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略称）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即使关于“满铁调查部事件”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有了相当积累。但是，最新出版的小林和夫和福井绅一合著的《满铁调查部事件ノ真相：新发现史料ガ语ル“知ノ集团” ノ见果テヌ梦》却从另一个视角着手，通过满铁调查部事件来追溯当年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精英如何幻想在军国主义体制下“理性地”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关东军宪兵队的严厉镇压下，最后又如何放弃“信仰”而“转向”的历史。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书也是对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言论与行动的一个侧面的研究成果。1996年出版的小林英夫的《满铁：“知ノ集团” ノ诞生ト死》，东京吉川弘文馆）虽然已经言及满铁左翼知识精英活动及其遭受镇压”的“调查部事件”，但是，因为第一手史料尚少，语焉不详，而新著《满铁调查部事件ノ真相》利用了中国吉林省档案馆所藏关东军逃遁前来不及烧毁的、沉睡了整整60年的50多件档案。这些1943年关东军宪兵队审讯档案，先收藏于吉林省公安厅，1982年起转移到吉林省档案馆。当中包括满铁调查部事件中被宪兵队逮捕者，即满铁调查部研究员的审讯后的供词、反省书（反省声明）和宪兵队的命令、处理意见等等。这部新著对折写左翼精英当年的活动、研究成果、思想背景及其内部派系矛盾与冲突都给以详尽史实描述和分析。书中许多内容对今天的中国学人也不乏有所启示的地方。

“满铁调查部”的前身“满铁经济调查会”成立于1932年，一开始就是受关东军直接控制的所谓“民间机关”，为“满洲经济建设政策”的制定进行调查、论证和研究的机构，人称之为“关东军的经济参谋本部”，是“满洲国”傀儡政府的指导、咨询机构。30年代“满铁经济调查会”雇佣从事调查、研究的制约，绝大多数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都经历过30年代初“讲座派”和“劳农派”论战的洗礼。“讲座派”是指1931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讲座”丛书的执笔者群体。这个群体强调明治维新只是改朝换代，虽然明治政府推行产业革命，但是依然是具有封建地主阶级性质的政权，从30年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日本还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社会。与“讲座派”持不同观点的“劳农派”是指结集在《劳农民》杂志周围的知识群体。他们认为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经过明治、大正时期的产业发展，日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前者认为日本社会面临的课题是要进行反封建的革命，而后者却认为当时的日本社会需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可以说是大正年间自由主义思潮的余波，也反映了战前日本国家体制，对左翼社会政治运动残酷镇压的同时，对上述知识精英的学术领域的纯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宣传还是网开一面的。30年代这场大论战影响深远，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共产党的干部是所有政党中平均学历最高的，大学集中的京都是共产党最具有选举优势的地域。第一次世界的大战后，满铁就形成了优先采用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声的雇佣惯例。所以，作为“满铁经济调查会”研究成果的年刊《满洲经济年报》所刊论文、调查报告的执笔者几乎是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的“讲座派”大上末广等研究者所垄断。而“满铁经济调查会”最初倾向于“讲座派”的成员在理论上还受到当时主持《满洲评论》周刊的橘朴的“农本主义”的影响。这些9，18事变后开始活跃起来的研究者被称为“经调派”或“年报派”，于是就出现这样奇特的现象：关东军激进的右翼青年军人中盛行的“反财阀”、“反资本主义”、“拥护农本主义”思潮，与“经调派”为关东军制定统治“满洲”的国策效力而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满洲”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历史、现状得出的结论有一种亲和性，竟然双方能够融合起来。例如，“经调派” 大上末广等在1936年提出的“满洲产业靠法永年（长期）计划案”中可以看到1933年至1935年《满洲经济年报》所刊论文中的种种观点的痕迹：把“满洲”社会属性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农业社会”；又如，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分析农业危机问题（高实物地租率零星的小农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农作物价格和出口量暴跌引起农家收入剧减）；再如，提倡解放贫农、开展协同组合（合作社）运动。虽然这一“永年（长期）计划案”因为没有重视军需相关的产业发展，最终只成为“满洲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的一部分而没有全部被采纳，但是，方案提出的所谓农业合作社政策，以后一直作为未来“满洲”经济发展要实施的政策，受到兴亚院当局的重视，1937年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活跃的另一刊物《满洲评论》的主编佐藤大四郎还去绥远县试验、实践这一合作社计划和设想。

引起笔者感兴趣的另一问题是7，7事变后发生在满铁调查部内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满洲”社会改革实践结合起来这两派知识精英之间的论争。7，7事变后随着侵华日军军事上扩展，满铁调查部承担的课题也激增。调查部从产业部独立出来，规模也急剧扩大，1940年发展到拥有2，345名雇员的巨大规模。因为课题堆积如山，所以不拘一格采用人才，即使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前科者、“转向者”，只要有可靠的人推荐，确实有研究能力，也可以进满铁调查部就业。这大批“中途采用”的研究者大多分配在资料科，人称“资料科派”或“外来派”。他们中不少人虽然有相当年资，也懂得马克思主义左翼理论，可是，他们的待遇远不如大上末广等早先就业的“经调派”，因此不久就产生“资料科派”和“经调派”的暗斗。此书的附录中不少史料都是“资料科派”成员被逮捕后在坦白]反省的时候陈述两派内斗的供词，言辞里充满了对“经调派”的蔑视和批判。比如，“资料科派”的铃木小兵卫认为“满洲”革命运动的动力在于工人，而“经调派”大上末广等人则认为当地革命动力在于农民；又如，大上认为7，7事变的根源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市场，而铃木等人则认为那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冲突加剧。再如，铃木等批判大上等人的社会改良政策只是书斋派纸上谈兵，而自己一派是要推动的工农运动，意在真正的社会变革，是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但是，大上认为那是脱离客观实际、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观点，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

这种企图在军国主义体制下的、在关东军宪兵队严密监视下的两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争及其“理性实践”很快就成了泡影。在1942年9月1日与21日宪兵队的两次统一行动的大逮捕中，共逮捕了44名满铁调查部的雇员，“一举捣毁了在‘满洲’的日本人共产主义运动的温床”，满铁调查部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因为这些“秀才”在审讯阶段都表现出悔改、“转向”的态度，结果其中4名免于起诉释放。被起诉的40名中，15人被保释。其余的除了5人病死在狱中外，都得到从轻发落：20人被判处3年以下徒刑，而且都是缓刑执行。事件牵连者中不少人战后在大学执教，从事学术研究。其中也出了不少社会活动家，最典型的是伊藤武雄，1946年回国，1950年参与创立日中友好协会，任协会理事长。

从事这离奇的期望把军国主义国策与自己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的调查、研究的大多数满铁调查部的雇员，都出自日本最高两所学府——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在就业很困难的年代里，这些精英一般还都能找到很好的职业，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后果，将会成为有前科者、非国民，会失去谋生的饭碗。从这一点来讲，他们确实也是真诚地追求理想的一个群体，尽管这会总幻想很快在严峻的现实中破灭，在知性主义没有根基的日本社会里，这也是很难能可贵的。我想，小林英夫把他们叫做“知的集团”的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理性也可以为邪恶所利用，军国主义残酷的殖民统治也不放弃利用理性和科学来提高其管理（奴役）效率。如果说回的三项奖、风靡一时的小熊英二的《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2002年）叙说了战后日本知识精英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夹缝中进行艰难的探索的历史与个案，那么《满铁调查部事件的真相》一书是作为它的佐证，追溯了这种探索的历史源头的一隅。这些日本学者读解20世纪知识精英的著述，值得中国关心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同好们一读。

这一篇书介首发在06年的《二十一世纪》，想由此告诉中国的读者两条：1，满铁的档案在中国沉睡60年，中国的学者也沉睡60年。不是要批判日本对战争责任不反省吗？2，想在极端的体制下坚持所谓的学说，进行“科学的”实验是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