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耕读”是安身立命和治家的根本之道。早期儒家传统尊“劳心”贱“劳力”，孔子在回应“樊迟请学稼”时表示：“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焉用稼？”（《论语·子路》）他认为讲求礼义才是君子之选。孟子提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不过，当时也能看到不同情况，《说苑》记载，“曾子衣敝衣以耕。”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曾子，不得已而力耕于泰山之下。颜回也曾亲自参与耕作，据《庄子·让王》载，颜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

后世儒家的价值观念逐渐从“焉用稼”转变到对“亦耕亦读”的追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耕读观念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与拓展。“耕”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劳动，且可以扩展为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也不仅仅是传统四书五经的学习，而是指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到了汉代，人们开始把耕读相兼的教育思想加以强化。经学家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与学生一起力行耕读相兼的生活。《后汉书·袁闳传》有“以耕学为业”之语，其中的“耕学”暗喻文人应如耕者般勤于学问。《晋书·隐逸传·朱冲》中提出：“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朱买臣“负薪读书”、倪宽“带经而锄”，都是代代相传的劝学励志典故。

三国时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西晋学者皇甫谧“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徐苗“少家贫，昼执鉏耒，夜则吟诵”。范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范宣“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东晋陶渊明“逃禄而归耕”，辞官归隐过着耕读生活，“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颜之推强调要教育子女“知稼穑之艰难”，认为“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他在《颜氏家训》中指出，只有通过农业劳动来体会人生，才能做好官、当好家。士大夫如果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会“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随着颜之推等倡导耕读思想的流传，耕读教育对于维系家业的意义家喻户晓，耕读传家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唐代也不乏耕读的事例，如时人有诗云“儒翁九十余，旧向此山居……但有子孙在，带经还荷锄”。到了宋代，耕读教育逐渐走向鼎盛。“耕读”二字联合，并作为专词应运而生。宋仁宗实行劝耕政策，耕读教育成为当时重要的教育理念。苏轼就曾自称为识字的耕田夫，陆游的诗中也有“颓然静对北窗灯，识字农夫有发僧”之语。时人认为耕读不仅可以科举入仕，改变命运，而且可以明人伦，正家风。如《李氏长春园记》曰：“人生天壤间，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园池台榭可以日涉，有贤子孙诵诗读书，可以不坠失家声，此至乐也。”朱熹亦对耕稼非常重视，在《劝农文》中指出：“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苏辙有“般柴运水皆行道，挟策读书那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之诗句，表明其家已有耕读传统。南宋人舒邦佐的传家训词中，有“后世子孙，优必闻于诗礼，勤必苦于耕读”，也带有耕读传家的意思。元代理学家郑玉曾写过《耕读堂记》，借夸赞鲍生提出“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的志向，并强调如果人人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

明代诗人徐勃有诗云，“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耕”，恰到好处地把“耕”与“读”结合起来。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在“耕读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士人以耕为耻，“只缘制科文艺取士，故竞趋浮末，遂至耻非所耻耳”。他很重视“耕”与“读”的结合，提出无论为农为士者，均须耕读相兼。耕则力耕，学则力学，须知“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思想家颜元重视“习行”，要求学生学习农学知识，认为劳动能“治心”“修身”，“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矣”。理学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言及“樊迟问稼”时，对子孙提出了“不有耕者，无以佐读者”的观点，寄望子孙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的教育不仅拓宽了教育的社会基础，促使读书人自食其力，同时也成为培养其品格、磨砺心性的重要方式。

清末名臣曾国藩始终将耕读教育作为治家的根本，强调“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他指出“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曾国藩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这表明当时“耕读传家”不仅把农耕劳作纳入教育的范畴，而且把生活起居和日常礼仪等也纳入教育的内容。

（作者：邵彦敏、李静，均系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