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熊彼特把“经济社会学”定义为经济学体系的内在学科，这是他在20世纪上半期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长期研究的逻辑结论。1949年，熊彼特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一方面基于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的方法，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及其对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对《共产党宣言》中经济学和社会学运用的理解，对“经济社会学”的意蕴做出探索。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解瑕瑜互见，在做出积极探索的同时，也显露了他对其中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本质把握的缺失，出现了探索中的“悖论”。
【关键词】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经济社会学 马克思 帕累托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长篇“导论”中，对经济分析史的“范围和方法”作过周详阐释，其中既有对经济分析史本身意义的理解，也有对经济科学学缘边界特别是关于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关系、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理解。对熊彼特的这些理解作出相应的检视，不仅对经济思想史学而且对当代经济科学的学术和学理探索，乃至对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探索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经济分析史》对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关系的理解及其意义
经济分析史着重于对经济思想历史上不同人物和学说派别使用的各具特色的分析方法及工具进行研究。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对经济分析的“技术”（techniques）或“工具”（tools）的要素和类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在《经济分析史》“导论”中，熊彼特只是在对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关系进行阐释时，对经济分析的“技术”及其“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tooled knowledge）作出了比较性论述。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规定就在于，它是一种“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的“知识”。
在《经济分析史》“导论”中，熊彼特把“经济分析的技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分析的三类“技术”，即由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的所谓“经济分析”。熊彼特把经济分析“技术”同他认为的“学科”联结起来，与这三类“技术”相对应，形成“三门基本学科”，即“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和“经济理论”。第二层次是作为对以上“三个基本学科”的补充的“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也可以看作“第四门基本学科”。
在第一层次的“三门基本学科”中，“经济史”学科在经济分析“技术”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经济学在“技术”上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第二，“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经济史是使我们能够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最好的方法”，进而搞清楚“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在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在于“缺乏历史的经验”，相比较而言，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对“经济史”学科地位的认识，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的显著特色。
在这“三门基本学科”中，“统计学与统计方法”作为经济分析的“统计”技术，既要理解“统计数字是极为重要的”，也要“了解搜集统计数字的具体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认识论方面的背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学对数理计量方法的运用。
在这“三门基本学科”中，作为经济分析“技术”的“经济理论”，是由一系列“原理”“定理”组成的，包括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的“总和”，起着分析“技术”的“工具箱”的作用。
第二层次的“经济社会学”及其相应的分析技术要素，是继上述“三门基本学科”之后的“第四门基本学科”。熊彼特认为：“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经济社会学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怎么会这样行为的。”这里讲的人类“行为”，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不仅包括行动、动机、偏好，而且也包括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财产的继承、契约等等”。作为例证，熊彼特提出，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谷物条例及各种法律上的保护措施被撤销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种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变迁，其中涉及财产制度、自由契约制度、政府管制等方面的关系。对这些“社会事实”的说明，“不仅是经济史，而且是一种普遍化、典型化或类型化的经济史”；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是作为“有关制度方面的导论”出现的，在内容上“属于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史”。
其实，熊彼特提出“经济社会学”学科概念，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用“经济学”学科概念取代18世纪和19世纪通行的“政治经济学”学科概念的做法有关。在熊彼特看来，马歇尔的“经济学”学科内涵，只相当于经济分析中第一层次所说的“历史、统计与理论三个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19世纪末，原来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受到质疑，主要是因为它呈现的是一种“多种科学的凝聚物”，往往被贬斥为一种“唯一关心的就是国家的经济”的学科概念。熊彼特认为，在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理论如果“不参照其结果所赖以生效的历史—政治结构，就不可能把这种结果明智地应用于实际问题或甚至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具体经济状况”，可能出现的就是经济理论“过于悬空”的结果。
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熊彼特在他早年撰写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一书中就提出，到19世纪末，对“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性与应用性而非理论本身……很大程度上被人慢慢接受了”，而这种变化“最先体现在英国，尤其是马歇尔引领英国的理论走向了新的学术道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我们看到的是具有古典学派方法与古典学派观点特征的形式，而非本质”。在熊彼特看来，在经济学学科规定上，马歇尔的这种“经济学”缺乏对第二层次“经济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研究。“经济社会学”被定义为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内在学科，其实就是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流行的“经济学”学科偏颇的修正。
同时，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存在着过多的“统一的（规范的）原则”的局限。熊彼特以“经济分析”为基础，在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还特别包括约翰·穆勒）的学说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比较研究中提出，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上呈现的只是“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相较政治经济学，经济分析对于“为什么主张进行辩护倒没有多大兴趣，我们注意的是他怎样辩护以及他使用了哪些分析工具”，其中进行“真正分析”的“技术”和“工具”就成为经济分析及其学科内涵的根本要素。在熊彼特看来，“经济社会学”也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罅漏的弥补。
显然，熊彼特提到的第一层次的“三门基本学科”，指的就是后来被称作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第二层次的“经济社会学”学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体系也是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修补。正是基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这种状况，熊彼特提出：“我们于是建立了‘第四门基本学科’，经济社会学。”
与此同时，在熊彼特看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辩护性”易于受意识形态“偏向”的制约。对意识形态的“偏向”问题，熊彼特在1949年发表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概念可以通过科学的分析工具加以阐释”的观点；在1949年几乎同时发表的《科学与意识形态》中，熊彼特提出了在“科学审视过程”及经济分析中驱除意识形态“偏见”的可能性的观点。不管是“科学的分析工具”还是“科学审视过程”，都与社会学学科中关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中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财产的继承、契约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有直接关系。社会学学科的这部分内容被经济学学科所吸收，并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内在的构成部分，即熊彼特所谓的“经济社会学”。对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使得“经济社会学”作为经济科学内在的基础学科成为必要和必然。
在熊彼特一生对经济科学的广泛研究中，“经济社会学”一直是他集中关注的问题，这与熊彼特早年受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经济学”学科观点的影响有关。1904年，韦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对当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在方法论问题上的论争作出分析，提出了“社会经济科学”（Die Sozial?konomische Wissenschaft）这一综合性的学科范畴，其中主要涵盖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社会学等学科。1912年，熊彼特撰写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一书就是作为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纲要》的第一编出版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研究中，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学科的初步研究可以被看作对韦伯倡导的“社会经济学”学科的一种积极回应。
二、熊彼特对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探索
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的探索，无论是在经济学的学科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社会学”的自身规定上，都是他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长期研究和探索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经济社会学”就是熊彼特在20世纪上半期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长期研究的逻辑结论。
在《经济分析史》的“导论”中，熊彼特针对“同时代其他科学的发展”对经济学内在要素以及经济分析的“技术”和“工具”的意义问题做出了探索。这里提到的“同时代其他科学”，主要包括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而社会学被看作与经济学发展之间有着首位重要关系的学科。熊彼特在“同时代其他科学”的联系上对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甚至像弗里德里希·奥·冯·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熊彼特的这一分析“技术”，“展现出一种令人难忘的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局限”；“如果不考虑那些对不同时期研究兴趣的方向起决定作用的政治、社会和知识流派，经济学大概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更难以理解，因此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背景的权威性概述，这使得它已经不再只是一部论述某个知识分支的史著”。
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对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熊彼特提到的“社会学”，主要是指“对社会现象，例如社会、集团、阶级、集团关系、领袖能力等等的一般分析”，这是20世纪上半期对社会学的一种“狭义”的理解。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对经济分析中的社会学作用的强调。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熊彼特对马克思思想某些方面的赞许，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学的分析上而不是经济学的分析上。哈耶克在对《经济分析史》的评论中提到，熊彼特“给予卡尔·马克思的很大关注，如果不是基于他对经济理论做出过多么大的贡献，而是着眼于他的影响以及他在早年将社会学思想融入经济分析的努力——吸引着熊彼特的显然就是他著作中的这个方面——大概也是有道理的”。社会学对经济分析“技术”的应用，在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学科分析中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各自独立发展的意义上，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做出探索。熊彼特认为，广义的社会学（Sociology）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就已经存在，而且同经济学相向而行。在熊彼特看来，在社会科学范畴内，“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合作已经特别密切或富有成果，也不是说如果有更多的合作他们两方面都会进行得更好”。熊彼特的观点是：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作为“相邻学科”是有利于这两个学科本身发展的，能够产生“由严格的、甚至狭隘的专业化带来的效率”。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得到了广泛证明，诸如阶层、就业、收入、贫困、医疗健康、社会保障等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个“相邻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是，经济学接纳社会学的分析所带来的专业化“效率”并不显著；反过来，对社会学来说也是这样。
三是在“经济社会学”这一“基础学科”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有些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只是提出了这一观点，并没有展开论述；在1949年5月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关于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学术传记中，熊彼特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这篇学术传记后来被收录至《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又被译作《熊彼特选集：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析》）一书中。
在对帕累托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社会学家的学术评价中，熊彼特首先提到，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家习惯于“入侵社会学的领地”，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几乎包括他们关于制度和塑造经济行为的力量所不得不说的全部内容——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学家的禁猎地相重叠”，其结果就是“发展出了一块无主之地，或者说是人人有份的领地，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学”。在熊彼特看来，在几乎每一部经济学专著或教科书中，都可以发现经济学和社会学始终共同面对的课题，这也成为“经济社会学”学科生长和发展的沃土。
其次，熊彼特提到，在经济思想史上，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颇为严格”的经济学家，都做过社会学研究工作，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社会学问题的探索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熊彼特指出：“在伟大经济学家的名单上，很少有人（即便有）像帕累托那样，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乍一看似乎是不务正业的活动上，也很少有人（即便有的话）像他这样，其国际声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在这一领域里所做的工作。”
再次，熊彼特还提到，作为经济学家的帕累托，在社会学学科上取得的成就都有可能存在“十分明显且不难描述其特征的方面”；这些方面的成就，也就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学”中具有“理性论证”以及“科学成分”的建树。熊彼特概述了帕累托在两个方面的建树。一是“尽管经济学家帕累托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触及了大量极其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但他的纯科学贡献是在最抽象的经济逻辑领域。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他应该体会过一种希望，实际上是一种需要，这就是：在他的纯理论旁边，再竖起另一幢建筑，它将庇护属于不同种类的事实和推理，这些事实和推理将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指望他的经济理论所处理的那些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结果”。二是帕累托对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的争论一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熊彼特看来，在这一过程中帕累托“必定震惊于理性论证的无力，并必定迫使他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政治行动及国家和文明的命运”。由此而完全能够理解的是，“一旦他沉下心来专注于思想生活，这个问题就会脱身于简易而肤浅的答案的范畴……他必定会尝试着把这个问题提升到科学分析的层面上”。熊彼特的结论就是：帕累托的社会学“基本上首先是政治过程的社会学”。这样，当这种“政治过程”成为一种“特例”，并使这种“特例”成为学科对象时，“人们所做、所想、所感觉的每一件事情，以及他们的文化创造和他们对文化创造的态度，都必定要以某种方式出现”。正是在这一“政治过程”的“特例”中，帕累托“建造并装饰了一座更为庞大的建筑”，即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
最后，熊彼特从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的方法上，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及其对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影响。帕累托认为，他在社会学上的方法，是把他在“研究经济理论时所使用的‘逻辑—实验’方法应用于分析社会生活”。但熊彼特不这样认为，提出帕累托“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分析图式：一种可以称之为社会形态学，这导致他所使用的事实至少潜在地容易受到观察材料的影响，类似于解剖学或生物学的事实；另一种图式属于社会心理学。这两种图式实际上都被历史的和当代的实例所说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证实，但它们都不是通过任何诸如‘逻辑—实验’方法之类的东西从这些实例中推导出来的；二者都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对社会过程的看法的反映”。从总体上来看，熊彼特把帕累托的社会形态图式的方法概括如下：“一切社会都包含大量不同种类的成员——个人和家庭——而且是根据这些成员适用于相关社会功能的才能来构建……”这实际上也是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功能的概括。
三、熊彼特对《共产党宣言》所作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在写作帕累托学术传记的同时，熊彼特还写了另外一篇阐释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论文——《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共产党宣言〉》，该论文发表在1949年6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这之前一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熊彼特提出，他的这篇论文不是作为研究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学”（Marxology）的作品，而是作为“评价《共产党宣言》在科学的社会学史和经济学史，以及在马克思自身的科学著作中地位”的作品。也就是说，熊彼特是以《共产党宣言》这一“分析性作品”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及两者相结合的“经济社会学”的意蕴做出探索。
在关于帕累托学术传记的论文中，熊彼特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对马克思和帕累托作出比较性研究。熊彼特特别提到，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上，马克思和帕累托之间存在两个主要的关系：一是与马克思思想极为接近的是，帕累托引入了一个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只是“含蓄地提到过的因素”，即“解释一段实际历史以及解释特定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社会适应性程度的重要性”，这一因素能够产生一种“将会更好地保证那种可以称之为政治变革的稳定性的东西”；二是与马克思思想大相径庭的是，在帕累托那里，“历史过程与其说是社会阶级之间全面冲突的结果，不如说是其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之间冲突的结果”。熊彼特认为，在这两个不同点上，帕累托的观点“只不过是对马克思图式的纠正性改进而已”，至于在财产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上，“在帕累托那里远不如在马克思那里那么引人注目”。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共产党宣言〉》中，熊彼特提出，他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的结合上，即在“经济社会学”上“解释性地描述”同经济相关的制度及所有的习惯和行为方式，其中包括政府、财产、私营企业具有的惯常的或“理性的”行为方式；在“经济学”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上“解释性地描述经济机制及这种机制在任何既定的制度（如市场制度）中运作”的问题。显然，熊彼特并不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而是从“经济社会学”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的意义上对《共产党宣言》作出分析的。
在对“经济社会学”与《共产党宣言》关系的理解中，熊彼特聚焦于对马克思的“历史的经济解释”“社会阶级理论”“国家理论”三个问题进行阐释。
一是对历史的经济解释问题的阐释。熊彼特武断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只是“从经济变化出发，来描述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的变化”，因而片面地认为“这种纯经济过程根据自身发展规律而自主行进着，并且裹挟着自身发展的长足动力。并且社会生活所有的其余部分——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框架，所有的信仰、艺术、习惯以及价值观都同样清晰地来自一个主要动力”。熊彼特的这一武断的结论，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误解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
恩格斯在晚年对此类误解作出过严厉的批判。针对当时有些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但从来没有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因素以及习惯、传统等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历史是一切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特别强调经济关系在“归根到底”意义上起决定性作用。恩格斯的这一阐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要补充，使之更为深刻地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规定性。
熊彼特尽管也注意到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留下了不同解释的空间”，但他还是坚持认为，马克思“仅仅强调经济条件的历史重要性或者只是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是不切实际的”，进而提出运用经济社会学“应用方式”对《共产党宣言》的经济解释作出“评估”。熊彼特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武断的理解，使得他不能理解《共产党宣言》是怎样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及其结合的意义上揭示历史真谛的。
二是对社会阶级理论的阐释。熊彼特认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社会阶级本质的概念和阶级之间关系本质的概念作为历史理论的“支点”；马克思在这两个涉及阶级“本质”的概念上，对历史的经济基础问题作出阐释。熊彼特提出，“就算我们拒绝接受马克思独特的社会阶级理论，也不能否认关于社会阶级及其关系的主张、历史进程的主线、关于阶级文化的观念等等”，其中包含着“经济社会学”学科意义上的“分析性价值”。
三是对国家理论的阐释。熊彼特认为，在国家理论上，马克思的“主要的科学功绩”就在于“将国家从云端拽回现实的分析领域”，马克思也由此成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但是，在对国家本质及其功能问题的理解上，熊彼特却否认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的意义。
在对“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与《共产党宣言》关系的理解中，熊彼特认为，“首要问题是：在以一些基本正确的有力笔触勾勒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之后，马克思歌颂了资产阶级的成就，这种歌颂在经济文献中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持续性地忽视商业阶级的创造性地位：一方面将非资产阶级（如非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的贡献列入资产阶级的成就之中；另一方面又犯了把科学和技术列为独立因素的错误。熊彼特认为，马克思从社会学意义上揭示的是，在教育、卫生等领域的“进步”同样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因此也是商业阶级及其行为本身的产物。关于《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成就，熊彼特强调的是：“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捍卫者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他们也从来没有对商业阶级的成就及其对人类的意义做出如此深刻、如此全面的理解。”
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社会学意义的阐释“对于经济分析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其突出之处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至少是事后知道，资本主义发展会演化出“巨大的灾难”，尽管也有一些人对资本主义演进的这种必然性特征持否定态度。马克思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必将演化出的这种“巨大的灾难”的特征及其必然性作出了详细阐释。
其二，在危机问题上，马克思提出：“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这对危机期间必然暴发的“生产过剩的瘟疫”作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入分析。
其三，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才成为最博学的经济学家，而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甚至在劳动价值论上，马克思还或多或少地追随着李嘉图主义的观点，还没有能够完全阐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因此，在《共产党宣言》的诸多理论中，运用经济学原理加以阐释的并不多，即使是使用经济学原理加以阐释的，也很少有专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性质的，更少有体现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才具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熟内容的。在熊彼特看来，《共产党宣言》与其说是一部经济学作品，还不如说是一部“经济社会学”作品，因为这时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观点”已经形成，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观点”的“要义”已经“没有什么要增加，也没有什么要舍去的”。熊彼特由此认为：“《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的后续工作揭开了序幕；《共产党宣言》不仅预示着马克思后续社会观点的发展主题和遵循路线，而且也预示了他将面临的困难。”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确实没有真正发生，如还没有系统地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要义，还没有形成剩余价值范畴及没有完全揭示剩余价值的本质和生产方式等；但是，马克思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是得到了充分运用。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就已经包含了“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它与《共产党宣言》一起，“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马克思以此为切入点，对工资理论作了深入阐释，形成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对《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学作品的说明，根本不需要相应地否定《共产党宣言》作为政治经济学作品的事实。
四、熊彼特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理解的意义及其“悖论”
本文对熊彼特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以及经济社会学理解的检视，主要涉及五个文本。最早的是《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出版于1912年；其他四个文本都形成于1949年，即《经济分析史》的“导论”，以及关于帕累托的学术传记、《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和《科学与意识形态》三篇论文。1950年1月，熊彼特去世。如果从熊彼特最早于1908年出版的《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这一著作算起，在其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经济科学的学科体系问题一直是熊彼特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熊彼特对经济科学的学科体系的理解实际上受到四个方面思想的影响：一是受到韦伯的“社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二是对边际学派以后的经济学思潮，以及马歇尔及其之后的经济学体系的反应；三是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特别是“新历史学派”的影响；四是受到马克思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经济科学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观点的影响。
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熊彼特一直关注经济学学科发展变化的状况。在20世纪初出版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中，他就对当时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困境作出了评析。他认为，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效用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十分不同”，它“像大多数学科的基本观点一样，都是极其简洁的，不需要详细阐述”；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也有“复苏”，甚至在90年代还为人“熟知”，但这一学派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那就是“理论假设与人们对事实研究的兴趣相悖，经济学理论又无法解决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的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派的这一“复苏”，并“没有改变理论假设与经济学理论不再发挥其在古典时期的作用这一事实”。虽然当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理论经济学也因为“只关注纯经济学领域”而受到“一定的蔑视”，尽管这种想象没有妨碍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专门学科”，但却会使经济学很难进一步发展。熊彼特意识到，当时的经济学作为“唯一一门发展完善的社会科学”，它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很多高难度的问题；面对20世纪经济科学发展的现实，“想要对当代问题或是社会问题论说一二的经济学家必须要接触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熊彼特在边际主义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正在显著发展的时期，就能敏锐地察觉这一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偏颇，同时也不讳言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的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弊端。当然，熊彼特没有能够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一嬗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19世纪80年代，面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转变的现实，恩格斯曾经指出，当时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一种蔑视古典学派及其他学派理论的倾向，以至于“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讲授李嘉图及其学派的那种老的古典经济学，不仅如此，甚至很难找到有人原原本本地讲授庸俗的自由贸易理论”。这种蔑视理论的倾向，弥漫于欧洲经济学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急剧动荡的表现。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经济学界“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从而形成了“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也形成了“使人委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
熊彼特对19世纪末勃然兴起的社会学学科抱有极大兴趣，认为“在社会学领域，人们常常认为我们更加关注对具体的个体关系的研究，而不是对事件一般性质的研究。重要的是这些具体的事件和条件是如何建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正因为这样，“社会学的任务就是阐述我们感兴趣的现象的具体原因。除了为一般问题的解决提供丰富的史料外，社会历史学家也要肩负起史料描写的责任”。此后，熊彼特在1918—1919年完成的《帝国主义的社会学》和1927年完成的《种族同源环境中的社会阶级》中，对社会学问题作出深入且富有特色的研究，直接呈现了他对经济学进行社会学补充的学术意向，而后进一步遵照“经济社会学”的学科面貌，达到完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目的。
无论是在《经济分析史》中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理解，还是对“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科整体发展的理解，都体现了熊彼特对经济科学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解。熊彼特对上述问题的理解瑕瑜互见，在做出积极探索的同时，也显露了他在对其中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本质把握上的缺失，出现了熊彼特“悖论”。
在经济分析中对经济学学科内在规定的理解上，熊彼特指出：“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我们需要区分社会学的内容与经济学的内容，虽然他的支持者不喜欢这种区分。历史的经济学概念是马克思社会学的核心，这对很多学者来说是科学认知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与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视野更为狭窄”的情况不同，马克思作为一个“例外”，“他不仅想要理解这种经济生活，也想要理解这种社会机制的发展情况”。马克思不仅注重从社会学学科加强对经济学学科内在规定的补充，而且还十分关注社会学所涉及的社会制度和体制问题，从而增大了其“历史的经济学”的学术魅力和理论影响。
阶级性也是理解经济科学体系，特别是理解社会学进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熊彼特指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将社会过程视为一个（分析上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在其所有部分只使用一个概念范畴。例如：我们大多数人仅出于社会学的目的使用‘社会阶级’这一概念；在今天的‘纯’经济学中，没有这种意义上的阶级，只有经济范畴意义上的阶级，即具有某些共同经济特征的个人集合。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感情的、社会学实体的社会阶级也是他的经济理论的阶级。人们可以充分认识甚至钦佩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从这种观点来看，‘纯’经济的经济阶级就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幽灵，这些幽灵间的相互关系被剥夺了‘社会内容’，并且被认为是进行有效分析的障碍。”
经济学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问题必然与经济学学科体系，特别是与其中的“经济社会学”学科内涵有直接的关系。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的注释中，熊彼特提到，“《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论点，确实是在经验科学的范围内提出的。尽管如此，我承认甚至强调，它也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经验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结论“并不矛盾的是：意识形态概念可以通过科学的分析工具作出阐释，而一部科学作品也可能包含诸多意识形态，即超科学的先入之见。我希望随着我们的进展，这一点会变得清晰。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声明，意识形态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即不一定就没有科学验证的能力；有这种能力，也未必是对分析的科学性和价值的破坏”。熊彼特认可意识形态问题在经济科学学科中的必然性，但又把这一研究归结为认识过程的主观动机和价值偏好的结果，从而形成了熊彼特关于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观上的“悖论”。
在对“经济社会学”学科的阐释中，熊彼特多有认同马克思思想的说法。与熊彼特的经济分析不同的是，马克思把“分析性”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思想史整体联系在一起。如果把经济思想与经济分析作过度切割，就会出现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上的“悖论”。熊彼特在评价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时，就因为杜能在“使用微积分作为经济推理”“从数字资料中得出了他的概括或者某些概括”等经济分析方面的成就，认为“杜能应当位于李嘉图之上，而且实际上位于这个时期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之上”，而李嘉图“对他那时代的重要性”只是“对政策的才气焕发的鼓吹”。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政策既是经济思想（包括经济分析工具）产生的基础，也是经济思想（包括经济分析工具）发展的结果。如果把经济分析的发展看作经济研究方法、手段的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就应当凸显于而且集中体现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分析的成就上，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成效也培育了经济研究方法和手段生长、进步的沃土。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8期，注释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