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地震局工作的苏恺之把一幅准备送给外宾的国画《达摩》带回家给父亲苏秉琦欣赏。八十年代初，年逾古稀的苏秉琦已经连续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和《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两篇经典论文，正迎来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看完画他对长子只说了一句话：“达摩面壁了九年啊。”苏恺之听了没当回事，后来才想到，抗战时期苏秉琦在云南黑龙潭摸陶片、读天书长达七年，对达摩的修行经验感同身受。
中国的史学大师辈出，做出实质贡献、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大师则不多见，苏秉琦（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七）是其中的一位。他被誉为“二战”后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一代宗师。在他辞世二十多年后，我们对其学术成就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对他做出科学发现的过程仍然知之甚少。特别是考虑到他是中国少有的具有方法论自觉的社会科学家，尤其令人遗憾。苏秉琦比较欣赏《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光明日报》在二十世纪中期连载该书时，他专门按期做剪报给苏恺之看。贝弗里奇在书中总结了影响科学家做出发现的要素，认为科学家做出新发现的过程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苏秉琦的日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为消灾避祸烧掉了，无缘刊布于世。或许这也是造成世人皆知斗鸡台而不知黑龙潭的原因：前者是苏秉琦学术生涯起步的地方，后者似乎只是年谱中一个可以忽略的地名。可喜的是，苏恺之在《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中披露了苏秉琦的许多工作细节，特别是在黑龙潭“面壁”的往事，弥补了日记湮灭无闻的遗憾，揭示了造就一代宗师的个人禀赋和时代环境，展现了苏秉琦通过摸陶片建立区系类型理论的研究艺术。
一九三八年，二十九岁的苏秉琦随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南迁昆明北郊黑龙潭。次年初，陕西出土的发掘材料辗转运抵黑龙潭。这批材料是苏秉琦和他的老师徐旭生以及同事们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在宝鸡斗鸡台挖掘先周、先秦等时期百余座墓葬的收获。斗鸡台时期的苏秉琦可以用“入迷”来概括。据家人回忆，一九三七年苏秉琦从宝鸡回北平，睡觉时说的梦话都是野外现场的事情，有两次他甚至梦中突然坐起，双手对持像是抱着个东西，喊道：“快看，这里又有个头骨。新发现啊！”斗鸡台发掘结束后考古队曾在西安驻扎一年。苏秉琦当时的同事说：“从宝鸡完工他就立即到西安市里关起门来整理瓦片，如醉如痴不顾家，新婚的家！”
如醉如痴的苏秉琦面对运到黑龙潭的五十九件瓦鬲和成千上万的陶片，该如何下手呢？由于发掘材料之间缺少打破关系，地层学帮不上忙。因此苏秉琦运用器物类型学方法，从瓦鬲制作角度出发，用字母分型、用数字分式，将瓦鬲的演化依序分成了四类三期，简洁又有美感，避免了同时代研究者对器物进行繁琐分类而泛滥无归的结果。
苏秉琦曾对苏恺之说：蒙特留斯提出的器物类型学针对的是青铜扣针、短剑和容器，而我们研究的是陶鬲和陶罐。为此，他不得不学达摩，长年对着这些器物反复思索，才有了认识上的飞跃。成功对瓦鬲分型分式，源于农村生活对苏秉琦形象思维的启发。在斗鸡台，喜欢斗鸡的村民为了提高鸡的搏斗能力，专门培育出了鸡冠小、腿粗长、脖子秃的鸡。这提醒他器物是按人的需要被制造的；当地的羊倌能辨认出羊群中的每一只羊并喊出它们的外号，让他意识到识别陶器的外形和纹路可以像羊倌分辨羊只那样细微化。从那以后，注重瓦鬲本身的特性和功能成了苏秉琦的习惯。到了黑龙潭，他重操旧业，又向老乡询问手工制陶的方法，泥制炉子的打制方法，以及打银器、磨玉器的方法等。有这些乡土经验的不断激发，苏秉琦知道该如何对瓦鬲“下手”了。
“面对这批‘哑’材料，如痴如呆地摸呀摸，不知花费了多少日日夜夜。这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陶片、陶器每每摸来摸去。”对于苏秉琦来说，真相不仅要看到，更要亲手触摸，手感和视觉印象同等重要。视觉重观察，手感重体验。学界相传，苏秉琦每到一地考察必深入考古队或博物馆的库房，闭着眼睛摸陶片，如痴如醉。苏秉琦还把“手感”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对于陶器，如果以为仅凭视觉观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体验，那就错了。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贝弗里奇也说：“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应该被看作是创造型的艺术家，把他看成是一个仅仅按照逻辑规则和实验规章办事的人是非常错误的。”
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形象思维当属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借由观察者的运动情境来思考时空关系。当物理学研究无从观测、无法直观对象时，需要借助一些具体形象来辅助思考；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可以直观的具体器物，形象思维之于考古学家，在于如何更深刻地把握器物自身的特征。苏秉琦受斗鸡、羊倌和制陶等手工艺的启发、超越视觉观察而发明的“手感”，是作为考古学特殊的形象思维方式而问世的。不唯如此，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强调触觉和体验是为了将器物的物质特性穷形尽相；积累了众多有丰富个性的器物才可能找到其间的共性。“手感”理念的提出为苏秉琦从释读一种器物（鬲）过渡到解剖一种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直至建立区系类型理论做好了方法上的储备。
苏秉琦的手感不仅具有方法论价值，还突破了传统观念对知识分子的束缚，逐步树立起考古学的专业标准。一九五二年，苏秉琦开始在北大考古专业兼职任教。野外实习时，苏秉琦反复强调要亲手摸陶片。一开始学生不理解，认为摸陶片是临时工的工作。后来在陕西泉护村，当苏秉琦从大批仰韶文化陶片中挑出四类八种、排出演化序列时，学生无不叹服，体会到了亲手摸陶片的意义。
黑龙潭在苏秉琦六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是个承前启后的时空：完成《瓦鬲的研究》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两本书，为斗鸡台的考古工作收尾；同时酝酿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理论。这些研究的推进，苏秉琦都受益于黑龙潭的工作环境。
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在黑龙潭的办公条件因陋就简，初期借用道观的大殿，后来盖起了一排平房，夯土做墙，黄纸糊窗。不过，那时的史学所“行政人员极其有限，没有年度计划，没有年终检查，各种会议极少，他们无一例外地自觉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抗战时期，黑龙潭接纳了众多优秀知识分子，苏秉琦得以有条件和多学科的学者深入交流，拓展学术视野。他和老师徐旭生一起办公，一个看古书，一个看陶片图件。“两个人以各种方式和角度谈话聊天、交流读书心得。”他带着苏恺之到植物学家俞德浚的工作室看他整理标本，了解植物学的分类方法；到气象学家和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办公室观摩一幅写有“还我河山”题记的水墨农耕图。
大脑中那些已经意识到又不太明确的想法称为直觉。直觉对研究者来说简直可遇不可求。贝弗里奇提出的有利于捕获直觉的四个方法：坚持思想的饱和、张弛有度、与人讨论、乐观，黑龙潭时期的苏秉琦几乎都占全了。最有戏剧性的获得直觉的情境来自与道士的交谈。苏秉琦跟道观里的道长很谈得来，有一次道人对他说：“你要想学习道，首先你的内心要净、要空，去除繁琐的杂念。心虚了，道自然就会在你的心里生根。”这些话对正处在思想突围中的苏秉琦是莫大的启发。“我那时正长期地苦思苦想，经他一说，我明白了，我得去除杂念静下心来，于是我要寻找的道理（类型学）自然就进入我的心田了。”在面对未知的折磨时，心生杂念是在所难免的。当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从考古材料入手建立考古学方法论的重任落到了苏秉琦的肩上。张益唐用“独上高楼”描述研究者的精神跋涉，苏秉琦也不例外。他曾表示：“周围没有人可以讨论请教，一切从零开始，只有蹲下来，边摸瓦片边思考。”
直觉不总是正确的，因此信念弥足珍贵。普朗克说：“人们试图在想象的图纸上逐步建立条理，而这想象的图纸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化成泡影。我们必须再从头开始。这种对最终胜利的想象和信念是不可或缺的。”苏秉琦早已把考古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最不缺乏的就是“最终胜利的想象和信念”，他在黑龙潭前后的三次重大抉择洵为明证。一九三八年抗战军兴，苏秉琦抛下刚安顿好的家从北平奔赴黑龙潭。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他拒绝友人劝其出国的建议，从黑龙潭返回北平。一九四八年鼎革之际，苏秉琦让家人烧掉催他动身的电报，留在了大陆而没去台湾。他一直知道对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苏秉琦喜欢听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序曲，说这是抗击侵略者、乘胜前进的进行曲。从摸陶片起步，最终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假说”，坚定的信念帮助苏秉琦不断突破困局、走向最终胜利，如同黑龙潭时期的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所做的那样。
苏秉琦用一生的探索示范了如何做出世界一流的社会科学成果，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学术领军人物。他曾表示：“想做强国，社会科学必须是世界一流，否则全是空谈。”中国社会科学的“苏秉琦之愿”何时能够实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