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尽管经济学的具体方法林林总总，气象万千，但在我看来，不论它怎么变化，万变不离其中，无非就是四种分析方法：（1）供求分析；（2）损益分析；（3）矛盾分析；（4）结构分析。这四种分析方法也就是经济学的“看家本事”。一般说来，前两种方法长于短期分析和现象刻画，而后两种方法则长于长期分析和本质刻画。关于经济学的“看家本事”，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经济学的“看家本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看家本事”；二是经济学的本事在于“认识世界”；三是经济学家的屁股其实比脑袋重要得多。
一、供求分析和损益分析
“通涨还是通缩”？“油价高企的顶部何在”？“房价是涨还是跌”？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大概就是经济学能够被称为“致用之学”的证明。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预测经济走势，既是检验其“武功”高下的试金石，又是充满风险的“投资”活动；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预测经济走势的过程既然如此高深叵测（复杂的计算过程，令人眼花缭乱的模型和图表），那么经济学家的预测也就如同口含天宪的神喻一般令人诚惶诚恐；对于政府而言，科学的预测无疑是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但困惑在于，你怎么确定100个经济学家中哪一个的预测是准确的呢？
其实，不论经济预测是多么复杂的事情，经济学的“看家本事”也就那么几招。张宇燕说，经济学的看家本事无非有二：一是供求分析；二是成本-收益分析（张宇燕：《关于“经济学家”的断想》，《光明日报》2005-7-5）。这样的概括非常凝练，非常到位（当然在我看来，这个概括只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才是有效的）。
就主流经济学的路数而言，判断经济走势无非就是做“供求分析”和“损益分析”。比如，如果需求萎缩，投资和消费下降，则意味着经济正在走向通缩；如果需求旺盛，投资和消费扩张，则意味着经济正在走向通涨。同理，供给过剩预示着经济将走向通缩；供给不足则意味着经济将走向通涨。至于为何经济走势会随着供求的变动而呈有规律的变动，其原因就在于人的行为选择的依据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即损益比较）。现实的情况远比理论更为错综复杂，需求和供给的组合方式也是千变万化的。但是，不论经济现象有多么纷繁复杂，只要把握了这两个“看家本事”，经济学者就可以梳理出经济的基本走势，并据此做出预测。
可见，所谓经济预测不过是“供求分析”和“损益分析”的具体结论而已。当然，预测是否准确，除了分析工具要对路外，还必须拥有充分准确的信息和数据——这是另一个话题。
供求分析和损益分析是主流经济学的ABC，为了节省大家的交易费用，我就不多言了。
如果说张宇燕先生的概括只是对主流经济学的“看家本事”的提炼，那么在我看来，除了供求分析和损益分析之外，一个合格的经济学者还必须掌握另外两个分析方法：一个是“矛盾分析”，另一个是“结构分析”。
二、矛盾分析
先让我们看看“矛盾分析”。在“短期分析”和“现象分析”中，供求分析和损益分析通常是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在“长期分析”和“本质分析”中，最有效的方法则是“矛盾分析”。所谓矛盾分析就是唯物辩证法，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什么是唯物辩证法？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ABC，简单地说：（1）它是“唯物的”，它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它是“辨证的”，“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3）它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
尽管当代经济学的方法日趋丰富多样，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承认“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动之中”，那么唯物辩证法就一定是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根本方法（如果我们还承认这世界存在着客观规律的话）。与供求分析和损益分析相比，矛盾分析的优势就在于：它不是局限于在经济运行的现象层面，而是深入到事物内部矛盾运动中去，关注经济运行的本质问题，从而揭示经济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有关经济学家贡献的一段对话：甲：“经济学家都干了些什么？”乙：“短期看他们干了很多，长期看他们什么也没干。”这个幽默虽然有点夸张，却不无道理。仅仅运用供求分析和损益分析，如果不能把握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及其规律，即使经济学家在短期分析和现象刻画上“干了很多”，但是“长期看”，却“什么也没干”。只有通过矛盾分析，才能真正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正确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科学预测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
矛盾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有很多实例，比如，马克思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的分析出发，对“生产过剩”的根源做出了我所见过的、最有说服力的揭示，迄今无人能够超过（有趣的是，何新正是运用了这种矛盾分析，才能够在90年代初期准确地预测了中国的“过剩经济”）。
众所周知，“均衡”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范畴，那么均衡分析是不是矛盾分析？从本质上看，“均衡”不过是矛盾的一种状态，一种表现形式（与矛盾的另一种状态“失衡”相对应）。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有极大的不同：前者强调同一却极力抹杀对立，后者承认同一但更强调对立。这种区别表明，不能把均衡分析与矛盾分析混为一谈，二者不是一回事。
三、结构分析
其次让我们看看“结构分析”。所谓结构分析，就是用“结构的”或“关系的”视角，而不是“个人的”或“孤立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事物的前因后果。结构分析的重要特征在于，它不把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行为的“偶然性”。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先生关于《红楼梦》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什么是结构分析”的问题（刘再复：《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读书》2005-7），这里不妨引用如下：
王国维在评说《红楼梦》的悲剧价值时，指出关键性的一点，是《红楼梦》不把悲剧之因归罪于几个“蛇蝎之人”，而是“共同关系”的结果，如林黛玉，她并非死于几个“封建主义者”之手，而是死于共同关系的“共犯结构”之中。而“结构中人”并非坏人，恰恰是一些爱她的人，包括最爱她的贾宝玉与贾母。他们实际上都成了制造林黛玉悲剧的共谋，都有一份责任。这种悲剧不是偶然性的悲剧，而是人处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成为“结构的人质”的悲剧。
《红楼梦》的惭悔意识，正是意识到自己乃是共谋而负有一份责任的意识。《红楼梦》正因为有此意识而摆脱了“谁是凶手”的世俗视角，进入以共负原则为精神支点的超越视角。……贾雨村在乱判葫芦案中扮演荒诞主体的角色，但他并不是“蛇蝎之人”的角色。当他以生命个体的本然面对讼事时，头脑非常清楚，判断非常明快，可是一旦讼事进入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之中，他便没有自由，并立即变成了结构的人质。他面对明目张胆的杀人行为而发怒时，既有良心也有忠心（忠于王法），可是良心与忠心的代价是必将毁掉他的刚刚起步的仕途前程。一念之差，他选择了徇私枉法，也因此变审判官为“凶手的共谋”。可见，冯渊无端被打死，既是薛蟠的罪，也是支撑薛蟠的整个社会大结构的共同犯罪。说薛蟠仗势杀人，这个“势”，就是他背后的结构。
结构分析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并不是说个人可以完全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说，不能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身上，应当深入到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去发现决定个人行为、个人命运的结构性根源。这种分析，显然比仅仅关注“谁是凶手”的世俗视角，要深刻得多，客观得多（比如马加爵杀人案、王斌余杀人案，舆论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其分歧就在于是关注“谁是凶手”还是关注凶手背后的社会结构。再比如，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假冒伪劣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水平问题，而必须从市场关系结构、制度结构寻找原因；对腐败现象，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的品质问题，而要深入到制度结构——约束机制去寻找原因）。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诺思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是结构分析的专业版本；而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形势比人强”，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等，则是结构分析的大众版本。
马克思是结构分析的大师，比如，人们熟知的“生产方式”理论模式，就是结构分析的理论模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结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有着突出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内在地包含了结构分析，是结构分析的典范（唯物辩证法主张用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换言之，矛盾分析离不开结构分析，结构分析本身就是矛盾分析。这里，我把结构分析与矛盾分析分开说，是强调重心的不同，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并非表明二者可以截然分开。
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具有很强的结构分析色彩，但马克思的结构分析与以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结构分析相距甚远，两者的区别集中体现在“技术和制度”的结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技术决定制度；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决定技术（有关的分析，可参拙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可见，同样是结构分析，其理论框架和结论可能截然不同。导致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唯物与唯心”的区别（有关的分析，可参拙文《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
四、几点补充
尽管经济学的具体方法林林总总，气象万千，但在我看来，不论它怎么变化，万变不离其中，无非就是这四种分析方法：（1）供求分析；（2）损益分析；（3）矛盾分析；（4）结构分析。这四种分析方法也就是经济学的“看家本事”。一般说来，前两种方法长于短期分析和现象刻画，而后两种方法则长于长期分析和本质刻画。关于经济学的“看家本事”，有必要补充以下几点：
其一，经济学的“看家本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看家本事” 。时下有一个流行的笑话说：“10个经济学家有11个不同的预测”。可见公众对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并不总是充满了信心。为了增强其可信度，主流经济学殚精竭虑地要将经济学形式化（数学化）。不幸的是，自从经济学越来越形式化以来，这种所谓的科学也就成了“黑板经济学”，甚至被人讥讽为“狗屎经济学”（想想坊间盛传的两个经济学博士吃狗屎的故事吧）。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极而言之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恩格斯语）。我敢打赌，只要机器人不能取代人类而成为地球的主人（成为人类的仆役是可能的），那么你就别指望人的行为必然是“1+1=2”；那么期望把经济学“形式化”为自然科学的一切努力，其良苦用心或许值得尊重，但我注定它是徒劳的。
其二，经济学的本事并不是“改变世界”，而是“认识世界”，或者说就是认识这个世界是“怎么变化”的，以及“将会怎么变化” 。尽管经济学家的实践活动会改变环境，从而“改变世界”，但这种改变总是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的“改变”。经济学的职责就是为人们提供能够把握经济规律即“认识世界”的方法。因此，经济学家不要太自以为是了。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既不会以个人的好恶而生成或消解，也不会因学界主流话语的蔑视随风而逝。所谓形势比人强，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人类在规律面前的无奈，令人常怀“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感慨。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家并不能“改变”什么。有不少经济学家总把自己当作“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伟人，以为不是千百万凡人的实践活动，而是某个精英的主观意识改变了世界。这种自负未免太幼稚了。
其三，经济学家的屁股比脑袋重要得多。经济学的分类或许会越来越精细，然而从功能上分，大概有三个层面：实证的，规范的，政策的。经济学的价值也就寄托在三个方面：刻画现实，预测未来，提供方案。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现实中的经济学者或许三类皆有涉足。不论归属何类，自诩为于“公器”、“良心”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面对如下评判：刻画是否真实深刻，预测是否准确到位，方案是否可行管用。其间的差距或许能将经济学家的水平境界分出高下来。以是观之，很不幸，高人往往凤毛麟角，也有个别决非善类，大多数恐怕只是平庸之辈。如果这就是我国当下经济学界现状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依我愚见，除了“看家本事”的水平不同之外，“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因素恐怕才是导致经济学家境界高下的重要原因吧。人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见经济学家的屁股其实比脑袋重要得多。顺便补充一句：“屁股决定脑袋”出自何人已无从稽考，但其版权属于马克思当是无疑的，证据就是马克思的名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举个实例：在前一段时间的“郎顾之争”中，经济学界不少著名人物比如张维迎、张文魁、周其人等，都坚定地站在郎咸平的对立面。其实，从方法论看，郎咸平与张维迎们都属于主流经济学的门徒，在方法论上郎咸平未必比后者高明。但是，由于立场不同，郎和张的判断以及结论却是如此不同。所以我认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立场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具体的分析方法，甚至比具体分析方法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