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13个殖民地历史的最后一笔，是用刀剑和鲜血写下的。在英国政府推出“强制措施”以后，殖民地居民除了武装反抗之外，是否就真的就无路可走呢？这取决于当事者从什么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如果他们稍稍向英国的权威低头，就可以像他们北面的邻居加拿大人那样，继续安稳地作“英王臣民”，而根本不会沦为他们所说的那种“奴隶”。但是，殖民地居民对他们的命运另有考虑，他们的决定和举动，用“逼上梁山”的逻辑是无法解释的。
英国的进退失据
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英国政府在1763年以后的确犯了一连串的“错误”。最大的一个“错误”或许在于，英国决策者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来进行早该进行的改革。殖民地利用以往母国管理的宽松和混乱，获得了极大的自主发展的空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母国的依赖不断减弱，居民的共同体意识愈益增强，开始把自己看成与英国本土居民完全平等的自由人民，已经无法忍受母国以强化控制为目标的政策调整。1764年以后，英国政府的各项措施屡屡碰壁，最根本的原因也许只能从这里寻找。
英国政府的另一个“错误”是，他们不了解殖民地居民究竟反对什么，需要什么。1769年，富兰克林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废除那些法律，放弃那些权利，撤回军队，退还金钱，恢复人们所要求的老办法”，那么在英帝国内部恢复和平与团结便不是不可能的。他在1773年仍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英国当局，政府的力量有赖于民心的向背，英国如果给殖民地派去好的总督，愿意了解那里人民的利益，推进那里的繁荣，人们就会认为过去的干涉乃是明智而善意的，是出于对他们的福利的关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然而，英国决策者根本不愿听取这类意见。在“强制措施”出台以后，殖民地居民指责英国政府要使他们沦为奴隶，而诺思则宣称他不过是要在马萨诸塞恢复秩序。当双方对同一举措的判断如此大相径庭时，英国政府并没有认真考虑殖民地的反应，而是一意孤行，方枘圆凿，最后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就当时的情势而言，英国政府犯下这些“错误”是不难理解的。英国决策者大多没有到过北美，对殖民地的情况所知无多；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外是王家官员的报告和书信，殖民地驻伦敦代理人的证词，以及英国人所写的北美旅行记。这些信息来源不仅狭窄和片面，而且十分迟缓。一封从波士顿发出的信件，通常要经过一个多月才能到达伦敦。盖奇于1765年10月12日给英国内阁写信，汇报殖民地抵制《印花税法》情况，信函送达白厅时已是11月15日。在通常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只能根据30多天前的情况来判断局势和制定对策。无法依据及时而可靠的信息来进行决策，其举措就难免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待到计穷势蹙之际，英国政府手里就只剩下诉诸武力这一招了。
而且，英国决策者坚持殖民地必须依附于母国的观念，不肯承认殖民地的特殊利益，更不能容忍殖民地与母国平起平坐。1764年6月，罗伯特·理查森明确表示，“我们获取殖民地的意图，不过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便利，因而不要想象我们会将他们的利益放在我们的之上”；“我们以某种方式创造了殖民地，因而有权赐予他们法律”。1774年，卡马森勋爵在议会下院指出，殖民地居民艰难地迁徙到异国他乡，为的就是要用其劳动所得来回报“主人”；如果殖民地不能增进母国的利益，那么殖民地政策就是罪无可恕的。还有人甚至宣称，“我向来认为殖民地乃是公共大农场，殖民地居民就是我们的佃户”。另外，在英国朝野一些人看来，当初取消《印花税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致使殖民地得寸进尺。他们相信，只有采用强硬手段，才能迫使殖民地服从母国的权威。在这类观念支配下，殖民地的利益及态度，在英国的决策中就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与此同时，殖民地居民却日益关注和重视自己的权利，对于任何损害其“自由”的举措，他们都要加以抵制。而且，他们相信自己已具备了抵制的实力。这样一来，殖民地和母国反目成仇，就是在所难免的事了。
同时，英国的殖民地政策还受到了国内政局的制约。乔治三世一心要做个有作为的国王，力图振兴王权。他在内阁人选上网罗声气相通的人，对内阁决策从旁干预，导致首相频繁更换，内阁成员经常变动。1761年皮特辞职后，接下来的几位首相任职时间都不长：毕尤特伯爵11个月，格伦维尔不到两年半，罗金厄姆侯爵只有一年，皮特重新执政两年，格拉夫顿公爵一年。直到诺思勋爵执政后，内阁才获得了十余年的稳定。政局变幻不定，导致殖民地政策失去了连续性。此外，“威尔克斯事件”及其所引起的政治风波，也吸引了议会和内阁的主要精力，使之不能安心讨论北美问题，难以细致估量殖民地政策。
在今天来看，身处复杂情势之中的英国决策人物，并不能预知事态的发展和结局，他们只能根据自己所持的标准行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来做判断，并受到许多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因素的支配，因而其行为处事就难以遵循应有的逻辑。那些对殖民地抱有同情和理解的人，包括伯克和巴雷在内，在当时反而显得不入时流。当北美独立运动已呈无可挽回之势时，伯克还希望英国政府调整政策，以使殖民地居民回心转意。虽然他的意图已显迂憨，但他对当局举措的严重后果，早有不祥的预感。他深知，对于热爱自由的美利坚人来说，高压政策只能促使他们和母国决裂。可是，英国政府的核心人物并不是伯克的知音。他们决意奉行的措施，除了不断推动殖民地居民走向分离外，没有给英国带来任何裨益。
革命舆论的成熟
当英国政府在殖民地政策上翻云覆雨的同时，《印花税法》危机所触发的政治辩论，仍在继续进行，而且辩论的主题不断深化，言辞更为激烈。这种辩论不再停留于申述殖民地的主张，而实际上是在为反英做宣传鼓动，为独立做舆论准备，促进了革命的政治理念的形成。
殖民地反英领导人大多饱读各种典籍和时新书报，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思想素养。他们在写作时随手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孟德斯鸠、波林布鲁克、哈林顿、西德尼、弥尔顿、托马斯·戈登、约翰·特伦查德和布莱克斯通等人的言论。他们还有选择地运用历史知识，或者重新解释历史，以支持自己的论说。他们用浅显清晰的语言，将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和限权政府等理论，转化为普通人可以了解的常识，从而在欧洲政治文化和北美革命思想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成功地塑造了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作为这场辩论的主要参加者，约翰·亚当斯在晚年回首革命的往事，认为“革命爆发于(独立）战争开始以前”，“发生在人民的思想和心灵上”；人民在“原则、观点、情绪和感情方面的这种剧烈变化”，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
殖民地政治话语的核心词汇，仍然是“自由”和“权利”。“自由”被作为检验任何事物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试金石。时人所谈论的“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系列具体的权利，是“行动的力量”和“免于强制的自由”，是人民“对压迫的政权”所施加的“宪法制约”。而且，“自由”和“权利”也不仅仅见之于精英言论，而且也广泛存在于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在北美的每一个角落，“农场主和他们的家庭主妇”都在“争论政治问题和积极地确认我们的自由权利”。威廉·曼宁后来回忆说，他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在争取独立的时代，却经常读报，十分关注自由和自由政府的命运。这种深深植根于民众意识中的自由情结，乃是独立运动的根本动力，对革命的进程和特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殖民地人士的观念中，虽然自由源自人的自然权利，但并非任何人都能享有自由；只有具备自由意识并愿意为之而斗争的人，才配享有自由。他们深受英国政治反对派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权力”和“自由”二元对立的政治观念，认为“一种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就会颠覆所有的自由”。他们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英国政府中有人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密谋剥夺殖民地的自由。对此，他们宣称要不惜手段予以还击。1774年底，乔赛亚·昆西到英国为殖民地的事业而奔走，但他不久就对英国的状况感到十分失望，他断言英国此时到处充斥着“腐败、卑鄙、欺诈和过度的压迫”，曾经是自由的英国人已经沦落到“凄惨的屈从地位”。约翰·亚当斯认定，若干年以来，有一个秘密帮派一直在谋求推翻马萨诸塞的宪章。杰斐逊在《英属美洲权利综论》中，更是言之凿凿地指出：“单一的暴虐之举可以归之于一时的偶然舆论，但这一系列的压迫，始于一个特别时期，大臣几经更换而施行则一成不变，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存在着一个要将我们变成奴隶的处心积虑的系统计划。”唯一的对策，就是如塞缪尔·亚当斯所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由，反击对自由和宪法的一切进攻；要用极度的细心、慎重、顽强和坚定来维护自由；因为这事关尚未出生的千百万人的命运。
在殖民地人士心目中，自由的意义胜于生命。塞拉斯·唐纳表示，“我们不作自由人，就会死亡”；约翰·艾伦要求人们记住“自由，生命，或死亡”的格言；帕特里克·亨利宣布：“不自由，毋宁死！”可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自由，已成一些反英人士的共识。他们不仅决意捍卫自己的自由，而且怀有更为宏大的理想：“但愿我们的土地成为一个自由之乡，一个美德的安身之所，一个被压迫者避难地，一个地球上美名传扬的地方，直至时间的最后震动将整个世界埋葬于彻底的毁灭之中！”
从这种自由观念出发，殖民地人士愈益强烈地感到，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严重限制和侵害了他们的权利。唐纳在1768年指出，英国为殖民地制定邮政法，施行《海上贸易条例》，对殖民地征收关税和内部税，限制北美制造业发展，管理印第安人贸易，限制西部土地投机，驻扎常备军，解散殖民地议会，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损害了殖民地居民的“自然权利”。进入70年代，他们对英国政策的质疑和批评日趋尖锐。约瑟夫·沃伦直截了当地指斥英国的举措为“暴政”。他在1772年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必定要被别人的绝对命令所统治，我们的财产不经我们同意要被夺走。如果我们表示不满，我们就被轻蔑地对待；如果我们申明我们的权利，这种申明就被看成横蛮无理；如果我们谦恭地将此事诉诸理性的公正评判，刀剑就被拿出来作为恰当的论点，使我们缄口沉默！”
以往为殖民地所默然接受的母国政策，此时也成了压迫殖民地居民的证据。1772年，塞缪尔·亚当斯为波士顿市民会议起草一个文件，历数英国当局侵犯殖民地居民权利的条条“罪状”：未经殖民地同意而为其立法；未经殖民地居民同意而征税；违背特许状的授权而设置许多新的官职以实行征税，并赋予这些官员超越宪法的权力，威胁殖民地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调集舰队和军队来支持这些官员征收违宪的税收；用这种税收得来的收入供养一些权力不受节制的官员；给总督发布对殖民地居民实施压迫的指令；设置海事法庭以剥夺殖民地居民的陪审权；限制殖民地利用资源发展制造业；经常变动殖民地的边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约翰·艾伦进而提出，英国国王和大臣派战船到北美，用权力和刀剑盗取人民的财产，他们难道不是违法者吗？这种行径与海盗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有谁要因违法而受审，那无疑是他们。这种说法十分尖锐和大胆，不仅否认了母国对北美的主权，而且将英国政府推上了不正义的强盗地位。
不仅英国的具体政策受到了抨击，而且它统治北美的合法性也遭到了否认。约翰·亚当斯认为，英国议会的权威从来就没有得到殖民地居民的普遍承认，早在100多年以前，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就对《海上贸易条例》等措施提出抗议，理由是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此不受英国议会法令的约束。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认为我们和大不列颠有联系，但从未觉得英国议会是我们的最高立法权威”；只有在必要时议会才有权威，而殖民地认为这种必要性仅限于管理贸易以及与所有殖民地相关的事务方面；“我们从未许可他们对我们的内部事务行使任何权力”。殖民地人士大胆地宣布，英国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和我们的宪法无关，也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唐纳甚至建议，殖民地居民今后不要总将“母国”一词挂在嘴边，因为这个词没有实际意义。
在这种叛逆和分离情绪的急速滋长中，阻止殖民地反英派说出“独立”一词的唯一障碍，就是对英国君主的效忠。在18世纪的观念中，英王是殖民地的最高所有者，效忠英王不仅是臣民的基本义务，而且是国家认同的主要标志。因此，殖民地人士一直没有正面批评国王。相反，为了否认议会权威，他们甚至不惜抬高处在衰落中的王权，声称殖民地议会的权力来自于英王的授予，而非出自英国议会的“恩准”。他们只承认对英王乔治三世的忠诚，而完全否认对“那个岛上的居民”的任何其他依附。他们觉得，英国人总称北美为“我们的殖民地”、“我们的西部领地”和“我们的种植地”，把殖民地居民说成“我们在美洲的臣民”，实为大谬不然，因为英国居民也是英王的臣民，殖民地居民怎么可能是“臣民的臣民”呢？英国人有什么权利来控制殖民地居民呢？
殖民地人士在抗议母国的政策时，很少有人认真追究王权和议会决策的关联，而将“压迫”的账全部记在议会头上。这表明他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来实施背叛君主这种“大逆不道”之举，也没有打算放弃他们的“英国人”的身份。因此，他们巧妙地采用了曲折迂回的话语策略，既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又不至于背上“谋反”的罪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殖民地人士并非不了解英国政府的权力运作方式，也不是对英王抱有特别的好感或幻想；他们一面否认议会的权威，一面宣称拥戴国王，目的是要在维护自主和自治的同时，继续保持对母国的认同。
不过，也有少数人开始追究英王在“毁灭自由的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1772年12月，约翰·艾伦在一次布道中问道：达特茅斯伯爵反复提示说，对北美的政策乃是国王的意愿；但国王作为一个“仁慈和具有理解力的贤明之君”，怎么可能会图谋实行这种暴政和剥夺人民的权利呢？过去的查理·斯图亚特因为侵犯人民的权利而掉了脑袋，如果再有某位君主步其后尘，等着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他说：“我敬重和爱戴我的国王，但是，在世界上任何国王的权威面前，我都要保留一个英国人的权利。我对国王和暴君有着鲜明的区分：国王是人民的权利和法律的卫士与受托者，而暴君则毁灭它们。” 这番话给乔治三世一个明确无误的暗示：如果他真的与英国议会的压迫性政策有牵连，那就是一个不配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暴君。1774年，杰斐逊在《英属美洲权利综论》中，猛烈抨击英国的政策，反复将这些政策与“英王陛下”联系起来，已经将矛头公开指向英王。同年11月，殖民地报纸上有文章公开宣称：“各位国王的历史不过是一部愚笨和人类本性堕落的历史。”当温和派和保守派只将攻击的火力对准某些大臣时，已有人把国王摆在了殖民地居民的对立面，这意味着对君主的崇敬正在淡化，效忠英王的纽带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
在讨论摆脱效忠英王义务的正当性时，殖民地人士同样借助了权利话语。约翰·艾伦提出，殖民地居民有权联合起来，用武力抵抗压迫和捍卫自己的自由；这种事件一旦发生，并不能称作反叛，因为当一个人的权利受到威胁时，如果他不起来加以捍卫，那他就是上帝的叛徒、自然法的叛徒和他自己的良知的叛徒。他呼吁说：“提高警惕吧，美利坚人！”约翰·亚当斯也表示，反对或用武力公开抵抗肆意的专权和非法的暴力，并不是反叛；只有抵抗合法权威才是叛乱。他还说，英王无论对境内还是境外的英国人，都没有绝对的权力；一旦他剥夺他们的自由，他们对他的忠诚纽带也就解除了。
同时，殖民地人土还宣称，要捍卫自己的自由，就必须做好武力反抗的准备。这种必要性来自于英国接二连三的强制和高压。唐纳指出：“虽然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他们没有权力统治我们，正如我们没有权力统治他们一样，但他们依靠枪炮和刀剑的强大逻辑，并未停止制定伤害我们的法律；无论何时我们谏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每次得到的回报都是威胁和恐吓。”盖德·希契科克也说：“我们的危险并非虚构出来的，而是十分现实的；我们的斗争不是关于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关系到自由和财产；这也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事，而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对英国的强制措施，殖民地居民只能以武力来对抗。1773年，新英格兰的牧师西蒙·霍华德在布道时谈到，“自存”乃是人类心灵中的最强大、最普遍的原则之一，这个原则允许用一切必要手段进行自我保护，以力御力，以暴抗暴；上帝固然禁止人们抵御邪恶，但那只限于小事，如果人们遭到严重的攻击，则必须反击；当有必要用武器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时，如果仍让刀剑生锈而不使用，乃是一种耻辱。他提醒道：“一群愿意固守自由的人民，应当为自己准备适合于防卫的武器，并学会如何使用。”一向以稳健温和著称的华盛顿，最终也感到，“曾经是充满欢乐的美利坚大地，不被鲜血浸透，就将成为奴隶的家园”。
不过，反英运动中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温和派虽然同样坚持殖民地的自由和权利，但并不主张和英国正面对抗，更反对脱离母国而独立。他们所理解的自由，是在英国殖民体系内可以享有的一系列权利。面对母国的压力，他们主张采取谨慎而克制的立场。约瑟夫·盖洛韦是一个更为保守的人物，他对约翰·迪金森的稳健立场也颇不以为然。他相信，殖民地居民只有服从英国权威，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激进的反英立场，往往不为稳健的精英所赞同。1774年7月，杰斐逊为准备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起草了一个指导性文件，即《英属美洲权利综论》，综合了此前关于殖民地权利和地位的各种论点，矛头直指英王，言辞尖锐，观点激进，就没有为弗吉尼亚代表团所接受。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上，盖洛韦一派开始时占主导地位，只是由于“萨福克决议”的出现，才促成了局面的改变。
在不断高涨的反英大潮中，殖民地许多人都在经受着考验。不少人的立场前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有些人在60年代属于温和派，而到70年代就转变成了激进派。还有一些人曾经是反英的干将，但在武装冲突爆发后投向了效忠派阵营。最典型的例子是丹尼尔·伦纳德。他在1773年仍在写文章为殖民地的权利声辩，但在列克星敦之战以后，却报名参加了英军。当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际，塞缪尔·西伯里仍以“一个韦斯特切斯特农夫”的名义写文章，劝告殖民地居民对英王保持忠诚，接受英国议会权威，通过向议会请愿陈情来解决问题。同时，激进派所宣传的主张，在民众中也反响不一，以致约翰·亚当斯在1774年不满地表示，虽然人们被告以危险即将降临，但他们非到预言变成历史才肯相信。
总之，进入70年代以后，殖民地和母国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殖民地居民中间引起了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反应。不论是激进派还是效忠派，在私下的谈话中，都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独立”这个话题。1773年，乔赛亚·昆西在赴南卡罗来纳途中，与同船的一位英国乘客谈到对殖民地的征税问题；这位乘客坦率地说，北美殖民地迟早是要独立的，英国人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他们、特别是本届政府必须尽力长久地阻止这种事情发生，这是他们利害所关的事。也就是说，英国人业已意识到，北美13个殖民地以其社会发展之成熟，是不可能长久屈从于母国权威的。
第一届大陆会议
殖民地反英派不仅诉诸言辞，同时也一直在采取行动应对局势。马萨诸塞居民对英国的高压政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拒不赔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损失，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动者安然无恙，亲英人土和王家官员反而遭到了围攻。1774年8月，盖奇公布了根据《马萨诸塞政府条例》任命的36名参事的名单，几乎是清一色亲英派。民众对此发动猛烈抗议，迫使有的人拒绝接受任命，有的人宣布辞职，有的人则只能与总督一起躲在波士顿避风头。波士顿民众在塞缪尔·亚当斯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会议，发布抵抗的决议；其他附近村镇不顾英国和当局的禁令而举行民众大会，声援波士顿。他们还抵制进出口贸易，不消费进口商品。盖奇自知情势危急，不敢贸然在波士顿以外的地区执行“不可容忍的法令”。他曾宣布要在塞勒姆举行大议会，最后出于代表人身安全的考虑，取消了这个计划。
波士顿的处境得到了各地的同情和声援，殖民地居民在共同的威胁面前，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了。宾夕法尼亚、纽约市和弗吉尼亚纷纷发表决议，指责议会封闭波士顿港的措施违背宪法，危害了殖民地的自由；波士顿居民被看成在为“美利坚的共同事业”而受难。弗吉尼亚议会下院一些年轻的议员，主张将6月1日定为斋戒日，以纪念波士顿港口被封和“对美利坚权利的所有伤害”，使民众不忘其耻。总督邓莫尔勋爵当即解散了议会下院。这些议员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在帕特里克·亨利的主持下，于5月27日在威廉斯堡的罗利酒馆开会，提议召开一次13个殖民地代表大会，商讨如何共同应对时局。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费城、纽波特、纽约、查尔斯顿和安纳波利斯等地也发出了类似的倡议。杰斐逊为弗吉尼亚的阿尔伯马尔县起草决议，声称：无论国民的宪法权利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加以侵犯，“我们随时准备和我们大英帝国各地的同胞们团结起来”，以恢复和保障他们的宪法权利。该决议还倡议发动贸易抵制，马上停止进口属于英国议会征收关税范围的一切货物。8月1日，弗吉尼亚数县代表在威廉斯堡开会，通过了“不进口协议”，作为对上述倡议的回应。
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开始在费城的木工大厅举行。除佐治亚之外，12个殖民地均派代表参加，到会者凡55人（一说56人），推举弗吉尼亚的佩顿·伦道夫为主席。这是北美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殖民地参加的联合会议。与会代表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举动将对北美历史产生何种影响，他们的目的不外是商讨对策，迫使英国放弃高压政策。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策略方针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斯蒂芬·霍普金斯、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等人持激进立场；乔治·华盛顿和约翰·迪金森等人态度较为温和，希望设法与英国和解；詹姆斯·杜安、约翰·杰伊和约瑟夫·盖洛韦等人，则更为谨慎和保守，对反英运动的进展深感不安。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殖民地居民的权利的基础是什么，以及如何捍卫这些权利。代表们致力于寻求一个缓解危机的稳妥办法，既能迫使英国政府放弃高压政策，又可重新安排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盖洛韦提出了一个关系到北美政治前途的方案，建议各殖民地在保留原有的特许状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一个大议会，与英国议会一起管理北美事务；英国议会的法令须经北美大议会同意方能生效；北美政府由英王任命的大统领主持，大统领在大议会的建议和同意下，拥有立法权和其他各项权力，可以处理印第安人事务、西部土地以及战争期间的征兵筹款等事务。这个方案实际上是20年前“奥尔巴尼联盟计划”的翻版，其主旨是通过扩大殖民地的自治来维持英国的殖民体系。盖洛韦希望英国政府接受这个方案，取消那些在殖民地招致怨愤的措施。
正当大陆会议就盖洛韦方案进行辩论时，殖民地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外间盛传英国军队开始进攻波士顿，战争已经开始。9月9日，马萨诸塞萨福克县若干村镇的代表集会，通过了由约瑟夫·沃伦起草的决议，宣布英国的“强制措施”违宪和无效，主张进行武力反击，并要求大陆会议采取措施对英国进行经济抵制。10月6日，波土顿银匠保罗·里维尔给大陆会议送来了“萨福克决议”的文本，外带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封函。于是，大陆会议改变议程，对“萨福克决议”表示一致赞同，并起草和通过了《权利宣言》、《陈情书》和《致英国人民书》等文件。这些文件申述了殖民地居民的不满缘由，声明他们并非谋求脱离英国而独立，而只不过是要捍卫他们作为英国人所拥有的种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关于殖民地居民的自由和权利的阐述，采用的是反《印花税法》以来各种小册子和文章所反复运用的理论：根据自然法、英国宪法和特许状，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多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从未将这些权利交给任何人来处置；这些权利是殖民地居民的祖先留传下来的，当年他们在移居北美时即享有这些权利，他们的迁徙并未使他们被剥夺、放弃或失去这些权利，所以，殖民地居民作为英国国民生而享有上述权利。这一次，大陆会议并没有向英国议会递交请愿书，说明殖民地居民开始有意轻视议会的权威。
10月20日，大陆会议通过了《联合宣言》。宣言指出，英国的政策已经威胁到殖民地居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各殖民地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采取抵制行动。建议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从12月1日起，北美各殖民地不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进口货物，不从任何地方进口任何英国生产的产品，不从印度进口茶叶，不从英属西印度群岛等地进口糖蜜和葡萄酒；中止奴隶贸易；各殖民地改善内部生产能力，不再向西印度群岛等地出口农牧产品，依靠内部供应以满足需要。宣言还号召居民放弃一些奢华的仪式和习俗，厉行节俭，以减轻对英国经济的依赖。为了协调各殖民地的行动，由通讯委员会对各地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任何殖民地如违背决议，其他殖民地将与之中断贸易，并以危害北美自由论处。
大陆会议许多代表希望，通过坚持不懈的抵制，能够迫使“邪恶的”诺思内阁倒台，并让皮特再度出山。他们相信，只要这位“美洲的伟大朋友”重新掌权，对殖民地的种种高压措施就会被废除。多数代表并不希望与英国完全决裂。约翰·杰伊受大陆会议的委派，起草了《致英国人民书》，强调英国人和美利坚人同根同源，信念思想相通；详细解释了英国的政策以及殖民地居民的不满理由，以争取英国人的同情和理解。文件最后表示，如果“将我们置于最近一次战争结束时的处境，我们从前的那种和谐就会恢复”。大陆会议代表可能受到了殖民地报纸宣传的误导，以为仅有一小撮居心叵测的人有意与北美作对，而广大英国民众是同情和理解殖民地居民的。他们做上述表态，无疑是为了显示殖民地居民不愿与全体英国人为敌，相信多数英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立场。
在大陆会议的最后表决中，多数决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拥护，而盖洛韦方案则仅有一个殖民地表示赞同。这种一致性超过了反《印花税法》大会。代表们在休会时约定，翌年5月再度聚会费城，共商时局。未料还没有等到那个时候，北美的局势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独立战争的爆发
大陆会议的决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抵制活动还是逐渐在各地展开。从12月1日开始，民众自觉抵制进口和消费英国商品。据弗吉尼亚总督12月的报告说，每个县都成立了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大陆会议的决议，清查所有的交易单据和记录，监督一切形迹可疑者的活动，处罚违反决议的人。活跃于各地的反英分子自称“辉格党人”，支持英国政府的人则被叫做“托利党人”。那些拒绝执行决议或违背执行诺言的人，其姓名在当地报纸上被公布出来，有的甚至遭到民众私刑的处罚，被涂以柏油，身插羽毛，受到公开的凌辱。弗吉尼亚的威廉·林奇热衷于此道，其姓氏后来成了一个新词，意即“私刑”（lynch)。
马萨诸塞仍然是风暴的中心。英国政府的“强制措施”旨在惩处马萨诸塞，波士顿乃是英军驻守的重点。但是，盖奇实际控制的范围，不过是波士顿一隅之地。1775年，有人给盖奇写信说，由于反英运动的兴起，“对政府的所有尊敬和服从都受到了蔑视”。这番抱怨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英国权威瘫痪的同时，民众则自行组织起来了。他们蔑视英国和殖民地当局的禁令，在“萨福克决议”出现以后，许多村镇组成了委员会，在县一级则由村镇代表组成行使政府职能的新机构。他们还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进行军事上的准备。虽然各地民众都在积极行动，但没有发生死人的事件。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宁的年代，这的确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其他殖民地也在悄悄地进行军事抵抗的准备。查尔斯·李是一个职业军人，生于英国，曾在波兰打仗，后定居于北美，支持反英事业。他对英军的情况比较了解，在纽约的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北美有能力和英国正规军作战。这篇文章在各地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反英人士的信心。当第一届大陆会议尚未散会之际，费城就有人开始谈论组建“大陆军”的话题。是年12月，有位“费城绅士”预言，大陆军将由伊斯雷尔·帕特南、乔治·华盛顿和查尔斯·李统率。李本人也提出了建立北美军队的方案，并和华盛顿过从甚密，有人还看见他在安纳波利斯训练民兵。在许多地方，民兵操练以往徒具形式，而在“强制措施”出台后，就变得认真起来了。马萨诸塞还组建了以行动快捷著称的“一分钟人”民兵队伍。
国王和议会很快得知了大陆会议召开的消息。他们并不打算让步，反而坚信新英格兰的“叛乱”必须通过武力才能平息。1775年1月25日，内阁开始讨论是否动用海、陆军对付马萨诸塞的问题。那位被殖民地居民视为“美洲之友”的皮特，主张立即撤走波士顿的英军。他还在1775年2月1日提出了绥抚殖民地的方案，要求在承认议会对殖民地的最高立法权和监督权的前提下，立即废除“强制措施”，批准召开大陆会议，允诺不再向殖民地居民征税。伯克也表达了和解的主张。但他们都未能说服多数议员。2月7日，议会通过一项声明，宣布马萨诸塞处于叛乱状态。向北美增兵的行动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英国人对殖民地居民的军事能力估价不高。桑德威奇伯爵认为，北美民兵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实在不堪一击。不过，身在北美的盖奇则没有如此乐观。他感到北美民兵善于打仗，即便是平复新英格兰，也需要动用大量军队，而且可能耗时1~2年。他这种谨慎态度被视为软弱和行事不力，指责之声时有所闻。英王也打算用杰弗里·阿默斯特取代盖奇，只是由于前者拒绝受命，盖奇才得以保住职位。
英国政府下定动武的决心之前，也使用过和平手段来消弭反叛。2月20日，诺思在国王支持下向议会提出了和解方案，得到议会多数赞同，此即所谓“诺思和解计划”。其要点是：如果某殖民地能够自行征集政府经费和防务费，英国即不再在该殖民地管辖范围内征税；而且，在该殖民地范围内征收的关税，也可交由该殖民地金库支配。然而，此时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殖民地反英派关注的重点，已不再是税收问题，而是立即废除“强制措施”和撤走军队。因此，英国政府作出的和解姿态，没有对缓和事态起到任何作用。3月22日，伯克在议会发表讲话，分析了北美殖民地的人口、贸易、农业和教育的状况，介绍了殖民地居民热爱自由的性格特点，认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力主与北美和解。他的意见并未带来多大的变化。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仍在继续恶化。
英国政府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往往毫不留情地动用军队对付民众，但此次却迟迟未对北美反英人士痛下杀手。直到1775年初，仍没有北美人士因为反英活动而被捕。这可能并不是英国政府格外仁慈，而是由于殖民地反英人士深谙英国法律，不让英国政府抓住他们“谋反”的把柄。其实，波士顿的反英领导人已经觉察到事态严峻，为避免为盖奇所加害，纷纷寻找安全的处所。塞缪尔·亚当斯和汉考克藏在波士顿郊外，约翰·亚当斯也消失了踪迹。再者，此时反英运动已成了民众行动，逮捕几个领导人可能也无济于事。
盖奇并没有停止扑灭反英运动的准备工作。他向英国政府汇报北美局势，要求增派2万兵力前来协助，并希望得到如何行动的指示。英国政府要求他拦截一切从欧洲走私到北美的枪支。1775年4月14日，他又接到达特茅斯勋爵的信函，指示他对殖民地反叛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搜捕殖民地省区大会的领导人。盖奇深知形势严峻，一再上书英国当权者，称殖民地的反抗力量相当强大，任何武力措施都势必引发战争。但达特茅斯勋爵对北美反英力量估计很低，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没有组织的群众，“并不十分可怕”，与其让他们发展成大的叛乱，不如尽早制伏他们。
盖奇只是主张谨慎行事，并未对反英活动听之任之。他在反英人士中安插密探，获悉在康科德藏有军火。他感到，如果能一举捣毁康科德这个反英据点，必能大挫反英派的气势。他在接到英国的指示以前，就开始调兵遣将，打算实施突然袭击。虽然盖奇事先极力保密，但波士顿安全委员会还是刺探到了英军行动的情报。在英军出发的前夜，波士顿的银匠保罗·里维尔快马奔至列克星敦，通知躲藏在那里的塞缪尔·亚当斯和汉考克迅速转移。随后，他又和塞缪尔·普雷斯科特等人前往康科德通风报信，但在半道被英军巡逻队抓住，只有普雷斯科特一人到达了康科德。
4月18日夜，700名英军在弗朗西斯·史密斯和约翰·皮特凯恩的带领下，开始悄悄向康科德进发。得到里维尔送来的情报后，列克星敦一带的武装村民半夜起床，集合起来准备迎击英军。马萨诸塞的4月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半夜的气温尤低。这些人在寒气中等候许久，并未见到英军的踪影，有些人便径直回家，另一些人则在附近的酒馆等候报讯的鼓声。19日清晨，身着红色军装的英军出现了，霎时鼓声、呼喊声响成一片，武装村民纷纷拿起武器，集合起来。乔纳斯·帕克率领70人来到村边的一块草地，遇到了第一队英军。当时，帕克并没有发动攻击的迹象，英军本来可走草地左边的道路，绕开民众前往康科德。可是，英军指挥官皮特凯恩不肯放过这群武装村民，令其放下武器，并迅速散开。看到帕克未加理会，皮特凯恩便下令将民兵包围起来。帕克见状，只得下令民兵携带武器撤退。在民兵撤退时，不知是谁首先开了枪，随即枪声大作，一片混乱。遭到攻击的武装村民四散奔逃，有8人被击毙，10人受伤，而英军也有一人受了轻伤。
这原本只是一场小小的武装冲突，但由于它引发了一场改变英美两国历史的大战，也就成了一桩历史公案。究竟是哪一方先开的枪呢？4月22日，史密斯向盖奇呈递了一份报告，内称英军的行动早为北美人士探知，一路上不断有报警的钟声；皮特凯恩率部前行，在一片草地上遇到一群“武装的当地人”；英军并不想伤害他们，只是要求他们解散；但他们拒不服从，英军只得收缴他们的武器，结果他们在散开时发生混乱，有一个人开了枪，另有数人跳到墙后射击，英军只得还击，打死他们中的几个；在英军返回波士顿的路上，又有人从墙后、沟里和树后向他们开枪。皮特凯恩也提供了类似的说法：他率部来到村口时，遇到大约200名“反叛分子”，当两队人马相距大约100码时，“反叛分子”开始在他的右面一堵石墙前面排开队伍；他立即下令不要开枪，仅仅将他们包围起来，并让他们缴械；当他将命令重复几遍后，一些“反叛分子”跳到墙后，向他的士兵开了4、5枪；这时，从左边的一个会堂也飞来子弹；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士兵没有得到命令就开始了还击。
但是，反英人士的说法与此完全不同。4月26日，约瑟夫·沃伦起草了一份战斗情况说明，其中说，英国正规军进军康科德时，途经列克星敦，当地聚集的居民（他未说是“民兵”）看到英军，就自动散开；但英军首先挑起事端，向居民开枪，打死8人，打伤数人；而且，英军一直都在射击，直至没有中弹的人全部逃开；在继续向康科德行进的路上，英军又向许多当地人开枪，于是双方发生对射；英军在撤回查尔斯敦的路上，沿途毁坏民房，将赤裸的妇女和儿童赶到街上，将待在屋内的老人无端射杀。沃伦的描述显然有所渲染。但在这个关口，谁先开枪已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殖民地已同母国兵戈相向。
在打散了武装村民之后，英军在史密斯带领下继续向康科德进发。康科德的反英人士早已得到讯报，事先将军火疏散，并做好了迎击英军的准备。英军到达以后，当即毁坏了未及转移的物资。此时，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聚集于康科德，有一小队英军遭到了袭击，双方各有几人伤亡。事毕以后，英军沿原路撤回波士顿。这段路程仅有16英里(合25公里)，但对英军却显得漫长而艰难。他们一路遭到民兵伏击，道路两旁的石墙、谷仓、树木和房舍后面，不时有子弹飞出，许多英军士兵倒在了路上。是日下午，英军再度路经列克星敦，盖奇派出的1200名援兵来此接应。沿路的民兵也越聚越多，英军且战且退，在坎布里奇附近遇到了激战。最后，英军撤入波士顿城外的查尔斯敦，借夜色隐蔽起来。经过一天的战斗，英军伤亡273人，当地居民和民兵损失了95人。
这次武力交锋的影响，也许超出了所有参与者的想象。在后来的历史著作当中，“列克星敦的枪声”被描绘成一个新国家诞生的第一声信号。当时，交火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乔治三世和他的臣僚大为震怒，认定殖民地踏上了“叛乱”之路，非以更大的武力不足以平服。对殖民地反英派来说，他们发现英国正规军并非不可战胜，于是增添了与之周旋的信心。他们还以此作为新的素材，更加猛烈地抨击母国，称之为“假冒的母亲”和“邪恶的骗子”，甚至加之以“被遗弃的老娼妓”、“劫匪和杀人犯”这样的恶名。可见，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仇怨和对立，已无缓和与化解的余地。
在4月19日以后，来自新英格兰各地的1.5万名民兵迅速集结起来，合力包围了波士顿，由此开始了一场更激烈、更艰苦的战争。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按约定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并任命弗吉尼亚略有军事经验的种植园主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华盛顿在当时并非这一职位的不二之选，然则一俟他的名字进入会议考虑的范围，就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军并不是为了独立而战，而是像当年英国内战中的议会军一样，试图以武力迫使国王让步，按照殖民地居民的愿望建立帝国内部的新秩序。直到战争进行了14个月以后，13个殖民地终于下定决心，借另一个弗吉尼亚人托马斯·杰斐逊的笔，发布了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宣言。至此，“殖民地时代”的历史也就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