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邀请我一起合作选编这本《满天星斗》，我深感荣幸。我一直从事哲学研究，既非考古学家，亦非历史学家，如果说与苏秉琦先生有一些缘分的话，那就是我从苏秉琦先生的思想中获得过许多启示和教益，而此思想缘分与李泽厚先生的指路直接相关。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我开始以哲学方法去反思“天下”概念，进而又分析“中国”概念，试图解释在“天下”和“中国”的历史性之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此项研究需要参照实证知识，不能仅仅依靠古典文本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路径和格局。李泽厚先生身兼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实为求学问道之近水楼台。讨论中，李泽厚先生屡屡提及王国维、陈梦家、苏秉琦、张光直、裘锡圭、徐萍芳、李伯谦等考古学家的成就。虽然时隔已久，我仍然记得李泽厚先生给我的三个态度鲜明的建议：（1）“物之所言比言之所言更有力，所以一定要重视考古学的证据”；（2）“中国文明的初始秘密就藏在新石器时代的物证里”；（3）“要特别注意苏秉琦的思想”。应该说，前两点基本上是显而易见的共识，而第三点却是一个具有特别意味的方向指示。李泽厚先生对苏秉琦先生思想的“特别注意”很可能与他的哲学思维有关——他终究同时是或根本上是个哲学家，因此更关注物证所能够开发的思想，而这也是苏秉琦先生的学术风格：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几近哲学的分析和推想。
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点就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 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尽管这种现实倒映为历史的政治追认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神话，但许多人却又接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3000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在今天，满天星斗模型已经广为人知，应该说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最优解释模型，尽管并非没有异议，但其基本解释力却难以撼动。
苏秉琦模型中比较容易引起异议的是他关于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这个不符合传统情感的论断。其实苏秉琦先生的论点在实质上并没有“次生型文明”这个说法显得那么激进，他并没有否定中原文明有其本地根源，而只是指出，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合成性质，有着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来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响，其中，北方文明的南下影响形成一个 Y型通道，即辽西文明和内蒙古高原河套文明通过山西晋地到达晋南的通道，这个 Y型路径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多根系中的关键性“直根”。苏秉琦先生的论点自有其说服力，我是这样理解的：把远古中原文明看作是农耕文明，其实也是一种把后世情形倒映为远古情形的想象。尽管商周以后的中原文明越来越具有农耕文明的风格，但在此前的数千年间，牛耕和铁犁尚未出现或尚未广泛使用，农耕的生产力有限，不足以形成农业为本的经济生活，中国各地的生活都是渔猎、游牧和农耕三合一的混合经济生活，尚未分化为后来所谓的农耕部族和游牧部族，就是说，后来所谓的胡汉之分，在分化之前原本是同类人。在早期中国，从内蒙古、辽西到中原，人们的生活技艺大体相似而各有所长，在实用知识和技术上互相学习也是自然而然的。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对中原核心地位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黄帝部族就是渔猎、游牧和农耕三合一的典型，历史记载，黄帝部族流动地移营而居，看起来更接近蒙古高原南部地区的生活方式。假如把黄帝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符号，那么，以黄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国人很可能就是后世的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祖，或者说，是 Y型通道所形成的中国核心文明的共祖。
满天星斗模型可以引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尽管每个文明世界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冲突和战争，而且不可能完全解决这种矛盾，而中国文明却有着更明显的和平倾向以及以和平观念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或是一种能够尽量减少冲突的文明。不过，和平思想是形成中国文明格局的“第二步”，而并非最初之“第一步”。中国何以能够形成以和平原则为基础的文明？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问题，而这应该是发生于满天星斗时期的事情（西周时期的和平观念已经非常成熟）。我们也许可以推想，在众多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时期，人们在理性选择上更容易倾向于和平交往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恰当距离”的形成基于若干自然和历史条件：地理的广阔，各处皆有足够大的安家立业空间，不至于造成生存空间竞争；各地资源都足够支持一个群体的生存所需，而不至于形成经济学所谓的资源稀缺所导致的零和博弈；各地的文明发展程度相近而在技术上各有所长，不至于因财富的巨大差距而导致难以抑制的嫉妒；尤其重要的是，各个文明之间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这使得技术传播与交往成为可能，同时使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受益，因此，除非出现怒不可遏的偶然仇怨，战争的积极性通常低于和平交往和互相学习的吸引力。
基于满天星斗格局，假如确实存在着各个文明地点之间的“恰当距离”，那么，商周之前早期中国的各地文明之间对技术学习的兴趣大于战争就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古人相信远古是个“竞于道德”的时代，看来也并非无稽之谈。当然，即使在“竞于道德”的时代，战争也时有发生，比如炎帝、黄帝与蚩尤之战，我只想说，在众多文明之间有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时期，战争并非谋生的最优策略。在远古时期，发动远距离战争或大规模战争恐怕非常困难，在拥有车马之前，以步行去发动远距离或大规模作战，后勤补给、通讯和组织都是不堪重负之事。因此，在很长时期里，远距离的大规模征服是无比艰难的事情，而与之相较，远距离的文明交往却能够通过无数聚落之间跳板式的逐步传递而得以实现。可以想象，文明交往优于战争的和平模式维持的时间如此之长，或许有助于形成和平主义的思维定式。许宏先生的《大都无城》一书说明了早期中国众多方国的都城尚未发展出作为战争防御功能的城墙，这似乎意味着那时各地部族有着基本的安全感，并非处于时刻备战的紧张状态，因此也暗示着当时并不经常发生致命的部族决战或大规模战争。总之，各地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格局使得知识和文化学习交流的诱惑大于战争的冲动，这有可能是中国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义基因的一个客观条件。当然，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一神教，因此没有理由去制造不共戴天的文化敌人，也难以形成文明的冲突，因而倾向于多元合作；于是，古代中国的权力追求是世俗权力，而不是有我无他的精神独裁。这一点不知与满天星斗格局是否有某种关系，但满天星斗格局持续了数千年，这个长时段很可能是中国文明形成其多元性质的有利条件，至少肯定不是发展一神教的有利条件。
这里只是些许续貂猜想，是否合理，还有待专家明鉴。是为代序。
2016年7月2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