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9年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重要性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它的关注与研究，中美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大到两国首脑的互访，小到贸易逆差的统计，都会引发专家们的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不过，仔细观察这些评论，便不难发现，他们考虑和评论的切入点都是以政府和政治为中心。在他们眼里，中美关系不过是一种政府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将眼光从政府转向民间，就会发现另一个中美关系，一个虽然受制于政治关系但却有着独立内容和发展趋势的领域，这就是民间的交往。一位美国的社会学者就认为，“谈‘中美关系’还不如谈谈美国社会的某个部分（比如，美籍华人····）与中国社会的某一阶层的关系来得更为贴切····。”1

所谓民间交往，无非是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教育合作、旅游观光。中美之间的这些民间交往，对中美两国来说，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定位。由于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因此，其政府以外的交往，都可以说一种民间主导的行为。相比较而言，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其政府以外的交往，也都在政府主导甚至参与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专家学者的“政府中心”观察法，的确也有其合理的基础。

略加观察，就会发现，中美间的民间交流，不论是商贸往来，还是文化教育交流，即使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都离不开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具有中国和美国的两种文化身份，能够熟练运用中英文两种语言，穿梭于太平洋两岸，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他们就是在美国的华人。根据2000年十年一度的美国人口统计，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美国华人已接近300万，占美国人口的1.03%。而仅仅在20年前，这个数字是81万。如果进一步算上非法移民和来自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美国的华人人口大约在400万。

在美国的华人当中，有将近70%属于美国以外出生的第一代移民。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移民的迅猛增加，美国的华人人口几乎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每十年上一个台阶，1950年是11万，60年是23万，70年是43万，80年是81万，90年是164万。目前，在美国缤纷繁杂的移民群体中，华人成为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在每年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外来移民中，华人成为仅次于墨西哥人而位居第二。按照目前每年大约十万左右的移民速度来计算，到2010年新一轮美国人口统计时，在美国的华人肯定在400万以上。对于这一移民潮流，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这一发展对中美两国意味着什么？华人移民美国是最近20年的新现象还是“古已有之”？新的移民在跨国交往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他们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一）

中国人移民美国，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美国西部的淘金潮。正是这一浪潮把向来有下南洋传统的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潮裹挟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地。仅1852年一年，就有3万华工抵达旧金山。到1870年代，在美华工已有十万之众。1860年代，美国西部的金矿逐渐枯竭，数万华工又投身到贯通美国中部和西部的铁路建设。当时，他们从加州的萨克拉门托由西往东、爱尔兰移民则从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由东往西修建，历时四年，最后在犹他州的奥格登汇合。由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恶劣，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中国人的茶和爱尔兰人的酒成为劳工提神、解乏的饮品，故有“中国人的茶与爱尔兰人的酒建造了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一说。2铁路贯通之后，这些中国劳工又利用其丰富的农耕经验，引进拓殖珠江三角洲湿地的传统方法，将加州众多的沼泽湿地，开垦为万顷良田，为加州最终成为美国的果园和菜园奠定了基础。

与举家移民、准备落地生根的欧洲劳工不同，来美的华人更多的是赚钱谋生、准备落叶归根的单身男性，而且，很多是通过劳工契约的形式来美国。这些劳工大都来自今天的江门一带，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当地的居民与外来的客家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经常发生械斗。到了咸丰年间（1851-61），终于爆发了土客大械斗，惨烈空前。这场械斗延续了十多年，伤及几百万人口，迫使大批农民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成为北美和澳洲劳工市场当中的华工。

对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美国的“金山”只是暂时赚钱谋生的寄居地，而非落地生根的目的地，也就是说，他们还不是真正的移民。在美国，华工孤身一人，只能依靠帮会网络，拼命赚钱，节制消费。几年下来，有了一些积蓄，便回家娶妻生子，置地盖房，成为了所谓的金山客。当地民谣唱道：“金山客，金山少，满屋金银绫罗绸”。甚至连哄小孩子入睡的童谣也有这样的内容：“燕雀喜，贺新年，爹爹去金山赚钱，赚得金银成万千，返来起屋兼买田。”

华工主观上的客居思想，自然是众多客观条件所限。显然，对没有受过教育的华工来说，从东方到西方，从儒家文化到基督世界，从乡村到城市，从契约工到自由人，这其中饱含了太多艰难的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的身份转变。对任何人来说，这些都是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过程，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假以时日，他们也能够像其它族群一样，最终融入到美国社会，只不过需要一个比欧洲移民更长的时间而已。

可恶的是，正当他们慢慢学着适应美国生活的时候，美国西部的一些政客，在与华工有竞争关系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会组织的鼓噪之下，无限制地夸大华人社区（唐人街）的一些丑陋面，诸如赌博、嫖娼、鸦片和帮派，开启了一场以排斥中国人的政治运动，并最终在州和联邦两级立法机构，推出了一系列排华法。美国西海岸出现的排华浪潮，给华工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855-1876年间，仅华工被谋杀的案件就达262件之多。由于受到排华势力的控制和制约，美国地方政府常常无所作为，听任暴徒无非作歹，致使排华事件层出不穷。

在现代世界中，对侨民的保护不仅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也是一个国家尊严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府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往往超过了对本土居民的保护。但这一原则却不适用于当时的清政府。在美国排华初期， 清朝政府根本没有保护华工的意识。长期以来，清廷一直采取禁海政策阻止人民出海谋生，将擅自出海的华人视为“弃民”。乾隆皇帝就曾下诏曰：“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牟利，朝廷不闻问”。3直到1860年中英《续增条约》，清政府在第一次明文承认华人移居海外的权利。即便如此，清政府的态度依然非常消极，基本的看法是“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根本没有现代领事保护的概念。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可以说是两不管的地区，遇到危难之际，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状况极为凄惨。

（二）

华工所企盼的合法保护，直到1860年代才姗姗来迟。1867年，一些中外约章又到了要修订的时候。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是修约，清政府担心，列强借口修约再次衅事，决定遣使出洋，向外国示好。可叹的是，内战内行，外交无方的清政府，居然找不出能够承担次项重任的官员，只好请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山。于是，这个美国退休的外交官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政府的“办理中外交涉事物大臣”，率团出访欧美。美国是出访的第一站，蒲安臣超出使团的授权，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史称《蒲安臣条约》（186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由中国的洋人雇员擅自与美国签订的条约，竟然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具有对等内容的中外条约，它给与双方国民在移民、贸易、传教、办学、设领等一系列事务上对等的权利，而且促使美国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

设领护侨是该约签订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该团成员清朝官员志刚所云，金山“中国人已有十数万众。中国若不设官，一恐其滋事，无人弹压；一恐其久无统属，悉变为外国下等之人。”4然后，实现这个在美设领计划，费时多时，直到十年后才实现。中国在华盛顿设立公使馆的同时，在旧金山设立了领事馆。由此，直到清朝1911年覆灭，中国驻美使节的主要任务就是依据《蒲安臣条约》，据理力争，谴责美国排华的违约行动，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制止排华暴行，切实保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成效有效，但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甚至做出了一些赔偿。

中国驻美使领馆设立之际，正是美国的排华浊流，从西部各州的立法机构后涌向华盛顿联邦国会之时。1879年国会的一项排华法，因为明显违反了《蒲安臣条约》，在中国政府的抗议下，被当时的总统海斯否决。但与此同时，海斯决定迫使中国修订《蒲安臣条约》，使之能够为国会以后的《排华法》铺平道路。1880年中美双方清廷达成了《中美续修条约》，尽管清朝迫使美方废除了其条约初稿中“禁止”华工的规定，但接受了“管制和限制”华工赴美的规定。而且，在条约英文版中，还有“暂停”（suspend）的字样，参与谈判的清廷官员宝鋆竟然不查，成为美国日后1882年《排华法》的一个借口。后来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黄遵宪曾经作诗批评宝鋆等官员铸成大错，挖苦他们“谁知糊涂相，公认闭眼诺。”。5

1882年初，来自加州的国会议员，再次提出《排华法》，规定“暂停”华工入境20年。中国第二任驻美公使郑藻如提出抗议，认为它违反了《中美续修条约》的精神，为此，他还面见美国总统阿瑟。阿瑟部分地接受了郑藻如的抗议理由，并认为长达20年的禁止将有害于美国与东方的贸易。阿瑟否决这个法案，但是，他并不反对法案中禁止华人入籍的规定。国会只好把禁止华工入境的时间减少到10年，这次，阿瑟签署了这个法案，这就是1882年《排华法》，这个臭名昭著的法律，结束华人自由移民美国的时代，开启了日趋严格的排华立法的先河，成为美国移民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它不仅禁止了未来十年的华工赴美，而且还剥夺了在美华人的入籍权。一位仍然坚持林肯时代共和党理想的参议员愤怒地指出：“我谴责这个法律，不仅因为它违反了美国一项古老的政策，不仅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更是因为违背了我们共和党近期所宣扬的政治原则[指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主张种族平等]。”6一位历史学家则挖苦道：“美国传教士真难向华人解释：为什么华人可以进入白人的天堂，却进不了白人的国土？”7

（三）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排华法》可以剥夺在旅美华人的入籍权，却无法剥夺他们在美生育子女的公民身份。因为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白底黑字写着：所有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于是，利用宪法条款来获得公民身份，进而移民美国的抗争开始了。1884年，一个生于美国、后被送回中国华工陆某返回旧金山。由于没有返回美国所需要的“劳工纸”（已在美国的华工不受《排华法》限制，但如果他们要重新进入美国，需要在离开美国前获得回程证，俗称劳工纸），他被海关扣留。陆某立即向联邦地区法院上诉，要求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在核实了他的身份之后，法院明确裁决：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土生华人是美国公民，无论他们的父母是什么身份。就这样，陆某得以与其父母团聚，但对更多的想要来美的华工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土生可以成为来美最便捷的理由。由于当时美国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出生证明系统，只有两个华人在法庭上宣誓证明，且证词没有破绽或矛盾，就足以构成土生的充足证据。不过，这一判决是加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的，适用范围相对受到了限制。

1888年美国通过了新的排华法（《斯科特法》），竟然出尔反尔，宣布原先发出的劳工纸作废，致使近2万名持有劳工纸的华人无法重新入境。他们被逼无奈，只好用土生的理由，迂回加拿大入境。随着土生进入美国越来越多，负责执行《排华法》的政府官员，决定把失败了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够裁定土生华人不是美国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只针对黑人。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898年“华人身份案”（US v. Wong Kim Ark）中，最高法院以6比2做出明确裁定，尽管其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也无法获得公民身份，但是土生则是公民，与他们的种族背景无关，这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明确规定。因为他们是公民，所以《排华法》不能适用于他们。于是，土生，不仅是华人土生，而且是其他受排挤的亚裔土生，都可以据此合法地往来于中美，定居于美国。

土生的理由，也给孙中山先生进入美国从事反清革命的活动提供了可能。尽管孙中山曾经长期旅居后来合并到美国的夏威夷，但依然受制于排华法。为了避开排华法，孙中山专门在夏威夷办妥了一张证明自己生于夏威夷并在当地行医的公证文件。但1904年3月底，在美国旧金山入境时，他依然遭到美国海关的扣押。原来，清朝驻旧金山领馆官员向美国官员指证，孙的证件有假。在当地华人致公堂律师的帮助下，孙开始向负责海关移民事务的美国商务劳工部上诉，强调他因为提倡革命而被中国领事诬陷。七天后，孙中山被保释出来；再过三个星期，4月28日，美国商务劳工部承认了孙中山身份证的有效性，允许其在美逗留。就这样，利用三周前刚刚办妥的假证，孙中山顺利地进入了美国本土，开始了在全美各大华人社区长大8个月的宣传、筹款等革命活动。

根据美国19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三次人口普查，土生华人从1 183增加到了9 010人。如果按华人人口性别比例推算出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般认为大约有4 600人左右不是真正的土生，而是通过各种办法获得土生公民的华人。对于《排华法》这个恶法来说，华人的所作所为诚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云“正当的欺骗”。8这一结局无疑是对《排华法》莫大的“讽刺”！

（四）

1902年美国的排华法又到了需要延期的时候了。国会内外的排华势力蠢蠢欲动，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排华法，包括从严界定允许赴美的商人和学生身份，排斥华工进入美国新近兼并的领地夏威夷和菲律宾，并禁止华人从这两个地区移民美国大陆。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伍廷芳，以其对美国政治和国际法的娴熟掌握，向美国提出了有理有据有节的抗议。这份长达58页的文件，对华工降低工资水平、华人移民会吞没美国、华人无意入籍和华人消费少等四种排华谬论进行了逐一反驳，同时指出了排华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中国移民有伟大的潜力可以贡献给美国，但排华法阻止了这一潜力的发挥。更为严重的危害是，它将破坏中美贸易关系。

在向美国抗议的同时，伍廷芳也希望清廷在国内采取配合措施，明确警告美方，如果一意孤行，中国商人就会抵制美货。为了打消清廷引发事端的担忧，伍廷芳明确指出：“此抵制之例不论大小强弱，本可通行，依然行之，大国强国也无可奈何，必不致有失和用兵之事。”但这一颇有远见的建议，却如空谷回音，伍廷芳可谓孤掌难鸣。在新排华法案通过之际，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向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呼吁，不要签署这一“不特有违公法，且非优待友邦之道”的法律。9然而，在收到这一抗议照会前，罗斯福就已经签署了该法。

新排华法将禁止华工入美的十年期限无限延长，而且，将禁限区域扩大到美国的海外属地。这一规定显然违反了1894的《华工条约》，后者只是规定暂停华工赴美，十年为期。为此，在《华工条约》1904年到期续约时，美国试图把其违反条约的国内法强加给中方，为其可耻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对此，中国新任驻美公使梁诚坚决反对，双方的条约草案南辕北辙，谈判陷入停滞。就在这时，伍廷芳曾经建议并预言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爆发了。这既是近代中国民众抵制外货争取权益的第一次尝试，更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次觉醒。

1905年5月，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21个通商口岸，号召抵制美货，促使美国以公平的条件订立新约。虽然有违市场规律的运动不可能长久存在，但依靠新生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商人和学生为主体的抵制美货运动，还是持续了数月之久，这对美国无疑是一个警告。美国对华出口从1905年的4 400万美元，降至1907年的2 600万美元。新近负责排华法执行的美国商务劳工部，不得不软化其执法时的力度和尺度，提出了新的执法原则：“既不能危及两国的正常商贸往来，也不能损害美国政府行事的公正和诚实的形象。”它宣称，“现在是对排华法进行全面评估，加以修正，以消除其中非正义和严酷内容的时候了。”10

（五）

遗憾的是，这一极为不公正的恶法，又延续了近四十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中美结成抗日同盟。无论从基本道义还是从抗日利益出发，美国政府都再也无法实行可耻的《排华法》。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要求下，1943年国会废除了所有的排华法，改正这一“历史错误”（罗斯福语），华人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移民权。但是，由于长期排华的结果，美国人口中的华人数量已经从排华法开始时最高峰的10万多人，减少到了7万余人。根据1920年代美国移民法基于美国人口构成来源所确定的移民配额，华人只获得了区区105个移民配额。

在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推动下，1965年美国通过了新移民法，剔除了种族标准，确定了家庭团聚和技术优先原则，中国获得了与其他国家同等的2万个移民配额。不过，当时新移民法的提出者，并无促进华裔和其他亚裔移民的考虑。他们认为，由于亚裔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0.5%， 当年入境的亚裔移民也只有2万出头，仅占同年美国移民总数的5%。因此，他们相信，家庭团聚的原则有利于欧洲移民。但这一法律的实施结果，却为华人“用足政策”提供了机会， 因为华人对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视超过了任何其它移民群体，浩瀚的太平洋根本无法割舍家族间的联系纽带。以1985年为例，81%的华人移民是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来美。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给台湾额外增补了每年2万个移民配额。1995年香港回归前夕，美国给香港的移民配额也从1万增加到了2万。这样，两岸三地每年移民美国的配额达到了6万之多。这个颇让其他国家羡慕和嫉妒的华人移民配额，显然包含了一些政治的考虑。此外，还有来自两岸的大量学生移民。1950-1970年间，美国接纳了3万余名台湾留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通过就业和通婚变成了合法移民。1989年政治风波后，大约有6万余名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和学者获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成为了移民。这些移民一旦获得合法身份，便根据移民法中的家庭团聚条款，开始为各自的父母、配偶乃至兄弟姐妹申请移民，形成了一股不断扩散的家庭移民网络。所有这些移民群体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华人移民美国的大潮，最终在短短的二十年，将华人人口从从1980年的81万，增加到了2000年的290万。显示华人社区在美国蒸蒸日上的另一个标志是，每年据说有十万中国的退休老人访问他们在美国的子女，为他们照顾下一代。

（六）

19世纪的华人移民，对母国的影响，至少在经济上非常有限。他们人数不多，到1900年时，才接近9万人。而且，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很低，基本上从事餐饮业、洗染业和杂货业，收入有限，只能以有限的侨汇来帮助家乡的人脱贫。不过，在政治上，他们还是有不少的影响，对反清的辛亥革命贡献犹大，故中山先生称赞“华侨乃革命之母”。然而，就他们对所在国美国的影响而言，可谓微乎其微。

20世纪后半叶的新一代华人移民，虽然与以华工为主体老一代移民有着历史的传承关系，但是，却拥有完全不同的素质和历史机遇。新一代移民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高达41%，而美国总人口中这个比例不过是20%。他们就业的领域也都是医药、工程、技术和教育等方面，可以说是美国社会中的技术精英。因此，他们具有能够联系和加强中美关系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其对母国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老一代移民的“侨汇”。利用过去难以想象的便捷廉价的通讯和交通工具，他们能够借全球化的东风，建立起跨越太平洋，联系中美两国的商业、移民和交流的网络。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大陆过去30年的迅猛变化和加入国际社会的坚定步伐，为他们建立这些网络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和动力。

此外，一个本质的变化是，新一代的移民，利用自己较高社会地位以及获得不久的政治投票权，参与到美国的政治运作，开始尝试着影响中美的政治关系。对此，一本研究美国华人角色的最新著作概括到：“与任何历史时期相比，美籍华人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活跃地参与两国关系，积极发表意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此关注，在主流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媒体中扮演如此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的新角色源于其社会经济地位之改善，族裔意识的提高，同中国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实力及随之而来交往，双方国内政治气氛的宽松，以及两国人民对各自文化的欣赏。”11

可以有把握地说，由美国华人构建起来的与中国的多重联系，最终可以为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提供底层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也改善了华人在美国的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地位和声望。华人在美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母国所建立起来的众多网络，犹如长流的细水，滋润了因为政治争执而时常生涩的政府间关系；而中美关系政治关系的稳定、改善和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个人和群体的机会。这一良性的互动关系必将成为21世纪中美关系的新景观。

当然，预言“在21世纪里，包括华人在内的非官方双边伙伴关系，将能制止美中间的矛盾冲突”12尚为时过早，但是，非官方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双方的相互理解，缓冲官方关系因为战略和政治的分歧而产生的大起大落，则完全是可能和可行的。如果说，1970-80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主要是基于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1990年代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有赖于不断增强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那么，进入21世纪的中美关系，很可能会因为在美华人推动的民间交往而进一步深入和巩固。

注释：

1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中国与美国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18.

2 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93页。

3 张庆松：《美国排华百年内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第164页。

4 梁碧莹，第105页

5 梁碧莹，第142-3页。

6 张庆松，第140页。

7 梁碧莹，第164页。

8 张庆松，第344页。

9 梁碧莹，第299页。

10 张庆松，第358页。

11 孔秉德、尹晓煌主编：《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第6页。

12 孔秉德、尹晓煌，第5页。

200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