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前，在《各国竞争优势》里，波特尔警告过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者：不要对廉价的本土资源抱有幻想，因为“要素驱动型发展阶段”很快就会消失，自然资源的优势，通常是转瞬即逝的。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应当鼓励本土经济尽快从要素驱动阶段进入到“资本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

今天，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早已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了，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却仍然不愿意听取波特尔多年前的警告，不愿意尽快地把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廉价劳动驱动转变为以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导的创新驱动。从大众媒体上，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对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廉价劳力的乐观报道，是对外国政府抵制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产品的不满情绪，是对劳动者自发要求增加工资的集体行动的漠视。

从“老板”的立场看工资问题，如这里报道的，以工人总数5000人计算，每人每月增加微不足道的100元工资，就相当于每年从企业利润中减去600万元。事实上，许多浙江民营企业的老板都表示过，他们的企业无法忍受劳动者工资的任何轻微上涨。仅此一视角，已经充分反映了目前经济增长的极端脆弱的性质。

冷静的分析，永远比任何调动了国民情绪的狂热鼓噪都更有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和医疗这两大部门的绩效的和制度的失败，正把严重后果带到其余各部门里面来，概括地说，就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严重不足。这一严重缺失迟早将导致经济发展的所谓“人力资本瓶颈”——该瓶颈曾经阻碍了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许，韩国是唯一的例外。

我们应当看看身边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随意走进杭州武林路一家服装店里，买一件中国制造的“名牌”女上衣，价格适当，但肯定不廉价，例如，80元。与去年或前年同期比较，不难发现，这件上衣的内侧多了不少“线头”，店家觉得顾客可以自己剪掉，可是顾客觉得既然是“名牌”，就应当制作精细。同样的细节问题，在上海襄阳路的“秀水街”，我们看到得更多也更严重。例如，经过讨价还价，以每件50元买来两件“Tommy Hilfigure”套头衫，你会发现，它们不仅不是纯棉的，而且长度比标签上写的短了大约一寸。

以上观察说明了什么问题？首先，在我们身边，同期可比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价格，显然有大幅上涨。其次，这些商品的质量，典型如食品和服装，似乎呈下降趋势。这说明用以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要素，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含量。当然，众所周知，以单位人口大学毕业生或单位人口工程师等统计指标衡量，中国经济的人力资本密度是逐年增加的。可是，如卡尔多在半个世纪前指出的，所谓“技术进步”，真实地说就是千百万劳动者在他们各自的生产环节上从事的每日每时的质量改善。

千百万劳动者在各自的生产环节上时刻改善着产品质量？谈何容易！一家据说掌握了世界市场百分之七十订单的制造充电电池的民营企业，引为自豪的技术特征是什么呢？是它把日本人的自动化流水线按照分工的细节划分为可以由数百名排列成流水线的劳动者完成的作业程序。若干年前，这家企业雇佣大批廉价劳动要素，可以从日本企业手中抢到大批订单，今天，它当然难以承受哪怕每位工人每月增加100元工资的要求。可是，劳动者是能动的，在低工资条件下，他们可以降低劳动努力的投入水平。教科书经济学里所谓“真实劳动”的投入不足，在真实世界里对应于下列两类现象：（1）资本要素的闲置水平上升，表现为生产能力利用不充分，虽然表面上看，机器仍在运转；（2）产品的质的下降，或质量改善缓慢。虽然从表明看，同类产品的数量是增长的。

在上列两类短期后果之外，还有一类长期后果，更为严重，那就是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将被过低的工资水平所压抑。教育——正规学校的和在职培训，医疗，这两种服务的质量，由于其涉及的知识的性质，是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提升的。所以，市场经济遇到人力资本瓶颈，短期内唯一的适应方式就是人力资本价格迅速上涨，给产业升级带来极大的困难。

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及各地政府以“招商引资”为宗旨的社会发展政策已经相当严重地压低了劳动和土地这两类要素的价格。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教科书经济学是正确的：要素价格的扭曲，通常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比上述各类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行为，由于普遍实行的“任期制”，由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缺失，还由于无药可救的腐败，正在越来越“短期化”。以这种短期化的政府行为，欲纠正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要素价格的扭曲，实在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情。

作为这番感慨的结语，我想提醒我们的经济学家，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从来都允许劳动者自发组织起来争取经济权益，故而从来都允许工资水平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劳动价格和土地价格，早就应当上涨却被维持在低水平上，由此而生的一系列后果，当然不能算作市场机制的过错，政府失灵，唯此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