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认为世界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国际力量平衡加速变化，国际形势趋于复杂，围绕现有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大，“逆全球化”趋势扩大，维持和构筑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的必要性提升。日本认为中美两国构筑稳定的关系对日本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很重要，但同时对美国对华牵制外交表现出积极追随的意愿，强调在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下开展“兼有包容力和力量的外交”。面临国际变局，日本的战略动向可概括为“3+1+1”。即“3”个战略选择：对美战略追随、对华战略制衡、战略性联合欧、澳、印等第三方力量；“1”个战略主线，即强化安全防卫能力和外交主导力；“1”个指导性的宏观战略，即塑造国际秩序。当前日本的战略并非简单地针对某个国家，而是集中在对环境的塑造上，因为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国家，增强维持秩序的力量。日本战略举措的背后有针对中国崛起的意图，导致中日关系更为复杂。尽管岸田文雄当选后的部分公开言论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缓和中日关系的信号，但两国关系的修复仍受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在美国对华开展全面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岸田政府在外交和安保方面延续前任政府的政策，有些方面甚至更显强硬，中日关系前景并不乐观。

关键词：国际变局;日美同盟;“印太战略”;中日关系;对华战略

当前世界加速进入动荡变革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呈碎片化发展，美国“一超”地位不稳，对华开展持续战略竞争，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重点，追求战略自主性。在这样的大变局中，日本始终关注两个核心因素：一是日美同盟中的美国，其综合实力在国际变局的诸多层面处于相对衰弱的状态；二是作为日本在东亚区域最大竞争对手的中国。在这两个因素中，日美同盟被日本视为对外关系的基轴，但中日关系及其稳定发展对日本也很重要。如何发挥并强化日美同盟作用，进而协助美国发挥地区作用，以及如何借助其他外部战略力量来强大自身，共同应对挑战，以在国际变局中维护和扩大日本的利益，这些都考验着日本的战略智慧。

由日本传统的外交立场和外交政策可见，日本对华态度和政策经常是比较微妙的，并非全面打压。无论是安倍、菅义伟还是岸田，近年来日本的各任首相都一再强调稳定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其背后原因较为复杂：一是日本没有实力做到完全与中国对抗，甚至需要中国帮助日本一起应对“逆全球化”;二是日本外交非常关注其周边地区国家的反应，不愿使地区处于紧张状态中。这也是2018年日本开始将对抗型“印太战略”转为融合型“印太构想”的重要动因。同时，日本又在变化的形势下紧紧追随美国的步伐，并采取各种战略手段，拉拢各种战略力量牵制中国，趁机谋求和扩大本国的战略利益。在国际变局的不断演变中，日本的传统外交平衡战略也在出现变化，甚至失衡，对中日关系已构成挑战。

一、国际变局与日本的认知

当前国际变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东升西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并且经济赶超进程持续。二是新的“多极化”,除了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此升彼降，及其带来的主导力量的多元化，还表现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新形势上，或称“碎片式全球化”。在“碎片式全球化”中，国际格局在区域上进一步表现出差异和分化，“印太”地区重要性突显，特别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进一步加速全球格局的分化和重组。“全球化碎片”之“破”与“碎片全球化”之“立”对日本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催促日本与志同道合的支持力量一起推动全球化，另一方面也督促日本在新的区域化中把握机会、占据主动，与竞争者争夺主导权。这些对日本的战略动向有很大的影响。三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战略博弈及其带来的持续性大国竞争形势。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竞争对手”,重视盟友在地区开展战略竞争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盟友是“力量倍增器”概念，加大与“印太”地区盟友合作，深化“印太战略”。

对于国际变局，日本更多基于力量对比增减的考量，关注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出现的变动。日本认为，世界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力量平衡加速变化并趋于复杂，围绕现有秩序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大，安全保障上面临的问题增多，“普世价值”面临的挑战增加。日本重视国际变局下安全环境发生的变化，认为国家间竞争出现了横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特点，安全保障呈现广泛化、多样化特点，“混合战”下国家的应对将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显现出仅凭一国难以应对的各种问题，并出现了经济安全保障等新课题，太空、网络等新领域的威胁日益显著化。对于日本自身的周边安全环境则提出，围绕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的纷争加大，“灰色事态”将长期化，在没有明显征兆情况下存在向更重大事态急速变化的风险。1

日本认为，在当前“逆全球化”快速扩大的背景下，即使是受惠于自由贸易的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其自身的保护主义和内向意识也日益显著。日本提出世界经济的动向出现三种趋向：一是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内向性明显；三是易发生经济摩擦。另外，日本也认为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供应链和金融系统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比以前更进一步。日本提出一个地区发生的经济冲击和商品价格变动等对其他地区或世界经济整体的影响增大，强调为使跨国经济活动更加便利，维持和构筑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的必要性提升。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日本重视经济安保问题，提出包括物联网(IoT)、5G、人工智能(AI)、量子技术等正蓬勃发展，安全保障基础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进一步扩大，各国积极开展将技术应用于安全保障领域的活动。预计今后技术革新的成功与否将对安全保障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由此日本强调需要强化这些领域与安全保障政策相关的措施。2

日本密切关注美国对华发动的战略博弈，并从中美“夹缝”中思考本国的战略选择及对华外交策略。日本认为，美国拜登政府自成立以来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强硬立场和相关政策，并把技术竞争作为核心问题。同时，美国也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探索与中国合作，而中国也在提议对美重建各种对话机制。日本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两国之间构筑稳定的关系对日本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很重要。日本观察到，拜登政府提出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政策方向，在重视与盟国及伙伴间的协商基础上将全面评估安全政策。日本特意提及，“除宣布重新审视美军全球战略部署外，拜登政府还表示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有能力持续对国际体系发起挑战的竞争对手，表明美国将长期与中国对抗，并最优先考虑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3

在确定美国的对华战略博弈长期且稳定的基础上，日本对美国开展的对华牵制外交表现出积极追随的意愿，密切关注和拥护拜登政府对中国提出的所谓“不公正经济惯例”“人权侵害”以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表示的“担忧”。日本还认为中国挑战了基于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价值观的现存国际秩序。除了出于维护日美同盟的考虑之外，日本自身也认为中国崛起特别是其军事动向是地区及国际社会安全保障的一大“忧虑”,并会影响未来中美关系走向。2021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在钓鱼岛周边“持续以国力为后盾”,“执拗地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竞争愈发明显，两国采取了相互牵制的态势，未来存在进一步加剧的可能”,“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中美军事力量平衡的变化可能给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影响，有必要进一步关注中美在南海及台湾等地区的军事动向”。4

为了创造出自身所期望的、稳定且可预见的国际环境，日本表示将要通过外交努力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建立信赖、合作关系，强化国际社会的安定和繁荣的基础，主张在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下开展“兼有包容力和影响力的外交”。5在塑造国际环境上，日本更重视对规则的主导和塑造。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日本认为世界经济面临着保护主义抬头、贸易纠纷增加，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活动停滞、国际交往受限等挑战，更需要继续致力于通过经济合作实现贸易自由化和规则制定，维护自由、公正的经济秩序，并提出国际规则的制定也是安全保障的课题之一。2021年10月4日，在新内阁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上，首相岸田提出，“为实现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DFFT)等而制定新规则”。610月8日及12月6日，在两次首相演说中，岸田表示，日本将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数字时代的自由公正的数据流动“DFFT”的国际规则制定，构建对于日本安全和繁荣必不可少的自由公正的经济秩序。

二、日本战略走向分析

在国际变局下，日本的战略选择主要依赖“3”个路径。一是在战略上强化对美国的追随；二是在战略上加强对中国的制衡；三是加强对“第三方力量”的战略性联合。日本以上的三种战略路径中都贯穿着“1”条内在的战略主线，即增强自主能力，既包括提升安全防卫能力，也包括外交主导力。在考察日本的战略选择问题时，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是在三个战略路径背后的“1”个指导性的宏观战略目标，即追求塑造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这是日本战略举措的动力和目的。日本当前对于塑造国际秩序的追求，显示出日本在战后以来政治、外交、安保、文化方面的变化，更加注重宏观制衡和综合安全。事实上，当前日本并不把对手认定为某个国家，而是集中在对环境的塑造上，通过改变环境来应对潜在的对手。因为战后以来，日本的发展和复兴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际环境，而不仅是受益于某一国家或某一领域。所以日本认为，在大变局之下更应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重新维持并强化对日本比较有利的国际秩序。由此，日本的战略走向可以归纳为“3+1+1”,即“对美追随+对华制衡+战略性联合‘第三方力量’”,“加强自主能力”,“强化‘印太战略’,构建‘印太’秩序”,这背后还贯穿着“民主价值观理念”。它们虽处于不同层级，却彼此联系、相互嵌入和相互影响。

(一)对美战略追随

对美战略与追随和强化日美同盟、对华制衡、战略性联合“第三方力量”并强化“印太战略”都有关。因为对美追随会带来同盟力量的扩大，可以更有力地对中国开展制衡，更能吸引“第三方力量”加入日本的战略体系，以及更强有力地推进以美日印澳为核心框架的“印太战略”,巩固价值观同盟。日本注重在外交安保方面强化作为基石的日美同盟，加强合作以应对各种战略性挑战和问题。2021年3月，日美外长防长“2+2”会议就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及进一步深化应对能力达成了共识，同时还确认：一致认为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不符”的行为给日美同盟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挑战；反对任何试图改变东海、南海现状的单边行动，并对《中国海警法》表达“严重关切”;为维持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确认加强与地区内外多种伙伴合作的重要性；一致认为通过开展日美联合训练等加强应急能力至关重要。

除在各种战略外交课题上追随美国外，日本深化与美国的各项合作，推动在“太空及网络领域等”“综合导弹防御”“联合训练和军事演习”“情报、监视及侦察(ISR)活动”“海域安全保障”“后方支援”“应对大规模灾害”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对美合作，包括联合实施“维持和加强海洋秩序”“人道支援和灾害救援”,以及加强与扩大在“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以及“联合使用”方面的合作。为了使日美同盟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威慑力，日本更加注重确保驻日美军的存在，目的是使驻日美军从平时到紧急事态发生时都能迅速和机动地应对事态。日本强化实施与美国间各军种间的联合训练等活动，提升针对各种事态的应对能力，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包括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等。

(二)对华战略制衡

日本当前对华战略制衡的突出特点就是利用双边和国际多边平台，特别是突出利用日美同盟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日本注重运用日美同盟框架对中国施压，不断与美国确认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2021年10月5日，在岸田与拜登的首次首脑电话会谈中，拜登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在四国峰会上，日本借台海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不断塞“私货”,表示支持领土一体性原则，“深刻担忧”东海南海上的“以力量为背景改变现状的尝试”,强调立足国际法应对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面临的挑战。日本还表述其在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立场及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重要性的看法等，并推动峰会形成共同声明，实际上就是极力运用小多边机制对中国实施复合型战略牵制，通过达成所谓的多边共识，诬陷和攻击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港独”“疆独”“台独”分子撑腰，为与中国有海洋争端的南海国家撑腰打气。

日本还通过“四边机制”将“印太战略”扩展到经济安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等广泛领域，以及太空、网络空间等高边疆领域，致力维持尖端技术领域优势，并通过设立工作组推动系列倡议落地执行，在更广的领域对中国及“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制衡。日本推动“半导体供应链倡议”,减轻重要矿物资源对中国的依赖，推动“印太”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日本还引领“脱碳”讨论，主张建立清洁能源供应链，构建“脱碳化”海运和港口运营的“绿色海运网络”,并以此来影射“一带一路”倡议。借助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日本还推动成立“日美澳印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推动“高透明融资”,与美日澳“蓝点计划”及七国集团(G7)“重建美好世界”(B3W)对接并联手，合力制衡“一带一路”建设。

(三)战略性联合“第三方力量”

日本积极拉拢域外国家，特别是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比如和英国的“全球英国”战略的结合。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日本在加大和德国的安全合作，和德国在2021年签订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召开了第一次外交防卫“2+2”会议。日本和法国、英国加强联系是合理的，因为法国和英国在“印太”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在“印太”,英国有诸如迪戈加西亚群岛等英属印度洋领地，法国则拥有马约特、法属波利尼西亚等海外领土。和德国扩大合作表明日本是在战略性拉拢域外力量实施本国的战略目标。在网络领域方面，日本与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防务部门间建立起相关网络协议，以共享威胁意识并就如何应对网络攻击交换意见。2021年，日本还首次正式参加了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主办的“锁盾2021”网络防御演习。

日本与东盟各国加强高层互动，推动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包括能力建设支援、联合训练、防卫装备及技术合作等，重视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东盟地区论坛(ARF)等的多边框架的作用。菅义伟将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作为首访地，称东盟是日本的战略伙伴。2021年10月27日，岸田出席日本东盟首脑视频会议时也表示，日本始终重视与东盟的关系。防卫大臣岸信夫访问印尼期间，双方确认将推进包括装备品和技术在内的防卫合作，并商定自卫队和印尼军队在南海开展联合训练。11月24日，日越首脑会谈，同意加快磋商日本向越南出口舰艇等防卫装备品的合作进程。日本也将供应链多元化的合作重点放在东南亚国家上。在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上，日本首次举办“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国防部长会议”。在加强地区国家相互联系的相关支援上，自2012年后以“印太”地区为主，对15个国家和1个机构在人道支援和灾害救援、维和行动(PKO)、海洋安全保障等领域进行协助。日本注重情报收集工作，计划加强与大洋洲地区的合作、加强欧洲及中东相关情报的收集工作。

(四)强化自主能力

强化自主能力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岸田表示，将要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等重要的安全纲领性文件，并在此过程中对包括“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内的各种问题进行现实性研究，以彻底加强防卫能力。岸田政府的侧重点主要落在加强包括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协作的海上安保体制的同时，推进提升岛屿防御能力，特别是强化西南诸岛方面的防卫。在对钓鱼岛的防卫建设上，日本加大资金拨付和武器部署，谋划构筑离岛所需弹药、燃料和食物的稳定供给网络。同时，为了保证日本国民等在海外遭遇危机时能万无一失地送返回国，日本政府也将向国会提交《自卫队法》的修订草案。7

日本同时加强先进技术研发体制，已于2021年度在防卫装备厅新设立了“新时代装备研究所”。此外，日本还新设立了从事国内外尖端技术动向调查、分析相关企划立案的“先进技术战略官”,以及负责推动灵活运用大学、民间企业及国立研究机关等各方先进研究成果的“技术合作推进官”。为遏制及应对所谓他国军事力量的质量、数量优势所带来的威胁，日本重视太空、网络及电磁领域内的能力建设，强调必须实现跨领域作战，把陆、海、空等传统领域能力与太空、网络、电磁等新兴领域能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多次元统合防卫能力”,持续强化太空态势感知(SSA)能力及太空情报收集、通信及定位等的各种能力。在电磁领域加强使对方雷达等无效化的能力。为了在有关新领域的技术和有可能改变局面的重要技术领域确保优势，日本修订了《中长期技术评估》。在外交上，日本也在积极提升外交“发信力”,这也被日本糅合进“印太战略”中，包括日本“印太战略”对国际规则主导权的追求等。

(五)深化“印太战略”

“对美战略追随”“对华战略制衡”以及“战略性联合‘第三方力量’”,包括日本对自主能力的强化等，这些战略动向都可以说是日本“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战略思维上看，“印太战略”比这些战略动向又高一层次，可以将之置于上一层分析层级上加以关注。毕竟具体的战略动向并不完全等同于“印太战略”,因为在没有提出“印太战略”之前，日本也持续强化上述战略方向上的行动，且“印太战略”更突出地强调对规则和标准的引领和塑造，更具有宏观性的特点。

从战略上看，日本更是通过宏观制衡来实现国家利益，崛起的中国是日本制衡战略中的一部分。8在日本的对外制衡议程中，一边是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另一边是中国崛起，而且中国崛起对日本是比较现实的冲击。在宏观的秩序构建中，为扩大实施制衡的力量，日本除了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联合“第三方力量”,也越来越注重自身的能力和秩序是否可靠的重要性。日本在战后以来一直是“非正常国家”,其军事能力是受到限制的。所以，为了能够维持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秩序，日本必须综合运用外力和内力。在日本的官方表述中，其“印太战略”的三大支柱是：第一，普及和扎根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等；第二，追求经济繁荣(提高联通性等);第三，确保和平与稳定。在“印太战略”下，日本进一步提出要战略性推动多元和多层次的安全保障合作。

在构建“印太”秩序的战略目标之下，日本尤其重视拜登政府对“多边主义”的回归。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盟友的利用和盟友关系的强化，而日本恰恰是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很重要的盟友。此外，从岸田政府来看，它更迫切地需要抓住美国对多边主义回归的契机。因为在特朗普执政时代，日本想要构筑一个对本国比较有利的国际秩序是比较困难的。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措施，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是相违背的。此外，日本更加警惕中国在疫情背景下的逆势崛起，特别是对所谓的中国崛起的方式。为了维持秩序，日本更加注重战略和价值观方面奠定的盟友基础。在当前的战略运用当中，日本更加注重运用价值观工具奠定其正在构建的秩序的基础。

为了构建国际环境新秩序，日本支持和促进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的升级和扩容。“四边机制”是日本提出的“印太战略”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框架。日本最近提出要尽快召开第三次四国首脑峰会的会谈，而且希望在日本召开，这体现出日本岸田政府仍然把“印太战略”置于其对外战略的核心框架范围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2021年12月6日，岸田在第207届国会上发表的“所信表明演说”中进一步强调，要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之外，与东盟和欧洲等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活用日美澳印框架，为实现“印太战略”而深化合作。92021年12月21日，岸田在第207届国会闭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表示，“要将旨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的努力推向新高度”。10

日本重视主导规则，目的在于强化对地区秩序的塑造力。第二次“四边机制”峰会针对前沿技术提出了《关于技术的设计、开发、治理及利用的日美澳印原则》,强调“基于尊重共同价值观和人权”的共同原则，构建具备可靠性、健全性及强韧性的技术生态系统，主张四国主导制定太空国际规则及“印太”地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标准，并致力于将四国制定的共同原则推广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原则。同时，还提及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公开、公平和透明的贷款规则标准问题。11日本在该次“四边机制”会议和其后的日美双边首脑会谈中还提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提议美国回归，谋求联合推动和维持区域合作的高标准。2021年11月24日，岸田文雄与越南总理范明政会谈，一致认为维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规则的高水平的重要性。同年11月25日，日本外相林芳正与越南外长裴青山会谈，也一致同意维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高水平规则。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注重通过规则构建经济安全秩序，强调主动担负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在公正的规则下最大限度确保国家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这些对外的战略动向的背后都贯穿着一种价值理念，那就是所谓民主价值观。民主价值观是日本构建当前国际战略的支柱性理念，既迎合拜登政府对价值观的强调，也糅进与各伙伴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印太战略”上的合作。2021年10月4日，在新内阁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上，岸田提出“带着三个决心开展坚定的外交与安全保障”,其中第一个决心就是“坚决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观”的决心，与同盟国、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大力推进“印太”构想。122022年1月17日，岸田在第208届国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又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并把“珍视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基于法治等普世价值和原则”作为第一支柱。132021年12月9日，岸田在美国政府召集的民主峰会上进一步表示，将“珍视以民主主义和人权为首的普世价值观”,“为了在日本国内维护牢固的民主主义，还需要从经济方面入手，防止贫富分化，保护作为健全的民主主义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14

此外，岸田政府也将经济安保战略逐渐纳入“印太战略”之中。岸田政府比日本战后的历届政府都重视经济安保，从部门建设到机制建设，从政策实施到战略规划，逐渐地强化各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追随美国的经济安保战略，另一方面是试图维持本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对华优势。其实，早在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就提出了加强经济安保的问题，还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经济价值观”的问题。关于“一带一路”的融合，安倍政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应该遵循“开放性”“透明性”“经济合理性”“财务健全性”等原则。通过此举，日本试图把中国纳入它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中来，对中国加以“合法规范”。

在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的序言中，防卫大臣岸信夫所言也具象化了当前日本的战略动向。他说，日本已处于全球力量平衡变化的中心，重要性日益渐增，为应对此类安全保障环境上的挑战，日本不仅有必要加强自身防卫力量、扩大自身能够发挥的作用，同时还必须与共享相同基本价值的国家展开紧密合作。在将与美国之间的合作置于首要地位的同时，日本还认为应通过实现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秩序，确保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基于这一构想不断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实现。防卫省和自卫队也会与澳大利亚、印度、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共享“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的国家开展积极协作。15

三、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日本战略动向投射在对外政策上，其影响就是中日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由于菅义伟面临“党高政低”的政治局面，政策行动被“亲美派”官僚及党内强硬派牵制，放任国内右翼保守势力鼓噪“中国威胁”并被其左右，最后导致菅义伟政府的对外关系缺乏平衡性，逐渐追随美国步伐并积极拉拢域外力量加大对华制衡。其不仅偏离日本传统的外交平衡感，更缺乏主动与中国进行高层积极互动的意识。在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涉港问题、涉疆问题和历史问题上，菅义伟政府更是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未展现个人稳重务实的特点。尽管菅义伟多次表示“不会构建对华包围圈”,“和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但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华负面政策的影响下仍不断面临滑坡危险。

岸田当选后，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首次电话会谈中强调，日中关系正在迈入新时代，日方愿同中国一道，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继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问题密切沟通合作，并期待北京冬奥会的顺利召开。2021年11月18日，日本新任外相林芳正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电话，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对话与磋商，并就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推动经济和人员交流达成一致，双方还商定在经济领域推进对话和工作层面的合作。2021年12月6日，岸田在第207届国会上发表的“所信表明演说”中强调，“与周边国家之间，将基于国家利益，为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展开坚实的外交。对中国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切实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围绕共通的课题开展合作，力争构筑既具建设性又稳定的关系”。16尽管岸田及部分政府高官的一些公开言论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缓和中日关系的信号，但中日两国关系的修复仍受一些重大的、结构性的因素制约和日本复合型战略的影响。在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岸田政府仍在外交和安保方面延续前任政府的政策，有些地方甚至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中日关系前景并不乐观。

岸田政府追求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秩序的整体国家战略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对中国制衡的战略方式也没有变化。和安倍政府相比，只是在急缓或者轻重上有所不同。在领土争端上，岸田政府不断渲染所谓的中国“海洋威胁”和“入侵领海”,故意制造钓鱼岛争端紧张氛围，趁势在国内外强化所谓“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认知，利用美国对华战略博弈将中日争端问题国际化和多边化，阻碍中国对钓鱼岛正常行使国家主权，并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对华实施多向牵制。岸田政府仍然不断触碰中日关系的敏感神经，其推进的“经济安保牌”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导致中日经贸或将长期面临复杂挑战。岸田政府更为积极地推行进攻性安全战略，谋求提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也不利于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此外，基于“民主价值观”理念，在美欧对华“人权外交”的沉渣泛起之际，为增加对中国的博弈筹码，达到关系“再平衡”,岸田政府还在对华人权问题上比前任政府走得更远，不惜采取意识形态工具作为对抗手段，强化对所谓“威权国家”开展舆论攻击，树立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道义高位与正面形象，将价值观打造成身份标签，推动“民主国家同盟”,扮演亚洲人权与民主“旗手”,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人权问题上给双边关系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尽管岸田政府存在对华友好的一些底色，但这些底色并不能取代日本对华政策中的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最根本目标。在对华问题上，岸田政府也会考虑到保守派的声音。在整体的国际变局和日本整体的战略选择之下，中日关系到底下一步朝哪走，是好是坏，不容乐观，而日本在其中负有很大的责任。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能否把中日关系向前推进一步，是对岸田政府智慧的考验。但是总的来看，由于大变局下国际格局不变，美国对华发动的大国战略博弈走向长期化和深刻化，日本追随美国的战略底色不变，日本所实施的战略目标不变。因此从各方面看，岸田政府在对华外交上不会出现较大的改善性举措。

四、结语

百年变局深刻演进，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在各种挑战不断出现的当前，肩负地区和平与发展重要责任的中日两国更需要合作应对各种变局，“共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中日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地区国家共同期待，两国应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和矛盾，增进了解，建立互信，落实“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共识，夯实利于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民意基础。日本应摒弃冷战思维下形成的“中国威胁”观，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战略选择，珍惜和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维持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日本还应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客观、积极和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内部事务保持尊重，互利合作，积极落实两国首脑达成的重要共识，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精神，与华共同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面对美国对华开展的战略博弈，日本更应避免选边站队，不要做美国的“棋子”。中日经济联系已是深度融合，难以“脱钩”,日本应抛弃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的错误做法，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共同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这既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注释：

1防衛省「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wp 2021_JP_Full_01.pdf。

2外務省「令和3年版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1/pdf/pdfs/1_2.pdf#page=1。

3防衛省「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wp 2021_JP_Full_01.pdf。

4防衛省「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wp 2021_JP_Full_01.pdf。

5外務省「令和3年版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1/pdf/pdfs/1_2.pdf#page=1。

6首相官邸「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令和3年10月4日、http://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4kaiken.html。

7首相官邸「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令和4年1月17日、http://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

8孟晓旭:《日本“印太构想”及其秩序构建》,《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

9首相官邸「第二百七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令和3年12月6日、http://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1/1206shoshinhyomei.html。

10首相官邸「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令和3年12月21日、http://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1/1221kaiken.html。

11The White House,Joint Statement from Quad Leaders,September 2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joint-statement-from-quad-leaders/.

12首相官邸「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令和3年10月4日、http://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4kaiken.html。

13首相官邸「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令和4年1月17日、http://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

14首相官邸「民主主義のためのサミット」、令和3年12月9日、http://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actions/202112/09democracy.html。

15防衛省「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wp 2021_JP_Full_01.pdf。

16首相官邸「第二百七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令和3年12月6日、http://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1/1206shoshinhyomei.html。

孟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东亚评论》2022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