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和中共重庆市委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宴会，欢迎去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庆祝活动的西南各民族代表团圆满归来。邓小平致欢迎辞。后来，据代表团成员、原世袭云南车里宣慰使刀世勋回忆：“小平同志来了之后，给大家讲几句话，给代表团问好。”代表们“个个都想见小平同志，但是他个子矮，在人群中看不见。有个代表端个椅子来，请他站在椅子上。大家热烈地鼓掌，表示欢呼”。
毛泽东曾向外宾介绍邓小平：“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率的。”邓小平虽是小个子，却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小个子。他高瞻远瞩地看问题与解决问题，就是充满了大智慧的突出表现。因为邓小平看问题站得高望得远，所以他能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
长期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和培养
邓小平是一位毛泽东亲近的、喜欢的人。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指着邓小平说：“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
毛泽东熟悉邓小平并留下难忘印象，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在江西中央苏区开始的。1931年10月，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时，曾在县城组织召开五万人大会，热烈庆祝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大会设四五个分会场，在邓小平陪同下，毛泽东到各个分会场讲话。半年后，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此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军事冒险主义等错误做法，受到了无情打击。邓小平也从此受到毛泽东的格外注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1月5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电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决定以邓小平同志为一二九师政委。”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器重、信任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决定。一二九师是八路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即后来的刘邓大军、第二野战军的前身，邓小平于1938年1月18日到职。这是他从师政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历史起点。
解放战争中，在大决战前夕，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决定让邓小平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由此，邓小平领导了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领导了渡江战役，并解放了南京、上海及东南各省，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后来，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是一个懂军事的人，打仗得力，有战功。毛泽东说，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在党的军事史上，受到毛泽东器重并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和邓小平两人最为显著。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时以中央委员的身份领导了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林彪指挥了三大战役中的两个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林彪指挥的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这是唯一的。邓小平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领导了两个野战军。邓小平指挥了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他指挥的部队从东南一直打到西南包括西藏。这也是唯一的。
毛泽东向外宾介绍邓小平时说：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
从东南到西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将主政西南的工作重担放到他的肩上。邓小平在西南工作了两年零八个月，在领导改造90万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消灭90万土匪，发动6000万群众，提高解放军部队60万干部战士的素质，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其间，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邓小平主政西南的工作。他多次肯定邓小平对情况的分析和处理计划“是很好的”，工作的部署和采取的步骤“是正确的”；多次赞扬邓小平的工作“方针正确，成绩很大”，“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多次对邓小平的工作感到“甚慰”“甚好”，“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毛泽东还多次转发邓小平的报告，将西南局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以及整风、城市工作的做法推荐给其他大区，并指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
1952年8月7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8月13日，在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邓小平进京后，不仅担任政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理，在总理离京时代理总理职务，而且毛泽东还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即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管理政府方面的事。1953年2月1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关于加强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分工问题的座谈会规定：“今后各委、部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应限于在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决定了的问题，或是在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或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此类事项，原则上一般由邓小平同志处理，其中属于仍须经过周恩来同志处理者，亦由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处理过程中，如周恩来、邓小平两同志发现有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即再直接提向中央。”高饶事件之后，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虽然这时的邓小平还只是一名中央委员，但实际上已开始进入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这又是唯一的。1955年4月4日，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和林彪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六个大区的第一书记都是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要人选，后来被选进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只有邓小平和林彪。
在中共八大筹备过程中，毛泽东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表态说：“一不行，二不顺。”毛泽东强调：“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时说：“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毛泽东还多次讲到“他跟我一样”。这种比较，毛泽东只在评价邓小平时才讲过。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
中共八大将七大时的中央书记处改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另设了一个书记处。对于这个书记处的职能，毛泽东说：“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毛泽东在谈到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曾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第一次会议确定：中央书记处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能够尽到“挡风”的责任，又要不犯越权的错误，并且必须尽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可以说，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站在中央日常工作第一线的，是站在第一道“防风林”的位置上的，也是站在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位置上的。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在讲到“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时，毛泽东说：权力当然不只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机关，经常注意问题。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的总书记就是邓小平，你就当个副元帅。行不行？毛泽东为元帅，邓小平为副元帅。这里，毛泽东强调了总书记的职责，而副元帅所处的正是接班人的位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成为被批判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林彪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把邓小平同刘少奇区别开来。林彪垮台后，王洪文一度处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然而，毛泽东从林彪垮台到疑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四人帮”，眼光又不断投到邓小平身上。在毛泽东提议下，邓小平先是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毛泽东评价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4年12月，毛泽东甚至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在毛泽东最后的日子里，邓小平在党、政、军中无人替代的人气，除了他的主观因素外，还与毛泽东对他的长期器重和培养密不可分。
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起走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道路。他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他深情地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谈话时指出：“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必须把二者区别开来。“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向来重视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实事求是路线、独立自主路线、群众路线这些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他有着比其他人更深刻的认识。
关于实事求是路线
关于实事求是，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多次讲他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不仅在党和国家方针的决策方面注重实事求是，而且在个人风格方面也是注重实际，不慕虚名。这后一方面，邓小平也与毛泽东一样是最重视从实际出发、最讲实际的人。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无论从这个职务，还是从西南党、政、军实际负责的情况看，他都是西南大区的一号首长。然而，邓小平看重多做实际工作，从不争名分高低，他提议报纸上公布首长姓名的次序为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把自己摆在刘、贺之下。邓小平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排序为三号首长，这是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中唯一的例外。
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同时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唯恐任何一个职务落在别人后面。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同时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同时是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但林因病休养，中南党、政、军工作实际由第二书记邓子恢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同时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但不久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去朝鲜前线，西北党、政、军工作实际由第二书记习仲勋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时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其主要工作在后一方面；华北局机关驻北京市，华北大区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政务院华北事务部负责，这是当时华北与其他五个大区不同之处。六个大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五个有政府机构的大区中，只有邓小平这个第一书记不是一号首长，也只有邓小平这个第一书记是在政府机构中任副职的。新时期，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总决策者，却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或总书记，这既有培养接班人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考虑，也与他重实际不争名分的风格紧密相关。
关于独立自主路线
独立自主，就是不依附任何国家、任何外部势力，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邓小平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庄严宣告：“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
关于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邓小平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总是着眼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生动的例证之一。当安徽凤阳小岗村和肥西县一些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种种非议和指责时，他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个别地方的兴起到全国范围的推广，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
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都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
邓小平特别重视结合不断变化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在继承和维护毛泽东思想这个基础的同时，又能发展和超越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集中到一点，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落三起”的非凡经历铸造了勇担大任的意志和智慧
邓小平能成为一代伟人，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与他“三落三起”的非凡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筹备中共八大时，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当时，王首道发言：“我同意这个看法，受过打击的人，他对于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考虑得比较周到。”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有没有在党内经过斗争的经历，其见识和智慧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的第一次“落”与“起”，是同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的祸害与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相联系的。邓小平的第二次“落”与“起”，是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林彪垮台和周恩来病重相联系的。邓小平的第三次“落”与“起”，是同“四人帮”横行霸道，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全党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相联系的。
在第一次“落”与“起”中，邓小平看到了教条主义对根据地和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感受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和极端重要性。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落”与“起”中，邓小平看到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对国家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看到了毛泽东既批评“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又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深刻矛盾；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新时期，邓小平是在恢复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光荣传统下，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
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意志由此磨炼，智慧由此凝聚。他能成为深受全国人民爱戴和世界瞩目的领导者，能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看问题与解决问题，是与他艰难困苦、跌宕起伏、不屈不挠的经历分不开的。
（来源：《党史博览》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