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以广土众民的规模连续一统地发展至今，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内在于五千多年古今贯通的文明发展当中，展现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规模当中，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政治创制和历史延续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特别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科学证明中华文明扎根中华大地的自本自根、连续发展特质。

五千多年连续不间断发展的历史，广土众民凝聚不散的大规模政治体，多元一体的一统秩序，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标志。中华文明以广土众民的规模连续一统地发展至今，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内在于五千多年古今贯通的文明发展当中，展现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规模当中，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政治创制和历史延续的动力。

刘家和在《史苑学步》一书中认为，“通古今之变”就是通史的精神，“通史精神”是“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相互作用的一种在精神上的反映”。中国悠久深厚的通史撰述传统集中铭记着中华文明的历史，饱含着从历史、从古今之变中涵养智慧的理性精神，推动着中华文明连续统一地发展。

其一，通史撰述的传统及其精神体现了中华文明从历史中求理性的“历史理性”特质，展现了中华文明对待历史变化的根本态度。

通史撰述中传承的观念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历史的根本态度，即历史变化的现象是可以认识、把握和通达的。始终坚持从历史中认识历史的道理、从现象中把握世界的确定性、从变化之中探寻不变之常道的历史认识论，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理性特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理性不同于希腊形而上学中的逻辑理性，也不同于一神教中的信仰启示，是中华文明看待世界的“义理性”态度在历史领域的反映。中华文明的历史理性肯定变化是世界实在性的展现形态，对世界实在性的肯定，更是对变化的开放性的肯定，这与希腊形而上学通过对时空的切割来确定一个超感性的世界作为认识对象有根本不同。因此，历史理性从对时间性的洞察中寻求对世界的觉悟，追求内在于历史变化的实在性和开放性中理性认识的可能性，是存在于时、机、形、势中的“事理”和“理势”。理势合一、事理融贯，则势中有理、理在事中、理在不得不然的历史变化当中。这说明理性可以通达历史，理性可以成为历史理性，理是从不得不然中所见之所当然。因此，在通史撰述中可以感悟出“殷鉴不远，夏后之世”的兴亡之道和“百世可知”的损益之理。

作为史学体例之一种的“通史”撰述，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认识论的结果。它表现了中华文明面对变化时，从容接受、积极进取的通达态度。中华文明的历史理性并不带来文化保守的复古守旧。

其二，通史撰述的传统及其精神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超越性方式，展示了中华文明对天人永续境界的追求。

西汉司马迁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刻画其通史撰述事业，一方面表明他对孔子作《春秋》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从“古、今、天、人”的四维结构定位《春秋》传统内涵。“通古今之变”表达了贯通古今变化从而达致古今一体的精神追求。对于这一追求，可以“究天人之际”的视野来认识和理解。古、今、天、人的四维关系，构成了中华文明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的基本架构。由通史形塑的历史观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宇宙观、世界观特质。

“古今之变”是在“天人之际”的维度中展开的。刘家和认为，《汉书》中《律历志》居于《礼乐志》之前的用意，是确定人事变化的时空坐标体系及天道背景。人事的古今变化展开于天道运行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即天道是人事的根本遵循，另一方面则是“尽心知性知天”，人事归根结底归极于天道，不离天道；而天道就在人事当中。人事与天道的关系说明，古今之变化是以天、人为主体的，天、人共同构成古今变化的主体。

“通古今之变”具有“究天人之际”的超越性意义。《周易·系辞》云“往来不穷谓之通”，“通”是变困穷之境而化之的力量；又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就是通过对困穷之境的变通以达致永续久长之不穷境地。这说明“通古今”具有了“究天人”的意义。以通古今的方式来究天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以通古今的方式来究天人的超越性，与宗教向彼岸世界超越的“究天人”方式不同，是通过天人永续的“通久”与“不穷”来实现的。对以天、人为主体的“这个世界”的肯定和热爱，构成了中华文明深厚的文明气质。

其三，通史撰述的传统及其精神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主体性立场，展示了中华文明对待困境和危机的历史主动精神。

中华文明蕴含自强不息、与时偕行、随时创制的历史主动性精神。《周易·系辞》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司马迁用《周易》的道理评价汉兴之由，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种“承敝易变”或“承敝通变”的精神，就是在历史困境中开辟新局，在历史危机中把握先机的历史主动精神。

历史是在历史主动精神的导引下不断通达下去的。通史撰述及其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是立足历史之外、居于价值制高点之上对历史的批判，而是深深扎根于历史处境当中，通过对历史困境的承受，在历史负重中寻求走出困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对历史的批判从来都是自我批判，对历史困境的革命从来都是自我革命，是历史的自我革命和历史自身的批判性改进。因此，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是在承担历史责任前提下的主体性精神。

这种内在于历史之中的历史主动精神，既不会从历史之外寻求改造历史的根据和模板，更不会对历史源头母版执着守旧，而是通过疏源浚流的方式面对时势，以源流互质的方法来寻求突破时势困局的出路，从时势中“随时撰述以究大道”。在历史中随时创制，在时势中创造历史，是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要义。中华文明由此不断更化，连续发展，凝聚不散，创造出不同阶段的中华文明形态。正是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的推动，中国历史在完成不同阶段任务的前提下连续发展，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奠定迈向未来的基础。

其四，中国共产党发掘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贯通古今，不断开创中华文明新辉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内在更生力量的强大。而这一更生力量的焕发，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充分激活中华文明内在力量的结果。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历史困境中积极发挥历史主动性的文明基因，这种基因是一种不断承弊通变的能力，是一种不断从历史困境中开辟新境界的能力，也是一种将古老文明不断带入新境界、新状态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既久且大。因此，在历史长河中，唯有中华文明由于其自我更生的原理而连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不能相互否定，而是统一在民族复兴的完整事业当中，统一在历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当中，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正是积极发挥通史传统，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不断接续通达下去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