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经济社会学肇兴以来，嵌入性成为分析经济行动的主导范式。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嵌入性取向极大推动了经济社会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产生了大量丰富而优秀的成果。然而，嵌入性取向因概念抽象、形式嵌入、经济和社会对立等缺陷引起学者批评。在对嵌入性取向的反思下，泽利泽从亲密关系和经济交易相互交织的研究中发展出关系运作视角，形成经济社会学新的学术取向，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嵌入性取向的不足。文章将分别阐述嵌入性和关系运作两种取向和它们的代表性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比较这两种学术取向，以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反思源泉。

关 键 词：嵌入性  关系运作  经济社会学  格兰诺维特  泽利泽

1985年，格兰诺维特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的纲领性论文，新经济社会学由此肇兴。格氏在文中提出“那些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都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①的观点成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经济行动、经济制度和市场建构的理论导向，嵌入性概念自此蔚然成风，成为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支配范式。

诚然，嵌入性虽然是研究经济行动和市场秩序建构的主导范式，但由于嵌入性取向固有的前提假设，使得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经验研究中被悬置的问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出于嵌入性主导范式对经济社会学发展的隐忧，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对嵌入性做出修正、反思和理论替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泽利泽倡导的“关系运作(relational work)”取向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关系运作视角的提出源于泽利泽对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相互交织的研究，她反对经济交易必然侵犯污浊亲密关系的假设；她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能够通过关系运作过程将关系纽带、经济交易和交易媒介恰当地匹配统合起来，并赋予其独特意义。因此，关系运作取向注重从人际关系类型与经济交易匹配角度出发来理解经济行动与市场秩序，成为经济社会学一支新的学术发展方向，在扩展经济社会学研究边界的同时弥补了嵌入性取向的缺憾。

一、嵌入性：经济行动的结构约束

嵌入性取向能够成为经济社会学的主导范式是因为它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对拥有完美信息、稳定偏好、独立决策的理性行动者假设，将外生给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行动者理性行动的约束条件，使得经济社会学者能够以社会学的变量和视角突进经济交易、价格、公司治理、产权和市场等经济学的自留地。在格氏《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经典论文中，他反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对行动者“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原子化行为决策假设，并通过阐述个人关系结构(网络)对市场交易中信任生成和避免欺诈的作用来挑战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制度功能主义的解释，尤其是关系网络结构如何能够成为企业在市场和等级制形式之外的新的交易与治理结构。②后来，格氏进一步将这种嵌入性的关系网络路径融入对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分析中，强调它们是行动者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构建而成的，③突出经济制度的“动力学分析”。④

经济行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命题能成为经济社会学的主导范式也取决于网络概念的可操作性，可以借助数学语言和形式化模型等工具来表达呈现。在嵌入性理论命题和网络方法的影响下，大量关系网络与市场建构、交易信息流通、资源动员与获取和公司绩效的研究涌现，其中贝克、博特和乌兹的工作最具代表性。在《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的经典论文发表前，贝克和博特的工作已经有着市场运作的网络嵌入性特征，只是未明确提出嵌入性这一概念。⑤在贝克对美国证券市场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他从经济行动者的行为预设出发(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市场网络：规模小的限制性微观网络和规模大的宏观网络，并在实际市场运作中分析了由限制性微观网络发展而来的分化或未分化的宏观网络对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未分化的宏观网络能够促进群体内部的信息沟通，从而抑制价格的波动；相反，规模大且分化的宏观网络阻碍信息的流动从而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⑥贝克的研究挑战了微观经济学“市场行动者参与规模越大，竞争越强，价格越趋于稳定”的命题。后来，贝克在对公司与投资银行的关系研究中进一步论证了市场关系的结构化特征，并认为公司的市场关系(组织间关系)是公司为降低依赖性和获取地位优势而竭力营造的结果，并证明公司采取长久关系和短期市场交易的混合策略是最佳选择。⑦

博特的研究一直关注行动者在市场结构中的网络位置并分析它如何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在早期对美国制造业投入—产出表的分析中，博特提出了“结构自主性”概念来描述市场行动者的自主性地位与程度。他认为对一个公司来说，它在市场中的自主性程度取决于与竞争者、供应商和消费者三者的关系。在一个市场中，当公司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竞争者，而有着小规模且数量庞大的供应商和消费者时，公司有着最高程度的自主性，能获取的利润程度也最高。⑧1992年，博特进一步提出“结构洞理论”，阐述经济行动者如何通过占据最有利的网络位置来获取竞争优势，是网络功利性和能动性思路的体现。结构洞是指两个接触者之间的非重复性关系，这样的结构性中介位置将为第三者带来信息和控制的优势。⑨

格兰诺维特的学生乌兹致力于将嵌入性概念运用到实证研究中，操作化分析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具体塑造公司绩效的。在早期对纽约服装行业的研究中，他将嵌入性理解为一种与市场相对应的交换系统和逻辑，区分了公司的高嵌入性和低嵌入性两种状态。高嵌入性指的是公司之间长久稳定且相互信任的关系(embedded ties)，而低嵌入性指的是即时性类似一次性交易的市场关系(arm's-length ties)，证明有着高嵌入性的公司在市场中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能够促进公司的组织学习、风险共担和快速入市。但到达一定门槛时，这种高嵌入性的积极效应将会为公司带来负面结果，因此对公司最好的策略是嵌入性和市场关系的混合使用。⑩后来，乌兹将嵌入性的这种操作化路径应用到公司对银行借贷融资的研究中，发现当公司将它们与银行的交易关系嵌入在稳定社会关联中时，公司能够以更低的利率获得贷款。全国性数据显示了那些在网络中混合了嵌入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公司更能获得贷款和较低利率因为当市场的公开信息和关系中的资源相结合时对公司是最为有利的。(11)

在贝克、博特和乌兹等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下，格氏“经济行动嵌入关系网络”命题的相关研究不断得到深化，蔚为大观。但是，学者们也认识到将嵌入性集中在关系网络具有局限性，因而发展出一种扩展嵌入性的路径，将政治、文化和制度等元素纳入对经济行动和经济现象的解释中，强调塑造经济行动和市场建构的宏观先决条件。在弗雷格斯坦“市场作为政治”的隐喻中，提出市场形成是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国家是市场建构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因为它提供了公司如何组织、竞争、合作和交换的稳定且可信赖的规则；并且他提出在市场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稳定、危机和转型)中政治扮演的角色，表现为公司间的地位等级关系以及公司为控制市场稳定和规定市场如何运转的规则而展开的政治斗争过程。(12)与政治嵌入相对，以泽利泽为代表的文化嵌入视角突出经济交易和市场建构背后的文化根基，探究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文化因素如何形塑市场特征和建构路径，她认为只有当产品和交易的商品逻辑与消费者的道德感和意义赋予相契合时，市场才能形成，集中体现在她对人寿保险和儿童定价的研究中。(13)此外，扩展嵌入性路径还与新制度主义的市场观合流，揭示出经济行动和市场不仅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而且嵌入在社会制度中。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社会学家重视共享观念、规范和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对行动者追求经济利益的限制与激励，尤其关注宏观正式制度(公司运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市场等制度环境)与微观非正式规范(嵌入在紧密联结的关系网络内)如何共同塑造特定经济结果。(14)

二、嵌入性取向：反思与批评

嵌入性取向的网络与扩展路径在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反思嵌入性取向固有的局限。首先，指出嵌入性概念的抽象和模糊性，其操作性研究策略的路向是不清晰的，(15)以至于格兰诺维特本人也因为嵌入性概念指涉过于宽泛而很少再使用它。虽然学者们不断努力澄清嵌入性概念的不同维度与扩展其分析性策略，(16)但嵌入性对经济行动和宏观经济的理解更接近于现象学意义的概括，具有理论启发性，其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涵括意图和策略的行动理论，(17)因而在激发多种研究路径的同时，概念本身反而容易被弃之不用。

其次，嵌入性取向具有强烈的结构主义限定，倾向于在行动者的关系网络结构与经济决策和绩效间建立直接联系。聚焦于关系网络的结构性特征既忽视了蕴藏于不同关系纽带中的社会内容，(18)也忽略了行动者在追求利益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可能的策略性选择。在结构主义限定下，我们既无法得知促进或约束行动者的关系网络结构从何而来，也不清楚行动者是如何在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中追求其利益的，分析整体上是偏静态的。

最后，嵌入性取向蕴含着经济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对立。无论是网络路径代表的近因分析还是扩展路径背后的远因解释，嵌入性都倾向于将关系网络结构、国家、文化和制度环境作为塑造经济行动和市场的外生变量。也就是说，市场建构与运行虽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但仍有着社会难以进入的“硬核”，预设着经济与社会的对立与隔离，是一种形式嵌入的逻辑。(19)例如，乌兹对嵌入关系和市场关系的区分和布洛克将市场概念化为在不同社会中具有差异性的变量，并区分出从“低市场性”(社会关系和科层制占主导)到“高市场性”(完全竞争性占主导)连续谱的研究(20)昭示着经济与社会的分离，经济的社会建构性是一种外生性而非内生性的特征。

众所周知，嵌入性概念是波兰尼首先在《大转型》一书中提出的。但格兰诺维特在不同于波兰尼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使其在经济社会学领域发扬光大。波兰尼使用嵌入性概念的原初用意正是为了消除不同学科的固有界限，将经济过程理解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混合和相互构成的结果。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取向由于将经济与社会隔离起来而难以完成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完全替代，并因嵌入性取向的结构主义假定而难以完全呈现经济交易的社会文化底色与过程。基于此，泽利泽坚持认为任何经济行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互动，经济与社会始终相互交织，“关系运作”视角一定程度上正是对波兰尼原初嵌入性概念意义的回应。

三、关系运作：经济交易与关系类型的匹配

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中，泽利泽(21)认为行动者通过对多种多样社会关系纽带的区分来建立和维持一个内在连贯的社会世界，并以独特的象征符号、实践和交易方式来标记不同的关系纽带，秉持的是一种以社会关系为联结点的实践观念。泽利泽反对将经济交易与私人亲密关系割裂对立起来的观点，也反对将混合了私人关系的经济交易简单还原为经济理性、文化和政治因素的观点，而是着力探究具体条件下经济交易和个体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是如何相互结合、渗透和支撑的。(22)也正是这样的观念下，泽利泽发展出“关系运作”的概念工具来分析经济交易的达成过程。

泽利泽将“关系运作”定义为：“在所有经济行动中，行动者都必须参与辨别不同社会关系纽带的过程。对每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类型来说，行动者设立界限，用特定的名称和行动来标明界限，并发展出一系列适合在关系界限内运作的实践与意义理解，指明与关系类型相匹配的经济交易，禁止不合时宜的经济交易并通过采用特定的交易媒介来识别和促进关系内的经济交易”。(23)

在2012年泽利泽阐述关系运作概念历史演进的文章中，她提到为了超越嵌入性的纲领范式，研究焦点应集中在构成所有经济行动的个体交易关系上，因为她认为经济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而行动者对不同意义社会关系的创建、维持、协商、区分和转变是分析这一社会互动过程的起点。(24)为了将关系运作应用到对经济行动的研究中，泽利泽(25)提出内在于所有经济行动的四个元素：(1)独特的社会纽带，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在经济行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联结；(2)经济交易，指的是商品和服务完成过程中涉及互动与社会实践，比如赔偿、礼物交换、贷款、贿赂、投资和雇佣等；(3)经济交易达成的媒介，指的是以具体形式呈现且能够代表对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权，它能够以实体或虚拟等多种方式而存在；(4)意义，指的是行动者对关系纽带、经济交易和交换媒介的意义理解与道德评价，而且强调行动者依据关系情境而对这些意义不断争辩、协商与修正。在研究中，学者们应检视不同情境中关系纽带、经济交易、交易媒介和意义间多种多样的匹配方式，以理解经济行动在不同关系情境中的特质和行动者是如何通过对关系的营造和区分等实践来促成特定经济交易的达成。

在理论上，泽利泽的学生班德吉厘清关系运作是蕴含意图与策略的行动概念，和通常的“社会性、社会化”概念是不同的，并且阐述了关系运作概念的互惠性、情感性、认知性和行为性四个方面的维度。(26)泽利泽的另一个学生威利从拟剧理论和文化角度来扩展关系运作视角。在2012年的专题论文中，他以拟剧论为理论资源来理解市场行动，发展了“巡回表演”的概念来强化行动者在经济交易中对自我角色、与观众(交易对象)情感联系的认知与意义理解，市场是一个舞台，强调行动者在不同市场互动中由于表演差异性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市场结果。(27)在此基础上，威利从文化角度阐发了“关系账户”的概念，指的是个体或家庭组织、追踪、评价和合理化其金融活动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分别从影响行动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角度将社会表演角度纳入金融活动与关系匹配的研究中。(28)罗斯曼专注于关系运作视角在道德禁忌交易中的角色，识别了三类模糊性“关系运作”策略来跨越神圣与凡俗的界限，组成了可规避禁忌的交易结构：混合捆绑(单一禁忌交易分解为两个合理交易)、中介(借助第三方责任完成交易)和礼物交换(互惠延迟和友情的展现)，并分析了它们与特定禁忌交易的亲和性。(29)陈康宁将关系运作扩展到组织层次，在西蒙有限理性和关系运作基础上发展“有限关系性(bounded relationality)”概念来阐释中介组织是如何促成保险交易的。(30)

在经验研究中，关系运作视角被运用到不同的经济研究领域中。在泽利泽那里，关系运作概念衍生于非正式经济交易中，包括配对关系交易(朋友、邻居、合作伙伴、同事)、照料经济和家庭经济。(31)关系运作视角与道德禁忌交易(disreputable exchange)紧密相关，学者们探讨行动者如何通过关系策略来处理各种道德、情感和金钱相互缠绕的经济交换场景，比如生殖中心为了避免对女性捐赠行为的市场化处理而将其概念为一种礼物赠予行为。(32)在照料工作领域，特瑞斯讨论了母乳喂养和产妇工作者是如何通过性别化的关系运作策略来将自身的工作专业化，并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将金钱与亲密性两者结合起来，以提高照料劳动者的工资收入。(33)在对中国医生与病患的研究中，陈纯菁和姚泽麟讨论了医患不信任情境下，中国式关系中的特殊主义和人情法则如何被动员起来促成交易并且区分了医患不同关系类型中交易的差异性。(34)

除了在非正规经济领域的运用外，关系运作视角也被运用到新经济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领域。惠特福德考察了美国制造业中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运作过程，强调公司面临的多重逻辑可能随情境变化而采取混合的关系策略来处理竞争与合作的问题，并且他主张将嵌入性和关系运作结合起来运用。(35)金伯利用关系运作的视角分析越南房地产投资市场的形成，论证了来自欧美、亚洲和本地投资者与政府的关系远近是如何塑造了不同关系策略的使用，并推进了罗斯曼混合捆绑、中介和礼物交换的模糊策略依据关系差别而具体展现的过程。(36)米尔斯将关系运作和劳动过程分析结合起来，论证了劳动剩余价值的关系性生产过程。她以在VIP夜间俱乐部的女性工作者为例，论证了组织者在招募、动员、现场表现和控制四个过程中施展的关系策略以及劳动者划定界限的活动如何共同塑造了免费劳动的现实，并分析关系不匹配(relational mismatch)带来的冲突。(37)

在《“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一文中，符平将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取向概括为一种“形式嵌入”，而波兰尼的嵌入性取向则代表着一种“实质嵌入”。(38)当我们评价说泽利泽的关系运作取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波兰尼嵌入性意义的回应和扩展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第一，泽利泽关系运作取向与波兰尼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认知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不存在完全脱离社会基础而存在的经济活动，任何经济交易的发生都是以社会为基础的，这是波兰尼和泽利泽共同的出发点。第二，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仍停留在理论宣称层面，并未提供任何分析和解释具体经济活动的工具，因而在经济社会学未产生持续影响。关系运作取向在坚持经济与社会相互构成的基础上提供了分析经济交易和市场秩序的工具包，通过强调社会关系纽带、交易媒介和经济交易的相互匹配将波兰尼嵌入性概念的意义在分析上予以扩展。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必要进一步比较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与泽利泽的关系运作两种学术取向的差异。

四、差异性：两种学术取向的比较

早期泽利泽在批评关系网络结构的简化主义时，就提出市场建构是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互动的产物；(39)而关系运作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一命题，因为她认为在分析关系纽带、经济交易和交易媒介相互匹配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文化框架、关系网络等因素是被同时考虑的，而不是对经济行动分析的某种还原主义。(40)在某种意义上，泽利泽正是希冀于超越嵌入性的固有局限而提出关系运作视角，因此对嵌入性取向与关系运作取向予以比较，有助于厘清两种学术取向的前提假设、解释路径和研究方法，为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秉持关系运作视角的研究者们在不同场合已经对比了嵌入性和关系运作的不同之处，如嵌入性是从外部看待经济行动而关系运作是从内部看待经济行动的；嵌入性以定量方法为主而关系运作则以定性方法为主。(41)虽然两者的区别多有提及，但缺乏对两种学术取向系统性的说明与比较；在既有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本体论、关系与经济行动关系、行动者假设、研究议题和方法取向五个方面对两种学术取向予以比较(见表1)。

首先，嵌入性和关系运作对经济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正如其批评者指出的，在嵌入性取向下，经济是需要被社会嵌入的实体。也就是说，社会世界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不同领域，经济有属于其自身独立自主的运行空间与逻辑，是社会因素难以进入的，经济与社会是相互对立的。在关系运作取向下，泽利泽表明经济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社会因素内在于所有经济行动中。也正因为如此，任何经济交易促成的背后都是以人际关系纽带的建立和维持为基础，对经济行动的分析将着重于人际交易关系形成的社会过程，经济与社会是一种相互构建的关系。

第二，毫无疑问，嵌入性和关系运作都关注人际关系网络在经济行动或交易中的角色，但人际关系网络在其解释路径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嵌入性取向中，考察的是关系网络如何促进或限制经济行动。社会关系网络是外生给定的，学者们探究的往往是关系网络的特征、结构以及行动者在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对经济行动及其结果的影响。然而，在关系运作取向下，人际社会关系是内在于经济分析过程的，核心关注点是经济交易关系的创立、维系、协商、转变或终止的具体过程，是行动者对关系纽带、经济交易和交易媒介赋予意义的过程。与嵌入性下外生给定的关系相比，关系运作视角下的关系是构成式和发生式的，它将嵌入性下被当作理所当然存在的关系网络问题化和过程化，探究具体关系纽带和网络的形成过程，从而实现从嵌入性下的关系结构主义向关系过程主义的转变。

第三，嵌入性和关系运作对行动者的假设是不同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体在目标效用函数下根据最大化原则做出行为选择，并将这一原则概括为理性；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命题则致力于为个体追求利益的行为增加人际关系网络的外在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嵌入性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行动者假设，只是为理性行动者增加了关系网络的外生变量。然而，关系运作取向中的行动者更接近于实用主义者，这种实用主义倾向突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在经济交易关系建立和维系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实用主义者从解决行动者在特定经济情境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分析情境逻辑与行动者关系运作活动在不同维度上的互动关系。因此，理性并不是指导经济行动者的唯一规范，因为可以观察到在特定情境中，行动者对关系维系的本身重视程度超过了经济利益的获得，而关系运作视角能够揭示出行动者如何创造性地促成经济交易的过程。

第四，嵌入性和关系运作取向在研究议题的偏向上存在一定差异。众所周知，以嵌入性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以关系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工具来涉足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地。因此我们看到在嵌入性视域下，市场建构、价格形成、竞争与合作网络、网络与公司绩效表现、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安排等主题不断地出现在新经济社会学的文献中。泽利泽的关系运作视角脱胎于对非正规经济的研究，包括照料经济和家庭经济活动等。由此出发，关系运作取向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道德禁忌交易、借贷关系、金钱与亲密关系混合、礼物交换等场景中。但是，关系运作取向同样适用于诸如市场建构这样的核心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界限的消除将是一个趋势。(42)

最后，研究方法的差异。嵌入性在经济社会学获得支配性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以网络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极大扩展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边界，增强了与经济学的学科对话。关系运作取向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则主要与定性的民族志方法联系在一起，研究者往往进入到行动者的经济场景中，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理解经济行动者如何建立与维续交易关系的实践和他们对关系纽带、交易和媒介的意义赋予(包括态度、认知、情感和权力斗争等)过程。

本文认为关系运作取向并不构成对嵌入性取向的替代，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关系运作是对嵌入性取向的发挥，是对经济行动嵌入性命题一种过程性与文化性的表达与深化。可以从嵌入性的网络路径与扩展路径展开叙述嵌入性与关系运作取向的相互补充关系。

一方面，关系运作取向能够解释作为市场基本单位的经济交易的具体形成过程，为市场建构与演化议题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因为不同经济交易类型的达成恰恰是市场建构的基质。然而，市场中人际关系类型与经济交易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同一种经济交易类型中往往潜藏着不同种类的人际关系类型。如果缺少对人际关系网络的细致分析来厘清差异化的关系运作过程，那么就无法清晰完整地呈现整个市场形成的关系基础和丰富过程。因此，结合嵌入性网络路径对关系网络特征和结构的分析成果能更有助于理解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如何与不同类型的经济交易匹配在一起来构成整个市场的。另一方面，虽然关系运作取向突出微观层次上行动者在人际关系与经济交易之间进行恰当地匹配，但正如泽利泽指出的，行动者如何定义在特定关系类型中展开的特定经济交易的意义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受到更宏观的制度文化环境和历史遗产的影响。(43)嵌入性扩展路径突出政治、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塑造，为关系运作的分析提供背景和思路，同时为将关系运作取向扩展到组织层次和宏观市场层次的分析提供了结合的基础。因此，虽然两种学术取向的分析着眼点不同，但在具体经验和实证分析中，将嵌入性和关系运作两种学术取向结合起来，将更加有利于我们对特定经济社会学议题更宽广和更完整的理解和解释。

五、结论：关系运作的理论贡献与中国情境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支配性范式，嵌入性取向塑造了社会学界对经济行动和经济现象的研究路径，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对嵌入性取向的反思和批判也陆续出现，泽利泽的关系运作视角则是其中之一。本文在阐述嵌入性取向的基本思路、典型路径、代表性成果和固有局限后，系统介绍了泽利泽关系运作的定义、解释路径和在理论和经验上的代表性成果，最后从本体论、关系纽带角色、行动者假设、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方面比较了嵌入性和关系运作取向的不同，并说明了两种学术取向在经济社会学中的互补性而非替代性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关系运作视角弥补了嵌入性取向中结构主义倾向和经济与社会分立的局限：关系运作取向的重点不在关系网络的特征与结构，而是关系纽带、经济交易和交易媒介相互匹配的过程以及行动者适时调整不同关系界限来与特定经济交易匹配，超越嵌入性对结构主义特征的强调。与此同时，关系运作取向突出经济与社会的互构，社会关系可以促成经济交易而经济行动也能反过来形塑社会关系，超越嵌入性中经济与社会对立的假设。另一个关系运作视角可能遭受的诘问是当经济行动是非亲缘性或人际关系比重很低时，该视角能够发挥解释的空间有多大。针对这一点，可以做出两点辩护。第一，关系运作虽然衍生于亲密关系和经济交易的研究，但它认为任何经济行动都是以社会关系为基质的。即使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经济行动场景中，行动者是带着认同、理解和记忆进入到与交易对象关系的确立和维持中的；因为行动者不是没有任何历史和生活痕迹的自然人，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对指导经济交易的社会规范都有其独特的理解。第二，虽然关系运作视角强调微观层面上人际关系与经济交易的恰当匹配，但宏观层面上的文化、政治、组织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将塑造行动者与特定交易对象的关系类型及其相应的关系运作策略。因此，从宽泛意义上讲，任何经济交易都是一个社会性过程。

社会学恢复重建后，中国经济社会学是在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对话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例如，在嵌入性范式影响下，中国经济社会学同样发展迅速，涌现一大批优秀成果。然而，其模式却与西方有所不同，由于缺乏系统数据资料，经济行动分析的网络路径在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并不突出；相反，以政治、文化和制度为核心变量的扩展嵌入性路径则硕果累累。(44)对泽利泽的关系运作视角来说，中文文献虽有个别研究开始运用这一视角，(45)但目前该视角在经济社会学中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鲜有对这一视角的介绍、反思和运用。

当回到中国情境中，围绕关系运作视角，有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值得思考：第一，关系运作如何能够促进我们对中国经济领域相关经验的理解?第二，中国的“关系”研究和经验现象如何能够促进关系运作视角的理论进步?关系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不同领域文献的认可，学者们对“关系”这一本土概念的伦理文化含义和它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46)为关系运作视角的运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经验基础。一方面，“关系运作”视角对行动者如何付出努力建立和维系关系纽带过程的关注能够从动态角度丰富我们对中国“关系”在转型时期形成与变迁动力机制的考察，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关系”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对“关系”的研究能够为关系运作在中国经验中的运用提供丰富的本土基础，尤其是“关系”的本土文化意涵究竟如何塑造了行动者对关系纽带、经济交易和媒介的意义理解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情境下经济与社会关系相互形塑的过程。

针对第二个问题，为避免成为西方学术概念的“搬运工”，我们必须反思中国情景如何能够为关系运作视角提供新的解释路径，促进关系运作视角的理论发展?一方面，泽利泽的关系运作仅仅是作为一个分析经济行动的视角提出的，她并未就经济交易和社会关系类型的具体匹配过程提供概念工具与分析路径(就此而言，关系运作犯了与嵌入性类似的错误)。因此，我们看到大量研究仅仅是将关系运作视角运用到不同的经济情景中，妨碍了关系运作的理论扩展。另一方面，对中国“关系”的研究突出以“己”为中心讲究亲疏远近的基本人际关系结构(差序格局)和中国人行为的关系逻辑(不同的关系类型意味着不同的话语、策略和文化道德意涵)。中国“关系”研究中蕴含的差异化关系类型与差异化行动逻辑的匹配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推进关系运作的理论发展是今后国内经济社会学可以努力的方向。

本文回顾了经济社会学从嵌入性取向到关系运作取向的发展，比较了两种学术取向的差异；在关系运作视角尚未引起经济社会学中文文献足够重视的背景下，希望本文的综述能够为今后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提供一个基础，以期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

注释：

①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November 1985),pp.481-550.

②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③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vol.35,no.1(January 1992),pp.3-11.

④汪和建：《通向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一种再转向》，《社会》2009年第5期。

⑤Wayne Baker,"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9,no.4(Januay 1984),pp.775-811; Ronald Burt,Corporate Profits and Cooptation:Networks of Market Constraints and Directorate Ti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3.

⑥Wayne Baker,"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

⑦Wayne Baker,"Market Networks and Corporat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6,no.3(November 1990),pp.589-625.

⑧Ronald Burt,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Action:Network Models of Social Structure,Perception,and Action,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2.

⑨[美]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任敏、李璐、林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⑩Brian Uzzi,"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The Network Effe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1,no.4(August 1996),pp.674-698.

(11)Brian Uzzi,"Embeddedness in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Capital: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s Benefit Firms Seeking Financ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4,no.4(August 1999),pp.481-505.

(12)Neil Fligstein,"Markets as Politics:A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1,no.4(August 1996),pp.656-673.

(13)Viviana Zelizer A.,"Human Values and the Market:The Case of Life Insurance and Death in 19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4,no.3(November 1978),pp.591-610.[美]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王水雄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Victor Nee,"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Neil J.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eds,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Second Ed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49-74.

(15)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16)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第75-88页；刘世定：《“嵌入性”用语的不同概念、逻辑关系及扩展研究》，刘世定主编：《经济社会学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7)Jens Beckert,"Economic Sociology and Embeddedness:How Shall We Conceptualize Economic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37,no.3(September 2003),pp.769-787.

(18)Greta Krippner A.,"The Elusive Market:Embeddedness and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vol.30,no.6(December 2001),pp.775-810.

(19)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20)Fred Block,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51.

(21)[美]泽利泽：《亲密关系的购买》，姚伟、刘永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

(22)[美]泽利泽：《亲密关系的购买》，第19-20页。

(23)Viviana Zelizer A.,"How I Became a Relational Economic Sociologist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Politics & Society,vol.40,no.2(June 2012),pp.145-174.

(24)Nina Bandelj,"Relational Work in the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46(July 2020),pp.251-272.

(25)Viviana Zelizer A.,"How I Became a Relational Economic Sociologist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26)Nina Bandelj,"Relational Work and Economic Sociology," Politics & Society,vol.40,no.2(June 2012),pp.175-201.

(27)Frederick Wherry,"Performance Circuits in the Marketplace," Politics & Society,vol.40,no.2(June 2012),pp.203-221.

(28)Frederick Wherry,"Relational Accounting:A Cultural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vol.4,no.2(March 2016),pp.131-156.

(29)Gabriel Rossman,"Obfuscatory Relational Work and Disreputable Exchange," Sociological Theory,vol.32,no.1(March 2014),pp.43-63.

(30)Katherine K.Chen,"Bounded Relationality:How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Encourage Consumer Exchanges with Routinized Relational Work in a Social Insurance Market," Socio-Economic Review,vol.18,no.3(July2020),pp.769-793.

(31)[美]泽利泽：《亲密关系的购买》，第25-34页。

(32)Jennifer Haylett,"One Women Helping Another:Egg Donation as a Case of Relational Work," Politics & Society,vol.40,no.2(June 2012),pp.223-247.

(33)Jennifer C.Torres,"Expertise and Sliding Scales:Lactation Consultants,Doulas,and the Relational Work of Breastfeeding and Labor Support," Gender and Society,vol.29,no.2(April 2015),pp.244-264.

(34)Cheris Shun-ching Chan and Zelin Yao,"A Market of Distrust:Toward a Cultural Sociology of Unofficial Exchange between Patients and Doctors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vol.47,no.6(December 2018),pp.737-772.

(35)Josh Whitford,"Waltzing,Relational Work,and the Construction(or Not)of Collabora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olitics & Society,vol.40,no.2(June 2012),pp.249-272.

(36)Kimberly Kay Hoang,"Risky Investments:How Local and Foreign Investors Finesse Corruption-Rife Emerging Marke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83,no.4(August 2018),pp.657-685.

(37)Ashely Mears,"Working for Free in the VIP:Relational Work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ns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80,no.6(August 2015),pp.1099-1122.

(38)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第141-164页。

(39)Viviana Zelizer A.,"Beyond the Polemics on the Market: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genda," Sociological Forum,vol.3,no.4(October1988),pp.614-634.

(40)Nina Bandelj,"Thinking about Social Relations in Economy as Relational Work," in:Patrik Asper and Nigel Dodd,eds,Re-imagining Economic Soci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227-251.

(41)Nina Bandelj,"Relational Work in the Economy."

(42)嵌入性和关系运作两种取向在研究议题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格兰诺维特和泽利泽的研究背景。格兰诺维特1985年纲领性论文主要是从批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与论点出发来提出经济行动的嵌入性议题，其主要议题是和经济学议题高度相关的，因此嵌入性取向主要是以公司绩效、价格形成和竞争等为主题。相反，关系运作取向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泽利泽对私人领域中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关系的研究，因而更加关注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的研究议题。但是，两种学术取向的差异并不取决于研究议题的本质区别，因为关系运作取向认为任何类型的经济交易都有一个社会关系的定义、维护、协商和转变的过程，因而它理应适用对一般经济活动的分析。关系运作取向正逐渐应用于竞争、市场建构等嵌入性议题的分析中，因此两种取向的关键区别并不取决于议题差别，而是基本假设、研究出发点和分析工具的差异。

(43)Nina Bandelj,"Relational Work in the Economy."

(44)李林艳：《关系、权力与市场：中国房地产业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艾云、周雪光：《资本缺失条件下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兴起——以一个乡镇农业市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杨典：《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详细回顾与介绍可参见符平：《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成就与挑战》，《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符平、杨典主编：《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45)段君：《青年群体的山寨品消费——基于线上信誉机制中关系运作的分析》，《青年研究》2020年第4期；郭巍蓉：《收谁的红包——关于医患间非正式“交易”的文化社会学解读》，《社会学刊》2018年第1期。

(46)边燕杰、缪晓雷：《如何解释“关系”作用的上升趋势?》，《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美]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张跃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