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考古、历史工作者头脑中，曾长期萦绕着两个怪圈。之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之二是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1994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为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大作所写的自序《六十年圆一梦》一文中如此表述。

这种反思来自于苏秉琦对考古的理解：“考古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我们考古学是大众的事业，总归要还给大众些什么，这是行业的本分。”

24日，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举办“苏秉琦学术思想座谈会暨《我的父亲苏秉琦》新书首发式”，该书由苏恺之撰写、三联书店出版。

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书是苏秉琦辞世18年后，由苏秉琦儿子苏恺之撰写的回忆录。全书共30多万字，按照时间线索叙事，配有百余张照片插图，讲述了苏秉琦先生一生耕耘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心迹与足迹。

苏秉琦曾提出“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在《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一文中介绍，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六大区系说是对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概括，反映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演变规律，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秉琦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连续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模式”与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机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研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步曲、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类型说。

李伯谦在文中指出，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文化传统多样，各区系类型文化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便会产生各有特点的文明因素。“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正是以文学的语言对这种状况作出的如实的描述和概括。”

李伯谦表示，文化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同步的，各区系类型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碰撞和融合，发展的步伐也有快有慢，有的势力不断增强、扩展，融合甚至同化发展迟缓的弱势文化，成为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体文化；有的发展缓慢，渐次成为被强势文化融合、同化的对象，融入主体文化或成为主体文化的附庸。

这种发展趋势大约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起步，至少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夏代便已形成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有曲折，有反复，但总的趋势却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苏秉琦先生用‘多元一体’四个字来说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和模式，是最为贴切不过了。”李伯谦如此总结。

考古泰斗的考古人生

苏恺之说，父亲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培养了众多引以为傲的优秀学生；父亲没有官衔，但他非常自豪的是加入了中国考古学会，是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和主要领导者。

1909年苏秉琦出生于河北，1930年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因才华出众，曾应冯玉祥之邀，去军队讲授《唯物史观世界史》。

大学毕业后，1934到1949年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此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在全国首创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出任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直到1982年。1997年6月30日在北京病逝。其代表作品有《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等。

苏秉琦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泰斗，全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考古理论研究和大量实践中，创立了考古学上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学说和考古学基础理论。他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找到中国文明起源“破密”钥匙，发现了分层中华民族的形成道路，论述中国的传统精神。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在其60余年的考古生涯里，先生孜孜以求，在考古学理论、实践、考古学教育等方面，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发布会上介绍，6年前的2009年10月24日，他曾参加在辽宁朝阳举行的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启动仪式暨纪念苏秉琦先生100周年诞辰。

单霁翔表示，“苏秉琦先生根据牛河梁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及其国家形成和发展模式理论，至今仍是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苏秉琦先生根据牛河梁、姜女石等一系列考古发现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大文物”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大遗址保护设想与建议，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理论贡献。”

（文章部分内容参考李伯谦:《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一文，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