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极为重视的问题。他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他的话讲得很重，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即便提出的任务是正确的，道理讲得也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来实行它，也会变成“一句空话”。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毛泽东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本文不敢说对他的工作方法所具有的特点作出完整的概括，只是想就其中的“几个特点”谈一点体会。
一、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战略头脑”）首先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毛泽东一向要求：“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通常只能从一个一个局部开始，但决不能停留在这里。必须把各个局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形成整体的观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那就得坚决顶住，不能去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十分看重。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175页。】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有把握地走好每一步棋。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全局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在指导革命和建设工作时，总是首先把力气用在观察和判断全局上，特别是敏锐地察觉出那些对全局发展变化有重要影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读读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他经常先这样分析：现在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们的方针应当相应地作怎样的调整。这里，可以以解放战争为例：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年年底毛泽东就对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的实际状况作了仔细的具体分析，得出一个全局性的结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页。】“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4页。】这是一个大判断，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大判断。那时，国内局势中仍有许多不很明朗的地方，还存在不少容易使人感到迷惑的次要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看清楚这个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感觉，也没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结论。毛泽东经过敏锐而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不失时机地作出这个判断。有了这个大判断作依据，怎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些重大问题便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经济纲领、政治纲领也到了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的时候了。
再如，1948年的辽沈决战结束后，只隔了十来天，毛泽东就作出一个新的论断：“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1361页。】全国解放战争便以这个全局性的判断为依据，以新的姿态新的部署，加快步伐地展开了。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没有这种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当机立断，正确决策，大刀阔斧地打开新的局面，而是被动地忙于应付枝枝节节的局部性事务，那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甚至会坐失良机或发生失误。
预见性，同全局性眼光分不开，要求指挥者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毛泽东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品质。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倾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页。】
高手下棋，谁能比对方多看几步，谁就可能取胜。毛泽东在工作中总是想得很远。他不是只忙碌地应付摆在眼前的种种具体问题，同时也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当抗日战争正处在紧张关头的时候，他已开始考虑未来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这种设想就越来越清晰越具体。当历史巨大变化来临的时候，无论1949年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宪法的诞生都不是仓促草就，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积累，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根本大法的各项规定都是切合实际而富有成效的。
对社会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毛泽东总是主张要觉察早、应对快。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他引宋玉《风赋》中所说的：“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并且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3日。】他高明的地方在于当某种不好的风向还只处于“青蘋之末”的时候，就能够意识到它经过慢慢的逐步的“侵淫”，有可能形成“盛怒于土囊之口”的风暴。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防微杜渐的意思。而不少人不仅对处于“青蘋之末”的这种风向往往毫无识别能力，甚至当它已逐步“侵淫”而走向“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仍麻木不仁，视若无睹，结果，拖延得越久，问题就越大，甚至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很难解决。当然，如果脱离实际情况，对还处于“青蘋之末”的微风，就用对付“盛怒于土囊之口”者的霹雳手段去对待，那也会造成严重的错误。以往出现过的这种教训，同样值得后人深思和记取。
总之，全局性眼光和预见性十分重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会有宏伟的胆识和魄力，才可以引导人们在行进中始终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这是毛泽东工作方法的显著特点。所以，总给人以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感觉。
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社会生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人们往往被一些日常现象牵着鼻子走，被动应付，辛苦忙碌而收效甚微，工作局面难有大的突破。问题出在哪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看不清问题中什么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什么是次要的、处于服从地位的，从而不能及时抓住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也是始终放在领导工作的突出地位。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拿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来说，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国民党军统帅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切断东北同关内的联系，将国民党军的重要精锐封闭在东北加以歼灭。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毛泽东便下了大决心，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不惜冒巨大风险，远途奔袭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5、1336页。】没有这样的宏图大略，要夺取辽沈战役的全胜是不可能的。果然，锦州一解放，东北同关内的联系一切断，长春和沈阳两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也总是要分清事情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他曾举黄河急流中有经验的船夫为例来说：在河中，他们平时可以很放松，一当将到藏有暗礁险滩的地方，就全神贯注地用篙子撑船躲开，如果船夫时时处处都很紧张，弄得很疲劳，真遇到紧要的时候反而会使不上力了。他主张，一个时期总要有个重点。1953年4月21日，在致李烛尘的信中写道：“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个道理，大家容易明白，但真要做到却十分不易。毛泽东谈战争问题时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结果，往往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
毛泽东指挥作战时，同样常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总是强调要服从全局，按照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必要时不惜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求得全局形势的有利发展。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当时解放军兵力在这里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断然决定撤出延安。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不少代价，一些干部想不通，舍不得。毛泽东告诉他们要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这是何等的睿见和气魄！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他的决断是正确的。
当然，主要不等于唯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统统丢开不管。毛泽东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这段话是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夜说的，中国共产党正要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对的任务十分繁重，既要以主要力量抓紧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又要像“弹钢琴”那样随时照顾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就能避免在工作中走向另一种片面性。
三、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作出正确的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是事情的结束，更加重要得多的是实行。毛泽东从来不是空谈家。对关系全局的工作，他在提出任务后，总是下大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狠抓落实，一步紧跟一步，真正抓出看得见的结果来。正确的决心有个前提，就是符合实际。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0页。】他主张要多谋善断，说：“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各种不同意见。”“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够得到善断，断才能够善，不然就不善。”他又说：“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批评“有些同志不多谋，但是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当然，武断不行，优柔寡断、碰到难题绕开走也是不行的。
当情况已经弄清、决心已经下定以后，工作抓得紧不紧、狠不狠便成为关键。毛泽东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毛泽东对主要工作总是抓得很紧很紧。当任务确定后，他便全力以赴，雷厉风行，千方百计地采取有力措施来打开局面，决不只是空口说说了事，也不是老在那里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随后的实践中，又全程关注事情发展的情况，用心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以推广；及时提醒注意解决可能妨碍任务完成的问题，纠正已经出现的偏差；旗帜鲜明地表扬批评，严格检查督促，在切实抓出成果以前决不松手。因此，他所抓的事总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取得显著效果。
薄一波这样描写过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领导“三反”运动时的情况：“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亲自指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到运动后期，他又以很大力量来抓落实定案工作，确定具体的政策原则和处理办法，树立足以作为典型示范的案例，妥善处理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做好善后工作。善始善终，而不草草收兵。这场运动前后共半年左右，对荡涤当时刚初步蔓延的贪污腐败行为、树立廉洁勤政新风起了巨大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随后好多年间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说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有抓得很紧，办成几件大事，确有实效，才能振奋人心，取得群众的信任，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当然，也不可能把弦一直绷得太紧，要有张有弛，毛泽东把这称为“波浪式的前进”。
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要做好任何工作，都不能只靠领导者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智慧和努力，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当然，群众路线不只是一个工作方法。它指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本文只着重从工作方法的角度谈它的意义和作用。毛泽东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他在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又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经常在作出决策时反复征求在第一线的将领的意见。大家熟知，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等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毛泽东当晚为中央军委起草批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抗日战争时期，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来的。毛泽东说：“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这些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事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拿工业来说，1960年毛泽东看了鞍山市委的报告后，充分肯定鞍山钢铁公司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把它称为“鞍钢宪法”。那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
拿农业来说，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大跃进”后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便是一再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他自己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别到农村进行调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直接听取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意见。他从中发现：“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他写道：“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他还指出：许多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0、251页。】这是一段很精彩又很中肯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以来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所犯错误的反思。
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群众，必将一事无成，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有可能实现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目标。他要求：“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相，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毛泽东的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那正是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提倡的正确原则。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他的功绩无疑是第一位的。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工作方法是其中重要内容。它的价值并不因时间的流逝和条件的改变而失去。今天，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发掘它，使用它，发展它，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