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进入世界国际关系学术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中华性”（Chineseness）问题成为焦点。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知识涵化的过程，而知识交互涵化是通向人类共同知识的重要路径。

知识涵化的指向

世界是多元实践共同体组成的世界，是多元实践知识互动的知识空间，实践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沟通可以成为知识生成和演进的重要方式。文化是一个实践共同体的共同实践知识，这种实践知识是通过内向和外向实践间性而生成的。因此，如果将文化界定为共同实践知识，那么，知识就是通过文化间性而生成和演进的。

知识涵化指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导致的社会知识再生产过程。吸收输入外来之学和不忘本民族原来的知识，并将两种似乎不同的知识体系，以相反相成的中庸辩证方式融合起来。通过交互涵化，两种知识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生成新的知识。新知识出现以后，也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涵化，通过思辨、互辩、反思、进化，生生而不息，最终以多元一体的形式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组成部分。知识涵化指向一条在多元文化的世界语境中社会知识再生产的重要路径。

知识涵化的阶段及其特征

知识涵化是一个过程，一个不同文化共同体知识交流、交锋、交融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前提是多元知识形态的共在和沟通，特征是开放包容。知识涵化过程有三个阶段：单向涵化、双向涵化和交互涵化。  

单向涵化与知识学习。单向涵化指一个文化体的知识进入并影响另外一个文化体的知识系统。这是一种单向度影响，特征是知识学习。比如，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并开始影响中国知识界和社会，中华文化传入东亚地区其他民族，或者说近代西方文化和知识进入东亚。单向涵化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传播—接受”，美国早期的国际关系知识基本上是向欧洲学习的，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主要是学习传统欧洲国际关系理论。

双向涵化与知识创新。双向涵化指知识单向涵化开始在接受方产生反思性效应。知识接受者发挥自身能动作用，通过反思性重构进行知识再生产，即生产包含自文化元素和意义的知识，比如“在中国的佛学”演化为“中国的佛学”。通过自文化和他文化的交流，开始寻求知识再生产，因此也就可能产生新的、具有自文化蕴含的知识产品。因此，双向涵化的特征是理论创新。如果这样的社会理论具有原创意义，且不被知识话语权力压制而夭折的话，双向影响便开始发生效用。双向涵化将自文化的知识要素挖掘出来，并在与他文化知识的对话中形成知识再生产，导向社会理论多元化。  

交互涵化与知识汇融。交互涵化指自文化和他文化真正深入对方的文化内核，形成了一种相互融合关系。自文化和他文化的知识依然具有差异，但属互补性差异，是知识的一体两面，表现的是相反相成。交互涵化的特征是知识汇融。在理想的交互涵化模式中，知识的多元性推动知识生产的繁荣，知识间辩论和对话促成了知识的升华，终极目的是构建人类共同知识。交互涵化生产的人类共同知识是基于多元文明的实践知识，任何地方性知识都具有知识合法性，但任何地方性知识又都不具有知识垄断性。

知识涵化的三个阶段是相互关联的，单向、双向、交互涵化表现为一种逻辑性前提关系，即单向涵化是双向涵化的前提，双向涵化是交互涵化的前提。当前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实践处于双向涵化初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初见萌芽。知识涵化过程是否能够向前发展，一个关键问题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夭折还是繁盛。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文化性”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非西方世界是比较成功的，已经超越了单向涵化并初步进入双向涵化阶段，标志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关系主义、共生理论等，都表现了理论创新，也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影响、引发了辩论。虽然这些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本智识资源。因此，“文化性”，具体来说就是“中华性”，成为西方主流学者的主要批评指向，认为这表现了文化实质主义，会导向文化中心主义，也会形成国际关系知识的二元分裂。

中国学者在进入双向涵化阶段，选择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这就为知识多元化和多样性奠定了基础。虽然不同文化中相同和相异的思想都有，但发现差异是导向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否则，国际关系理论就只能有一个标准、一种声音。因此，在自文化传统中挖掘有利于知识再生产和人类共同知识的成分，不仅不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一种贡献。如果只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知识的合法资源，这种文化就会通过权力运作成为知识的垄断者和终结者。让被边缘化和被沉默化的知识得以生发和生长，恰恰是颠覆文化中心论、最终消解文化实质主义的重要路径。  

进而，使用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社会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必然会导致文化实质主义和文化中心论吗？当然不是。使用传统资源至少导向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坚持文化实质主义或走向文化中心主义；二是被主导性知识同化消解；三是拓宽人类经验体悟和实践知识，从而丰富人类的表象知识体系。其中，第三种结果会更好地将社会理论拓展到全球范畴，使之具有真正的人类意义。在使用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建构智识资源时，既要防止出现学术民族主义、引发文化实质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又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一部分。交互涵化作为知识生产路径恰恰是消除文化中心主义和保持社会知识原创性的关键性实践活动。正因为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知识再生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