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有机会与文学前辈冰心先生亲密地接触，缘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请我撰写《冰心传》一书。

这话需要从头说起。

中山公园“来今雨轩”

记得是在1982年的春天，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由该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和总编辑出面，邀请“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的在京作者开会。他们还专门请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唐弢先生，大家一起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讨论的问题有：如何写好传记文学，中国和域外的著名传记作家及其风格特点，严肃的学者应该如何公正地评价传主，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地繁荣中国的传记文学，等等。

在会议的休息时间里，大家闲聊，说六十余年前，我们的几位传主，就是在这座“来今雨轩”餐厅里，创办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研究会”；是啊，我们在座的诸位，不是正在讨论着，怎样为茅盾、朱自清、叶圣陶、冰心、俞平伯等等先生写传吗。当然，我们的视野很广，我们的传主中，不仅有文学研究会的作家，还有其他文学社团的作家，以及不属于任何社团的独立作家。

其实，我在少年时代，就很喜欢《寄小读者》、《繁星》和《春水》。冰心先生在她有的作品里表述出来的价值观，我也很赞同，比如她在短篇小说《我的学生》里阐述的女性择偶标准，我就非常认同，可以说对我的影响很大。在当大学生的时候，我又在许多场合见到过她。然而，我仍然觉得写作《冰心传》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任务，因为冰心先生不仅是一代才女，还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女学者，二十世纪的几代中国读者都热爱她。这次是为她老人家写传记，我必须从头来起。

去冰心先生府上

清楚地记得，那是1984年6月11日的上午。

上面说过，我在少年时代就读过冰心先生的散文《寄小读者》和散文诗集《繁星》、《春水》，她那满蓄着温柔的宁静幽远的情思，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第一次看见她本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在首都剧场举行的一次文学晚会上，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那时候的冰心先生五十几岁，头上挽着典型中国式的发髻，穿着纯粹是中国式的斜襟夹袄，站在舞台上朗诵自己的作品，她那高雅圣洁的形象，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而今天，是我第一次与她老人家面对面地交谈。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宿舍大院。大院里有多座楼房。在一座“高知楼”里，我找到了冰心先生住的单元。那时候，吴文藻先生还健在。

开门的是冰心先生的女婿陈恕教授的姐姐陈大姐，她是冰心先生家里的管家，一位朴实、整洁、干练的中年妇女。她把我领进了一间清洁、明亮的客厅，请我坐下稍等。

一会儿，冰心先生就从她的书房里走过来了。我立刻站起身来，向她鞠躬致敬。那一年，她已经84岁高龄，身板依然挺直，步履也很利落。她让我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又请陈大姐给我泡了一杯茶。

我仔细地端详着这位文学界的老祖母。她的肤色白里透红，除去又高又阔的额头上刻着几条明显的皱纹外，其他地方仍然显得白皙细嫩。一双丹凤眼，眼角稍微有点下垂，但是仍能射出熠熠的光彩。在这光彩中，与其说是流露出睿智，不如说是流露出了更多的慈爱和宽厚。嘴巴的线条很柔和，缓缓吐露出来的语言，是聪慧的，谦逊而又严谨的，听起来非常入耳。带着有德、有望、有智的东方老人特有的那种令人倾倒的修养。灿烂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在她的身上，使她显得更加慈祥而美丽。

我向她请教说：“谢先生，稿子写好后，是否请您过目？”

没想到冰心先生很豁达又很坚决地说：

“不用。这是你和出版社的工作。”

我又继续请教她老人家，问：对于给她立传，她有什么需要指教我的地方时，她沉思片刻，说了如下一句话：

“真。我希望写得能够像我。”

“真”，是冰心坚持了一生的文学观。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出过自己的文学理想“只是一个字真”，“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的主张。她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里，都在沿着她为自己规定的“真”和“善”、“美”的文学理想前进。正是她的文学主张和实践，使她赢得了一代接一代的读者群，和文学晚辈们的喜爱与敬仰。

今天，她再次用“真”字来教导我。她的这句话，像一道潺潺的清泉，顿时流进了我的心里，使我感到滋润和温暖。我深深地相信，只有“真”，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虚假和伪善，不管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包装，总要凋谢和枯萎，而最终会被人们抛弃。

我面对着尊敬的文学前辈冰心先生，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一定把这个“真”字，当成写作《冰心传》的座右铭，一点儿也不能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