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七）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座丰碑，他是中国考古学“永远的导师”，是“当代考古学思想家”。今年是苏公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重读《苏秉琦文集》和《我的父亲苏秉琦 ——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重温苏秉琦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追求，掩卷深思，所获良多。
苏秉琦一生事业，最根本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我读苏秉琦著作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一九二八年苏秉琦中学毕业，为了家族的纺织企业，他来北平报考了北平工业学院并被录取，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令他“深深感到国家的形势严峻，青年的责任重大，国不保家也难保”，于是“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 ——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一九三四年八月，苏秉琦从北师大毕业。他原计划是在北平或回老家做历史老师，“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但时任师大校长李蒸知人善任，推荐他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徐旭生任主任的考古组任职，当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带领下前往关中开展古迹调查并参加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由此开启了他一生的考古之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念兹在兹的国家大事就是救亡图存，最大的担忧就是作亡国奴，所以苏秉琦每每在心中叨念：“吾爱吾国，甚至把身心奉献，让国土和民族不致沉亡，反得永生。”这一时期，苏秉琦读到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考古学的地位和任务有了更加清晰和坚定的认识。抱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的信念，苏秉琦于一九三八年忍痛离开老母和妻儿，从北平转移到昆明。在昆明黑龙潭七年多的时间里，徐旭生、苏秉琦师徒共处一室，埋头学问。徐旭生完成了巨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而苏秉琦则先后写出了《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徐书是典型的使用新方法整理老材料，而苏秉琦的著作则是使用新工具整理的新材料，代表了这一时期古史重建两条最主要的路径。
身处剧变的大时代，除了“教育救国，兴史救国”，徐旭生、苏秉琦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苏秉琦在晚年还反复强调：“五四运动前后 ……中西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从历史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苏秉琦供职于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他在天津的《进步日报》（原《大公报》）发表了他在新社会的第一篇文章——《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提出中国要摆脱落后局面，就必须从先民留下的文化遗产中吸取经验，再作用于现实中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而在此过程中，“考古学者的参加是不可少的”。
以上表述不是苏秉琦一时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更不会是他出于私心而主动去迎合新社会。而是面对新社会、新时代，苏秉琦将一腔报国之心与扎实的学术底蕴相融合之后，爆发出的对考古学性质与意义的初次宣言，其中饱含着他对国家与民族的希冀、对学科未来的憧憬。对苏秉琦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认识历史，理解今天，展望未来 ”几乎是下意识的必然选择，所以他对于考古工作是否已经从 “为考古而考古 ”转变为 “为历史而考古 ”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那么，如何完成这种转变呢？苏秉琦认为关键在于加强学习，“尤其是学习先进史学家的榜样 ”。他相信“郭（沫若）院长的方向和道路正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应走的方向和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强调考古学研究不仅要占有史料，更要有正确的史观引导。这一时期，苏秉琦陆续购买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有关私有制、生产关系、国家起源、民族问题和婚姻家庭等方面内容的翻译单行本。一九五三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发行的第一天，苏秉琦在王府井大街的新华书店排队很久才买到。这些举措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日的苏秉琦无比渴望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新的研究方法，而注重史料与史观的结合，强调考古学的史学属性，正是苏秉琦学术成就的鲜明特征。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秉琦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三项：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址的调查、洛阳中州路发掘报告的结语以及论文《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在这些研究中，都能够看出苏秉琦在“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转变上所做的努力。
一九五一年春夏，苏秉琦带队在西安附近开展古遗存调查，在开瑞庄（客省庄）发现了仰韶、龙山与周三种文化遗存的“三叠层”。在苏秉琦的眼中，上述三种文化遗存，不仅时代早晚不同，更可能各有渊源——仰韶不一定直接发展为龙山，龙山也不一定是小屯殷商文化的前身；河南的仰韶与关中的仰韶“不是一回事”，河南的龙山与关中的龙山也“不是一回事”，小屯的殷商遗存与关中的先周遗存“就更不是一回事”。现在我们都知道，苏秉琦的上述认识其实就是三十年后 “区系类型 ”理论的最早萌芽，但在当时，苏秉琦关心的是如何从考古材料出发认识当地的古代文化，也就是在此过程中，考古材料升华为史料，考古研究也就自然上升为历史研究。
苏秉琦的上述企图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的结语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这篇结语的首要贡献，当然是体现在如何开展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上，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苏秉琦根据墓葬和陶器资料进行的历史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通过类型学研究获得年代分期结果之后，“《结语》还比较了各期之间变化程度的巨细，发现三、四期之间（即春秋战国之际）是发生重大变革的阶段，这就把年代学的研究，上升到分析社会变化阶段性的高度”；二是在鼎的类型学研究基础上，“揭示出东周时期鼎类礼器使用情况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等级状况的某些变化”；三是在墓葬分型的基础上，“注意到各型墓葬在不同期别发生的不同现象和某些现象的转移情况”，从而探索当时的社会等级，由此“达到探索社会关系及其变化的深度”。
就在苏秉琦的学术研究渐入佳境的时候，危机和挑战也随之而来。一九五六年春，北大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班的学生针对考古学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进行了大批判，矛头直指专业主任苏秉琦。苏秉琦因为历来主张“考古学本身就是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就是要弄清历史，历史就是讲人类的活动”，所以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和学生们的主张“没有根本性不相容的矛盾”。“经过反复思考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直接回答研究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问题，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科学的各专门学科理论也不属于同一层次，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秉琦在一九六五年发表了《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这不仅是苏秉琦个人的一篇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篇划时代巨作。
苏秉琦对于仰韶文化的突破性认识，固然得益于他一九五九年对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材料的系统整理，也得益于他对类型学方法炉火纯青的运用，但最为关键的是他对该项研究意义的清楚定位——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要“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向前迈进了一步”。
从六十年代前期把仰韶文化认识提高到分子水平及对类型的重新界定，使我们顿悟：不论是“修国史”还是“写续篇” “建体系”，都必须走这条路，必须首先从对文化遗存做分子分析和对考古学文化做比较研究入手，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社会实体，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受何种动力的驱使发展到繁荣而又走向衰落，如何从氏族变为国家的，也就是在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系统中文明因素如何出现，国家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由此启发我们，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文化区系确确实实地存在过。
上述认识，既是苏秉琦个人的“顿悟”，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顿悟”。从一九三四年在宝鸡斗鸡台遗址初涉考古，到一九六五年的这番“顿悟”，苏秉琦三十年所悟出的正是考古学的著史之道——只有通过对不同区域古文化的分子水平研究，考古学才能写出 “有血有肉”的历史，才能真正完成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升华。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完成后，苏秉琦原本计划接下来对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开展类似的研究，但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未能实现。一九七五年，尽管风雨尚未完全过去，但苏秉琦明显显得“躁动”。这年八月，他应邀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以“学科改造与建设”为题做了一次演讲，这是他首次在公开场合就学科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对于当时的学术界现状，苏秉琦认为“表面看来似是材料、工作不够的问题，实质主要是指导思想的问题以及必然带来工作上的盲目性”。为此他提出了本学科中长期的、带有普遍性的五个课题，并强调未来第一项重点工作是对“条条和块块”（核心和“五湖四海”）的研究。主持这次讲座的张忠培后来动情地回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历史在这里出现了转折，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愈益获得了广大考古界同仁的支持，在他的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踏上了新的征途，创造了苏秉琦时代。”
这次演讲中的“条块”说无疑就是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最早表达，中国考古学界迄今仍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研究。但在这里，我们仍然要问，是什么促使苏秉琦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或者说，区系类型理论的目标又是什么？
答案很清楚，苏秉琦要解决的仍然是学科发展方向问题。在演讲提纲中，苏秉琦开宗明义提出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苏秉琦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强调“考古工作也要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要从历史的角度、实证的角度阐释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的发展脉络及演进过程”。
这次讲座之后，苏秉琦的学术生涯进入到“冲刺”阶段。他频繁出差，指导各地的考古工作者运用区系类型理论开展研究。相比那些具体的学术指导来讲，苏秉琦反复强调的学科目标和学科意义更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在一九七九年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苏秉琦着重讲了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诸问题，由此才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贡献学科力量。
一九八〇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苏秉琦针对楚文化探索，也强调：“探索这样一种文化的发展历程，自然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道路。重复一句：探索楚文化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要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种道路。”同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他指出：“在现阶段，我感觉最重要、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具体工作中的一般问题”，而是“文物考古工作能不能为‘四化’这个目标服务，做出贡献”。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考古这门学科的任务，就是要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利用考古新材料来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我们能够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就会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样有利于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大家同心同德奔向‘四化’”。
一九八一年六月，苏秉琦应邀参加北京市历史学会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报告会”，他为会议发言做了精心准备，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属性、贡献和意义的看法。他明确提出了考古学的“社会性”问题，强调“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总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给自己提出新的任务的”。具体来讲，苏秉琦认为中国考古学要着眼于三个大问题，即：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对此，苏秉琦充满了乐观，并为中国考古学进入到“新时代” “新时期”而由衷地感到兴奋。一九八五年，在福州出席全国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座谈会上，他系统阐述了考古学研究的四个层次，前三个依次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发展轨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整个脉络。而考古学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也即“把中国史摆到世界史去，看到中国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秉琦明确提出学科的发展要顺应时代需求，特别强调了考古学的当代使命就是为了“振兴中华”。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的大会上，他说：“亟待解决的是如何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两者也有相通的一面。这就是，在整个社会转变时期的中国，始终存在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的问题。这就是社会需要。”
他后来又对这个“再认识、再评价”的必要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考古工作者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都要感到自己的责任。”
从考古材料出发，苏秉琦归纳出中国文明火花爆发的三种形式：裂变、撞击和熔合。对于自己的这一发现，苏秉琦认为意义重大，因为其“一是有巨大的凝聚力，一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再是有无限的生命力。一浪比一浪高，延绵不绝，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泉。我们从考古材料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的工作是可以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
至此，苏秉琦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我们这个学科奋斗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第一是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二是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改变传统编写世界史的内容，为振兴中华、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
从此以后，“振兴中华”成了苏秉琦每次谈话必提的词语，并以此对学科的年轻人寄予深切希望：
从五十年代中开始，直到今天，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两者怎样才能结合得更好。五十年代提出的 “见物不见人 ”的那个 “人”字实际上包括的既是古人又是今人，从学科角度考虑，古人是第一位的。从社会现实需要考虑，今人是第一位的。……近代中国考古学经历过半个世纪的迂回曲折，到此才跨出决定性的一大步，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暮年的苏秉琦全身心投入“重建中国史前史”大业当中，而他对学科使命的理解也臻于化境。“考古原应回归它的创造者——人民，这是它的从业者的天职。”一九九四年，八十五岁高龄的苏秉琦在回顾自己一生学术道路的时候，由衷地发出了“六十年圆一梦”的感慨——把考古学建设成了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学科。
苏秉琦的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沧桑巨变，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这两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巨变，正是将自己有限的学术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社会需求中去，才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度，丰富和升华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真正塑造和确立了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属性。苏秉琦的一生，成就了自我，也缔造了学科。
当今的中国，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考古学科何去何从，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正如张忠培先生所指出的： “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得从苏秉琦教授讲起；今后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只能在这位巨人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
（《苏秉琦文集》，苏秉琦著，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我的父亲苏秉琦 ——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苏恺之著，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五年版）
来源：《读书》2019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