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价格决定,一如其他商品的价格决定,是由社会分工、私有产权、个人追求自身利得的最大化、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彼此对立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具体而言，或换作经济学中通行的语言，是由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决定的。但是，我们要明确和强调的是，供给与需求同样是由这四种基本的经济关系决定的。这是我们与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根本区别。
话说回来，既然劳动力的价格决定一如其他商品的价格决定，是由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决定的，既然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一般商品的价格决定，这里我们就不应该有更多的话可说了。可是，由于传统的劳动力价格理论与传统的商品价格理论缺乏统一性，由于传统的劳动力价格理论之间存在歧义，更主要的还由于影响劳动力价格的一些特殊因素尚未被人们阐述清楚，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多一点逗留。
一 劳动力价格理论的不同版本
追溯劳动力价格理论，似乎从威廉·配第那里就开始了，马克思明确地引述了威廉·配第的话：每天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工人“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1]在某些经济学说史中，对于劳动力价格理论，只溯源于重农学派，魁奈把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与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考虑，[2]但表述并不精确。杜阁把这一思想大大推进了，并作了虽然简短但却准确的定位：“只有双手和辛勤劳动的单纯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他可能或多或少地以高价出卖他的劳动；但是，无论这种价格是高一些或低一些，都不能完全由他本人来决定；这是他同那个购买他的劳动的人双方协议的结果。后者尽力压低这一价格；由于他有一大群工人可资挑选，他便优先选用那个讨价最低的工人。因此，在彼此竞争的局面下，工人们不得不降低这一价格。在各部门工作中，情形都不会不是这样，而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工人的工资只限于为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3]在杜阁的表述中，有几点予人深刻的印象：1.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的生产要素，他要生存下去，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他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自由得一无所有。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2.劳动力价格的实现，是在市场竞争中完成的。3.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是由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重农学派关于劳动力价格由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思想，影响是深远的。亚当·斯密虽然在劳动力价格或工资学说上坚持他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而地租、利润只是这种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的扣除。但是，在土地和资本与劳动者相分离的前提下，亚当·斯密又不得已地接受了重农学派关于工资是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资料的观点，认为它是工资的最低标准。[4]李嘉图比亚当·斯密走得更远，他全盘接受了重农学派的观点，并以他惯有的方式，指出劳动力也像其他商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而“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即重农学派意指的工资。[5]得重农学派之助最大的也许要算马克思，他借助于重农学派的工资学说，建立了他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并从这一理论出发，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之一。[6]
然而，对重农学派的“最低生存工资说”〔熊彼特语〕的批判或否定不绝如缕，如果说劳动者的工资由维持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那么不同劳动者家庭成员的多少就将决定劳动者不同的工资报酬，这显然是荒谬的；或者说这种最低生存工资指的是平均生活水平，即便如此，那么当生产力水平提高生活资料的价格下降，工资也将随之降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区基本生活标准的不同，也难以与不同的工资标准一一吻合，反而给主观的工资臆说留下了驰骋的空间。
对于“最低生存工资说”，亚当·斯密虽然勉强接受它为“工资的最低标准”，但同时又用不少的经验证据来说明实际工资往往是高于这一最低标准的。亚当·斯密更多的论证是指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一国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劳动力的供给，则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和劳动报酬。[7]李嘉图的阐述要清楚明了得多，他既接受了重农学派的“最低生存工资说”，把它称之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同时又认为劳动还有一个市场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稀少时就昂贵，丰裕时就便宜。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因此，劳动力的价格由这两个原因决定：一、劳动者的供给与需求；二、用劳动工资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8]约翰·穆勒来得更直截了当：“工资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换句话说，取决于人口和资本”。[9]约翰·穆勒认为这只是祖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实际上约翰·穆勒简化了甚至阉割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原意，但在另一点上也许约翰·穆勒还是忠实于斯密和李嘉图的，即指出决定劳动供给的是资本中用于支付劳动报酬的工资基金，这种工资基金总额不增加，就业和工资就不可能增加；工资基金总额不减少，就业和工资就不可能减少。[10]这样把工资基金和劳动的需求挂起钩来，又把劳动工资和劳动者的生活消费品挂起钩来，以此来说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从而说明劳动力的价格决定，这把劳动力的价格理论究竟推进了多少呢？
熊彼特把以上这种供求关系决定论称之为“工资基金说”，指出把供给与需求运用于工资或劳动力价格理论，只能算是一种分析工具，关键是在于什么力量决定供给与需求，工资基金说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是，这种工资基金说把资本中用于工资的部分看作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这不能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提供必要的供求曲线，因此劳动力的供求均衡被一个僵固的工资基金化为一个简单的等式。[11]
如果说“最低生存工资说”是从劳动力的供给这一侧面来说明工资或劳动力价格的决定，那么“工资基金说”就是试图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工资，这是一个进步。然而，仅仅以“工资基金”来说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远远不够的，决定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因素还有很多，虽然古典作家们也探讨了一些其他因素，但这些探讨显得支离破碎，没能整合为一个一贯的、统一的劳动力价格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也许尤其重要的是，“工资基金说”不可能提供一个定量的经济分析。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劳动力价格理论要算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直接从边际效用论中脱略而出的工资理论，至今仍然统治着主流经济学。杰文斯在他的奠基之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先是从人类抽象的快乐与痛苦的权衡开始，引申出商品对人类需求的效用和边际效用，随后在第五章“劳动论”中，杰文斯先把劳动定义为痛苦的努力，亦称之为负效用；把劳动的产品所带来的效用称为快乐的享受，这显然是正效用。当劳动的增加带来的痛苦小于由此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效用时，人们会继续劳动，以使自己所得到的效用更大；反之，当劳动的增加带来的痛苦大于由此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效用时，人们会中止劳动。因此，只有当劳动本身带来的痛苦与这一劳动的产品的效用带来的快乐正好相等时，人们的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这时，边际生产率等于边际效用，杰文斯以dl/dx=du/dx来表示，正是在这一点，确定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12]
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对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是有经典意义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劳动工资等于边际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乘以该产品的均衡价格”这一新古典的工资理论，就是从杰文斯的理论演进而来的。虽然如此，熊彼特认为现在的教科书中所说的这一新古典的工资理论，与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还是有区别的，杰文斯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归属性的理论。但是，熊彼特原谅了这种粗疏，因为两种理论自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13]
其实，教科书中通行的新古典的工资理论与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具有本质的区别。新古典的工资理论主要从劳动需求的角度来论证货币工资，“边际产量值等于工资”，这对于劳动的需求者或雇佣者来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超过这个界限，劳动的需求者或雇佣者是不会购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但是，一般而言，“边际产量值”只是工资的最高限度，并不排除劳动的需求者或雇佣者在有利的情况下把工资压低到这个最高限度之下。而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则仿佛是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论证工资，不过，这里的劳动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同属于一个人，即劳动者自己。杰文斯先是把商品的效用或人们对商品的需求绘成一条递减的效用曲线，然后把人们的劳动绘成一条先向上后向下的劳动供给曲线，当边际效用等于边际劳动时，人们将停止劳动，这一点，既确定了人们的劳动报酬，也实现了人们效用的最大化。[14]诚然，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从形式上看是更具有“归属性的理论”，它更具有统一性、根本性的外观。可是，我们前面在批判边际效用论时就曾指出，不同商品的效用在质上不同，在量上就无法比较；同理，人们对劳动的感受不同，对商品效用的感受亦不同，对不同劳动的比较在度量上就曾经使许多经济学巨匠伤透脑筋，其结果仍然是不理想的，杰文斯要在劳动的不同感受与商品效用的不同感受之间进行度量，这更是不可能的。其次，杰文斯把劳动的供给与需求统一在劳动者痛苦与享乐的个人感受中，这虽然有形式上的简洁性，但在实质上，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当它表现为工资的时候，一定是在劳动者与雇佣者〔劳动的供给者与劳动的需求者〕的对立中实现的。荒岛上的鲁滨孙，他个人可能会产生劳动的供给与需求这种主体的需要，但这种个人主体对劳动的供给与需求，绝对不会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工资，尤其是现代工资，它是在人们普遍的对立中来体现的，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对立是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对立；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劳动者与企业主的对立；在经济学中，一般地表现为劳动的供给者与劳动的需求者之间的对立。因此，杰文斯在劳动报酬或工资问题上，抽去了人们之间的对立，也就抽去了工资问题的灵魂，要想再阐明工资的本质，是不可能的。
马歇尔也许看出了杰文斯的漏洞，他一方面仍用边际分析来说明劳动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他用了更多地篇幅来说明影响劳动供给的诸多因素，并以劳动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来说明工资。[15]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在论证工资问题时，主要继承了马歇尔的传统，用劳动的供求曲线来说明工资。但是，教科书往往把重点放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需求这一方面，经常把“劳动的边际产量值等于工资”挂在嘴边，对于决定劳动供给的因素，或是散乱地加于论及，或是作为完全竞争以外的扰动加于论及，究其原因，或许新古典经济学太过于钟情边际分析了，当决定劳动供给的这些因素不能进入边际分析的视野时，他们对劳动供给的论证就显得疲软、散乱，从而使这一理论的内在统一性不能显现出来。
熊彼特认为：“我不能同意许多历史学家对工资理论所做的分类，他们把工资理论分为最低生存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以及生产力理论。因为这些并不是对工资收入的不同解释，更不是互不相容的解释”。[16]言下之意，这些看似不同的工资理论，应该统合为一种统一的工资理论。但是，这一工作到目前似乎尚未完成，在下面各小节，我们将分析决定劳动力供求的各主要因素，以期得出一种有内在统一性的工资理论。
二 劳动力价格的历史前提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杜阁已经指出劳动者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生。马克思不无揶揄地说，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而正是这种自由的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17]不管是杜阁还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关键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主义的交换，或者广而言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与交换，是以自由的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劳动者的存在为前提。
今天来谈劳动者的自由，人们或许认为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是，当资本主义在西欧发轫时，所面对的是中世纪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作为劳动者而没有人身自由，这在当时的欧洲是普遍的情况。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首先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对立，“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8]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叙述劳动者是如何从中世纪的农奴转化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工人的，[19]这对我们的分析尚不重要，对我们的分析重要的是，我们只需记住：1.自由工人的前身是农奴或是脱离了农奴身份的农民；2.自由工人已经失却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他唯一的可以出售的商品是自己的劳动力，他是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与资本的所有者相对立。
我们这里所要分析的问题是，资本家雇佣工人，或用更中性的语言，企业主购买劳动力商品，这个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或工资是如何决定的？农学派的“最低生存工资说”为此提出了最初的理论解释，马克思因袭此论，并运用他极力坚持的劳动价值论，对“最低生存工资说”进行了改造，得出了他的劳动力价格理论。马克思分析道，“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20]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我们所要分析的劳动力价格，当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时，给人的感觉是肯定的、确定的；但他又说由于不同国家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劳动力们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和道德的因素”，这似乎又给人含混的、不确定的感觉；特别是当他说到，劳动力的价值“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时，则更与普遍的历史事实不相吻合。克拉潘对工业革命后英国六十年〔1790--1850〕间工业工人的工资走向作了统计分析，认为在此期间工资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与此同时，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和谷物法的废除，生活费用的指数还下降了，这一增一减，自由工人的生活应该有普遍的提高。[21]
“最低生存工资说”和“劳动力价值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它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确定了一个最低标准，并试图使之理论化，这就为经济学中的劳动力价格理论奠定了讨论的基础。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工资，往往不是人们理性思考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历史的、现实的产物。当时的劳动者〔农奴、农民、手工工人〕的生存现状，是企业主确定劳动者工资的参照物，企业主付出的劳动工资只要能满足劳动者的生存现状甚或略高于劳动者的生存现状，他就能够雇佣到劳动者。显然，这里所说的“满足劳动者的生存现状”，并不是指劳动者已经满意于自己的生存现状，更不是指劳动者已经不再有别的生活需求了，而是指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淀中，劳动者从奴隶、农奴到贫苦农民的艰难挣扎中所形成的生存现状，这种生存现状，是几千年中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对立的产物，早就深深地烙上了剥削的印记。我们把这种生存现状称之为劳动力价格的历史前提。
以这种历史形成的生存现状为前提，劳动者以此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应得的工资，这种工资必须能满足自己的生存现状，如果可能，最好能高于这种生存现状；企业主也以此标准来计算自己的利润，他不必具有高等数学的知识，也不必作什么边际分析，他只需具有加减法的运算能力就可以了，设定工资是已知的，他所要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是已知的或预定的，他只要再算一下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其他投入，然后确定：商品的销售收入>其他投入+工资，他就可以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了。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最低生存工资说”是资本主义劳动力价格的现实描述。
一般而言，“最低生存工资”所能维持的生活水平，应该高于当时劳动者的生存现状，否则，就不能将广大的农业劳动力吸引到工商业中来。这一点，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城市工商业较高的工资收入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西欧，这一点是否成立，仍然是有争议的，霍布斯鲍姆认为，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城市和工业区，“那里的贫民不像农村那般消极的挨饿，也不像他们那么不显眼。他们的实际收入是否下降，仍是历史上有争论的问题，尽管如我们所见，城市贫民的一般处境无疑是恶化了。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种类的工人之间，以及各个经济时期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再加上统计数据方面的缺陷，使这个问题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22]对于以上所言的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劳动者的生存状态，爱德华·伯恩斯等人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也指出，由于缺乏有关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和生活费用的足够可靠的证据，关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是上升还是下降的辩论受到了局限，无法深入下去。[23]甚至在我们上面引证的克拉潘关于工资指数上涨百分之四十的数据，他自己也有一个脚注，说明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这一数据的正确性还不是确切的。
西方工业革命后的这一时期，劳动者工资及生活水平提高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这样几个方面来消减。
首先要提及的是，如果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不高于农村劳动者的话，是不可能把大量的农业劳动者吸引到城市里来的。马克思虽然曾经说过，英国的圈地运动把大量的农民赶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把他们驱赶到城市中来，以便于资本家剥削。但这是不是一般的普遍的情形，尚付阙疑。而更多的历史书的记载则证明是城市较高的工资及物质生活状况吸引了农业劳动者。即便是恩格斯，在他的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力陈无产者恶劣的困苦的处境，但他还是说，“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24]
引起人们对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的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也许在于，当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们苦于统计数字的缺乏而不能得出确切的判断时，城市贫民现实的悲惨生活却显得异常怵目惊心。其他学者的体察可以不论，恩格斯满怀同情的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则是必须引证的。恩格斯对英国城市贫民窟的劳动者的居住条件、日常饮食、生活用具、健康状态、道德水准等所作的细微描述令人发指，在“结果”那一小节，恩格斯写道：“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穷，也常常缺这缺那，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却比较小，他们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但是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 这个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25]虽然恩格斯的描述使人难于卒读，但若通篇地加于考虑，恩格斯所报道的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者的凄惨境遇，主要是那些失业的、家庭人口较多的、或爱尔兰来的劳动者。这部分人的生存状况异常糟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资本家没有慈悲到给失业的工人发工资，更没有慈悲到要给人口多生活困难的工人发放补贴。如果把这一部分劳动者排除在外，一般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准应该是有所改善的。至于爱尔兰来的劳动者，恩格斯有“爱尔兰移民”一节加于特别说明：“爱尔兰人在家乡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而在英格兰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自从爱尔兰人知道，在圣乔治海峡彼岸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工资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来。……这些人是在几乎一点文明也谈不到的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惯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粗野，喜欢喝酒，过一天算一天，他们迁移到英格兰来，把自己的各种粗野的习惯带给英格兰居民中对教育和道德本来就不大感兴趣的那个阶层。”[26]恩格斯的这段话已经明确说出：爱尔兰移民到英格兰来，是为了追求较高的工资和生活，他们原来的生存状态更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劳动者的工资与生活水平是逐步提高的。
以上所说的情况，主要体现于工业革命后至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欧，如果说这一时期劳动者的工资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不确定的话，那么在此以后劳动者工资及生活的稳步提高就已经是历史学家们众口一词的结论了。
我们这里有保留地认可“最低生存工资说”的合理性，只在于它说出了一个事实，即劳动者的生存现状是劳动力价格的历史前提。我们在这里说劳动力价格或工资具有不断上升的历史趋势，并不是指资本家或企业主会发善心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相反，他们在一切历史时期都在竭力压低这一工资，正如劳动者尽可能争取更高的工资一样。劳动力价格的决定除了以劳动者的生存现状为前提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决定因素，我们将在下面再作探讨。
三 决定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杜阁早就意识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是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一个前提或因素，而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论述尤为深刻，他指出劳动者只是在他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以后，才能作为劳动力的供给者与资本的所有者发生劳动力买卖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27]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或者以暴力剥夺劳动者人身自由的奴隶制，或者是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制，或者劳动者有人身自由的佃农制……这些在人类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地区都存在过，而且这种分离，都含有剥削的意味。而马克思所强调的不仅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一般分离，同时这里的劳动者又有人身自由且与资本相对立，这才足以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力价格或工资。
的确，工资或劳动力价格的形成，离不开自由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前提条件，但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幻化出令人迷茫的情景。兹举几例：1.十五世纪末期，在英国由于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引致羊毛价格的上涨，养羊成了有利可图之举，封建主便把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去，把耕地变成牧场，以养羊牟利，让农民无家可归，使英国成了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辛辣讽刺的“羊吃人”的国度。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援引一个学者的著作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企业家皮尔先生把共值五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殖民地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他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殖民地去。直接地讲，马克思的意思是指在新的殖民地，资本家不能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因为殖民地的土地几乎是无偿地就可以获取，被带来的工人一到了殖民地，就自己去占有土地，不再为资本家干活了。这种情状使我们联想到，在北美殖民的初期，农场主要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不采取原始的、暴虐的奴隶制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自己去占有土地并为自己劳动。3.现在中国，农民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自动放弃自已占有的世代耕作的土地，到城市务工，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并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在这里，并没有人为的强制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而是自觉地自愿地与原有的生产资料分离，成为一名工资劳动者。以上三例是耐人寻味的，第1例中，劳动者不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且使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连被剥削的资格都没有。第2例是用强制性的手段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强迫劳动者为农场主劳动，却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第3例中劳动者自愿与生产资料分离，自觉成为工资劳动者。这三例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但三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却大有区别，更加迥然不同的是劳动者的报酬形式。可见，这三个例子虽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自由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更应注意的是“个人利得最大化”才是更本质的规定，因为只有在“个人利得最大化”的驱使下，封建主才会把农民驱赶出土地，农场主才会用强力把奴隶附着在土地上，中国农民才会为了挣取工资而自愿离开土地。
不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有多少种形式，一旦这种分离得以完成，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在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对立中，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如果脱离生产资料，它的使用价值或效用也就不存在。更关键的在于，劳动力的载体是活生生的有欲求、有意志的主观能动的生命个体，这个生命个体需要有不断的生活资料的供养才能维持，而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前提下，这种生活资料的维系是难于持续的。因此，劳动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往往不得不屈从于雇佣者，在他规定的工资下进行劳动，这在资本主义早期尤其如此。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纵使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亦往往能靠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地简直没有。就长时期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28]马歇尔说得更清楚：“如果一个工人有枵腹之虞，则他对货币的需要是很大的。如果开头他在议价方面处于劣势，并以低工资受雇于人，则他对货币的需要仍然是很大的，他也许继续按低工资出卖他的劳动。”[29]这就是说，劳动者在既无生产资料，又缺乏生活资料的条件下，对劳动力价格的确定起着负作用。这对劳动者是极为不利的。
对劳动者不利、对劳动力价格上涨不利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当企业主以赢利为目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他对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需求也同样是精打细算的，他会尽可能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他会精较考察劳动者的体能与技能，他更会根据自己投资的规模决定雇佣人员的多寡，及时地裁汰冗员。而企业主的投资所形成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并非总与劳动力的供给处于均衡状态，当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劳动力的需求时，劳动者之间为争夺工作岗位的竞争必然导致工资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少行业的工作岗位对劳动者体能技能的要求降低，女工童工同样可以胜任劳动操作，并且还能给企业主带来低工资和好管制的好处，这将使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残酷。
劳动者们切身地体会到他们所处的不利地位，因此他们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与企业主抗争，用一切可以想到的方式争取自己地位的改变和工资的提高。从最初的捣毁机器到排挤女工童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从工人之间的生活互助到对不参加工会的工人的惩处，从发动罢工到在谈判桌前与企业主的协商，从各种行业的小工会到全国工会乃至国际工会的建立，劳动者以其长期的、卓越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工资议价中的显赫地位，成为有利于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决定性因素。
另外，以法律形式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失业救济，社会福利，愈来愈全面的社会保障系统，也在不同时期助推着工资的上涨。
四 决定劳动力需求的因素
这里首先要借用马克思创造的一个概念，即资本有机构成。马克思说：“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30]马克思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进一步指出，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资本构成中用于生产资料的部分相对于用于工资的部分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变化或提高，会使同量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也就是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在企业主投入企业的资本中，用于生产资料的比率会日益增大，而用于工资支付的比率会日益减少，假定工资不变，同量投资所能雇佣的劳动者人数会日益减少。换句话说，当投资总量己定，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直接决定劳动力需求量的多少，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所能雇佣的劳动力越少。
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可惜这一重要思想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遗忘或抛弃了，这一思想对于理解劳动力价格的决定和社会失业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论及〕。不用说，每一个企业都会根据自己投资的规模，根据自己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状况来确定雇佣劳动者的数量，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决定劳动力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是价格具有完全弹性，就能实现市场出清。对于劳动力价格也是如此，只要工资是有高度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就能出清，不会存在非自愿失业。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论点，我们这里姑且不谈这个论点其他有争议的方面，仅以“工资有充分弹性，劳动力市场就能出清”这一点而论，从资本有机构成的观点来分析，新古典主义的这一论点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个企业，它会根据自身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来决定雇佣员工的多少，在企业的总投资及资本有机构成已定的前提下，企业绝不会因为工资的下降而增雇员工，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一点推到极端，假定工资的下降使工资趋近于零，企业也不会因这些几乎是无偿的劳动力而增雇员工，因为任何超过企业投资规模和资本有机构成所能容纳的劳动力的多余部分，对企业来说，不仅是无利的，甚至是有害的。由此观之，在投资规模及资本有机构成已定的前提下，工资的降低，并不能增加就业，更不能实现就业均衡。新古典主义会争辩道，我们说的工资的降低能增加就业，是因为工资降低能减少企业成本，增加企业利润，降低商品价格，这些都能促使企业主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从而增雇工人，因此实现了就业的增加。诚然如此。但是，这种就业的增加是否就能使劳动力市场出清，是否就能使劳动力市场出现均衡，则完全是两码事。从宏观的角度看，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其投资总量与资本的有机构成是相对确定的，这个确定的量是否就与当时的就业人口匹配，是否就能吸纳所有的就业人口，却是不确定的。如果社会总投资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能吸纳尽所有的就业人口，失业就不可避免，即使我们降低工资，也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个问题在后面讨论劳动就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时，会作进一步的阐述，这里我们只是要强调，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决定劳动力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资本的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将不利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我们上面谈及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决定作用时，有时是把资本有机构成和投资规模混在一起加以表述的，而更精细的表达应该是，在投资规模已定的前提下，资本的有机构成决定劳动力的需求；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在资本有机构成已定的前提下，投资规模决定劳动力的需求。资本有机构成与投资规模二者都是决定劳动力需求的因素。而投资规模又取决于两个因素，从对投资的供给而言，它取决于GDP及储蓄率；从对投资的需求而言，它取决于所欲投资的商品的市场需求。在发展中国家或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前一个因素更为重要，因为投资资金的不足往往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经济、提升就业的瓶颈，GDP总量及储蓄率的低下在决定劳动力需求时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一个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往往并不存在投资资金的不足，而主要是所欲投资的商品的市场需求的疲软。一般而论，供给能促进需求，需求也会反过来促进供给，但是二者不是简单的互为因果的关系，社会投资和市场需求各自还有自身的决定因素。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市场需求通过对投资的作用进而影响劳动力的需求，市场需求肯定是决定劳动力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凯恩斯的《通论》以后，有效需求不足引致经济危机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阐述，而商品的市场需求决定劳动力需求、决定就业水平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一旦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投资规模已经确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可以大体确定，至于企业主是否为了使自己的机器设备能得到充分利用，要求工人通过二班、三班甚至四班倒来使机器设备在每天24小时内不断运转；或者特殊行业工艺和技术的自然要求使得机器设备要不间断地运行，从而要工人屈从于工艺技术的要求而轮班操作；这些都不能改变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投资规模这一基本事实。但是，这只是从资本的操作或使用上来确定用工人数的多少，或者说这只是资本的物质技术属性对劳动力需求量的确定。这种确定对企业主来说还是不够的，企业主还需要对自己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作出成本核算。假定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已定，决定这一商品或服务是否值得生产的就是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由固定成本与流动成本构成，这些成本的价格及其变动，显然是决定这种商品是否能够生产或值得生产的重要因素。如果这种商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商品的售价，这种商品的生产就不能进行，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负的影响。
商品成本不能高于商品售价，这是商品生产的限阈，仅是这一点还不够。即使商品生产成本与商品售价持平，企业主仍不会进行生产，只有当商品生产成本低于商品售价，使企业主可以获取一定的可观的利润，企业主才乐于生产。归根结底，使商品生产获得利润，并力图使其最大化，这是一切商品生产或商业服务的最根本的动力，同样也是了决定劳动力需求的最终极的力量。
决定劳动力需求的因素可能还可以列举一些，而以上列举的这些因素应该是主要的方面，其他因素相对而言可以暂时忽略不计。
五 工资的决定
我们扼要地论述了决定劳动力供求的因素，因其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决定有一定区别，这里还须对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的量的规定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还是沿用上面用过的坐标图，但略有变化〔见图6-1〕，图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BCD〕代表劳动者对工资的主观要求，劳动力需求曲线〔DAB〕代表企业主愿意支付的工资的心理轨迹；供给曲线的水平实线部分〔BC〕，表示最低工资水平或历史前提决定的现实工资，斜虚线部分〔CD〕表示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的努力与追求；需求曲线的水平实线部分〔AD〕，是企业主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愿意支付的最高工资，斜虚线部分〔AB〕表示企业主为了谋求个人利得最大化而尽可能压低工资的企图。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初期，由于企
业主的强势地位和劳动者议价力量的低下及历史前提工资的存在，工资决定在BC线上〔即最低工资线上〕，这时DABC的矩形给企业主带来高额利润；随着历史的推进，劳动者议价力量的加强，企业主之间竞争的加剧，劳动力供给曲线逐渐向上移动，最终可能与劳动力需求曲线相交于AD〔见图6-2〕，这时企业主的高额利润已不复存在，只能获取一般的平均利润〔在AD线上，企业主已预留了利润〕。
还需要强调的是，劳动力需求曲线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企业主竞争的加剧，企业主设定的最高工资会向上移动；劳动力供给曲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劳动者议价力量的不断加强、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总和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最低工资或历史前提工资也会向上移动。这是劳动力价格或工资发展的必然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348页。
[2]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377—378页。
[3]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第21页。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第58-62页。
[5]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第63-80页。
[8]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第77-81页。
[9]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上卷，第380页。
[10]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上卷，第381页。
[1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出版社1992年版, 第437-438页。
[12]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五章。
[1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出版社1994年版, 第282页。
[14]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135页。
[1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6]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出版社1992年版, 第43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92-193页。
[18] 同上, 第193页。
[19] 农奴向自由工人的转化在资本主义的发祥地——西欧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这种转化未必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封建时代，自由的劳动者己经存在，但却未引起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这可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93-195页。
[21]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第685-688页。
[22]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274页。
[23]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下卷，第27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296页。
[25] 同上,第40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374-37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92页。
[2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上卷，第60--61页。
[29]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2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6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