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面做规范研究的专家不同，我对于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是靠书本，而是“用脚”形成的。主要是得益于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有机会七次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或者开会，通过“灰狗”、铁路、租车、免费搭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几乎跑遍了美国，不仅有机会对热点问题进行跟踪、直接观察美国的经济社会变迁，而且有条件与各色人等，特别是非主流做大量交流。90年代初期，还曾经在苏联解体之后，自费考察了七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此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认识，如欧洲、拉美和南亚，近年来也有机会采取“直接观察”的方式。因此，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主要是经验性的，当然也就是感性多于理性的，仅供大家参考。
一、冷战以后美国的战略调整
（一）美国的战略调整
对于美国问题的认识，其实应该是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前提，因为目前在经济上已经客观形成了以美国主导世界经济、以美国资本为主推进全球化的局面。苏联解体后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体系。唯美国有条件实行“单边主义”，让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感到威胁。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关于权力谁都知道的常识。当权力客观上可以不受制约的时候，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必致腐败；同理，当美国的世界性权力不受制约时，必然导致国际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才是对世界真正的威胁。最近英国一个议员对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批评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当狼要吃羊的时候，你还能问狼有什么理由吗？
二是过剩资本推动的资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这是有很多争论的问题。客观地看，世界当然是不平衡的，各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当然是明显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应制度当然也是不同的。除了少数资源禀赋特殊的国家（如主要石油生产国）之外，正在推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当然难以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构建内部制度。这也是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认同“多元体系”的原因。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反殖民地运动中崛起的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基本都是以主体民族认同独立这种民族主义为动员、以战争为手段形成的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大凡有所发展的，无论宣布什么主义，实际上几乎都得靠某种内部集权制度，才能够有效地集中国家资源，将其投入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旦完成原始积累，形成产业，接着就必然进入资本化阶段。而资本的全球化却意味着欧洲、美国、日本的过剩资本自由进入其他民族国家，占有本来属于各国民族资本通过资源资本化获得的资本收益。这就是“资本建制权”的实质。
当然，如果世界不得不接受这种西方过剩资本来“化全球”的过程，客观上就会出现一个资本最过剩的国家建立单极霸权，按照资本的需要和各国资源禀赋对各个民族国家“重新洗牌”，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调的所谓建立“新秩序”的实质。
这也必然带来各种次级大国资本与单极霸权国家重新争夺资源富集地区的冲突。最具军事强权地位的美国的捷足先登，客观上会威胁欧洲和东亚产业资本的生存，而这两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进口能源和矿产资源才能发展。
《外交事物》今年3月发表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的文章《不得不帝国主义》，也试图对美国的全球霸权给出合理性解释。
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一向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动员国民、整合资源的工具。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可能会理解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同“上帝保佑阿美利加”这样一个观点，是上帝创造的历史赋予美国人这个机会。尤其是当美国被包装成自由、民主、讲人权的国度，并且将反恐、反暴力、解救全世界等这些“新教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数民众是愿意认同的。为什么在反恐问题上布什得到如此高比例的社会认可？这和在美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意识有关。
有一位智者指出，当冷战时期，也就是存在世界两极的时候，尽管双方的理念不同，手段不同，但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当时，苏联、东欧是一个与西方对立的阵营，它有极大的核武库，核武器的数量是美国的两倍。在这两大势力集团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谁都不敢贸然使用手中可以造成人类毁灭的核武器。
在苏联、东欧这个阵营中，苏联作为晚进工业化国家，只能以集中统一的方式来控制以社会主义阵营为名的本系统的全部资源。于是它就要树立起某种理念作为本系统的基本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树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但苏联在集中统一、有限主权论的理念之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一种对老牌帝国主义行为的复制：以国家的名义直接使用军队，比如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也包括20世纪50年代对匈牙利、60年代对捷克、70年代初对中国的关系的处理。这些军事行动，相对于它秉承的理念是正常的。而中国和其他正在进行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否认同社会主义，都不能接受。因此毛泽东把苏联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
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为老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不可能再派军队到发展中国家去直接掠夺，它的意识形态又与苏联阵营对立，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所以就更不能以国家直接出动军队的形式来对那些不听话的族群或者独立主权国家实行干预，于是就改变干涉方式，动用CIA（中央情报局）去进行贿赂、颠覆、爆炸、暗杀，搞恐怖主义活动。由于这种手段与意识形态冲突，因此CIA在好莱坞影片中几乎成了国家罪恶的代表。
这位智者还指出，在刚刚过去的冷战历史上，两大集团尽管理念和手段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对抗客观上形成一种制衡，并且实际上都是在维持本集团体系的控制，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一旦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没有了对手，美国所采取的手段自然会有重大变化，没有必要再靠CIA的恐怖活动，而是直接把当年苏联在有限主权论之下的军事干涉方式接过来。于是，阿富汗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样，被美国军队从当年美国扶持的武装集团手里又“解放”了一次。
以史为鉴，可知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实际上不过恢复了过去的手段：以国家的名义直接用军队来进行干预。“9·11”之后美国的做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常的，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要求。例如，2000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发生之后，我上网看美国人的反应。在十几个网民的讨论中，只有一个人提出“为什么中国飞机没有到我们的家门口来巡视？为什么定期巡视是美国到中国的门口去……”
客观来看，没有苏联这个对手之后，采取战争形式来实现国家利益，应该说是“阳谋”。至于是以“反恐”为名，还是以“反邪恶轴心”为名，那都只是一个借口。还在“9·11”之前，美国就以“反流氓国家”“反恶棍国家”为名进行战争准备，当时开列的几个“恶棍国家”中就有中国——根据美国提出的标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非民主、大规模毒品、大量反人道的行为和黑社会等，这些标准中够一条就算是“流氓国家”，而美国认为中国够好几条。由于把中国作为“恶棍国家”，美国从本土派远程轰炸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应该被看作“正常”情况。
当前，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对美国来说条件已经完全成熟，“9·11”之后打阿富汗，接着是不是打伊拉克？伊拉克之后打不打朝鲜？如果中国反弹是不是就对中国制裁？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并不是天方夜谭。
（二）如何看待美国近年来的战略调整
为什么美国近年来会有如此重大的战略调整？还得从经济上找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就持续不断地向下走，而同期非实质经济也就是“虚拟经济”大幅度地陡然向上。原因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没有黄金储备的货币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原来的金本位制度自动弱化，是“二战”后美国大规模对外援助，造成美元成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所派生的结果。美国向全世界承诺每美元含有多少盎司黄金，这只是一个被世界各国接受的信用承诺，而不是真有那么多黄金储备。
但是近年来为什么各国明明知道美国的经济严重泡沫化，美元严重高估约70%，还要把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就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唯一的无以匹敌的军事强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世界就应该承认：货币发行只有一个依据，就是政府的权力。既然只有政府能够发行货币，那么政府发行货币客观上就征收了铸币税。按照制度学派的理论，政府本来就是要追求租金最大化的。政府每发出一块钱货币，就必然分享一部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那么，越是强势政府，其货币就越变成世界硬通货；而弱势政府，比如乌拉圭、越南，它的货币就几乎不堪一击。金融危机扫荡弱国的事实就验证了这样的道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不再实行固定汇率制，而浮动汇率制又不是以美国对美元随时可兑换的承诺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元过量发行、被大幅度高估的情况下，如果它不维持政治强权，就意味着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和美国金融资本的崩溃。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国民即使不懂经济，内心深处也是有感觉的，因为他们半数以上的家庭在股市上炒股，人们几乎不储蓄，大部分是超前消费，凭的就是美国政府可以发行这张绿色的纸。而所有制造业的国家，尤其是后发工业化国家，都不得不以自己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劳动力，生产出最廉价的产品，半卖半送给美国人，以获得那张绿色的纸；还得再送回美国，买美国政府债券才能保险。于是，美国反过来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这种金融资本的循环，使得美国能够稳定地占有对全球美元化所产生的资本收益。
这就是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的经济秩序。
今天的美元经济已经严重泡沫化，成为美国政治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这体现了一种和微观领域研究的经济规律不同的国际宏观经济规律：当世界转变成以政府强权为发行货币的依据的时候，货币早已不是一般等价物或者交易的媒介，而是政治军事强权的外在表现。近期内，无论格林斯潘怎样努力，美国股市也上不去，就是因为“9·11”事件表明美国也不再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因此外部资本流入不断下降，美国股市高峰期外部资本每年大约流入3000多亿美元，而今年已经下降到只有1000多亿美元。虽然近年来有人不断预测美国经济复苏，我仍然同意国家计委（于200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王建研究员的观点，只要没有大量外资再次回流到美国股市，美国经济就难以复苏。
当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资本能够单独创造收益的时候，几乎已经公认，只有让外部资本不断流入中国，中国才能走上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上面述及的“美国现象”对发展中国家整个是颠倒的：外国资本买美国的国债，过去收益最高不过4%～5%，现在大约2%～3%；而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则必须占有超过15%的高收益回报！很多人在强调引进外资的时候恰恰没有注意到，外资主要和中国的垄断资本谈判，目的是要占有中国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
1929—1933年的欧美大危机，本质上是全世界范围内制造业过剩的危机。当殖民地都已经被几个工业国家所占领，再没有什么可瓜分时，当产业资本扩张到了已经没有什么人需要这些东西时，就爆发了那次全球传统制造业的大危机。欧洲工业化小国再没有新大陆可去，也已经把国内的地铁、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都修好了，因此，德国率先把制造业转向军事。而在军事生产中，正如盛洪博士指出，每比别人多1%的投资，就意味着比别人多100%的比较优势。19世纪末期的日本曾经转向军事工业，于是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20世纪中叶的德国率先把投资转向军用，也是既满足了就业，也生产出了战争设备，于是就必然导致战争，并且先走一步的德国在欧洲就战无不胜。
后来，德国人在欧洲的狂轰滥炸打垮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也被欧洲本土之外的美国炸完了。这就给了美国一个空前的机会——欧洲的军事设备只能从美国来。于是美国必然大规模地扩张它的传统制造业，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提升产业结构或是经济结构调整，而是传统经济结构的空前扩张。
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危机：一旦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被用来输出设备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就要转向军事工业，输出战争设备。规律性的结果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战争的形式扩展工业设备生产，不仅向欧洲，而且还向中国输出。
这个对美国空前绝后的发展机会还在于，美国远离欧洲战场，因此它可以在战争中扩张，战后又开展“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和日本，乃至于在整个美国势力范围内进行工业重建和国家重建。这个重建的过程，又是美国设备和产品进一步对外扩张的机会。
同理，为什么中国20世纪50年代会得到苏联援助？因为苏联也在战争中利用它的亚洲部分远离战场的条件，发展了亚洲工业基地，并有条件在它战后的势力范围内进行传统工业扩散，导致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两极。
但美、苏两国也有实质性的不同。苏联是非货币经济的计划交换，比如，它把吉斯150生产线挪到中国长春生产出解放牌CA-10卡车，要求中国用鸡蛋和猪肉等农产品来交换；而美国输出设备之后，是要用美元计算归还的；欧洲人虽然是战略盟友，也同样要还债，就要生产很多美国人要求的工业品。接着，就导致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成本低于美国。后来，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汽车打败了底特律的汽车生产线，美国全球汽车产业第一大国的地位逐渐衰落。福特不得不在底特律建立一个“复兴中心”来发展第三产业。
欧洲和日本的工业从50年代恢复，60年代崛起，70年代开展大规模出口，这必然导致美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大发展的传统制造业出现严重问题。这时候美国的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外转移，转而依靠货币资本扩张虚拟经济，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达到80%～85%，成为国内某些学者提出的“新经济”依据……
从政府操作来看，70年代后期美国进出口逆差问题发生，80年代最典型的调控政策是里根政府大幅度提高利率，促使外国资本大规模地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同期大规模发行国债，解救传统制造业。其实，西方国家冶金和机械等战略产业的保留都是依靠政府投资和关税保护。里根执政8年，政府国债投资2.6万亿美元，用以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进入所谓高科技产业引领的知识经济时代。
里根时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让一个演员获得“里根经济学”的美誉，在于美国建立了两个新的结构调整的基础：第一个是资本的基础，外资大举进入；第二个是高技术的基础，得益于政府以国债投资，不计成本地以军事需求来发展所谓的IT（信息技术）产业和BT（生物技术）产业。后来苏联解体，IT产业逐渐转变为民用，例如，到1996年互联网发展起来，就是把军队的指挥网络系统转为民用。
另一方面，这些结构调整也都是经济规律使然。当它的制造业大规模移出的时候，必须有新的产业替代，传统的自由贸易方式当然解决不了它的结构调整问题，政府只能调整金融政策，利率高到一定程度，进入美国的资本当然增加。里根时代创造了美国资本经济的基础和高技术产业的基础，由此孕育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因此果然真的就有了后来的IT产业和BT产业（当时也是为了战争，为了制造生化武器搞起来的）的发展。另一方面，从80年代开始，美国发展信用卡，社会上也是消费主义盛行。
但是，里根政策也带来了一个恶果，即非政府投资的制造业无法经营下去。记得20世纪80年代，当里根政策使得利率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进修，看到的情况是到处拍卖（onsale），因为企业和社会承受不了高利率——社会存款利率都高达5%～7%，贷款利率肯定要上升到10%以上——这就导致一般的制造业根本无法在美国本土立足，当然是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
如果这些算是美国人放在河里的一块块石头，我们却不能摸着它过河。尽管美国有些做法和我国1989—1991年的情况相似：那时我国政府曾经大幅度调高存款利率，公布的8年期保值补贴利率可以达到约24%！那么，相应的贷款利率就应该算是高利贷！哪个企业能受得了政府制造的高利贷？当然会产生大量三角债，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国企资金成本大幅度增加，逐步趋向垮台。可见，中国也本来就是金融问题、宏观政策问题重于企业微观制度问题。这些情况可以与美国的里根时期相比的是，美国的存款利率最高也不过调到了7%左右，它的企业就受不了，大量移出，使美国经济空心化；不可比的是中国的企业移不出去，因为我们是低质企业，顶多剥夺国内市场，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合乎逻辑地出现了一系列经济问题。例如，1992年以后出现三个投机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股市、期货、房地产。成本过高的资金一下大量投入了这三个投机经济，至今仍然是中国解决不了的烂疮。
再回过头来看美国。里根之后的老布什政府当然看到经济空心化问题，便开始降低利率，一降就降到了2%左右，于是又造成资金外逃。没办法，就去打海湾战争。投资者一看外逃不行，石油主要输出地的阿拉伯不安全，世界上其他制造业为主的地区投资净收益也就下降，只有美国仍然是资本收益高且安全的地区，于是国际资本只好又回到美国股市。这些变化完全符合规律，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必然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也可以说：只要资本出逃，就必然导致美国在外边打仗。“9·11”以后，美国再次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随即这种军事至上的行为就愈演愈烈，必然发动战争。
二、从国际冲突的历史解构西方现代化
为了进一步了解冷战后的这种重大变化，我们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现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阵营还没有建立，美苏主导的两极秩序还没有形成，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就有条件毫不客气地直接以国家名义进行战争，掠夺和控制殖民地。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产业资本的对外扩张，这是经济规律使然：大工业一旦形成，必然要求大规模商品输出，商品输出必然与别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必然要求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采取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而军事手段只不过是政治手段中比较极端的。任何政治问题背后都有其经济原因，因此，在没有形成苏东体系与西方对抗之前，工业化国家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当然就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所以才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国际冲突。
大部分拉美和亚非学者对新老殖民主义都抱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指出，北美大陆在欧洲人进入之前，原来至少有3000万到l亿的印第安土著人口，现在只有80万人。美国建国以后，仅仅在19世纪中叶，就发动了1000多次战争，基本上消灭了印第安人。到20世纪末期，美国的印第安土著人口只剩下80万。如果再加上往北美运输的非洲黑人，到达美国的仅有2000万人，而在掠夺和运送途中，各有同样数量的黑人死掉了。所以仅仅在美国拓展北美大陆的过程中，就有将近1亿的土著和非洲人做了牺牲。今年年初我去巴西，拉美的学者们认为南美大陆的情况几乎相同，他们计算南美有1.1亿的南美土著和非洲黑人死于200年前的殖民地开发过程。这样，南北合计大约2亿人成为美洲殖民开发的牺牲品。
而殖民地的开发和欧洲的工业化扩张及人口的移出，都是高度相关的。
据有关研究，欧洲通过16世纪以后的移民和18—19世纪的“三角贸易”向殖民地转移了1/4的人口，老牌殖民主义的英国转移出1/3的人口，那3个小岛上的人口流出去，占据了北美和大洋洲两个大陆，其他欧洲国家则占领了南美和非洲，就这样，欧洲对4个大陆的殖民地占领，彻底缓解了欧洲本土人口与资源之间过度紧张的关系。
假定西方已经建立的现代化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应该具有的基本常识就是：中国根本没有条件，也不可能按照西方的这种对外扩张的模式来发展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内向型积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只能以西方的经验过程为基础才是科学，在中国则很难说是科学。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不能再进行两三百年的殖民扩张，再杀2亿人；第二，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在人口大规模移出以后，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的科学技术路线；第三，人口与资源过度紧张这种基本国情矛盾必然对国内制度构成制约，搞得我们在是否照搬西方的制度这个问题上进退两难了上百年。19世纪中叶的洋务派先驱者们只能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0世纪初的慈禧太后把“引进器物”改变为“引进制度”；也不过让10年后的胡适博士总结出“全盘西化”的理论，中华民族付出巨大学费，结果只是“邯郸学步”。100多年了，中国人汲取了大量教训，终于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的水平。
目前我们国内有一系列困境——内需扩大不了，外需扩大却收益太低。像广东的有些出口加工区，只有5%的收益留在广东人手里，95%都流出去了，但低到这种地步还不得不这么搞，还不就是因为中国不可能重复欧美国家当年殖民地扩张的道路吗？所以，客观来说，中国走到今天还是进退两难。而这一点很多人至今都不能清醒认识，也有些人一门心思地以为能摸到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就能达到现代化的彼岸。
客观地说，中国处在产业扩张阶段，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双过剩”，此时我们面对的河里的下一块石头，就是西方人200年前的殖民化，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西方当年搞殖民地的那个条件了。于是，中国唯一能够发挥的所谓比较优势，就是在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条件下压低劳动力价格，不承认剩余价值，对外杀价倾销。据说今年的广交会已经到了1公斤衬衫卖1美元的地步，几乎等于白送；原来一个五金工具箱能卖到40美元，现在只卖8美元。这些简单的制造业没有技术门槛，谁的劳动力便宜谁占领市场。而压低劳动力价格又必然导致国内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此外就是压低资源价格，有研究认为应该把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算作负值计入GDP。
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讨论过，那时有个关于“亚细亚形态”的辩论。当时就有人引述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在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无法逾越地理障碍，导致不同的文明发展线索。古代中国对于西方来说，不仅遥远，而且有着无数的地理障碍。南面的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西面是大漠，北面是冻土带、荒原，东面是大海。所以西方人没有过来，因此中国维持着不同于西方的“亚细亚形态”。后来，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我们才在理论上照搬了被苏联教条化的“五个历史阶段”，甚至把那些主张中国属于“亚细亚形态”的学者批为“托派”。
近10年来，我有机会两次去马克思当年做研究的大英博物馆，两次去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欧美其他汇聚人类文明的大博物馆。在对古代文物的观察中，感觉到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形态”确实有道理。因为我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线索的确差异明显。古地中海和近东的古巴比伦文明，主要是狩猎和采集文明，当地气候温润，物产丰富，使得那里的人可以伸手摘到果子、扔出石头打倒野兽，从那里的3000～5000年前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文化表达主要突出的是个体的人高马大，而有群体场面的则是战争，因此那里产生的是以个体为基因的文明。这种个体文明的侵略性非常之强——它从来就是要打仗的。欧洲最早的《荷马史诗》几乎就是掠夺和战争的描述。
这与古代东方必须以群体劳作才能实现灌溉和防洪的农业文明根本不同。中国最早的政府“夏禹王朝”之所以与西方不同，恰恰在于它不是产生于战争，而是产生于“大禹治水”过程中以共同防治水患为目标、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德政，对沿黄河各部落的成功组织。这也是中国必须强调“以德治国”的政治传统的本源。
后来欧洲人先扩张到尼罗河流域，再到中东地区、印度。到印度以后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地理障碍补给跟不上，所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在西方殖民化进程中没有完全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因此中国属于相对比较独立的类型。这也是中国要走自己道路的历史原因。
四、守拙：重大国际变局下的唯一选择
近代历史上，从1840年到1857年，大英帝国对中国进行了十几年的侵略后得出经验教训，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是不可能被完整征服的，所以认为中国必须分裂。相应地，所谓“大英帝国远东战略”，就是各国都可以在中国拥有殖民地，但任何“列强不得形成独占利益”。然后，这个既成战略又被后起的美国在19世纪末期变成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成为列强们都认同的殖民化中国的政策。也就是说，英美领导下的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战略其实就是“分而治之”，逐步肢解；而且从1857年大英帝国远东战略制定之后就基本确定了，那之后没有大的变化。
当前，在重大国际变局下，中国外交政策就应该相对更为谨慎。客观上我们既不可能重复欧洲人搞“绥靖政策”的做法，也不能像有人要求的那样，一定要站起来代表第三世界大声疾呼。我们不得不继续“守拙”。
（一）谁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
如果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看，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真正有可能成为美国资本对手的是欧洲。
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都非常愿意看到美国在战略上把“两洋”改为“一洋”，把亚洲作为战略重点，把军事力量转移到西太平洋。
毋庸讳言，美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太平洋对欧洲也是一个历史机遇。人们已经看到，同期欧盟乘机抓紧东扩、加快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抓紧利用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创造欧洲第二次崛起的机会，希望成为可以和美国抗衡，进而替代美国霸权的另一极力量。
我于去年和今年两次去欧洲，和那里的学者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欧洲的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欧盟国家本身并不想和俄罗斯对抗，但是，北约是美国主导的，欧洲人想从“法德军团”变成“欧洲军团”，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然后以之来代表欧洲利益。这当然遭到在欧洲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认为有北约就够了，因为北约的军事主力基本是美国军队，美国战后在欧洲各国的战略要地驻兵，客观上压制着欧洲各国的崛起和对美国的反弹。为什么欧洲各国除了法国之外，大多数政治家对美国的批评非常谨慎小心，因为只有法国领土上没有美军；显然，德国的军队根本对付不了在德国领土上驻扎的美国军队。所以相对来讲，政治独立的、态度比较强硬的，只有领土上没有美国兵的法国。当然，如果这次法国极右翼势力上台，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如果一直是中间势力或是中左势力执政，对美国就不利。而法德联合，推进欧洲一体化，对整个世界再次形成两极制衡是有好处的。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评价欧盟崛起，积极发展对欧洲的经济政治合作关系，尤其应该适度支持欧元汇率提升；同时，必须低调宣传中国的发展，公开暴露制约中国发展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国情矛盾。我们隐含的希望——就像毛泽东当年希望的那样——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遗憾的是，现在对于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来说，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威胁已经日益迫近到亚洲而不是欧洲。这时的欧洲人急于想实行绥靖政策，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把战争的祸水往东方转移，尽量让美国人到东方来。
（二）中国周边国际形势
现在中国的周边是多事之秋，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日韩两个重大的亚洲经济体跟中国存在结构性的经济冲突。
问题很清楚，东南亚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那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完整，没有重型工业，没有原材料工业，没有支撑国家基本建设的大型制造业，只有日本雁阵式战略转移过去的加工业，只可能对我们华南地区一般产品制造业的出口，比如服装、食品等低附加值出口构成竞争。因此中国提出“十加一”，跟东南亚结盟，这就可能重新形成亚洲的地区经济结构整合，有利于中国的产业输出。
不过，我们这样做，客观上必然和日韩冲突。
20世纪过去的两次大战都是在那些产业结构趋同的国家中发生的，日韩和中国一样，都有着完整的重型工业，由重型工业又必然带动大型机械制造，如造船、汽车等战略产业的发展，然后才是次级产业的发展，所以，越是产业结构完整的国家，其稳定性越强。同时，如果不扩张的话，它的内部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包括我们的国企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也是这个道理。重型工业结构国家的大型制造业必须是生产线输出才能有活路，这一点是所有的老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经之路，而当代的中国就是走不了这条路。我们现在仍然是一般产品输出，既没有产业输出又很少有设备输出。从发展规律看，我们其实只靠对内剥夺完成了原始积累，离真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有一个不可能逾越的对外扩张阶段。
因此，“9·11”之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形成的基本战略布局是值得我们谨慎考虑的。比如说美国打阿富汗，军队驻到了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于是，就能够扼制西亚乃至整个中亚。中国苦心经营的上海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这样一个想整合中亚、协调中国西边石油生产国关系的设想，很快就被美国人打阿富汗给突破了。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在中亚搞面向西欧的石油通道不仅得到军事保证，而且得以进一步控制欧盟的石油命脉。而中国修建的西气东输工程，其隐含的战略意图是进一步向中亚五国的石油资源地发展，乃至将来如果可能，发展中、印、俄三角关系，分享里海的石油资源。这个战略意图看来是难以实现了。
中国要按照目前这个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发展，没有外部稳定的石油补给是很难维持的。越来越多的人要买汽车，城市还要改烧天然气，所有这些消耗大量能源的项目都发展起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成为一个石油和能源的高度进口依赖国。
日本现在人均消费两吨石油，1亿多人口每年要进口两亿多吨石油。马六甲海峡每天对开180艘巨型油轮，给日本运送石油。就这一个制约因素，使得日本经济即使全球第二，哪怕成为全球第一，也必须紧跟美国。
从目前我们国内的发展情况看，中国预计10～15年之后会实现7亿城市人口的目标。我们即使没有日本那么大的消耗量，按照他们的一半算，再过10年，估算下来我们的石油也将有70%靠进口。马六甲海峡目前已经非常繁忙了，现在海盗又重点袭击油轮。要想挡住中国的这条几乎是唯一的石油运输线，是非常容易的。当年苏联在越南的金澜湾、美国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都建设有大型军事基地，两个超级大国都是为了控制亚洲的生命线。我们过去靠自力更生的时候，经济上没有那么大的外需，军事上可以立足于人民战争，可以没有远洋海军和战略空军，更没有海外军事基地。现在，经济对外依存度近年来曾经达到45%以上，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既没法回避也没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几乎类似于当年日本在工业化崛起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遇到的问题。
（三）欧盟和欧元崛起给我们的历史机遇
中国不可能有条件成为美国的敌人，当前完全没有必要造成国际上的“错觉”，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示弱下去，除非关系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否则就不要强出头。中国一旦强出头，那就必然导致日本、韩国更加紧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它们生怕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或者亚洲的强国。历史上，只要中国在亚洲崛起，日本和韩国就没有好日子过。诚如前面所讲，中、日、韩三国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东南亚小国则谁强跟谁走。
我个人认为：真正有条件成为美国金融资本的敌人的，只能是欧洲。美国真的觉得它的战略平衡失控的时候，一定会把战略重点转向欧洲。
欧元1999年刚刚问世时，在国际汇市上就比美元高十几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欧洲经济比美国经济健康得多。美国经济80%靠服务业，欧洲的服务业也就占40%～50%。有人说美元币值高估70%，公认的说法是高估20%。既然欧元比美元币值高，欧洲经济又相对比较健康，必然导致各国调整外汇储备。比如日本1999年大约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假定要调换20%的欧元，就意味着要卖出600亿美元的国债（因为大部分外汇储备在美国都是以国债和其他债券形式存在的）。假定外汇持有大国（包括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等）都看好欧元，为了防范汇率风险，就都要买入欧元同时抛售美元，那么结果是大量资金进入欧元市场，欧元一下子就会被托起来，美元就会被打下去。也因此，才发生了巴尔干战争。
欧洲的巴尔干冲突是长期潜伏的，科索沃危机由来已久。为什么会发展成美国主导的大规模军事干涉？那是因为美国想阻止各国把资本投向欧洲，阻止买欧元的潮流，防止美元垮！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的巴尔干冲突到1999年才全面爆发。背后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就是典型的经济原因。欧洲各国发行欧元的前提是各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3.4%，巴尔干战争一打，所有欧盟国家赤字都超过4%，欧元立时就掉下来了，汇率跌落20%以上。各国马上停止调整外汇结构，因为，战争使欧元成为不稳定货币。
按照传统理论，货币被当作一般等价物、交换中介。欧洲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一旦欧洲整合成功，形成欧盟统一货币的情况下没有汇率损失，而区内贸易的实际量就会增加，因此它的经济健康程度大于美国。美国现在实际成了全球最大的吸血鬼，它要把所有制造业国家创造的利润吸到自己这里来，把自己发行的美元给他们，再将美元吸引回来投入自己的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恶性的经济循环。当它的制造业大规模移出的时候，实际上把经济变成了一个“从纸到纸”的循环。
世界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发生的危机不再是传统的产业资本过剩，而是金融资本过剩导致的危机。欧洲和亚洲的中国、韩国等经济没有严重“泡沫化”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能够幸免于难，不是因为金融方面的决策或者技术上的操作正确，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以制造业为主。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完整的，资本市场没有对外开放，所以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没受什么影响。韩国的产业结构相对完整，所以它复苏得最快，只要把泡沫挤出去，产业就会继续运行。同样的道理，从拉美经济三支柱——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情况看，墨西哥、阿根廷先后都垮了，巴西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垮？也是因为巴西是其中产业结构最完整的国家。
金融危机中垮得最深的，是与国家政治强权结合的金融资本。作为以实物经济为主的国家，中国并不担心国际上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充其量损失外汇储备。如果美元在金融危机中垮掉，那么中国的2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可能大幅度缩水，但在本币坚持不开放的条件下人民币并不会垮。
国内外很多人希望人民币对外开放，但我认为如果现在开放人民币，很有可能重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厄运，这是因为我们的货币总量太小，总规模连美元27万亿至28万亿的零头都不到，而人民币折合美元充其量才l万多亿美元，无法与国际金融资本对抗。除非有特殊条件把我们国家约40万亿元总资产的80%实行社会化分配，并且根据发展到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交易的需要增加货币发行，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提升国家金融资产的规模，形成与国际资本抗衡的实力。
冷战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的资源基本上是沉淀性资产而不是流动性资本，由于资源向资本转化、占有资本收益是靠货币化来进行的，因此，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府承认德国马克在俄罗斯流通，就等于德国政府凭借政治权利在俄罗斯占有铸币税。此时欧洲资本进入苏东，把资产转换为可以增值的资本，就可以取得资本化收入。这给了欧洲金融资本一个空前的扩张机会。俄罗斯在17—18世纪占领了一大片亚洲土地，加上东欧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对欧洲金融资本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有利条件。而欧洲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加紧内部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和统一的货币，并没有坐失良机。欧元作为欧洲的统一货币进入苏东国家，能够占有苏东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几乎全部收益，使之不被美元资本占有。于是，这两大货币代表的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的。
我在1999年的文章中分析过，欧盟和欧元的崛起意味着欧美两大金融资本集团斗争的开始。欧盟刚一发行欧元，美国就发动巴尔干战争，打了欧洲的“下腹部”，欧盟各国不得不参战，导致资本大量流出欧洲。后来，2002年1月，欧元正式流通，接着就是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外资从3000多亿美元迅速滑落到1000多亿美元；在美国的外资流入中，欧洲曾经占四成以上，现在则不到一成；同期，欧元的汇率恢复到超过l：1的水平。
在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时期，为什么英国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紧紧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干扰欧洲的统一进程，而且至今不加入欧元体系？关键原因是英镑币值高估，汇率长期比美元高约50%，而金融业是英国的第一大产业，制造业早就从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移出了。如果加入欧元体系，英国的欧洲金融中心地位不保，英镑汇率就会掉下来。因此，英国必须与美国保持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
在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化趋势上之所以注重欧洲问题，就是因为实现了一体化的欧盟，必然形成与美元抗衡的货币体系，而欧元随欧盟东扩一旦真的形成强势，必然置美元于死地。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旦美国完成控制亚洲的战略部署，在中国周边形成包围，而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不足以缓解人口膨胀的压力，不仅内部矛盾复杂，而且又处处“服软”，确实没什么可怕之处。那么，美国下一步的重点还应该是在欧洲。
当然，中国也完全有可能长期处于逆境。记得当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我在纽约听一个美国政客说“我们能够打破铁幕，当然就能够打破竹幕”。美国霸权在亚洲推行若没有任何障碍，则有条件联手日本，先把中国肢解了再去整治欧洲。
但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正视国际环境和自身问题。如果中国仍然继续保持集中统一的局面，并且得以改变过分依赖外需维持增长的问题，通过类似“西部大开发”这种内部调节战略不断缓解自身的复杂矛盾，也许会使美国意识到它可能和19世纪中叶的大英帝国一样，在中国无法形成独占利益，而日本、韩国参与中国瓜分又可能在若干年后进一步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霸权……或者，这个时期欧洲崛起比较快，欧元对美元打击比较大，等等，那么，美国可能先掉头西顾。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可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空间。
总之，我们希望看到欧洲统一，欧盟迅速崛起；看到俄罗斯和欧洲区域一体化迅速融合。这样，欧洲的金融资本整合苏东资源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当欧元进一步稳定并且强大到和美元资本对抗的时候，就会迫使美国重新把战略重点转向欧洲。
当然，我们必须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抓紧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能再延迟。
*此文是2002年作者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内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