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我们需要继承的东西。然而，站在不同的立场，关于优秀的看法，会大不相同。本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谈论优秀文化的标准问题。
在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张岱年先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继承哲学遗产的基本标准是科学性与民主性。所谓科学性，就是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就是揭示了客观规律的。所谓民主性，就是反映了人民要求的，就是适合人民需要的。科学性民主性的思想就是促进历史发展的思想，也就是对于人民有益的思想。那么，科学性民主性的思想到底是哪些呢？张岱年先生进一步指出，科学性民主性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辩证法的思想，以及批判专制主义的思想。（参见赵修义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313页）
张岱年先生的看法非常重要。科学与民主，自五四以来，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分野的两个最明显的标志。反对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指责传统文化（至少其主流）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封建专制的。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抗并没有那么激烈，两者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有某些相容相通之处。当然，我们现在会认为，这些相容相通之处是很多的。本文打算“接着讲”——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去整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把民主扩大为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后者去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简单来说，本文所谓的“优秀”，一个层次指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容相通的思想资源；另一个层次指那些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频共振的思想资源。
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过去通常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它是在朴素唯物主义及朴素辩证法、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对它们的扬弃。这种看法实际上包含着启蒙时代发轫而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理性主义进步观，或者说是以这样一种进步观为指导得出的结论：人类的历史是理性的发展进步史，人类的思想由不成熟到成熟，思维方法由朴素而机械而辩证，显示的正是理性成长的过程。然而，这种理性主义进步观并不符合实际。正如我们所见，“轴心时代”思想的深邃程度，在我们时代的思想面前，并不相形见绌。就某些方面来说，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还可谓高明许多，甚至达到了思想的天花板，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唯物主义可以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分，但并没有所谓朴素不朴素之别。“朴素唯物主义”如果指的是人类历史早期的唯物主义，那它要么是机械的，要么是辩证的。机械和辩证，并非历时性的更替关系，而是共时性的并存关系。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并没有低级高级之分。
在笔者看来，老子哲学即是比较典型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第21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同上，第25章）这里不仅言明了道的物质性，而且言明了它的运动性，以及运动的规律性。不仅如此，《道德经》甚至还讲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对立统一规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质变量变规律。“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易传》也包含着较为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东汉郑玄认为：“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太极，作为形而上学概念，是立足于经验的高度抽象。“两仪”即“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从内部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易”（变化）是绝对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在其开端处，就其总体特征而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对比来看，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而中国的形而上学则是辩证法的。
毛泽东同志非常善于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例如，用“实事求是”来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用“一切归于司马懿”来说明“一切归于物质”；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吃一堑，长一智”来说明“实践出真知”；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来说明必须全面地看问题；用“坐井观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来形容思想方法的片面性；用“纸上谈兵”来形容理论脱离实际；用“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之谓道”来说明对立统一规律；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解说形而上学；用“相反相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用“物极必反”、“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用“人间正道是沧桑”来说明世界的发展变化；用“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来说明运动与静止的关系；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说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孔夫子的“每事问”来提倡调查研究；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来说明办事的计划性；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说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说明灵活运用的主观能动性；用“愚公移山”来比喻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口蜜腹剑”、“美女蛇”来说明假象、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以及“叶公好龙”、“夸父追日”、“羿射九日”、“杞人忧天”、“围魏救赵”、“草木皆兵”、“声东击西”、“有的放矢”、“霸王别姬”、“风起于青苹之末”、“树欲静而风不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等举不胜举的成语典故，格言警句，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孙宝义等编著《听毛泽东谈哲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5-76页）
艾思奇先生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也吸收了不少传统文化的精华，尽管它们是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面貌出现的。例如，用“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艾思奇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页）说明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有其客观规律的；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同上，第547页）说明任何事物都包含有相互依存的、相互对立的两方面；用“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物壮则老”说明物极必反（同上）；用 “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同上）说明精神是物质的作用和功能；用 “静者静动，非不动也” （同上，第576页）说明事物静止不变的状态只是相对的，只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用 “反者道之动”（同上，第610页）说明世界上存在着的相反的力量是运动的源泉；用“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 （同上）说明宇宙变化是永远不会停息的，是由阴阳的矛盾斗争所构成的；用“相反皆相成也”（同上，第626页）说明矛盾两个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同一性；用“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同上，第640页）说明量变引起质变；用“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 、“乱极而治”（同上，第651页）说明任何事物都是要被否定的，都是要走向自己反面的；用“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 （同上，第656-657页）说明事物经过否定而达到周期性变化；用“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同上，第694页）说明世界的可知性；等等。
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这是没有疑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所独有。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出现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出现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当然包含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贡献。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包含历史唯物主义（就其核心观点而言），那就过于拔高了。艾思奇先生正确地指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曾经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上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有些唯物主义者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但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在整体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同上，第736页）拙文《愚公移山:中国传统哲学中为何不可能有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不可能产生于前资本主义时代进行了论证。（《俯仰诗文》）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有两次相对集中的论述。一次是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讲话中，另一次是同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话中。
5月4日的讲话指出：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9月24日的讲话指出：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容相通的中国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资源，还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频共振的中国传统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资源，毕竟都产生于古代社会，包含着特定时代的特定内容，所以都需要“现代化”，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转化和发展，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既可以表现为“旧瓶装新酒”，也可以表现为“新瓶装旧酒”。前者是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能指去摄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指，后者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指去摄涵中国传统哲学的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