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岁末，兴奋地见到了三部文献学大著——名副其实的大著。先需交代这三部著作的作者与编者，第一位是我的同学，第二位是我的朋友，第三位是我的学生。交代完了更需声明，我所以推介这三部著作，并非因为他们是我的同学、朋友和学生。
第一部是刘跃进的《文选旧注辑存》（全二十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10月）。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跃进是1986年跟我同届毕业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古文献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后来跟曹道衡先生读了博士，成为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先秦－南北朝文学的研究权威，所著《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曹道衡先生合著）《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史论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玉台新咏研究》等都以材料扎实、识见通达著称。作为最古老也最重要的诗文总集，《文选》版本复杂，古注多本之间也时有差异。跃进自述“长期以来，我在研读《文选》及其各家注的过程中，遇到某一问题，常常要前后搜寻，比勘众本，总是感觉到挂一漏万，缺乏一种具体而微的总体观照。于是我很希望有这样一个辑录旧注编排得宜的读本，能够一卷在手，重要的版本异同可以一目了然，重要的学术见解亦尽收眼底”。本书汇列的各种版本的旧注，可助我们了解各本异同；本书无数条“跃进案”，可助我们明悉前辈与著者的学术见解。跃进曾称研究经典，最推崇前辈大师的四种读书方法，一是开卷有益式的读书，从基本典籍读起，泛览博观，随文札记，以钱锺书先生为代表；二是探求本源式的读书，从目录学入手，作史源学的研究，竭泽而渔地搜索资料，以陈垣先生为代表；三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问题多很具体乃至细小，所得结论却有很大的辐射性，给人启发，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先做资料长编，尔后排比资料，考订异同，学问最为有迹可循，以严耕望先生为代表。跃进以为常人最切实可效的是第四种：“资料的收集与文献的研究相辅相成，紧密结合。资料编讫自己也就真正进入了这个领域，同时，这份资料的整理出版，又为学界提供一部自成系统的参考著作。这样的著作于公于私，均有裨益。”这也正可以移用来作本书的评价。
第二部是徐雁平的《清代家集叙录》（全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11月）。
程千帆先生曾一再强调，文学史的研究要注意两方面，一是文艺学，一是文献学，要同时掌握批评与考据这两种手段。身为程先生的再传弟子，雁平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从读书到任教，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教导。他的《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既显示了他这些年的研究兴趣，也显示了批评与考据的高度结合。雁平是我相识多年的畏友，他总是不声不响地隔几年就送来一本让我眼亮心惊的专著，渐渐我也已经习以为常。但忽然见到他这部260万言的《清代家集叙录》，还是不由得大吃一惊。所谓“家集”指的是汇合或者选编的家族性著述，是那些书香世家一家一族学术与文学成就的表征。目前已知各类家集共一千二百余种，他耗去十余年，双腿双手双眼连轴运转，遍访四十多家图书馆，为一千多种家集逐一写了叙录汇成本书，成为阅读他主编的由国家图书馆印行的两辑共四百册《清代家集丛刊》的向导，也成为文史研究者需要常备的工具书。雁平在后记中披露了自己十年间“访书攻略”中的部分内容，自2005年开始系统阅读清代家集，他即发愿“遍读相关文献”，其后就一直在这种紧迫感的笼罩中生活：
2007年9月11－13日至上海图书馆读家集多种，复印页数较多。又看了几种关于文社的书，收获较多，只是时间稍紧。
2007年12月19日到南图新馆看书，惜每天只能借两种。但转念一想，不用去上海，亦是大好事。得珍惜时间，坚持不懈。
四千多天的“珍惜时间，坚持不懈”，才终于得到这样实实在在的收获。我想从明年开始新出的各种文史工具书举要类的著作及目录学史类的著作，都应该给本书留出一席之地，否则必会成为显著缺陷。
第三部是陈东辉主编的《卢文弨全集》（全十六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
清代乾嘉极盛时期的校勘学大师卢文弨以“精研经训，博及群书”（钱大昕语）著称，本系前辈文献学家王欣夫教授说，卢氏在“校雠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数清代的校雠专家，当推他是第一流”。浙江大学文学院陈东辉主编的这部《卢文弨全集》，对包括手稿在内的卢著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为学术界更好地认识卢氏其人、更方便地利用卢氏的学术成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前文提及我1986年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毕业，留所工作，次年即应郭在贻师之命，接替他在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训诂学课，1988年就有幸遇到了这位读书种子。东辉在他那部前些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六十万言的《汉语史史料学》后记中忆及“自己在老杭大中文系大三上傅杰老师的为我们古典文学专业学生开设的训诂学课程时，就对中国语言学史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听训诂学课时，常常是上午上课，下午就去学校图书馆或古文献专业资料室借阅傅老师在课上推荐的书籍，认真阅读了郭在贻的《训诂学》和《训诂丛稿》、洪诚的《训诂学》、张永言的《训诂学简论》、陆宗达、王宁的《训诂方法论》、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赵振铎的《训诂学史略》、胡朴安的《中国训诂学史》和《中国文字学史》、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舜徽的《清代扬州学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吕叔湘的《标点古书评议》、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等学术精品，从而在训诂学、中国语言学史等方面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那时还常常去位于官巷口的杭州古籍书店，用节衣缩食而余下的钱，购买了当时对于一名本科生而言感觉价格颇高的一批大部头典籍，其中包括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等传世名著，并选读了这些名著中的部分内容。
一晃已过去三十年。三十年间他勤学不辍，陆续出版了《汉语史史料学》《古汉语与古文献论丛》等著作，本书则是他对学术的新贡献。这类多卷本的大师文集，未必就能一步到位，做得尽善尽美，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后来大抵只是修修补补的问题。相信《卢文弨全集》与前举的《文选旧注辑存》《清代家集叙录》一样，都是学者不会也不可忽略的可传之作。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