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与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经历了清末民初的西方学科体系引入、民国时期的大学体系和教育体系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知识普及过程，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恢复和新建社会科学学科四个阶段。进入新时代后，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中国进行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一个关键性命题。目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临着需要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预设进行深入反思、形成“历史科学”的整体视野和建设有力研究队伍三个方面的重大考验。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则构成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需要中国知识界的充分参与，调动全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努力，需要长期规划和深入讨论，推动方法和哲学基础的创新。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学科体系 方法论霸权 哲学预设 交叉学科学科体系
一、现代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历程
知识体系的建设，与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清末民初，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下，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开始追溯西方坚船利炮背后的知识原理，并试图通过移植西方的学科体系，来改造中国的学术传统，以适应新的时代挑战和世界性竞争。
民国时期，中国的学校教育体系（包括大学体系）进一步发展，参照欧美的学科分工体系，建立其自身的“分科之学”，发展出一系列文科、理科、工科的专业分科教学及研究体系。在此过程中，大量留欧、留美、留日学人的回归及加入，成为学科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及教育界，也经历了从士人传统到知识分子体系的复杂变化。民国时期“分科之学”的发展，也存在自身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由于工业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尚不存在与欧美相似的工业化分工体系及劳动分工结构；由于国家和社会财力的限制，中国的学科建设只能优先发展法政文科类专业，教育体系也因资源投向而具有精英主义导向。民国时期的学科建设虽然颇具声势，但很难对中国的整体性发展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苏联的影响，进行了学科调整。一方面，加强了对理工科教育体系的投入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了对大众教育体系的支持和鼓励。这与中国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目标相关，也与推动知识普及化、教育大众化的政治目标相一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进一步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恢复和新建了大量社会科学学科及专业。例如，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这一行动本身包含着关于学科建设的新构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科体系建设有一些反省和调整。在当时，中国社科院有着要建立大概上百个研究所的构想。这些构想背后，潜藏着中国探索区别于美苏两国政治和思想霸权的主体性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学科体系的增加及调整也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存在密切关联。如因开放需要而对接国际学术界及国际学术分科体系；如强调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的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及发展的学科分科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学科分科体系建设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与现实需求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张力。学科专业化建设的人才及知识积累过程，也与中国的整体性目标调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整体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每一次学科体系的调整，都意味着一次知识高峰的到来；每一次学科体系的调整背后，都应对了一些时代的新需要。但是，毋庸讳言，无论是民国时期在改造传统学术基础上形成的分科体系，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科分科体系，都是深受西方影响的。受西方影响是一种客观事实，但能否对此种影响进行深入反思，则反映着我们在政治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上的敏感程度。
我们知道，西方近代以来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存在密切关联的。西方学者也曾经深入讨论过这些问题，马克思、尼采等人曾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产生的知识需求及其内在缺陷展开深入批判。但是，由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扩张，那些根植于西方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及学科的内在缺陷常常被忽略，将“有限经验”进行普遍化表述的知识惯习和话语霸权，一直延续至今。
西方的学科分科体系进入中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建设过程存在深刻关联，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系统性矛盾——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背后存在一个基本预设，就是把西方经验预设为普遍性事实。要充分地理解和探索现代性，就需要对此种不加批判的预设前提和预设观念进行反省。中国的知识生产的现代化过程，其实没有特别地批判、反省知识背后的主体立场问题，没有深刻思考主体性立场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也是所有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客观难题。甚至，相对于直接的政治、军事霸权而言，反思和批判此种知识体系霸权，更为艰巨和困难。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已经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我们也与欧美、西方一般，直面最为深刻、最为新锐的科学技术挑战、社会治理和人文思想挑战，我们的知识界和实务界，也需要成为同步思考者，乃至成为人类社会最新问题的先锋探索者。今天，探索设置“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相关新学科，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求有关，与中国自主完善和发展大疆域、多民族政治共同体的人类政治新形态密切相关。今天中国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文化主体性建设。文化主体性建设是一项全方位总体性的任务。在这之中，最重要、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其实是知识的自主体系建设问题和知识的文化主体性建设问题。
无论是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其实都是要建构一个具有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学科和知识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最能体现中国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味着一次“破题”，代表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具体学科建构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深层次难题
（一）需深入反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预设
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知识界自身的挑战。知识界的形成和发展，受到既有学科体系的深刻影响，而既有学科体系，又往往来自对西方经验和传统的学习和模仿。这种学习和模仿，有其历史客观性和必要性，但由于缺乏对于西方学科体系背后的前提预设的深入反思，知识界在潜移默化中会形成自身的思维惯习，影响我们对复杂现实经验的深入理解和客观认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甚至有点积重难返。例如，在我们熟知的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大量实证主义观念和信念，比如封闭的理性主体和价值中立等观念，这些关于社会科学的迷思，对研究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家都认为知识应该是普遍、客观、有效的。然而，此种知识观念，显然受到了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型的深刻影响。按照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型来理解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必然会存在重大偏差。19世纪末期兴起的新康德主义，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康德主义的哲学预设是，人只能认识他所能认识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只能用人已有的理性范畴来把握物自体，把物自体变成我们的对象，我们不可能把握物自体本身，而只能把握我们能够把握的部分。然而，另一方面，新康德主义又强调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新康德主义的哲学预设与价值中立之间，存在深刻矛盾，乃至使得价值中立只能是幻象。
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背后的哲学预设，必须进行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哲学，实际上已经对这些问题有了大量的反省，在哲学上有了很多突破。如马克思、尼采等人发动的哲学革命，如现象学、解释学的思潮，直到海德格尔的思考，实际上都是对近代资产阶级科学前提的反省，是对个人主义预设的反省。这些反省，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这是最早一次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发出的深刻批判。马克思进一步描述了一个新的科学体系，即“历史科学”的体系，认为历史科学体系就是实践科学，它面对的是“现实”而不是“事实”，现实是“现实的概念、现实的个人”，和作为事实的人是不一样的。“现实”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是一个人参与其中所构造的事物或状态，而且它还影响着未来。人对未来的想象，其实也是参与构筑现实的力量。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对现实概念的定义，也是对参照自然科学形成的实证主义概念预设所进行的根本性瓦解。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这些问题也有了一些批判性的成果，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 Wallerstein）的《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然而，“历史科学”的概念提出之后，一直未能被很好地加以理解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批判和反省过程中，本来与此种反思潮流和思想成果存在相关性。但是，这些“大批判”也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思想潜能发挥出来，导致批判行动也变得比较粗浅。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本论》等著作在中国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新的社会科学体系的更深层次意义（例如，对“科学性”的重新定义，“历史科学”的科学性），还有待更好的理解、消化和把握。人们还是习惯将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与“历史科学”的科学性相混同，没有很好地把这些重要探索的深刻意义发挥出来。
我们应该更好地消化对社会科学的反思，应该对五百年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大量知识积累进行有效消化。这涉及转化的问题，而不是主张全面否定这些知识积累。我们需要在历史科学的概念背景下，在此种新的方法论背景下，转化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取得的知识成就，而不是简单否定它。
（二）形成“历史科学”的整体视野，坚持由对象决定方法的原则
今天中国知识界面对的“自主知识科学体系建构”历史任务，其所能依据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一方面是马克思语境中的“历史科学”，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此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经验主义，也不是实证主义。中国的历史学传统，与马克思历史科学之间，存在着对应的联系，它们有相互结合、相互契合的部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概念和方法，与中国“实事求是”精神进行更好地融合与发展，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
以马克思的知识行动为例，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知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彻底否定这些知识。他积极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也需要把在先前产生的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在“历史科学”的前提下，加以转化、消化、吸收和提升。
我们今天以马克思为榜样，不是简单地重复他的话语和理论，而是如他一般思考，在“历史科学”的整体视野下，去重新架构转化已有的知识成果。这将是一项具有艰巨挑战性，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思想任务。
在此种视野范围内，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一级学科，将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次破题，而此种破题，需要进一步在“历史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下，重新转化、消化、吸收、提升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成果。首先，要揭示西方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预设的问题；其次，要将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预设，转变成更加符合实际的主体。比如，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问题，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就需要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一个重置，需要回到“人”的实际存在的状况来架构新的经济知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对民族学和人类学进行重新架构。西方在殖民扩张时代、帝国主义体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民族学、人类学，潜在目标是辅助统治“土著”，抑或存在瓦解其他政治实体的意图。需要对这一逻辑下形成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加以揭示和调整。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把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放到中国的主体性基础之上，去掉它背后的一些政治预设、主体性预设，来重新焕发这些知识的效能。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性形象，往往掩盖住它的一些主体预设，我们需要将这些特点揭示出来，要转化它，使其变成从我们自身出发、从实践出发的主体性，变成一种探索和建立更为平等、团结的政治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主体性。一定要意识到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用实证掩盖了的政治性的主体性，同时又用我们的主体性和政治性来置换这个主体。与此同时，需要将这些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成果和知识积累，进行有效利用和有效转化，这种转化不是简单否定。如果因为批判反省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就把它积累的知识成果也否定掉，就没有做到有效转化。
因此，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为代表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意味着一个系统性工程。新的学科建设非常有必要，传统学科实际上也面临重新架构的问题。无论是新学科建设，还是传统学科的更新，都有主体性重置与知识成果转化的双重任务。知识成果转化不是一次性、一蹴而就的；而政治性、主体性立场的改变，也不意味着知识成果就能直接为我所用。很多知识的生产与主体性立场相关。因此，在转化知识成果的过程中，需要判断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而且，还需要在主体性自觉的前提下，继续产生出新的、更加有效的知识。在这些关键之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破题。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哲学任务，是有效地把西方现代哲学中对近代哲学、希腊形而上学根源的批判性潮流加以吸收和转化。西方现代哲学对自身传统的批判反省，西方现代哲学基础的变化，已经有相当的经验和成果。但是，这些经验和成果，还没有在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产生出足够的影响。这与学术分工体系的复杂性相关，也是西方社会自身面临的深刻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像沃勒斯坦的“否思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成果，但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边缘位置，没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西方现代哲学所作出的探索，它们的理论武器，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我们需要将这些新探索，与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哲学基础，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加以结合。这三种思想潮流和哲学基础，要汇聚在一起，重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语境中的“历史科学”，是一个总体性视野。分科之学，必须在总体性视野之下才有意义。但是，我们今天的分科之学，背后缺乏总体性视野。这是当代知识生产的最大障碍。我们需要将总体性视野建立起来，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分科之学。西方实证主义最大的问题，是方法论霸权，而在历史科学视野下，方法是被对象决定的。如果有了整体性视野，坚持由对象决定方法的原则，在分科之学中建立新学科，产生新知识，就可以不被固有学科束缚。在历史科学、实践科学这个大的总体性视野之中，我们找到研究所处的现实，找到与研究对象相匹配的研究方法，才能够产生出新的知识来，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关键。这是一个从哲学基础到方法论角度都需要破的题。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到三大体系建设，我们需要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出发，重建每一个学科的三大体系。
（三）需要形成有力的研究队伍，创作出经典性的作品
还有一个问题，西方近代五百年来的知识积累，以及此种积累过程中形成的惯习和知识效能，此种知识积累对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历史、经验和现实所构成的否定性力量，依然十分巨大。在进行三大体系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对自身可能遭遇的困难是要有充分的预估。因此，这些工作的需要有步骤地推进。首先，是在哲学层面的破题，把哲学基础的反思和重塑工作做好。例如，在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进行的相关调研活动中，我们意识到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它将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长期工程，需要有一批认同和相信这项工作的意义、认识到这些工作的难度、对新的哲学基础和方法有认同和认识的学者，共同参与推进。其次，新的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还必须有与新理念相匹配的成果，我们需要有如《资本论》一般的、真正称得上是“历史科学”的代表性著作。
新的学科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其实是一个知识生产的示范性过程，它需要靠代表性人物、代表性学者，靠真正有创造力的研究，创作出真正经典性的作品，形成示范效应，继而成为传统，夯实学科发展的基础。
三、一级交叉学科建设需要中国知识界的充分参与
建设一级交叉学科，需要在急迫性、必要性和长期性、持续性之间寻找平衡。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为例，这项工作需要进行总体性的布局，也需要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参与，不能局限在民族学、社会学的学科传统中选拔人才和组织队伍。
新的学科建设，关键是要建设和依靠具有新的问题意识、新的方法论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现代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固有学科传统里面培养出来的学者，往往受到学科传统的深刻影响。而且，由于学科体系、大学体系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改变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研究经验难度较大，学科体系与现实变化之间的张力明显。对新的哲学基础和方法的讨论，基于原有学科传统，人们往往存在深刻抵触。例如，在政治主体性层面的新设想和整体性框架方面，一进入具体的学科建设领域，往往容易被旧的研究思路、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所置换乃至解构。因为学科传统有成熟的方法，有方法论的霸权。新的学科建设，不是在新的框架下对知识积累进行架构，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在基础上、根本上形成新的哲学基础和新的方法，进而创造出更有效的知识，这样新的学科才能得以确立。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总体性任务之下，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建设相匹配的人才队伍，来进行真正的学科创新和知识体系创新。这需要在具有主体性意识的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良好互动基础上，给予学者们相对充分的空间，通过他们的持续性努力，塑造新的学科典范。需要在已有的知识积累和知识成果之中，寻找新的典范——将一些已经具备一定范式和思想创新性的作品，寻找出来，为其赋予新的意义、塑造成新的典范。
我们需要对方法论进行反思。比如，我们依然使用田野调查，但要意识到，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区隔，调查者不是一个“外来者”；在调查中，我们不能只追踪差异，看不到差异在共同里面才有意义，把差异夸大到超越共同，是不符合实际的。对这些最基础性的学科问题，需要充分讨论。我们需要进行很多细致的学科讨论，对学科的方法、知识的效能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目前正处于奠定学科基础的关键时期，正在编纂、形成大量的学科教材。这些教材的开创性意义很大，但要形成经典、形成典范，需要时间来完善。未来还应该组织专题研究团队，来长期跟踪、研究和推进教材修订等学科建设工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的教材编撰，应该成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同任务。虽然工作初期，很难调动全国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参与，但依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人才和力量，重新架构学科的基础和方法，形成新的知识，哪怕是有一点点突破，都是一种进步。需要从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来规划学科建设，深入讨论，真正推动方法和哲学基础创新，形成典范性成果，这样才能真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奠定基础，才能将其承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大历史意义展现出来。
本文由清华大学文学博士柯贵福采访整理。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