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多重因素交融的结晶。来自不同地区的历代寓湘人物，在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元结（719－772年），就是这样一位人士。他原籍河南（今河南洛阳），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永泰二年（766年）两任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虽不生于湖湘，但却以自己在湖湘大地上的作为为绚丽多姿的湖湘文化增添了元素与色彩。
元结是中原文化与湖湘文化传播交融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元结从中原文化核心之地来到湖南，将中原文化的仁爱忠信、礼义廉耻等精神内核发扬光大于湖湘大地。同时，深受湖湘文化浸染的他，又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扩大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在元结之前或同期到湖南的中原政治、文化人士颇多，其中有西汉长沙王太傅贾谊、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晋朝湘州刺史司马承、唐代潭州刺史张谓（与元结有交往）、杜甫等人。与他们相比，元结因寓湘时间长、交友广，为官业绩突出，为文创臻辟莽，无论是在政治文化，还是文学艺术方面，对湖湘文化的影响都更为深远。
道州是《史记》中所载舜帝归葬之处。舜文化的核心是“德为先，重教化”，倡导为人、持家、从政、治国均以道德为本。元结认为舜帝“盛德大业，百王师表”，不可“殁于荒裔，陵庙皆无”，因此积极宣扬舜帝和舜文化。他任职道州期间，作《九疑图记》《舜祠表》。《舜祠表》对虞舜之德进行了颂扬和充分肯定，认为：“大舜于生人，宜以类乎天地；生人奉大舜，宜万世而不厌。”永泰元年（765年），元结在道州之西建立舜祠，并请当时的江华县令瞿令问将《舜祠表》刻于石上。次年，他又于道州西山上建舜庙，并上《论舜庙状》，以“表圣人至德及于万代”。自他宣扬舜文化之后，湖湘人士对舜帝的祭祀在规模和范围上不断扩大，舜文化的政治教化功能不断得以弘扬。
元结寓湘期间，倡导推崇品行端正的乡贤。他追慕零陵汉魏先贤，其《朝阳岩下歌》曰：“荒芜自古人不见，零陵徒有先贤传。水石为娱安可羡，长歌一曲留相劝。”其歌咏“先贤”的行为，得到后人的认同与效仿。有意思的是，后来他本人也被树立为当地受人尊崇的先贤。朝阳岩上建有“寓贤祠”，祭祀元结及唐宋诸贤；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盛赞他：“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宋代秦观作《漫郎吟》称赞其“机鉴天所高，中兴诸彦非其曹”；元代王荣忠在《重修笑岘亭记》中赞颂元结爱国忧民的情操；《新唐书·元结传》称，“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曹来旬为寓贤祠所做的《元刺史先生祠堂记》称赞他，“德政、文学卓然为天下望”；大历十年，颜真卿作《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称其为“皇家忠烈、义激文武之直清臣也”，高度评价元结的政治功绩和品格；孙望在《元结年谱·自序》中称赞他不仅在文学方面卓有成就，而且品性“忠耿直清”，足以作为后世楷模。凡此种种对元结的高度评价，都彰显了其先贤地位和形象。
元结在道州刺史任内雷厉风行，秉公为政，关心民瘼，为民请命，彰显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并以其高洁的人格和文化精神丰富提升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求是担当等内涵与特色。元结初任道州刺史时，道州已多年连遭岭南溪洞夷和西原夷的侵扰，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到任后，他招集流亡，一边保守城邑，一边组织逃归者垦荒种植，推动经济社会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但此时朝廷各种征缴赋税的文书却纷至沓来。他不惧权威，为民请命，立即向朝廷连上《奏免科率状》《奏免科率等状》，请求朝廷根据道州社会实际情况减免赋税。这些努力拯救了水深火热中的道州百姓，却触怒了朝中权臣。据李商隐《元结文集后序》记载，元结因“见憎于第五琦、元载，故其将兵不得授，作官不至达”。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元结一度被罢免道州刺史之职，到次年才复任。他离任道州刺史时，当地百姓请求朝廷让其继续留任，希望朝廷批准在州中为其建立生祠，长久纪念，又请礼部侍郎张谓作《甘棠颂》，将元结比作周朝贤明爱民的召公。这反映了他非凡的政绩及其在百姓心中的崇高地位。元结后来也得到朝廷的高度认可，观察使向朝廷奏其政绩考察为第一。元和十三年（818年），韦辞作《修浯溪记》，称赞元结的政绩：“元公再临道州，有妪伏活乱之恩，封部歌吟，旁浃于水，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犹知敬慕。”
元结以道德完美、品行端正为从政之本，作《道州刺史厅记》自励，明确刺史保境安民的职责：“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齿类，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兴，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难，在刺史耳。”他还强调廉洁公正的为官操守：“凡刺史若无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肃下，若不明惠公直，则一州生类，皆受其害。”他在《县令箴》中规范部属的职责和才德，强调要“清而且惠”，“既明且断”，果敢做事。他在《自箴》中表示：“与时仁让，人不汝上；处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倡导为官要道德完美、忠诚、耿直、品行无瑕。被奉为理学鼻祖的宋代道州人周敦颐对元结推崇备至，曾表示在精神上与其“相邀风月”，其流传千古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等名句强调洁身自爱，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元结追求操守与担当精神的影响。
元结寓湘期间是他文学创作最为成熟的时期。元结在永州创作的文学作品笔锋犀利，意气超拔，既有山水游记之乐，又有忧民忧国、为政教化之情。在湘期间，他纵览山水胜景，并以诗文记之。他在永州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在湖湘文学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永州作“湖南杂记”共7篇，被收入《名山胜概记》第三十卷《湖广四》中，其中4篇既歌咏道州秀美山水之景，又借景抒情。《舂陵行》《贼退示官吏》《闵荒诗》等，都是规讽时政之作，体现了他体恤下情、关心民间疾苦、免征赋、安百姓的政治理念。元结认为，文学作品要济世劝俗，“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上感于上，下化于下”，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服务功能。其文学作品针砭时弊，不仅推动了湖湘山水文学发展，还影响了湖湘文学注重政治教化性的特点，既为湖湘山水增添无限诗意，为后人留下寻踪觅迹的遐想，也对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湖南石刻文化发端于先秦，唐宋时期蔚为壮观，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元结对湖湘石刻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湖湘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有19铭1颂刻于摩崖。今永州境内有7处摩崖石刻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为其所开辟的有浯溪、阳华岩、朝阳岩，而月岩、澹岩、玉琯岩、月陂等石刻的开凿也大多受到他的影响。大历二年，元结营居浯溪。大历六年，颜真卿正书元结文学作品《大唐中兴颂》刻于浯溪石崖。自元结之后，文人墨客纷纷刊石刻字于湖湘大地，提升了湖湘山水胜景的文化价值，为湖湘文化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
（作者：李斌，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