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两个作家退出湖南作家协会，成了新闻，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许多论者认为这是官办民间组织的尴尬，作家协会的官方性质弊大于利，借题发挥无限上纲者有之，不明就里乱打棍子、耳光者有之，幸灾乐祸者亦有之……评论甚多，莫衷一是——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些好看的标题《作家比明星“干净”多少？》（何东，《青年时讯》）、《作家退出作协是给谁的响亮耳光》（徐迅雷，《中国青年报》）、《作家退会与“群众性组织”异化》（江山，《中国经济时报》）、《余开伟：用退会来维护尊严 向作协“开炮”》（《江南时报》）、《作家退出作协 很正常的进步》（李方，《新浪时评》）等等，够生猛吧？
我作为一个作协会员，虽然作品不多，但我想以此问题为契机，以更高的角度，来谈一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这个大问题，也算是在这个“世纪大讨论”中投出的神圣一票。我认为，中国作家应该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能够反映历史巨变、发出时代强音和振奋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既是每一个中国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也是每一位作家成就自己伟大人格和艺术魅力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的一切蝇营狗苟，均是小人和跳梁小丑所为，决不是大家的追求，即便是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博得一些喝彩，但那也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中华五千文明史无数次证明，谁不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他最终将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所埋葬。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但我不明白的是，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作家、那么多的官员不明白呢？是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蒙住了双眼，还是让阿堵阻塞了心智？
一、湖南作协的困境意味着什么？
湖南作协的困境意味着，作协是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因为，她的会员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处于劣势，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很难产生较大的经济价值，即便是作家出版了作品，作协也没有权利分享版税，整个一个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作协是生是死，其官方性质是加强还是退出，政府部门应该早下决断，免得让一帮人守着“作协”这个空架子干耗，搞窝里反，浪费感情，还让局外人说风凉话。
会员退会暴露了湖南作协的困境，这其实是全国各地作协的缩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正是由于这些年作协“官方性质”的退出、各级财政的“断奶”，作协市场开发能力（直白的讲就是作协自己挣不来钱养活自己）的缺乏，才导致了现在的这种局面。这与有些论者不明就里的想当然恰好相反。
湖南作协不换届，也不是因为主席人选问题这么简单，最根本的是连筹备和开会的钱都没有着落。把《湖南文学》改成《母语》，这分明是想借鉴海外经验，引进市场机制把刊物做活做大，没想到水土不服。真是遗憾。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发展模式，他的本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蚂虾啃泥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现代企业发展的生物链。在这种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刊物转型如果成功，主持此项工作的负责人就会成为非常时髦的“文化英雄”，就象搞互联网这种“虚拟经济”而成功的张朝阳先生成为“数字英雄”一样。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安波舜先生，就因为策划“布老虎丛书”成功而成了名“出版家”，官至社长总编辑，自然是名利双收，不在话下。可惜的是，《湖南文学》或者《母语》没有这个好运，刊物转型失败，不但没有赚到钱，没有赚到作协的活动经费，反而还把刊物也弄没了（实质应该是因某种原因刊号被吊销），负责此事的人自然就成了“狗熊”（中性词汇，绝无贬义）。残酷吗？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世态炎凉”，你不服不行。
弄到如此严峻的局面，有会员起来造反炒“老板”的鱿鱼，似在情理之中。但这两个会员作家如此这般，我感觉有些“张扬”，想退会把退会信交给秘书长就可以了，实在没必要再把复印件捅到小报记者那里。捅到小报那里，也就有了作秀和炒作的嫌疑，自己再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有用。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好处，他只要结果不看过程。报社不是法院，他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只会把你们痛苦、无奈还有愤懑当成花边新闻，和卖淫嫖娼、偷盗杀人、野猫野狗等“社会新闻”弄在一起——到了互联网上那就和更“黄”的所谓“社会新闻”弄在一起，看了让人很不舒服。而且，新闻的放大效应，还会把你的初衷给搞的面目全非。现在就有论者对退会上纲上线，煞有介事地说这是解除了会员和作协之间的“人生依附关系”。明明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现在居然变成了“人生依附关系”——够耸人听闻的吧。我估计后还会有更惊人的“研究”和“发现”出来，那就拭目以待吧。因此，如果这两位作家真象他们自己所表白的那样（现在的歌星连自己的“绯闻”都敢炒作，严肃作家千万别学），不是在搞新闻炒作，那他们就是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中了小报记者的炒作圈套。要知道，如今的记者已经今非昔比，基本上已经完全市场化了，惟恐天下不乱的大有人在，假新闻都敢编造，何况还真有那么一点事儿，再加上“作协”又有那么一点点敏感的“官方性质”，所以，报社、互联网进行大炒特炒，也似在情理之中——给这类记者一个“敬业”的机会嘛。可是倒霉的是那个“负责人”，他可能想默默地运气发功，假以时日，一举翻本，没想到半路杀出了程咬金（而且还是两个！），还把这正常的、自由的“退会”捅到报社，闹得不那么“正常”，闹得满城风雨——不，在互联网时代，闹得可是满世界风雨，坏了大事，把人都丢到爪洼国里去了。
关于加入作家协会的条件和人数，湖南两位退会作家的意见是要少而精，现在有些滥。我认为他们的意见值得商榷。作协是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既然如此，只要符合入会条件，作协就应该广开大门把他们全都吸收进来，交流经验，切磋技艺，促进成长，多出作品。如果搞成“少而精”，那就变成所谓的精英俱乐部，与“人民团体”的要求就背道而驰。虽然有些会员入会以后，没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这不能成为拒绝更多青年作家、作者入会的理由。因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成长和成熟，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既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不理解和支持也无所谓），更需要他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时甚至是整个一代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集大成者）。在这里，放马后炮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证明自己的短视和功利。
关于作协主席、副主席人选问题，湖南两位退会作家的意见更是少见多怪。我认为，湖南作协应该更大胆一些，只要有企业家愿意赞助活动资金，完全可以授以适当的荣誉称号。因为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际惯例。欧美的世界名牌大学不管是规模还是学术水准，可都比作协牛气多了，人家如何就可以放下架子拉赞助？有时间的读者可以去查一查他们授以的“名誉博士”有多少了。当然，有些不干不净的人伸着脖子想赞助，人家宁守清贫也敢不要。况且，有企业家或有钱人附庸风雅向作家靠拢，这是他们向善的表现，总比把钱扔在赌博场或嫖妓纳妾（时髦说法是包小秘、包二奶）强吧，不应该老从消极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把他们追求高雅情趣的努力和支持文学事业的好意拒之门外。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有限，但作家应该有包容一切的海量，自命清高的结果是与世隔绝，这对作家理解和研究社会也不利。
二、中国的作家协会和专业作家制度的历史作用
作家协会（还有文联）的官方性质是中国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扶植文学艺术创作的必要手段，在振兴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各种数字省略），这是毋庸质疑的。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对中国作家的成长和成熟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你不戴有有色眼镜，不怀有政治偏见，只有你稍稍熟悉新中国五十多年的文艺发展之路，你就会认同这个共识。
虽然，有些作家当上专业作家后作品很少，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因噎废食决的理由。仅仅因为有一些专业作家的不努力，就对整个专业作家制度和专业作家队伍的历史功绩一概抹杀，显然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因为作家的劳动，虽然从本质上讲与其他人的劳动一样，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他的劳动成果——即作品，却与普通劳动产品有本质的区别，普通产品是物质的，而文艺作品却是特殊的精神产品，用简单的字数的多少根本无法衡量出她的真实价值。文艺作品——特别是那些优秀作品，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凝聚和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其他物质产品所无法替代的，所发挥的巨大、恒久的艺术魅力也不能被低估。
作家退出作协为何成了新闻？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作协官方性质的重要性。在记者的潜意识里，作协不是“群众团体”，而是“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就象“民告官”一样，有新闻价值。如果作协是群众团体，比如象香港的某些“全球华文作家协会”之类，只有交钱就可以入会（其本质是把手伸进大陆捞文学青年的钱），入会或退会，即便是意见相左大打出手，记者们也是不会关注的。
作家退出作协，恰好说明了作协“官方性质”的弱化和经济地位的薄弱。听说过足球运动员退出足协的事情吗？没有，因为足协不但“官方性质”更强，而且还有认定球员资格的特权，如果球员退会或被开除，那就意味着球员足球生涯的结束，就意味着不能在绿茵场上跑跑就能大把地挣钱。还有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等，也都一样，都比作家协会厉害和财大气粗。相比较而言，作协是最自由的官方性质协会，当然也是最没用的协会。如果按照有些论者开出的药方，官方性质全部从作家协会退出的话，我估计至少有90％以上的作家协会要关门大吉，因为作协的“官员”均是搞文出生，根本没有市场开发经验，他很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找到出路（搞色情文学或肉体写作，不在讨论之列），协会的专业作家也将全部下岗，“作家”一词将成历史，成“自由撰稿人”，很时髦嘛。
立即打破专业作家制度，完全把作家推向市场，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这样做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因为作家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进行作品创作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精神劳作，说呕心沥血一点也不过分——路遥同志历时６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满脸皱纹，颜色憔悴，形容枯槁，40岁不到看上去全然象一个老人”，３年半后不幸去世，这就说明了问题。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需要作家全身心的投入，需要长的时间精雕细琢，才能最后完成，如果这期间没有工资，作家的基本生活如何维持？这是其一；其二，即使作品发表出版了，他付出的劳动与他的货币收入往往不成正比（通俗文学不在讨论之列），有时还要贴钱才能出版，如果没有基本工资收入，这会挫伤作家的创作积极性。有些名作家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沦为“伪气功”的吹鼓手就是明证，这样的作家写这样的书其实就是在制造精神鸦片。于光远老先生就对中国作协容忍鼓吹“伪气功”而名声大噪的柯云路为会员而耿耿于怀，拒绝入会。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一路高歌，令世界侧目、称奇。但在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方面却欠账较多。非典疫情肆虐神州大地，就敲响了警钟。有些地方官员虽然说起当地的经济快速增长头头是道，但就是养不活几个专业作家，令人忍俊不禁，值得玩味。这说明，许多地方官员还缺乏长远观念和文化战略意识，还认识不到伟大的文艺作品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和鼓舞。但是，反过来，一些歌功颂德的肤浅作品却充斥报刊荧屏，并能得到一些官员傻呵呵的笑容和肉麻的赞许。这又说明什么？这说明，作家、艺术家中也不乏奸商，干起了投机取巧的勾当；一些官员有好大喜功的弱点，置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于不顾，欲把作家、艺术家当成吹鼓手。殊不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的人，他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这是老诗人臧克家同志写于5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依然惊心动魄。为什么？这值得我们思考。
虽然，中国作家目前还没有人获得被认为是世界顶级文学大奖的诺贝尔文学奖，但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该评奖委员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刻的政治偏见，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了所谓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对中文略知一二之外，其余全是汉语文盲！就这样一帮专家，他们如何能理解拥有五千文明史的汉语文学？前中国人高行健先生（已经跟咱们不是同志了）入了法国籍后，就得了一回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度），这就很好地说明了问题。高先生在接受瑞典国王授奖的一刻，竟然“止不住问：国王陛下，这是真的吗？还是个童话？”——矫情作秀之状，与冠冕堂皇的“流亡作家”头衔判若两人，实在幽默的可笑。
说到此处，应该再补充一点，我发现中国作家有些缺钙，没有民族骨气的人太多。一些吃了多年官饭的中国作家，跑到海外后就马上就变脸，一边对所谓的“政治干预文学”表示深恶痛绝，一边却又大作政治文章，这就是这些所谓“精英”作家或某些知识分子的可笑嘴脸。更有甚者，有的干脆干起了“时政评论”一类差使，专门对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恶毒攻击。为何如此？因为他们不这样做，对西方反华势力和政客而言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在金钱社会难有立锥之地，只好随波逐流充当写手或情报提供者，俯身于嗟来之食——此时，作为被五千年中华文明滋养和浸润的堂堂汉语作家，应有的道德情操和儒雅高古之风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也真够辛苦的。当然，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信息披露将更加规范透明（抗击非典的成功就是明证），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将越来越小，今后也就不用再那么辛苦了，可以专心致志地搞“纯文学”了。
三、中国作家的思想境界与政治包袱
经济越发达，越需要优秀的文艺作品来反映和振奋伟大的民族精神。越是开放的环境，越需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因为，开放意味着竞争，国家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精神的竞争。中国历代的优秀作家和伟大作品，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文明传统最直接、最生动、最重要的传承者。中国当代作家如何更好地、更自觉地保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这不但能反映这个作家的思想境界和理论层次的高低，还直接关系着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在未来的兴衰。高度自觉地保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是时代赋予中国当代作家的历史使命。
美国是世界经济、军事强国，但他也是世界头号文化强国。尽管如此，它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推销它的文化产品，其本质是推销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中美谈判中，美国政府居然为其电影竭尽全力地争取贸易配额（我国现在每年进口20部，2005年后升至50部）。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如果我们认为它的煞费苦心，是在为一些蝇头小利而喋喋不休，缺少大国风范和君子风度，那就太小看美国的智囊和战略家了。它的此举，争取的是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煌煌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舞台上，展示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的机会，用所向披靡的好莱坞工业电影的综合艺术形式，来贩卖它的自以为是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观，贩卖它的私货。它的终极目的，是以此来解构（这可是文学界一个时髦的词汇）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我这样讲，那些把美国当成自己“祖国”的“一夜美国人”，可能会骂我耸人听闻，那我就不厌其烦举一个例子。
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估计不少人都看了，它讲述的是美国政府在诺曼第登陆时期派一个小分队深入德军后方，寻找士兵瑞恩到后方去的故事，因为他的三个哥哥已经相继阵亡，他已成了独子。看过该片的人都很感慨，很感动。评论普遍认为此片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战争片，真实地刻画了在残酷战争中人的关系和人性的表现。但仅仅看到这些是不够的，这只是较深层次的认识，我们还应该看到更深的层次：这就是，该片表现的是美国在战争这种特殊时期，对其国民和士兵的人道主义关怀和体恤，表现的是美国的国家主义和英雄观，这是一个“主旋律”非常鲜明的电影作品。人们看完影片在感动之余，会认为美国是一个人性、可爱乃至伟大的国家，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而且是非常血腥、非常生动、非常深刻地达到了。
而反观我们的一些中国作家，却对国家提倡弘扬中国主旋律的文艺作品，有莫名其妙的抵触情绪，认为是政治在干预文艺创作。美国的商业大片尚且能把美国的国家主义搞的如此生动煽情，而我们那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中国作家却在这里叽叽歪歪。写到此处，我们是否可以扪心自问：中国当代作家有谁，如此生动地反映过中国的国家主义、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了两国作家、艺术家思想境界和理论层次的高低。这也反映出，中国作家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的淡漠，我不知这是不是理论界长期以来唯西方文艺思潮马首是瞻的结果，但需要我们深刻反思是肯定的。现在竟有不少青年作家、理论家“皈依”了基督教，这种现象就是旁证。虽然信仰什么是他们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大物理学家牛顿晚年相信上帝的滑稽居然在中国的作家、理论家身上重演，实在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也许是我少见多怪，但我依然认为，如果一个作家、理论家精神萎缩如此，他是不可能写出引领人民群众奋发向上建设祖国的伟大作品的。在21世纪的今天，那些期望上帝、佛祖、真主还有老天爷来拯救人类的人，显然是食古不化非常幼稚的。中国作家甚至包括世界作家，这种装神弄鬼迷恋巫术、武术、大搞神秘主义的歪风，无疑是在制造精神鸦片，实在是令人不齿（今天就点到即止，以后有时间再专门论述，逐个批评）。
关于国家宣传问题，中国作家跟政府之间的配合不是那么默契。有些被西方文化洗脑的人，还认为这是政府官员不懂文艺创作规律的瞎指挥。那么，让我们再看一个美国的例子。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布什政府2003年7月中旬推出了一本阿拉伯语时髦杂志《嗨》（Hi），每本售价约合2美元（约合人民币16.6元），在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的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阿尔及利亚、埃及、塞浦路斯以及另外几个海湾国家出版发行。创刊号由美国国务院亲自操刀出版，这一期杂志囊括了爵士乐女歌手诺拉·琼斯的特写文章、滑板运动、阿拉伯诗歌在美国的流行以及瑜珈等内容，里面还有描写阿拉伯学生在美国大学惬意生活的文章，这些接受采访的学生均称自己在美国享受着“思想自由”，但被联邦特工监视的内容却滴水不漏。外界认为，这本杂志的目的是要推翻中东地区普通对美国怀有的仇恨或不满，为美国政府作宣传，培养亲美情绪要从年轻人入手。白宫全球联络办公室主任塔克尔对此毫不讳言：“我们正在打一场跟反恐战争一样难的思想战争。”该杂志是月刊，负责这本杂志的机构每年可从美国政府获得4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486万元）的预算资金。而这也只是美国对中东地区宣传攻势的一小部分，他们还准备花上6200万美元来开办一个阿拉伯语电视网。看到这里，我们的作家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这难道就是美国自己所鼓吹的“民主”、“自由”？这说明，象美国这样的“超级”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明白搞思想文化宣传是不会赚钱的，但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远远比赚钱更重要，所以他才不惜血本，因为这是“思想战争”、灵魂战争、信仰战争。美国的霸权之狠在于，他不但要你在形式上要跟他一样，而且还必须把我们自己的脑袋换成它的脑袋（中国年轻人把黑发染成黄毛已成流行趋势），按照它的意志来替它思考。
作家习惯强调人的个性和自由，这本没有错，但如果仅仅以此而模糊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他不但会被“边缘化”，也注定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遗弃——那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汉奸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的作家，注定是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因为，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国家的竞争，民族的竞争。发达国家以强大的资本、技术和标准，肆意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财富。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22分之一，但其能源消费却占6分之一，要知道能源都是事实实在在的物质，来不得半点的虚构或虚拟，但美国却可以用所谓的先进技术和那种叫着美圆的绿纸片大肆鲸吞掠夺。在大工业时代，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单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巨大的物质面前也是渺小的，不依靠国家和集体（时髦的说法叫集团）的力量，单个的人是很难有什么竞争力的。金庸武侠小说所鼓吹的个人英雄以及刀枪不入，只能是现代社会失意者的梦幻和精神鸦片，对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如何应对当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不仅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相反倒有巨大的反作用力。这大约就是香港这个文化沙漠的“结晶”了——殖民文化下的一个怪胎。但是，连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居然都解不开这个道理，看不到这个层次，竟然把这种小说誉为“金学”，对北大学子“讲经布道”，实在是很滑稽。我不知是这些教授真糊涂呢，还是在跟中国当代作家开玩笑。
中国作家的政治包袱，主要表现在有比较强烈的“右派”情结，患有政治厌恶症。表面上他们讨厌政治，似乎离政治很远，但实际上他们看待和评价现实时却自觉不自觉地在使用政治的眼光，习惯揪住历史问题和失误不放，有些感情用事，不能从客观的、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问题，对建国五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缺乏认同感。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有意无意地混淆一些界限，一些原则，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把个人痛苦或感受无限夸张放大，好象全中国人民都对不起他。比如“反右”与“反右扩大化”的区别，不知作家同志们是否做过深入的思考？实际上“反右”是没有错误的，搞“反右扩大化”才是错误的，给予平反的只是“反右扩大化”的受害者。事实上，到了现在，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右派人士（中性词，无贬义）的言论也一直很活跃，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自由化甚至汉奸文化的人到了互联网上，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找到了发泄的渠道。但是，苏联和南联盟解体后的严峻现实和社会危机，不知能不能给这些固执的“小右”们（互联网词汇，指右派人士）以警醒？其实，在互联网上，“小右”们的言论并不受欢迎，往往刚一出笼，就遭到了广大网民的猛烈抨击，理论水平高的扔砖头（长篇论文），理论水平低（也可能是没时间）的就直指硬伤严词批驳，跟帖甚多，蔚为壮观，这与他们的自以为是的救世主面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前段时间，就有所谓历史专家提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的怪问题，最近又有人提出名为“对日关系新思维”实为汉奸文化对日本右翼势力妥协绥靖的怪论，均被广大网民骂得狗血淋头。如果中国作家走不出这些历史的、心理的阴影，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看得太重，就不可能站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是很难写出真正伟大作品的。
中国作家的政治包袱，还表现在对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根本原因——即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和本质，缺乏深刻了解，往往人云亦云，仅仅以清政府腐败无能一言以蔽之；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破四旧”的颠覆和冲击，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也没有很好继承，往往以“封建专制”一言以蔽之——最终导致作家自己也弄不清根在何处，对中华民族能否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文明能否发扬光大也显得信心不足。这显然是以偏盖全的理解和认识，原因何在？请看下一部分的分析。
四、中华文明与文明的冲突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小平同志的名言。但是落后为什么就要挨打？落后挨打的本质是什么？我不知是否有人认真研究思考过这些问题。我得出得结论是，这是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所谓先进发达国家，他们奉行的是动物界的丛林法则，是人类中的强盗逻辑，所以他们欺软怕硬，落后的一方就必然遭到他们的欺侮和掠夺。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历史上所遭受的历次侵略战争，就是这些自诩为“文明人”的强盗所为。事实上，时至今日，这些强盗的后裔，虽然穿着西装革履，用着电脑手机，开着宝马奔驰——这些只是所谓“文明”的表象，掩盖不了他们赤裸裸的凶残动物的本质，其进化程度仍然不是很高，新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迷信武力征服等返祖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增无减，这是和平世界的严重威胁，也是中华民族的严重威胁。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其本质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是中华民族的公道理想与西方列强的强盗逻辑的冲突。中华文明之所以表现的“落后”，是因为她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文明，没有象西方文明一样野蛮的攻击性和侵略性，不会也没有依靠发动战争、搞殖民统治，来掠夺他国的财富，供自己过上“优雅富裕的资本资产阶级生活”。这大约就是被拿破仑称为“睡狮”的原因。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和掠夺，才使旧中国陷入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甲午战争后，日本勒索了2 .3亿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倍，日本年收入的4.5倍。此后，日本将90％的赔款发展军需工业，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伊藤博文内阁制定十年扩军计划，40％的经费直接来于中国的赔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打好了基础，根本不是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所编的用来办教育。一个弹丸小国象中了六合彩一样一下子得到这么多钱，它如何不富？如何不膨胀更大的野心？还有，美国政府为了“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把勒索的庚子赔款“退回”一部分建设了清华大学前身，美国总统小布什来北京访问时，俨然把这个中国人的国耻说成了中美友谊的象征。我不知这是他的强盗逻辑思维惯性，还是别有用心在羞辱我们，清华大学那么多专家教授，希望能研究研究给大家一个说法。中国人发明火药，制造的是喜庆的爆竹，传到西方马上制造成了攻击性极强的枪弹——这就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世界的噩梦永远也挥之不去。这就能很好地说明了两种文明的不同本质。
现在，中华民族早已觉醒，在自力更生建设完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后（这一点往往被小右们所忽略！），开始了改革开放、与狼共舞的新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及其产品的世界竞争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正在追赶世界潮流，迈向信息化的新天地。中华文明将在后发优势中迅速得到巨大的发展，为五千年文明史再添辉煌的一页。
五、中国的发展与西方世界的疑虑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一直受到美国及军事同盟的挤压和猜忌，他们以台湾、西藏、东突以及所谓人权等为借口，干扰中国的内政，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布雷设障，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们的作家要有清醒的认识，千万别被他们华而不实的辞藻和欧化语句绕糊涂了——美国家喻户晓的格言“墨菲定律”(Murphy'sLaw)里有这么一条：“如果你无法说服对方，那就把对方绕糊涂”(If you cannot convince them, confuse them.)。跟某人讨价还价不成，就弄出个几十页的合同出来，砌上一大堆华丽词藻，再把自己的要价零零碎碎地悄悄藏在条款之中，让对方读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签字画押同意，“墨非定律”大功告成（现在中国的一些房地产奸商已经学会了这一招，令不少业主损失惨重）。
冷战结束后，美国就致力于建立由其“领导”的国际秩序，其战略目标是要依靠超强军事力量，建立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被其智囊鼓吹为新帝国主义）。为推进这一战略，美国利用民族、宗教、人权、反恐等种种借口，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无视其主权，颠覆其合法政府。美国在近十几年里发动的战争一场接一场，其频率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第一次海湾战争使美国控制了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科索沃一战使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完全变色；阿富汗战争又使其军事力量进入中亚；伊拉克战争使其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东。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朝鲜等国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又在全球调整军事部署，为下一步军事行动做准备。他还利用“反恐”推进霸权，提出“不是与美国站在一起，就是与美国为敌”，胁迫他国服从其战略需要。可谓嚣张野蛮之极。
在经济上，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进行的。因为，发展中国家除了廉价的资源优势外，没有资本、技术和标准优势，只能任人宰割，许多发展中国家备受其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产值、科技、国民收入等各方面的差距在严重扩大。自1990年以来，约有100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或停滞。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世界背景下，中国经济年均8%的持续的快速增长，显得尤为突出和刺目（当然是刺敌视中国人的目），西方世界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按照他们的强盗逻辑，似乎可以“理解”。
这就是被西方强权和价值观严重异化了的世界，他们用强盗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浑身不自在。在你贫穷的时候，西方列强会肆意地欺侮你、嘲笑你；在你发展富裕的时候，他们又害怕你，把你说成是世界的威胁，然后挖空心思地遏制你。这就是西方国家的混账逻辑，也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形势。要说我们自己发展我们自己的国家，与你西方列强何干？但这些强盗的后裔不这么看，因为他们奉行的是强盗逻辑和霸权思想。遗憾的是一些中国人目光短浅，看不到这些，喜欢搞窝里斗，有劲往邪处使。甚至连一些领导干部、一些文化人（当然包括作家）也不例外，这些人地位、文凭虽然很高，但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却低得吓人。这大约也是市场经济的“好处”，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实用主义、面子工程……等等大行其道，招摇过市，还讲什么道德和传统，连对极其严肃的法律都在搞“合理”避让啊。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其本质是担心中国的富裕强大会挑战他们自己的世界霸权权威，争夺世界能源资源。因为他们知道，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世界的财富也是相对恒定的。有富国必然有穷国，富国过去是靠发动战争侵略掠夺来发家致富的。而现在，发达国家经过原始积累富裕起来以后，则是依靠强大的资本、技术和标准，来肆意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财富。如果没有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价格低廉的资源支撑，其高附加值所谓高科技产品，如何能攫取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额利润？
最近，有一个渲染中国将“吃”垮地球的奇谈怪论在国际上流传，把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的忧虑数字化、形象化，非常夸张。这个怪论来自英国《卫报》日前刊发的一篇文章，文章引用了联合国一位官员的话说：“如果中国在今后20年里，经济规模再翻两番，世界其他国家可能都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因为，如果每个中国人一年吃200个鸡蛋，中国人一年就要吃掉2600亿个鸡蛋，下蛋的13亿只鸡要吃掉澳洲全年生产的粮食。如果，中国人也像日本人那样吃鱼虾，那全世界的鱼产量都不够。更可怕的是，若中国人的汽车拥有量达到德国现在的水平，中国将会有6.5亿辆汽车在路上飞驰，全世界的石油都会被吸干。联合国对这种现象相当忧心，真是杞人忧天。记得20多年前，曾有“谁来养活中国”怪问题在世界上鼓噪，后来中国改革了农村土地政策，加大良种培育和推广力度，马上就出现了粮食过剩，这种不怀好意的鼓噪不攻自破。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从来就善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来就是自己养活自己。饿死不偷盗、冻死不抢劫是我们这个民族对人的最低要求，绝对不会象那些所谓发达国家一样靠发动战争来巧取豪夺。联合国官员居然以刻舟求剑的眼光来看待20年后的中国，是想证明自己有未来眼光呢，还是证明自己的愚蠢？我不明白，作为联合国官员，散布这种令人恐慌的言论究竟是何居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海外反华势力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危机论”一直不绝于耳，中国照样稳步前进。此次西方媒体借嘴渲染中国将“吃”垮地球的怪论，倒真是一个“新闻”，但勤劳勇敢、聪明灵秀的中国人，会再一次让它不攻自破。
还有，西方国家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鼓噪，不知各位作家同志们注意没有。这里可是奥妙无穷的。西方国家此举的根本目的是企图迫使中国牺牲自身的利益，为西方经济复苏“买单”，把中国当作本国经济衰退的替罪羊。其中跳得最欢是一直在为侵略历史涂脂抹粉的日本政府，他们把日本经济的低迷、工厂纷纷往中国搬迁，说成是中国的责任。这时他们忘了，这就是它们竭力鼓吹的市场经济的好处，这就是资本家趋利避害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在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时候，日元等货币一路狂泻，贬个不停，中国政府却没有落井下石让人民币贬值，这种做法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亚洲国家的竞相贬值，防止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中国政府这种负责任的做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现在，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仍然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国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又一次贡献。
中国有充足的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有比较丰富的廉价原材料，有发展迅速的基础设施，按照他们推崇的自由贸易法则，中国的产品价廉物美，畅销全球理所当然。“中国制造”开始将西方社会引以为豪的工业品制造厂吸引到中国来，尽管还打着他们的牌子。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产品全部变成中国的品牌涌出国门，世界将会怎样？西方人不敢想，也不愿相信这种情景真的会出现。他们想的是，如何依然保持西方世界对整个世界的统治与盘剥，如何保持西方人过的那种所谓的“高贵”的生活，他们害怕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黄面孔”也富裕起来，也和西方人一样过“好日子”，让中国人成为他们的“工厂”可以，但中国人不能过西方人的那种生活，因为那种生活“地球养不起”，只能由西方人独享。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强盗逻辑。就是这么混账的逻辑，在使用“民主”、“人权”的幌子进行包装之后，竟然还真能迷惑不少颇有知识的同胞，你说可悲不可悲？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但在物欲横流、人心不古、实用主义喧嚣尘上的今天，又有谁不犯这个幻想的错误？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接轨，刚刚吃饱饭的中国人，想过更美好的生活是“天然的要求”，中国的发展壮大，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西方有些势力惧怕中国的兴起，千方百计利用包括“非典”、“汇率”、“资源危机”在内的各种借口，阻挡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国人再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不信邪，不怕鬼，也不怕什么“围堵”，追求强盛、富足、民主、文明的步伐不会停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一定能够实现。
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因为重振中华民族辉煌文明的需要，不单纯是实现中国人自己的伟大理想，她还将对世界和平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对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有深远意义。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崇尚自然、爱好和平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的野蛮残酷的攻击性和侵略性，是真正的“文明”（而不是西装革履的野蛮和霸权），她是人类和平安宁的真正希望。
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使地球的有限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人类的前途并不令人乐观。但人类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绑上了无法停止的战车，中华民族只有与狼共舞并竭尽全力赶超对方，才能以迅速强大的和平力量抑制它们的动物冲动，才能使中华文明的公道和平的理想播撒世界，才能对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在这个如狼似虎的世界，在这个时不我待的紧要关头，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该发出最后的吼声？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又该担当其怎样的“道义”？重塑怎样的民族精神？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离开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就不可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更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和激荡，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中国作家应该胸怀祖国和人民，放眼世界和人类，在这个急剧发展、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变革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艺术灵感，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来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凝聚和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有也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才无愧于五千年来生生不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又及：在这篇文章修改期间，在网上看到了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社会团体会费不再核定统一标准，把会费标准的制定交由社团代表大会自己决定。这就意味着社团可以用提高会费的方式，解决自己的活动经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团普遍面临的生存压力。不知这个政策的出台，与湖南作家的“退会”事件有没有联系？
2003年7月8日—9月10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