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提是中国本身的形成。中国的形成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一是国家以外的观念，诸如文化、地域、民族等。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相当长的年代。
根据于省吾在《释中国》一文中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于西周初年。目前所见最早的证据，是1963 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 （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大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一带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禀告上天：“我现在已经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统治地，亲自治理那里的百姓。”）
由于此前的铭文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王刚完成了迁移，以成周作为居住的地方，恢复武王时的制度和礼仪）；则可以断定此文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尚书? 梓材》亦载周成王追述往事时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老天爷已经将中国的百姓和疆土交给先王。）《尚书》不少内容虽出于后人追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伪莫辨。但有了“何尊”铭文的佐证，足以证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时的确已使用“中国”一词。
对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虽无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在公元前11 世纪，因此可以将“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公元前11 世纪。从甲骨文尚未发现“國”或“或”（与“國”相通）字来看，“中国”一词虽有出现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会太早。
“國”字的起源和演变比较复杂，但最初是指城或邑。当先民因农业的进步而定居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称为国，城外近处称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称为国人，城外的则称为郊人，更远的地方称为野，那里的人自然就是“野人”。
起初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还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地域。于是大的单位被称为“邦”，小的单位依然称为国。由于一位首领、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者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是以后一国的都城被称为国的来历。
初期的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一般范围不大，因此国的总数很多。相传大禹召集诸侯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到达的有“万国”之多。万国虽非实数，但数量肯定很多。
周武王伐纣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旁），响应的诸侯已达八百。据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后存在的国有1773 个，此前国的数量应该更多。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旂，就是一面缀有流苏的大旗。商王有事，将旂竖立起来召集士众，应召的人聚集在旂的周围，“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间、中心、中央的意思。
在西周初那么多的国中，天子所在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的地位，理所当然被称为“中国”。周武王灭纣后，已经占据了商的京师，所以认为上天已将“中国”交付给他。
《诗经? 大雅? 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恩德赐给中国，周边四方都能得到安宁。将恩德赐给京师，周围四国都能得到安宁）的诗句，很明确地显示，“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中国”的四周才能称“四方”；“中国”即指京师及其附近区域，四周的国自然不属于“中国”。
西周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和镐（今西安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为“中国”。
周成王时，周公旦主持扩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迁商遗民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将周人迁来，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有陪都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
至此，“中国”的概念已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几个政治中心，也扩大到了以政治中心为主的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 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镐京。次年，平王东迁，丰镐一带为戎人所占，丧失了“中国”的地位。此后虽由秦国收复，一时也无法跻身“中国”之列。
东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而几个周王近支宗室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它们通过吞并周围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已取得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也成了“中国”。
到春秋时，“中国”已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诸国，大致相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如齐国虽为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居中。齐桓公时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因齐国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自此进入“中国”之列。
又如楚国，早期地处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之外，在文化上与中原诸国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连楚王熊渠也自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我是蛮夷，不采用中国的称号）。可见他自己也认为当时的楚国不属于中国，而是蛮夷的一部分。
东周时，楚武王（前740—前690 年在位）虽然仍自称“蛮夷”，却已经提出“欲以观中国之政”，要求王室给予尊号。到楚庄王八年（前606 年），楚国将军队开拔到周天子都城郊外举行检阅，并向周天子的劳军使者王孙满打听“九鼎”的轻重大小。尽管这次“问鼎中原”被王孙满不卑不亢地拒绝，却无法阻挡楚国成为“中国”的步伐。
楚灵王三年（前538 年），楚国凭借实力邀诸侯会盟，虽然受到晋、宋、鲁、卫等国的抵制，但大多数诸侯还是接受邀请。楚王成为新的霸主，楚国自然已属“中国”。
到战国时，主要的诸侯国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它们不仅都以“中国”自居，相互间也已承认为“中国”。
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扩大到今四川盆地，还向那里大量移民。巴蜀既成为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就取得了与秦国同样的“中国”地位。
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山脉，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从理论上说，秦汉的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
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戎、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终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偏远的地区看成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华夏）文化区，其他民族只有接受汉族文化才会被吸纳进汉族，他们的聚居区才有可能被当作“中国”。
所以“中国”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致，而且有时与领土归属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以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所以，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内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
这两种标准同时并存，常常引发地区间的“中国”之争，在分裂状态下也引发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因为只有“中国”才是王朝法统的拥有者，才有存在并统一其他政权的合法性。
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
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统治了这里的民众，成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或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后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国”地位，因为南朝已归入自己的版图，而且南朝的一部分制度文物为隋朝所采用，如由西晋流传下来的宫廷音乐回归中原后，被隋文帝称为“华夏正声”，取代了由北朝发展下来的宫廷音乐。
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这一立场，唐初修前朝历史时，《南史》和《北史》分别编纂，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宋、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与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在明朝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像《马可? 波罗游记》 那样全面介绍中国的书还绝无仅有，他们对中国中原王朝的称谓也不统一。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这样的名称，而不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
尽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和拉丁文文本中已自称“中国”，但这很可能出于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而且《尼布楚条约》是没有汉文文本的，大概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条约确定的边界只涉及满族的发祥地，所以只要有满文文本就够了。
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当作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但官方和民间的运用依然不规范，有时指整个清朝，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西方著作中往往也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
直到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才正式成为它的简称，成为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正因为如此，外界对中国人称谓也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即使使用了“中国”或其同义词，也并不意味着与今天中国的概念一致。
选摘：《古今之变》
作者：葛剑雄
出版：九州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