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经典中，传统儒家的“四书”可谓是家喻户晓。“四书”之中的《中庸》，不仅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修养论、功夫论，更是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与方法论，彰显了传统儒家的入世情怀和处世哲学。但从近代社会“西学东渐”以来，有部分人将《中庸》及“中庸思想”与“老好人”“没原则”“折中主义”“妥协保守”等联系起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中庸》及中庸思想的各种误读和错读。甚至有人将中国在近代的衰落和落后于世界归结为是因为中国“太中庸”。实质而言，《中庸》是数千年前中国古代哲人面对当时“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所做出的哲学思辨与思维总结，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一直以来以其内蕴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智慧浸润着中国人的心灵，指导着人们在现实的可能与不可能之间进行抉择。
1874年，清末重臣李鸿章曾在其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全面地论证了中国在变局中所面临的危险处境，称之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令他更难以想见的是，仅在他逝后十年，自诩“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和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都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零落成泥碾作尘”。中国亦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富强之国，日益沦落成了一个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压和霸凌的贫弱之国，成为世人眼中的“东亚病夫”和“东方睡狮”。一时间，有人将包括《中庸》及其思想在内的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视为是近代中国走向富国强兵和发展现代化的痼疾与桎梏。可以说，“中庸”作为儒家思想中一个至为关键的词语，不但其内涵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已经模糊不清，而且也是中国自近现代化以来备受误解的一个概念。而中华民族所遭遇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启示我们要不断汲取《中庸》等文化典籍及思想传统的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特点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执两用中”，不断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内隐记忆的投射与积淀
《中庸》出自于《礼记》第31篇，写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后经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北宋大儒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称为《四书》。在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和官方教育的教科书和科考的必读书。“中庸”思想则成为源自于生活实践并指导生活实践的思想哲理和人生智慧。据考证，“中庸”一词是由孔子提出的。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并且指出，“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冉求也退，故进之；仲由也兼人，故退之”“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对“中庸”一词和“中庸精神”做出了界定和诠释。在战国时期，孔子后人孔伋（字子思）对“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诠释。子思将“中庸”从概念和“执两用中”的辩证法与方法论，推进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领域。在《中庸》第一章中，子思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里，他将“中”与“和”视为天地宇宙间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认为人们如果自觉地遵循它，就会使得事物和谐发展，就可以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繁荣兴盛。从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看，中庸其实是一种“和”的权衡。中庸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最高道德标准，含有中正、公正、平正、中和的涵义。“中庸”本身就是“用中”或“用常”之道，可以理解为研究、探求、认识和处理问题时合乎实际或一定标准的态度与方法。“中庸”所强调的“和”，一方面是多样统一、和谐的意思，另一个意思则与“中”一样，指恰当、适度。如《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指的是调节、事之中节、恰到好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论不认为对立、矛盾双方之间有一条僵硬不变、截然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可以随时节制，合于中道。儒家讲“趣时”，也即根据时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常规，采取适宜的措施。这里的“时中”，其实也包含了“趣时更新”的一部分内容。因为中是正道，所以不偏。“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是人生实践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它具有通过实践追求以使现实与理想统一的意味。将“中和”的原理发挥到极处，人们就能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社会发展“太中庸”的纠偏与权衡
中庸是和谐和顺之道，也是求变发展之道。合礼的才合理，合理的才合礼，合理、合礼才是“中”。荀子说：“夫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强调的就是如果要使国家和谐发展，就需要把握“中”，就像掌握那个“秤”称量东西时重量的平衡。这才是“中”，也才能“中”。“中”不是简单的数理意义上的“中间”，更不是“调和”或“折中”，它绝非一眼就能看透和判断准确的。“中”的标准并不固定、绝不拘泥，它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庸是一个不断纠偏的过程。此时“中”，换个时间未必“中”；此地“中”，换个场合未必“中”。从辩证法和思维方法论而言，“中庸”其实是一种“度”的把握，是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研究什么是事物所处的最好状态以及如何达到这种最好状态。这个“度”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它像“易”一样难以确定，易是道，中庸亦是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从这一点看，“中”就是天理、天道，它是一种心灵智慧和发展哲学，其本质是无法具体言说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其实是从辩证法和方法论的角度将“中”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提出来。古人说，用中为常行之道，中和为常行之德。“中”是天下最重大的根本，“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即适度。“庸”又是“常”的意思。“庸”是天下不易的法则，不改变常规，即定理。而作为标准的“中”并不是处于与对立两端等距离的中点上，也不总是固定和僵死在某一点上，而是随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中庸》及其思想强调矛盾对立的中和，使两端都可以同时存在，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特性，促进两端彼此互动、兼济、反应、转化。在哲学上，就是把握对立与统一、质变与量变、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关节点”或“度”，而越过这一界限，事物就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论重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强调依存和联结，以及两极或多极对立间的中介关系及其作用。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矛盾不一定都发展到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地步，需要在矛盾的统一之中取中和的状况。而在这种“中和”状况之中，既有矛盾、偏反、对立、斗争，同时彼此渗透，彼此融合，共存共荣。因此，“中庸”吸纳了天地自然对立调和、互动互补的原则，并以之调和人类自身与天地、与万物的关系，达到中和的境地，使天地万物与人如常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庸之道又是人间之道，可以用来调节伦常关系、社群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发展，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不断与时俱进的。毛泽东常常把孔子及其学说从道德和哲学层面分开进行分析。他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毛泽东认为中庸观念本身不是“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保守性；但是从哲学上说，它“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进一步解释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毛泽东采用正反两方面的辩证思维及运用两条路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诠释“中庸”，肯定“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拓宽与丰富了“中庸”思想的含义。邓小平在对传统中庸观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了“过犹不及”的中庸方法，光大了矛盾对立统一的内涵。他将“过犹不及”和“执其两端, 而用其中”的中庸思想成功地运用到我党新时期思想路线的确立上，明确提出既要反对右，又要防止“左”。他认为在事物对立的两极间，在同一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存在着广阔的处于差异状态的中间带、中介项。他充分认识到了这些中间带、中介项在事物稳定状态中的重要作用，反对盲目地超越中间带而走向极端，形成了政治领域着重防右，经济领域重点反“左”的独特的中庸方法，使传统“过犹不及”的方法论在现代的改革开放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念“韬光养晦”，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中国方式的、充满了中庸气质的战略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从蕴含中华几千年深厚底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又把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了发展与创新。他不但多次使用和强调“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出自《中庸》的经典名句，将“中庸思想”作为人的道德修养、官德建设以及社会道德建设的途径，而且汲取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传统的中庸思想有了新的继承和发展。比如，中庸之道的本质在于以全局的视野和全面的方法看待世间万物，在何为中的问题上，“中庸思想”的回答是“全为中”，这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理念完全契合。再比如，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基本原则。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来建立我们的政策。”邓小平也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都源自于《中庸》讲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应对自然风险和进行社会治理的实践智慧，实现了“有守”和“有为”的结合，体现了主观与客观、风险和机遇、质变与量变的关系，为我们更好决策、更有效开展工作提供了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
入世处世的知时与时中
时代是思想之母。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某种理论的“出场”都基于一定的时代条件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可以说，《中庸》及其思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可能与不可能之中的“出场”与“在场”，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作为思维方法，“中庸”强调均衡与协调，反对偏执和盲目，在事物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须注意天、地、人有机统一，反对盲目极端化，认为过度和不及都不能“致中庸”；作为思想方法，“中庸”是个体修身成长之道，是国家为政治国之道。（李学勤先生曾称其为“周文王的遗言”） “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在哪里，“人心”与“道心”之间的那个“中”是什么，怎样“择其两端而用其中”，这些都应该成为人们在思维和现实中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先哲们在讨论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处理“我想怎么样”与“应该怎么样”之间的矛盾时，曾提出实现“中庸”的“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新时代，既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总结和继承先秦儒家以来的文化传统，也要整体、系统、动态地观察世界，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中庸》及其思想在新时代的内涵与意义。
中国在新时代所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激励中国人要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大历史中去实现各种可能与改变各种不可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重大论断，即“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个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指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势，也是指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变局。此变局既是对国际格局正在或即将发生巨大变迁的重大判断，也是对国内情势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加强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放眼寰球，曾在全球化浪潮中高歌猛进的西方世界，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老牌强国云集的欧洲已陷入老龄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泥淖，经济增长疲软乃至长期乏力。曾领人类启蒙运动与工业现代化之先的欧洲，竟然日益成为沉沉暮气之地，甚至被人戏称或将成为人类的“博物馆”。种种大变局、种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艰难抉择，导致西式“集体性焦虑”在西方世界日益蔓延，并或缓或急地影响世界变局和制约着现实世界的诸种可能与不可能发生历史与时代的各种变迁。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经典之一，《中庸》及“中庸思想”美妙和谐、辩证深邃，在时间的长河中深深印记在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在历史的岁月里牢牢熔铸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中庸》有句名言，“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表面上看，“中庸”是在每日的饮食中，但味中有味，想体会其深层次的味道则是有难度的。实质而言，《中庸》及“中庸思想”的个中三昧，主要在于个体的内隐记忆与人生体验，在于群体对和谐和顺和求变发展的时空探索。而这种记忆和探索，则映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个体的投射与积淀，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时空发展的深厚传统与传承发展。（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伦理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