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并发展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对关心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的中外人士而言，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特质，有助于更好读懂中国国情与发展道路。

“仁”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词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延续中，中华传统的仁爱观，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关系的认知，其中的智慧可被当今社会所借鉴。

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是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天地人和谐的三才之道，尊天亲地和人的固有观念使先民常怀谦卑与敬畏之心，从而创造出利他主义的中国文化，其中所体现的惠施三才的观念就是仁德。

《说文解字》对“仁”字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从二。”北宋学者徐铉以为：“仁者兼爱，故从二。”仁的意思是爱他人，而不是爱自己；是兼爱，而不是自爱。所以“仁”字从“二”，意在表现彼此。

但根据对西周金文“仁”字的分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正确。西周金文的“仁”字，其从“女”从“二”，而“二”字并不是数字，其写法更像是一个重文符号。这意味着“仁”字无论从“女”还是后来演变为从“人”，其所传达的思想都是两个人的亲爱关系如同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如一人，视他若己。正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所强调的彼此不分的亲爱意义十分清晰。

中华文明的仁爱观并非狭义的血亲之爱、夫妻之爱，而是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即所谓“孝之施，爱天下之民”(战国楚竹书《唐虞之道》)。“仁”字本即从“女”字而重之，恰恰暗喻了“仁”所具有的超越血缘同姓的博爱。这种仁爱，由己身之外的人与人，推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其思考完美地建立了中华文明的仁爱观。

心怀诚信的仁德是为人的根本

何以为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也是传统文明理论所阐释的核心问题。古代文字所表现的“人”字，实写人的侧立之形，其通过语音传达的意思是“仁”。准确地说，“人”字是在借其读音表达“怀仁德者为人”的思想，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观的显著特点。

实际上，中国古代先贤至少在距今八千年前就已在思考“何以为人”这个根本问题。人有饮食之需，禽兽也有，人有繁衍之性，禽兽也有，那么人与禽兽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先贤最终确立的为人标准并不是物化的，而重在以道德修心，这既体现了成人之道，也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礼记·曲礼上》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种以道德作为为人准则的观念，至今仍为中国人所传承。

“人”字的另一种写法作“儿”。《说文解字》云：“儿，仁人也。”《中庸》更直言：“仁者，人也。”《周易·说卦》认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些思想无不清楚地表达了心怀仁德者的做人准则。孔子曾感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认为没有仁德者便不配为人，当然也就不需要与其谈论礼乐。事实证明，先贤对于人者怀仁的思考，早在西周时代就完成了。周人追求万年为人，其所体现的就是仁德传家的思想。

事实上，仁爱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关系之上，因此仁与信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基础。仁爱不是无原则的泛爱，也不是东郭先生认贼作父的糊涂之爱，否则只能是迂腐。因此，信作为仁爱的基础非常重要。

仁爱必须先信于己身，而后才能及于他人。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根植于诚信，意味着心怀诚信的仁德必然成为为人的根本。

仁爱观对当今社会深具启示价值

提到仁德，就不得不提礼。中华文明中，礼与德为一事之两面，德为内化之礼，礼为外化之德。礼以节人，所以先贤制礼教人，目的在于节制人的欲望。

古人以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生产的食货之物也很有限，不能无度挥霍。而人的欲望决定着需求，有欲则必求，求之不得则争，争则乱，乱则穷。很明显，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因此需要对人欲加以节制，这就是礼。

《论语·学而》引孔子曰：“节用而爱人。”显然，节约而不浪费，实际就是仁爱的具体表现，这些思想非常朴素。儒家哲学提倡节欲，荀子提出“养欲”，它的意思并不是把人的欲望培养多多，而是要将人欲调整到一个合理范围。至于道家哲学，则更主张去欲。因此，中国文化从来都反对纵欲，纵欲则不仁。这些优秀思想，不仅成为传统仁爱观的内涵，还反映了先贤对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思考。

传统仁爱观的要义在于恭俭庄敬，所以奢靡不是仁爱，暴殄天物更不是仁爱。古云“成由勤俭败由奢”，今云“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都是仁爱观念的体现。今天，个别地方仍有奢靡性消费之风、寅吃卯粮式的超前消费冲动，以及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商业开发行为，这些都与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格格不入，是必须摒弃的。

另外需着重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仁爱观并非仅体现为对他人的爱，更重要的是对天地自然的爱。

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在祭祀活动中用完就扔掉的东西，虽可满足一时之需，但终为垃圾。据此思考，凡可产生巨量垃圾的生产形式，都与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深相背离。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如何趋利避害是现代文明社会必须深思的问题。

仁与恩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大自然予人以仁惠，地载万物，天垂象，先民取材于地，取法于天，一切用度无不来源于天地的馈赠。大自然给与人类材用，体现着天地之仁。古人于年终报恩的大祭是为蜡祭，目的在于感谢天地万物恩助有年，而天子祭祀时必须感谢八种曾帮助过人们的神物。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报恩的对象有神农、后稷、百种、田间的农官、农官在田头安身的窝棚、猫虎、堤坝和水渠。这种事无巨细的感恩，体现的就是古人所说的仁至义尽。

中华文明传统仁爱观所表现的这种对天地万物的感恩，至今仍极具价值和现实意义。自然之仁，正指引今天的中国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