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忆是人们的感官行为，共有的集体记忆则是构成共同体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正因此，共同体记忆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点。集体记忆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共同构成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体现出由全体共同体成员共享、共有和共建的特征，同时亦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社会记忆以及集体无意识记忆等方面表现出丰富内涵。挖掘和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场景再现、具身实践和记忆再生产，则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保持基本路径。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共同体记忆 记忆保持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提供顶层设计和指导思想，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支撑。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一系列新论断的提出和中华民族发展的新时代，为学界从更深层次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命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从集体记忆理论出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内涵、意义和实现路径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理论基础及内涵
心理学最早开始关注“记忆”，认为记忆是人们对曾经经历过的事物、情感、场所的识记和再现。随着认知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界对记忆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仅从个体层面、仅在实验室里进行生物学性质的研究之后，逐渐转向关注记忆的社会属性，认为记忆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如心理学家巴特莱特认为：“记忆受社会文化影响，在回忆或重述某件事时，我们已在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对这件事进行了再建构。”随着心理学的研究从关注个体走向关注群体，从实验室走入社会，随着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的发展，学界对记忆的关注扩散到社会科学领域，并逐渐产生“集体记忆”的概念和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则是“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语境结合的产物，是“集体记忆”理论的本土化与再升华。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理论基础，既有对集体记忆理论的借鉴，更多的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相关表述的吸收。
1925年，哈布瓦赫基于“集体欢腾”的概念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认为“集体记忆是其对应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罗·康纳顿提出的“社会记忆”理论则进一步强调了记忆的社会性，提出“社会记忆的传承是通过身体实践和纪念仪式来实现的”，为完善社会记忆的传承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而“文化记忆”理念的出现，则继续开拓了集体记忆传承的新途径。国内关于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重要基础。相关研究除概念界定外，更集中于功能论和建构论视角的讨论，并和“群体认同”联系在一起。如王明珂就记忆的多层次性分别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的定义与范围进行界定，他认为：“社会记忆范围最大，集体记忆以及历史记忆都是其组成部分，集体记忆次之，历史记忆范围最小。”纳日碧力戈通过对各烟屯的调查研究，总结出“社会记忆中的思维观念和肢体仪式互存共生，并通过不断的操演保持延续。”王汉生和刘亚秋在关注知青群体认同问题时，提出：“构建知青的群体认同需要不断叙述知青集体记忆。”孙德忠认为：“记忆不仅存在于个体，社会也存在属于自己的记忆。”国内学者从多学科视角出发，利用集体记忆理论分析具体问题，为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生动的参考。
关于集体记忆的既有讨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其研究的对象或与中国实际相去较远，或过于具体，故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之处。在中国语境下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尤其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奋力实现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与现实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语境。基于中国实际而产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则能够从更加宏观、本土化的视角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提供支撑。中国共产党以深厚的现实基础和高度的理论概括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经过不断地阐述和发展，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的论述，逐渐发展形成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现实融合的新成果，也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一经提出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从各方面展开的学术研究日渐丰富。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而言，傅才武、严星柔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共同的记忆、价值观等内容为纽带的民族文化有机体。”严庆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国民共同体，其本质属性是政治性。”赵刚则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表现为祖国认同、族际认同以及道路认同的政治共同体。”也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超越地域、阶级、宗族等多层内容的国民共同体，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共同体，时常受到外部他者的制约。”另外，学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价值意蕴及其建设路径形成了丰富的认知。简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中华文化记忆为根基，与新时期中国现实深度融合形成的理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研究，是以“集体记忆理论”为基本出发点，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根基形成的、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理论视角。作为“中国的集体记忆”，它具有丰富的内容，因而，结合既往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进一步对其加以系统地阐述，不断丰富其内涵与外延，形成更加广泛的共识，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意义重大。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内涵
记忆是社会的一种感官行为，每个共同体都有其共有的集体记忆。作为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样拥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有着深厚的概念内涵，也有着独特的内涵要素。
从概念内涵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是指共同体成员共有、共享、共同传承并共同构建的事或物，以及由其所承载的物质和非物质世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史不仅是波澜壮阔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得以形成的载体。在事件发生的当时，相应的事或物往往只局限于个人或小群体范畴，其典型性和冲击力有限，即使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通常也会以断裂、民间、碎片化等形态示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或物被不断聚合、升华，逐渐由个人记忆或共同记忆固化和铭刻在共同体记忆中。在这个过程中，共同体记忆亦得以通过相应的展演和实践不断再现而得以延续。
与其内涵相适应，“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表现出不同于其他集体记忆的特征：
其一，由中华民族的成员共同拥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即是被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共同拥有与践行的集体记忆。例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灾难记忆，就是通过对与国家命运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提取、再现，并结合特定时期社会主体的实践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记忆。每逢12月13日，中华民族的成员会被瞬间拉回那段黑暗的记忆，为当时惨遭屠戮、迫害的同胞悲痛不已，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罪恶行径的同时，也会更加地珍惜得之不易的和平与民族独立自主，更加凝聚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基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而构建起的这段集体记忆，向全世界展示了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团结一致、向往和平的民族气节，更促使生活在当今和平时期的中华儿女铭记历史，激励吾辈自强。
其二，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参与构建。在持英雄史观的学者看来，共同记忆构建的过程中，权力起主导作用，“权力主导者”决定社会记忆或遗忘某些事件。诚然，权力在共同记忆构建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共同记忆亦是如此。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记忆，是由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在共同团结奋斗的实践当中共同创造的。无论是各民族共创共享的中华生计文化、中华优秀文艺作品、中华英雄人物所象征的历史记忆等，还是各民族共同凝聚的共有精神家园，以及中华民族正直高洁的道德观、刚柔相济的价值观、海纳百川的天下观、多元一体的国家观等，都共同折射着各民族共同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具体过程。
其三，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共同认同。被群体内大多数人所共同认同是共同记忆的显著特征，只有被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大多数成员认同的记忆才可被称为共同体记忆。以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为例，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加深，春节早已成为各民族共创、共享、共乐的共同节日，各民族成员普遍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庆祝春节的活动中，中华民族认同也在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中获得发展。实际上，在各民族的共同记忆中，共同参与节庆活动、共同丰富节庆活动的内容与文化内涵，最终形成对节庆活动的共同体悟、认知和认同，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已是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有关节庆的共同体记忆为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中华民族认同做出积极贡献。
从内涵要素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构成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含了以“历史”形式呈现的共同历史记忆、以节日、社会事件为基础凝结的共同社会记忆以及隐藏于共同体成员深层意识的集体无意识记忆。
首先，共同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的内涵旨在强调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脑海里留存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再现”，或是“一个社会中大多数成员按照现实需要，对以往的历史事件进行整体性的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的共同历史记忆，是指共同体中大多数成员根据自身需要对过往历史中的事或物进行同一性的回忆、反思、再现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
其次，共同的社会记忆。“人类社会中有社会记忆的现象”，社会记忆可以简单总结为特定“群体成员社会经验的总和”，是“社会中通过某种媒介一直保存、流传下来的记忆”，是人们基于日常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并对其进行加工后的总和。当社会记忆上升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层次时，又拥有了相较一般社会记忆更加丰富的内涵：它是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共同物质和精神财富。一些特殊的节日、仪式、口头传说等都可以凝聚为共同的社会记忆。
第三，集体无意识记忆。荣格率先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更加强调“无意识”的社会因素，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祖先储存记忆的存储器，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先天遗传倾向，这种潜意识通向的是人类整体性意识（无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是基于共同体数千年的发展史，构成了共同体成员心灵深处的精神积淀物，是一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普遍的原始心像与观念。当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无意识与集体记忆相结合时，便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记忆，是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并开始进入自为阶段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聚合、沉积形成的无意识记忆，是超越个体记忆和共同记忆，而且集合了共同体的整体经验形成的作为“文化基底”的深层次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记忆具有明显的隐性特征，当它在受到刺激而被启动后，会迸发出极强的动力，从而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稳定。另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记忆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处事态度等，如中华民族精神，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无意识记忆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停的记忆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记忆沉积于共同体成员的心灵底层，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记忆基础。
以个体记忆为基本要素，通过对共同体成员的提取、加工、选择等环节，个体记忆逐渐升华为共同记忆；共同记忆通过聚合、筛选、构建等记忆的深加工形式，形成更上位的记忆组块，最终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所共有、共享并广泛认同的事物及其所承载的物质和非物质世界。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意义
集体记忆是形成群体认同和构建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方式。记忆的社会性、带动性、影响性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个共同体，一个显著的心理特征是中华56个民族具有很多共同性元素，如各民族的历史传说中彰显的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世界观，凝聚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共同体记忆；又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公祭日等，承载着先辈们前赴后继共御外敌的共同体记忆；再如当今全民共同抗疫、共克时艰的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敢为人先的共同体记忆。这些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不断构建和传承，是凝聚共同体认同的法宝。
（一）共同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一种根本性认同，体现出一种归属性特征，是民族认同中的最高层次。而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中的历史记忆元素，是通过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实践积淀下来的，一经形成便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是人们形成共同体认同的基底，也是产生认同的根脉和源泉。
对共同体产生共同认知是形成共同体认同的前提。“记忆”本身可被视为人们对过往经历的留存，是产生认同的基础，没有共同记忆的共同体的成员难以甚至无法产生认同感。通过对历史记忆的追溯，共同体的成员得以了解共同体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得以形成对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情感。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中的民族苦难记忆，承载着各民族共同追求民族解放独立、自主发展的历程，是促进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重要内容。例如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苦难历史中，迸发了强大的号召力，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御外敌，实现民族解放，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在共同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各民族的联系更加紧密，共同形塑着新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团结心理日渐加强。通过对这些记忆的传承，各民族逐渐塑造起一致的中华民族认知，中华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更加紧密，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进一步加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核心在于对自我身份的清晰认知以及认可，而共同体记忆所承载的祖先记忆则提供了形成身份认同的基础元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增加的共性与联系，使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差异性是保持共同体延续的重要因素，也是共同体成员产生同属一体的情感的前提。
此外，关于“辉煌”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样是成员对共同体产生认同的重要源泉——即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对认同的促进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中承载着荣耀的过往，通过对辉煌历史的追忆，可以唤起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从而增强共同体成员主动认同中华民族的积极性。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共同记忆，如大气磅礴的中华历史、延续数千年的“大一统”格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新中国70余年以来的巨大飞跃等等，通过对这些辉煌历史记忆的追忆和传承，可以极大地增强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促使各民族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感到骄傲，由此提升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度。
（二）共同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媒介
认同是一种深层次的内心情感，抽象而具有主观性，因此认同的表达需要以一定事物为媒介。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中具象化的集体记忆为中华儿女认同心理的表达提供了媒介，二者的联结使得认同情感更加具体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提取与再现，将历史事件照进现实，能够有效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达成共识，增强共同情感经历。
如属于创伤性历史记忆的“南京大屠杀”，由于时间的推移一些苦难记忆被后世所遗忘，造成记忆的断裂——一段时期里很多年轻人忽略甚至丧失了关于民族苦难的记忆，所以以历史为基础，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构建苦难记忆的媒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日、丛葬地、爱国人士故居等，在现代空间中集中展示各种纪念物，进而实现记忆的延续以及认同的提升。自2014年，党和国家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每年举行国家公祭活动以唤醒国民的创伤性历史记忆。在记忆媒介快速变化和记忆方式多元化的今天，网络世界也成为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又一主阵地。2014年“国家公祭网”上线后，短时间内网页浏览量已超过几千万人次，直接参与网上祭奠的人数也有上百万人次，快速增长的数字说明人们对国家公祭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国家公祭日的仪式展演过程，构建了与社会史实相关联的新的记忆符号。通过对共享记忆符号的构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呈现在人们眼前，并同社会现实相连接，它以仪式或记忆符号为媒介来对历史事件进行强有力的叙述，让参与者在仪式过程和记忆场所中感受过往遭受的苦难记忆。
（三）共同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情感高地
情感构成共同体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既包含成员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也包括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不仅包括“物化”的事或物，也涵盖了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情感。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先民集体无意识记忆的产物，它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次共同性，是中华民族灵魂的所在。
爱国主义是在数千年民族发展史中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最真挚的情感，体现为人民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和对国家发展的关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爱国情感是中华儿女最为本质、原始的情感，是中华民族深层情感力量的共同感受，也是凝聚共同体认同的情感高地。通过每年的爱国活动如国庆节庆祝活动、爱国电影等，中华儿女将爱国的情感和规范转化为中华儿女的内在本质，从而使中华儿女获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感在传递过程中慢慢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规范和制约着中华儿女的生产生活，并由此强化人们的认同感。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保持路径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是全体中华儿女“所普遍共有和共享的事或物”，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历史根脉与记忆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构建与保持是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记忆保持，即信息的储存，同时也是记忆过程的中心环节；保持是记忆的核心特点，也是记忆存在的基础。从现实看，记忆为凝聚、强化共同体认同提供着丰厚的给养和内容。为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需要不断构建和保持共同体记忆。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场景再现巩固共同体记忆、以具身实践传播共同体记忆、以新方式实现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等方式来实现。
（一）以场景再现巩固共同体记忆
记忆形成初期并不稳定，需要通过再次巩固从而达到稳定状态。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情绪唤醒是记忆巩固的重要方式，情绪唤醒能够激活人们的思维意识，使人获得更加深刻的印象。记忆实现了历史、现实以及未来三者的统一，当人们身处与历史相近的现实情境时，会触发内心深处的情感，产生情感波动并达到情感唤醒、记忆强化的目的。情绪唤醒通常无法靠自我刺激实现，需要外在环境的刺激，场景再现则是外在环境刺激的重要形式。
“场景再现是指凭借各种技术方式，将文字记载转化为活化的视听形象，将过往的场景搬进现实。”即通过场景再现动态地、连续地呈现过往历史场景，还原历史事实，将今人放置在过往的情境中，从而与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的先辈们产生情感共鸣，最终实现记忆的巩固和强化。如一年一度的国庆纪念日，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群众游行队伍进行的检阅，还是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一系列庆祝活动，都在不断呈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辉煌历程，祖国不断强大起来的历史变成了真实的、可触摸的生活事实。对各族群众来说，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庆祝活动，不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各族儿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所做的努力、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通过巩固共同体记忆体系不断塑造着各族人民的发展观、国家观、中华民族观，提升着中华民族认同。
场景再现还包含着记忆场所，即记忆场的建构。记忆是抽象的，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媒介进行表达。现实中的空间场景表达，建筑、道路或是场所都是记忆表达的工具，从而实现人们对自身记忆的梳理，使人们在不断回忆和记忆再现中巩固记忆。记忆场涵盖的场地、建筑、景观等客观实物往往承载着独属于自身的史实和仪式性活动。如长城，浓缩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历史，也是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载体。传统上关于长城一直存在两种认识：一是保卫华夏的军事防御工事，二是秦朝横征暴敛的历史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城成为了记忆的场所，它不仅蕴含了古代的集体记忆，也内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如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长城会战、抗战催生的“血肉长城”的概念等。相比较那些具有明显抗日战争纪念色彩的纪念场所来说，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场所更具有多样性、离散型、普遍性。人们在游览长城的过程中，能够回忆起长城蕴含的独特内涵，回忆我国人民共御外敌的共同历史记忆，从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二）以具身实践传播共同体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内含着民族历史、符号以及民族精神，承载着成员在实践中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不断地传播、具身实践、构建共同体记忆的重要原因。“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是集体记忆传承的主要途径”，无论身体实践还是纪念仪式，都必然是以身体实践为基础才能得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传播同样需要通过身体实践，也就是具身实践的途径完成。
具身是指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人的行为最终都是通过身体来实现的，身体是一切行为的基础。通过具身实践，切身地参与到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实践中，能够有效地实现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目的。如每年国庆期间，大到国家行政部门，小到学校、商铺、家庭，自觉悬挂国旗、参与升旗仪式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选择，以此来彰显自我的身份归属——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这种体化实践的氛围渲染，使得国庆节纪念活动及其所蕴含的深刻逻辑逐渐浸润到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血液中，成为个体生命中的一部分。通过具身实践的途径，人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共同体记忆得以传播和传承。
除此之外，具身实践还体现在“刻写实践”方面。每逢国庆节，国家便将一些文本作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形式。如通告、指示、著作等。如我国首个国庆纪念日，党和政府便出台了《关于国庆纪念方法的规定》，在规定里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庆祝口号。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印发了《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发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通过语言文字材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相关记忆进行刻写实践。刻写实践的内容能够借力社会管理组织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传播。刻写实践相较于纪念仪式、体化实践缺少了程序化与时间限制但更具普及性，使得记忆在日常行为过程中得到传承和传播。
（三）以新方式实现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
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内容、表现形式、构建路径等不断表现出新的特征。记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又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经由主观干预人们有可能建构起新的共同体记忆。受人们的主观性影响，历史传统以及社会现实被主观建构，并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同样能够根据现实、借助现实实现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将记忆以特定的方式重新编撰和整合，更好地与社会相连接。“媒介是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的核心要素。”尤其是随着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领域的影响愈发强大，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互联网在改变社会现实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集体记忆。”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和传播是与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紧密相连的。
现如今，各种新型社交媒体全方位地融入人们的日常实践中，成为人们传播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过往通过保罗·康纳顿的身体实践和纪念仪式进行集体记忆的再生产和传播具有一定缺陷，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介入则弥补了这一缺失。如在举行“国庆节纪念活动”“国家公祭”等仪式展演过程中，以往都是亲临现场的人们才能获得更深入的感触，其他人通过文字等方式获取信息后的感触则是有限的。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介入后，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实时进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还可以进行评论、互动，还可以转发，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获得强化。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等新方式介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建构，丰富了记忆的社会载体，对实现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具有促进作用。
此外，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也是对集体记忆的重新建构。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介入重新定义了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式。有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长时间内，学者关注的集体记忆主要集中在‘过去—现在’的坐标体系中，而忽略了‘现在—未来’的面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不应只注重过往和当下，更应注重未来。因此，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将当下的某些事件进行建构，让其形成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是非常必要的。如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将中华儿女抗击疫情的共同经历以多视角记录下来，例如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抗疫医生出征视频或者是《最美逆行者》等抗疫纪录片在经过大众媒介的不断传播、沉积、内化后成为隐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在未来当受到外部刺激时，这一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会被激发出来，给予共同体成员需要的信心和力量。
当然，我们在利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重新建构或者再生产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时也必须重视大众媒介的弊端。大众传媒和互联网提供了集体记忆建构的多元化路径，同时也增添了集体记忆的多重解释，这意味着其他势力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另外，大众媒介的普遍化使得人人都能够成为集体记忆的建构者，不可避免的会有人提出与主流观念相左的观点，也有可能造成只“记录”不“记忆”的结果，这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造成一定的困扰。因此，通过新方式实现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需要与国家调控及社会构建联系在一起，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出发，运用国家调控实现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
四、结语
记忆相当于过往日常实践的储存器，同时在记忆存储过程中被社会重新建构，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涵。由于记忆的社会性，记忆的方方面面，如内容、结构、表达形式都展现了个体对社会的情感，记忆内涵的不同，记忆所反映的状态也会包含个体、区域、共同体等对象。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根植于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历程，以历史为根脉、以当下为依据、以集体记忆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视角凝练而成，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现实依据。集体记忆理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概念内涵，“共同的记忆是共同体共有的、在一个群体或集体中大家共享、共同传承并共同建构的事或物，以及由其所承载的物质和非物质世界。” 它涵盖了全体中华儿女所共有、共享并认同的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集体无意识记忆。集体记忆是构成群体认同的重要法宝，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作为全体成员共有、共享、共建的集体记忆，对于强化认同有着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是共同体认同的基础、媒介和情感高地，对中华儿女形成相同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有着促进作用。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需要着力强化、传播、建构，实现共同体记忆保持。记忆保持是一个动态过程，信息在保持过程中要不断地受到思维的提取、“筛选”而发生变化。因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存储信息在数量、内容、性质等方面都会发生变化。共同体记忆是社会现实的历史积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被注入新的元素，因此，需要关注国家社会发展，将新元素吸纳进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中，通过场景再现、具身实践、记忆再生产三种方式来实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保持是共同体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及集体无意识记忆内容不断累积在共同体成员大脑中的稳固过程，其本质是对信息加以编码后的储存历程，记忆的保持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进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不仅是丰富自身内涵的客观需要，更是强化共同体认同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复合共进的过程，需要多方面、多层次共同推动。从集体记忆的视角出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研究，更能触及其本质，有益于从深层次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指标，对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李静，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首席专家，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王琦，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