战局，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对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给予高度评价：“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的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
我军取得“三战三捷”后，遵照中央军委命令，1947年5月下旬至6月上半月，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挥师西北，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陇东战役，歼敌马步芳等部4300多人，收复了环县、曲子、庆阳、合水以西地区。六七月间，挥师收复三边地区。并于7月底8月初策划部署榆林战役。
综上所述，从1947年3月至7月，习仲勋全力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战略方针，在内线防御作战中，指挥较大战役战斗8次，以自己伤亡6400多人较小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部、13个团及2个保安总队，毙伤俘敌军2.6万多人。在敌我兵力对比异常悬殊的情况下，与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军鏖战，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歼灭战范例，取得了转战陕北的重大胜利，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牢牢掌握陕北战场上的主动权，奠定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基础，有力配合了我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作为转战陕北作战主要指挥员之一，习仲勋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上述协同指挥军事作战外，还需要介绍的是转战陕北期间习仲勋和彭德怀团结协作、默契配合的情况。在转战陕北的戎马倥偬中，习仲勋与彭德怀一道翻山越岭，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殚精竭虑，商讨战事，行军打仗，筹谋军机，百余个日日夜夜，常常因战争环境所限，习、彭共挤一个土炕睡觉，共用一展油灯，共在一桌就餐。他们密切配合，在硝烟战火和枪林弹雨中结下深厚情意。据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回忆说：彭总对习仲勋十分尊重。“我们经常看到，彭总制定的作战计划，在交付军事会议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习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电台发报之前，总要先送习仲勋推敲修改；收到中央发来的重要电文，彭总看后马上就去找习仲勋，一块研究贯彻落实的方法策略。”彭德怀还称赞习仲勋“是我军的好军师”。众所周知，彭德怀向以治军严厉著称，并且很有个性，习仲勋和彭德怀如此默契合作并获得彭的赞扬，实属难得。
习仲勋更加尊重彭德怀，由衷敬佩彭德怀杰出的军事才能。他追忆说：“他虽然长我十五岁，但完全用平等、亲切的态度对待我，外表严肃而内心热诚，在日常工作和战斗中，那种诚挚的关切之情，使我深为感动。”“创业艰难百战多。”“在那漫长而困苦的年代里，我们共同闯过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我们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习仲勋和彭德怀指挥转战陕北及大西北战场，书写尽显风流的铁血传奇，演义出新的“将相和”之佳话。
三、转战陕北期间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独挡一面。解放战争期间，除主持西北局工作外，习仲勋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经过长期军事、政治斗争的历练，习仲勋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练就了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在转战陕北期间，习仲勋对军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为转战陕北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作为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习仲勋深知转战陕北、保卫党中央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因而他无论对敌我态势的判断分析、地形地物的勘察、战役战斗决心的下定，还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对敌工作、群众工作的开展，甚至每份电文、报告、指示、命令的起草，都极为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在指挥转战陕北期间习仲勋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政治工作。
1．加强军队纪律教育，深入开展群众工作
习仲勋特别强调军队纪律，在作战间隙或总结作战的会议上，他随时强调纪律问题。如1947年4月10日，彭德怀和习仲勋在子长县云山寺主持召开野战兵团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永平作战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作战方针。习仲勋在会上特别批评了军队中出现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提出要建立纪律检查制度。强调军民密切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大。他要求部队总结每一次战斗中军事、政治工作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5月14日晚，西北野战兵团为庆祝“三战三捷”，组织军民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参加会议的有5万多人。周恩来、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专程赶来参加祝贺并研讨下一步作战方针。大会由习仲勋主持，周恩来等领导讲话后，习仲勋在讲话中，除简要阐明转战陕北不到两个月取得胜利的意义外，再次强调边区部队要“更加发扬勇敢精神，更加提高作战技术，更加严整纪律，紧密团结群众，继续争取更大的胜利，歼灭敌人”。并对解放战士、游击队民兵、后方工作的干部、工人和青壮年各阶层分别提出要求。
在紧张的行军和战争环境中，习仲勋除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外，还不顾疲劳、利用战斗间隙，“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他每到一个地方，住房还没找好就到群众中去了。不是找基层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坚持生产，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号召人民群众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对此，彭德怀赞扬说：“习仲勋同志是陕北老区的一位老同志，他与边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具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值得大家学习！”
转战陕北取得胜利，与边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边区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为部队提供大量军需物资，出动了2.57万多人的担架运输队，直接保障了军队粮食、弹药物资及伤员的抢救运送。当地群众为我军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担任向导；地方部队、游击队、民兵频繁袭击骚扰敌军，破坏敌军交通线和后方安全等。转战陕北的胜利，也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2．积极开展部队思想政治工作
转战陕北期间，环境艰苦，行军紧张，作战频繁，部队没有集中整训时间。野战兵团领导便采取边打仗边开展政治工作、随时随地开展部队政治建设的方式，不断以战斗中的经验教训教育部队。1947年5月中下旬，西北野战兵团进军陇东，打击向边区进犯的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5月20日，部队在进军途中，习仲勋在政治部驻地杜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讨论群众纪律、解放战士工作及行动中的政治工作，提出在今后一时期政治工作中心是做好解放战士的工作。在进攻陇东、同马步芳军交战中，当时“马家军”出现与其他国民党军不同的怪现象———顽抗到底、宁死不降，引起我军战士和部分干部的愤恨，并对野战集团总部仍然要求优待俘虏政策想不通。习仲勋及时召开部队干部和随军人员工作会议，进行说服教育，指出大家看到的是现象，不是本质，马步芳军队的士兵同其他国民党军的士兵一样，都是被抓来的劳动人民，只不过马步芳军队和我军交战少，不了解我军的俘虏政策，加之马步芳集团上层对军队的欺骗宣传，所以在战场上和我们硬拼。习仲勋教育大家不能用情绪代替政策，要继续贯彻执行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马家军”下次同我们交战就不会那样顽固了。通过说服教育使干部战士提高了认识。
习仲勋对军队政治工作深入细微，还表现在官兵一致、关心爱护战士实际行动上。1947年六七月间，他和彭德怀率军收复“三边”作战期间，正值塞上酷暑季节，部队隐蔽行军，头顶炎炎烈日，脚踩滚滚发烫沙漠，人烟稀少，干旱缺水。由于极度干渴，战士出现鼻孔流血、嘴唇干裂甚至中暑休克现象。习仲勋心急如焚，除想方设法寻找水源外，还亲自给战士端水喝、送马骑，要求干部关爱战士，官兵一致，克服困难。作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习仲勋以身作则，和基层官兵同甘共苦，为部队增添了战胜困难、勇敢作战的士气。
3．参与发起新式整军运动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中旬，分别在陕北米脂、绥德、清涧、保安和晋南曲沃地区，进行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通过整军运动，提高部队干部战士解放劳苦大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思想政治觉悟，进而达到加强部队纪律、增强团结、提高斗志、提升战斗力的目的。当年跟随彭德怀、习仲勋到诉苦点看过整军现场的马松林评价说：“新式整军是彭德怀、习仲勋的创举。”马松林回忆了习仲勋参与发起整军运动情况。在这次座谈会上（作者未说开会时间，应是陇东作战期间习仲勋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引者注），仲勋提出一个议题，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们西北野战军自开战以来不但没有减员而且增员不少，三战三捷俘虏敌人排以下人员全部补入我军，很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素质方面的教育，我和彭总交谈过，在适当时间内开展一次整军运动，提高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请各位指战员考虑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加快提高我们队伍的素质和战斗力。仲勋要彭总作指示，彭总表示完全同意仲勋意见，在会上还称仲勋是我军的好军师。
关于西北野战军诉苦三查整军运动是如何发起的，未见具体资料介绍。有的著作介绍1947年11月27日，彭德怀、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需要有一时期训练，需要普遍深入进行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团结，排除某些人对俘虏兵的怀疑态度。中央军委批准后，遂进行整军运动。这里对整军运动介绍得比较笼统，未看出习仲勋的作用。有的著作说：“在军事斗争中，习仲勋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彭德怀、贺龙密切配合，组织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建设。”这里虽确认了习仲勋参与组织新式整军运动，但未具体介绍习的活动。笔者以为，马松林作为西北局干部、习仲勋身边工作人员，他亲历并回忆习仲勋动议发起西北野战军的整军运动，大体可信。新式整军运动是结合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加强对解放战士的教育改造，排除某些人对俘虏兵的怀疑态度而发动进行的，这两个问题恰恰都是习仲勋十分关注的问题，前一问题曾向中央提出过建议，后一问题则是他曾着手解决的问题。几十年后，习仲勋在专门回忆新式整军运动时说：“革命形势的发展，军事上的胜利，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的开展，为部队进行整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怎样才能把部队整顿同土改、整党结合起来，如何在环境艰苦、战斗频繁的情况下，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增强战斗力，如何教育改造大批解放战士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战士，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彭总同我们曾经多次讨论、探讨解决的办法。”
这段回忆说明，在新式整军运动正式开展前，彭德怀、习仲勋曾多次讨论和探讨过这一问题，可谓呼之欲出。因此，可以说习仲勋参与了新式整军的酝酿发起工作，是重要发起人之一。
诉苦三查整军运动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在中央军委一份电文中指出：“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毛泽东评价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习仲勋高度评价这一运动“是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创举，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从此，西北野战军发起的诉苦三查整军运动被毛泽东定名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向全军推广。
关于习仲勋转战陕北期间出色的政治工作，李建国在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习仲勋同志作为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对习仲勋参与指挥转战陕北的几点看法
以上从参与指挥延安保卫战、大力协同彭德怀指挥转战陕北及转战陕北期间出色的政治工作三方面阐述了习仲勋对转战陕北的重大贡献，通过以上阐述，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习仲勋为转战陕北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转战陕北期间，习仲勋身兼数职，作为西北野战军副政委，既要全身心协同彭德怀指挥战场上的军事作战，当好军师、参谋和助手，同时还要利用战争的间隙做好军队的政治工作，加强纪律，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在当时艰险危急的战争环境下，做好政治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我军补充兵源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接收大量被打败的国民党军队基层官兵，昨天还是敌军，今天成为自己队伍的“解放战士”，将他们由军事阻力转变为军事动力，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只能是边打仗边改造，习仲勋为此付出大量心血。同时，习仲勋还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协同贺龙为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筹集补给、提供后勤保障，同样花费许多心血。习仲勋还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主持地方工作，战时地方党政工作纷繁复杂，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稳定人心，同样重要。从军事到政治，从前线到后方，从供给到保障，千头万绪，多头并进，纷繁复杂。可见，习仲勋对于转战陕北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赋予他的任务。
第二，显示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早在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中，习仲勋当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他只有21岁，被群众赞誉为“娃娃主席”。协同彭德怀转战陕北时，习仲勋只有34岁，比彭小15岁，还是个热血青年。如此年轻即担当重任，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更说明习仲勋具有不俗的才干和能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通过转战陕北实践，彭德怀赞誉习仲勋为“我们党的好军师”，彰显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工作能力。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地贫民饥、经济落后、民生困难的艰苦条件下，习仲勋与贺龙一道完成中央机关及大量军队的粮食军需供应和后勤保障，当好“大总管”；同时他还要兼顾西北局和后方的土地改革工作和群众工作，考虑老百姓生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显示了习仲勋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特别是习仲勋敏锐地发现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在小河会议上向中央指出土改中发生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并提出纠正的建议，显示出他有明辨是非能力及很高的政策水平。
第三，坚定的党性与可贵的人民性。习仲勋是从西北黄土地里成长起来党的军事政工干部。千锤百炼，百炼成钢。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曾为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危急关键时刻临危不惧、勇担大任，本身就是党性坚定的表现。习仲勋坚定的党性和人民性，在指挥转战陕北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指挥作战中，胜不骄、败不馁，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担当精神，如前述在保卫延安序战的华西池作战中，由于指挥原因，虽然取胜、但自己也付出较大伤亡，打成一场消耗战。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对此战并没有提出批评，但身为一线指挥员之一的习仲勋当时及后来经常反思、总结教训。他当时和司令员张宗逊联名向中央写了作战检查报告，30多年后他仍然再次反思，对这次“消耗战”，“身为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的我，深感不安”。这种勇敢担当、光明磊落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在指挥转战陕北作战中，习仲勋和彭德怀坚定并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军事原则，指挥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化险为夷，打了诸多胜仗、漂亮仗。习仲勋及时总结作战经验教训，从战争学习战争。但从他留下的关于转战陕北记述中，更多的是记载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战争的内容，很少记载自己作用和功绩，更没有夸耀炫功。这种谦逊无私的精神同样难能可贵。
毛泽东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群众领袖”。他是群众的贴心人，始终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1946年美联社记者李敦白到延安来采访最深的印象之一，“是这位习书记和沿途老百姓亲密无间的关系。从绥德到清涧到延安，凡是我们见到的大人小孩，农民工匠，无不亲切地跟习书记打招呼”，他既惊奇又困惑，习书记“怎么可能同那么多人那样熟悉呢？”转战陕北期间，习仲勋同彭德怀都认识到，“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我们胜利的根本”。正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取得了转战陕北的胜利。
（作者任贵祥，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