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关键词】 全球安全文化；开放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新集体安全观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重大威胁，本应成为国际合作的绝佳平台，但事实上疫情不仅没有成为合作机遇，反而成为竞争的角斗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为什么最需要和最可能进行安全合作的情势却导致了高度不合作的现实？相关因素很多，但三十多年全球化过程中初步形成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出现了明显退化，这是国际安全合作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试图从安全文化的视角解释安全合作问题。前提假定是文化影响行为，基本假设是，安全文化是促成国际安全合作或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在一个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中，国际社会成员的安全行为会呈现以合作为主导的行为取向；而在一个冲突型安全文化中，无论安全威胁的消除多么需要合作，国际社会成员更易于呈现以不合作为主导的行为取向。全球化孕育了一个全球社会，也孕化了一种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两者都是十分脆弱的。终于，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明确地表现出这一安全文化雏形的裂解与转变。这不仅仅是疫情所导致的短期现象，而且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使得我们正在和将要面对的世界与过去几十年呈现迥然不同的形态。
一 文化与安全文化
冷战之后，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程。从文化视角思考国际关系形态和国家行为也再次受到持续的关注。 安全文化是一种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讨论安全文化有必要首先梳理文化的一般性定义。
（一）文化
文化是一个社群的共同知识，是一个社群成员对生活的总体态度，是他们在宏观层面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塑造了社群成员的身份认同，反映了社群成员的世界观、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关系到社群成员怎样观察、怎样生活、怎样与他者和外在世界的接触交往。简言之，文化就是社群性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可能是最全面的，包含社会或是群体一整套独特的精神、物质、智识和情感等因素，包含生活方式、共存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信念等内容。 这与梁漱溟“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 在学术界，文化定义更多地强调非物质因素和知识内容。譬如，余英时将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 许倬云指出文化的三个要素：一是思维方式，二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形态，三是对自然环境的态度。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归纳了众多文化研究者对于此概念的定义：例如，埃德蒙·格兰（Edmund Glenn）及其同事将文化界定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整体性知识”；阿隆·维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将文化称为使社群成员认知世界的符码，包括道理、范式、纲领等，这些简约的符码系统可以适用于大千世界的无限情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指出，文化是一种“经过传承而形成的认知系统，以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这一认知系统，人们就关于生活态度的知识进行交流沟通、使之具有长久生命并得以发展。”琳达·斯默希奇（Linda Smircich）和塞缪尔·巴恩斯（Samuel Barnes）则把文化定义为无意识的、隐匿的标准行动程序、准则，以及使人们不假思索就可以采取行动的那些日常惯习，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会遵照这些程序、规则、惯习行事，但又很难予以精准的言明。
国际关系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与国际社会和作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的国家关联度更高。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从社会性视角，将文化界定为国际体系层面的共同知识和集体知识。具有共同知识意味着一个社群的成员对彼此的信念、偏好、思维和行为方式等都是了解的，也就是所谓的“主体间理解”。 集体知识则是指一个群体具有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经过时间的积累，生成社群成员在宏观层面的认知和行为模式。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认为，文化是一种判断体系和认同体系，建构社群成员身份并影响他们的行为。 江忆恩则更多地从单位层面界定文化，将文化视为共同的决策规则、标准的行为程序、惯常的决策方式。此外，文化不像国际体系的物质性权力结构那样基本呈静态形式，文化是习得的、进化的、动态的。
无论是一般意义的文化定义，还是国际关系学界对文化的讨论，都强调了文化对社群成员行为的影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过，我们都是“文化人”（cultural being）， 所强调的就是文化对于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塑造了人，也因之影响了人的行为。文化无疑是人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活动建构的，但是，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重要的使能性因素。文化虽然不会以线性方式成为个体某种行为或国家某个政策的直接原因，但却会以统摄性语境的能力、以共有知识的形式，使一个社群成员的行为成为可能或是不可能。因此，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细润无声的孕化作用，一种在实践中获得而又影响实践的文化力。
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背景”或曰“背景知识”的概念贴切地反映了文化的这种影响作用。塞尔将背景知识定义为，“使有意图功能成为可能的一组非意图或前意图能力。” 人的有意图功能本身不包括这类无意图或前意图能力，但如若没有后者，前者则根本不可能发生。语言学的语境是一个例子。语境确定了一个词的准确意义，没有语境，这个词也就没有确定意义。有了背景知识，人们才能对某种存在的事物加以理解，才能对某种外在的事实作出诠释，才能在某种情景下具有采取何种行动的取向。比如，“外交共同体”是一个由不同国家外交人员组成的国际社群，遵循的是国际通行的外交文化；国际红十字会则是在救助生命的人道主义文化意识上建立的跨国社群。
据此，文化是在实践中产生并经过实践而形成的意义体系。文化内化于社群成员的思想深处，对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难以明见、难以明言、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实践意识知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认知、思想系统或是历史性先验假设，都具有相似的意义。 文化是社群的共同背景知识，并使社群成员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相似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家风、校风、企业文化都属于这一范畴。
（二）安全文化
安全是一个生命体的基本需求，首先指生命体的生存不受威胁，也指生命体的生长和发展不受威胁。文化是一个社群成员的共同知识，是他们在宏观层面上对客观世界和世界事物的主体间认知，据此，安全文化就是一个社群对安全的共同知识和相似认知。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æver）指出，安全是基于对威胁的认知与判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和“社会建构”，安全威胁是一种主体间的社会认同建构。 所谓主体间社会认同，所表达的就是安全文化的意义。安全文化是指一个社群成员对于什么是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获得和保障安全的共同知识。同理，在国际社会中，安全文化指的是作为主要成员的国家在安全威胁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共识。
从安全文化的角度看，国家的安全利益不是固有的，而是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得以界定的，是国家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之下作出的判断。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假定。其一，安全是一个社会概念，所表述的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关涉自我对生存和发展的认知以及他者在这种认知中的角色；其二，在一个社群中，存在某种整体性安全文化，指的是这个特定社群成员对自我安全、安全威胁和安全获取方式的共识；其三，安全文化是在社群成员的互动实践中产生的，并且以共同知识的方式影响社群成员在安全方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安全文化有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从两个维度区分安全文化的两种理想类型——大同文化和丛林文化。如果社群成员共同认为，安全从根本上是零和博弈，安全只能用暴力手段才可以获得和维护，那么这就是一种丛林文化。如果社群成员的共同知识是：安全从根本上不是零和博弈，安全可以通过合作的手段获得和维护，那么这就是一种大同文化。丛林安全文化境域中社群成员的行为趋于冲突，而大同安全文化境域中社群成员的行为趋于合作。
从安全视角来看，温特提出的三种国际体系文化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安全文化。 霍布斯文化是丛林文化，是强现实主义的理论依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零和竞技场，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斗争”，其核心共识就是“你死我活”“强权即公理”。强强必争、国强必霸也就成为丛林文化的行为表征。洛克文化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文化，在安全共识上摒弃了“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斗争”意识，并以“生存也允许生存”取而代之，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既是洛克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国际关系实践的行为规范。康德文化则接近大同文化，以友谊与合作为基本规范，在友谊与合作的文化中，安全已经不是问题，持久和平真正得以实现。比如，“安全共同体”就是康德文化的具体表现。在一个安全共同体中并非没有冲突，但成员具有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共同背景知识或曰合作型安全文化。
在此，我们通过这两个维度，即大同文化—丛林文化的性质维度和暴力—非暴力的手段维度，将安全文化的性质和手段表现出来。根据安全文化的性质，大同文化是一种完全合作型安全文化，而丛林文化则是一种完全冲突型安全文化，它们分别代表安全文化的两种极端形式；根据安全获取和保障的方式，暴力和非暴力手段也代表两种极端形式。
大同文化和丛林文化是两种极端形态，表示完全合作或是完全冲突，属于理想类型。在现实世界中，安全文化一般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上图虚线内B区和D区的部分表示现实世界中的安全文化形态。B区内表示以合作为主导的安全文化，但同时竞争也是存在的。D区表示以竞争为主导的安全文化，同时合作也是存在的。所谓的安全共同体是合作型文化的典型个案，处于B区，其合作远远大于竞争，非暴力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内化的规范。冷战时期的安全文化则属于冲突型安全文化，处于D区，其竞争远远大于合作，并且随时可能达到战争状态，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合作。 由于安全文化的可变易性，我们可以将安全文化视为沿着丛林文化—大同文化这条斜线变化的，并且，变化可以是双向的。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大的方向应该是自丛林文化向大同文化演进，否则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早就已经灭绝了。 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逆方向变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发生过多次，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自丛林文化向大同文化、从冲突型向合作型发展是安全文化的进化，反之则是安全文化的退化。
二 全球化和全球安全文化
国际关系对于安全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全球安全文化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考虑。由于国际关系学在很大程度上将国际关系的世界视为无政府体系，现实主义更是将其比作霍布斯丛林，国际安全往往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为零和博弈，这样的视角无法想象一个全球社会，自然也就不会探讨全球安全文化。 英国学派认为全球社会是不可能形成的，所以忽视了“世界社会”的研究，更不用说全球安全文化了。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认为合作性安全文化最多只能在局部形成，比如欧盟。 因此，全球安全文化概念或是被忽略，或是被等同于国际体系文化。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迹象，指向一个全球社会的浮现，与之相伴的则是一种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
（一）安全威胁的重新界定
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安全专门指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国际安全话语的核心是在诸多国家共同生活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是否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安全。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来看，国家间威胁是国际安全威胁的根源和根本，构成威胁的是体系中的国家。国家之间安全威胁的最高形式是国家间战争，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种威胁的典型表现。传统安全威胁有着明确的敌人、清晰的意图和具体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被作为国际安全灾难的个案，德国对邻国、对欧洲、对世界的安全威胁是这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因此，联合国成立最重要的原因是使世界不再遭受战争的蹂躏，而发动战争和制造威胁的正是国家。
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大潮开始席卷世界。国际关系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实践也表现出与以往明显的差异。从1989年开始，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信息高度流通、人员高度流动的态势。当然，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全球性威胁，安全的形态和意义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全球性安全威胁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威胁，敌人、意图、目标都难以寻找，但危害性完全可能超出任何传统安全威胁。新冠肺炎病毒是一个典型案例，已经威胁到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关于疫情的信息也同样迅速传播，实际恐惧和虚拟恐惧对人的身心产生了严重影响。虽然现实主义坚持认为国家间威胁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根本、最严重的威胁，但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出现了不仅不同于冷战时期、而且也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新取向，安全威胁得到了重新界定。
一种新的共识在后冷战时期逐渐形成：全球性威胁已经成为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21世纪初，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组织了一个“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专门研究世界面临的重大威胁和挑战，并就此提出应对威胁的政策建议。 该名人小组由世界上富有国际经验的16名前政要组成，包括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并得到了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研究项目最终报告的标题是《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其中对当今世界的安全威胁进行了以下的新定义：
……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现在以及在今后几十年中，所面临的最严重安全威胁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安全威胁扩展到以下领域：贫穷；传染病和环境污染；国家内部的战争和暴力；核武器、放射性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扩散和使用的可能；恐怖主义；有组织的跨国犯罪。
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虽然依旧是国际安全的重要威胁，但跨国威胁和全球性威胁被视为至少是同等严重、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安全威胁。一些学者将后冷战的全球化时期视为“跨国威胁”的时代， 将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治理视为“无政府治理”， 将人的安全视为根本性的安全。 这样一来，国际安全就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国际体系意义上的安全，而且是全球性社会的安全。安全威胁的对象也超越了国家，成为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这种对安全威胁的全球性界定为全球安全文化奠定了认知基础。
（二）集体安全概念的外延扩展
由于安全威胁源发生了重要变化，集体安全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联合国集体安全的最初含义是，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所有国家的侵略。所以，当一个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其他国家应该团结一致，以集体的力量反对侵略国家。因此，理想的集体安全是整个国际体系成员国家联合反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
但全球性安全威胁与传统威胁有着很大的不同。全球性威胁的特征是明显的。 一是跨国性。全球性威胁具有不受国界限制的流动性和随机蔓延的特征。隐形的病原体、污染的空气、计算机病毒随时可以轻易越过边界，在不同国家之间穿梭往来。即便采取最严密的防范措施，也难以完全控制这种无确定目的、无清晰渠道的无形跨国界流动。
二是全覆盖性。全球性威胁是对全人类、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它超越了任何种族、国家、信仰、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社会形态。这些年出现的重大威胁，无论是埃博拉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还是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等，概莫能外。且越是全球化嵌入程度深、相互依存度高的国家，越是遭遇灾难性打击。这类威胁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的威胁，而是针对全人类的威胁；世界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全人类的公敌。
三是非排他性。在全球威胁面前，任何国家都无以独善其身。不论一个国家实力多么强大，都没有办法仅凭自身的力量消除威胁，保全自身。在历次重大全球性威胁中，主要国家几乎无一幸免。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的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威胁到所有重要的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首当其冲；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成为疫情灾区。进而，如果不是所有地方的病毒被全部消灭，疫情就可能卷土重来，再行蔓延，任何其他地方都有再度成为灾区的可能。
由于全球性安全威胁具有这些特点，集体安全也需要有新的内涵。其一，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所以，应对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主导行动者依然是国家；其二，应对全球性安全威胁的有效行动，必须是全球范围协调一致的全方位行动，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威胁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消除威胁的成本都是极高的。因此，国际合作是抗击安全威胁的必要条件；其三，应对全球性安全威胁的最优途径是多边主义。在预防、对抗和消解全球性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多边国际组织应该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集体安全概念也从国际社会反对一个国家侵略战争的行为，扩展到国际社会保护所有国家、所有民众免受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灾难。集体安全概念的外延因之有了很大的扩展。
虽然国家之间的威胁依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但与此同时，全球性安全威胁被视为至少是与国家间安全同等严重的事件，全球性的合作被当做应对安全威胁的重要态度和手段。因此，在安全领域开始形成了一种全球性共识，国家的共同责任、国家之间的合作协力、多边主义的有效实施，成为一种“新集体安全观”，并影响着国际社会成员的思维和行为，为全球合作安全文化的成形提供了积极的助力。
（三）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
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的整体福祉水平得到提升，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同时，与物质性要素发展并行、并且也得到重要发展的是一种开始显现的全球性共识，笔者将其称为全球安全文化雏形。虽然学界对此并没有多少关注和讨论，但这一雏形的显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表示全球安全实践是可能产生全球性安全文化的，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社会或人类共同体的生成是可能的。如果文化定义为“共有知识”，那么这种全球安全文化雏形的内容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点共识。
1. 开放安全
全球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冷战后一个明显特点是全球经济开始连成一片，并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资本依照其自身规律在全世界寻找适合的场所，市场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生产链随之联动延伸。一台苹果电脑的部件涉及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凡是在全球化中采取开放战略的国家都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中国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78年开始，中国把改革开放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方针，将改革和开放视为国家发展的一体两翼，相互支撑，相辅相成。
安全始终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体系相对开放，国家战略的开放性才能够对接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理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实主义一直是将生存安全和安全困境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促成了霍布斯文化的主导地位，国家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种敌对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甚至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因此，国家保障安全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使自己成为比其他国家都更为强大的国家，安全困境就是这种心态和政策的产物； 二是闭关锁国，封闭自我，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隔绝，使任何人都无法侵犯自我安全利益。无论是清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论， 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安全文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安全文化心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只有开放性地参与这个开放性的过程，才能使本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也只有本国经济发展起来，才是经济安全的最好保证。经济安全出现的问题和受到的威胁，只有在加大开放的进程中才能够消除。世界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都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也就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共识：只有开放，才能获得和保障经济安全。于是，开放成为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开放安全也成为全球化时期全球文化雏形的一个重要内涵。
2. 共同安全
开放安全势必导向共同安全。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主要国家战略的开放性形成了一种叠加效应，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开放体系中怎样才能够保证参与开放体系各方的安全。
传统现实主义告诉我们，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安全尤其是一个零和游戏，共同安全只是一种乌托邦意识而已。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却使人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威胁形态。全球性威胁的跨国性、全覆盖性、非排他性特征使其成为一种典型的恶性全球公共物品。进而，全球性威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领域的威胁会外溢到其他领域，甚至会蔓延到全球，任何国家和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无法免于灾难。全球气候变暖会直接影响经济、生态乃至人的生命；恐怖主义关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甚至使用；流行疾病不但会直接影响人类健康，而且会使经济遭受重挫，社会遭受裂解，生态遭受蹂躏。
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作为一种恶性公共物品，新型冠状病毒完全具备了跨国性、全覆盖性和非排他性。同时，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新型冠状病毒攻击的是整个人类，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之下，只要一个国家仍然有新冠肺炎病人，只要有效疫苗没有完全研发成功，全球任何其他国家、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就不可能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安全，也就不可能免于威胁恐惧。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安全只能是共同安全。
共同安全成为国际社会的第二个共识，成为全球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共同安全规范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接受，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新兴国家、东盟国家等都得到了认可和支持。 同时，共同安全的理念不仅在国际社会形成了某种文化认同，也延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在复杂系统效应的作用之下，自然的不安全会随时导致人的不安全。在开放体系中，包括人类社会的开放和全球环境的开放，共同安全和自我安全成为一体两面，共存共生，共同进化。
3. 合作安全
合作安全意味着合作是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一个开放体系中，在只有共同安全才能保证自我安全的环境中，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安全的目的。同时，合作安全将安全视为一种关系过程。也就是说，安全利益总是生发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涵式共存。两个交往中的国家，一方如果总是处于高度的安全焦虑之中，也就会使得另外一方不断出现安全麻烦，反之亦然。
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坚持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国家安全是冲突性游戏，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只能是策略性的、非根本性的和短时段的。国家之间鲜有合作安全，多是安全困境。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理念。全球化形成的安全威胁与过去的安全威胁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一是安全威胁源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威胁不是来自其他国家，而是国家之外或是超越国家的某种力量；二是安全威胁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被威胁的可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国家，甚至不是国家，而是国家中的民众。应对这样的安全威胁，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做到，有效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国际社会不仅充分认识到合作对于消除全球性威胁的重要意义，也就怎样合作的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以国际组织为协调机制的多边主义合作。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制度形式。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长和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联合国及联合国体系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发挥了重要的秩序功能。
冷战结束后，强调硬实力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式微，国际制度主义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国际秩序的一种主流甚至是主导观点。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理论上论证了制度秩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包括规则、机制和决策程序在内的国际制度可以高度独立地运行； 一些主要智库和知识精英的战略报告也都将多边制度视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要素，制度性权力被视为重要的权力资源。 以多边主义为理想秩序原则和全球合作安全的理念结构逐步成形。
基于多边主义开展全球安全合作的做法也明显地反映在实践领域。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主要国际力量表现出总体相向而行的合作态势，解决全球性安全问题的主要平台是多边国际机制。二十国集团（G20）就是在全球经济安全受到重大威胁时，主要国家组成并应对挑战的多边制度平台。以中美关系这对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为例，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虽然意识到中国的挑战，但同时又对美国主导国际体系充满信心，认为可以将中国纳入其中，因此国际体系不会出现颠覆性革命。 中国也并没有强势挑战美国的一超地位，一直认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状态，认为中美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因此，三十多年的实践逐渐形成了全球安全文化的第三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合作安全的共识。人类发展进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合作的历史。只有那些与环境、与他者、与群体进行积极合作的物种才是最适应的物种，才是最安全的。在已知的世界中，最具合作意识和合作行为的是人类。人类有着比任何其他物种更为成功的发展进化。人类成功和人类社会进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类是超级合作者，正是合作给予人类最长时段、最根本的安全保障。
三 国家安全的内向化与全球安全文化的裂解危机
如果说三十多年全球化的过程逐渐生发了一种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那么这种雏形是十分脆弱的，作为全球安全文化基础的三种共有知识内容（即开放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不断受到怀疑、冲击和侵蚀，甚至有全面瓦解的可能。可以看到，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总体上合作是主导面，二十国集团的成立是国际社会合作的一个标识性产物，但自此之后，国际合作开始一路走低，到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入低谷期，全球安全文化面临大面积裂解的严重危机。
（一）全球治理失灵及民粹现实主义的兴起
全球安全文化之所以面临重大危机，与全球治理失灵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上文所述，2004年，联合国在《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中明确界定了新的安全威胁，并指出了除国家间安全威胁之外的几大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贫穷、传染病和环境退化，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冲突，核武器、放射性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恐怖主义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应该说，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威胁，这些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冷战后世界现实的。而且，这些全球性威胁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领域的威胁可以外溢到其他领域，造成大面积损失。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也最惨痛的案例。
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采取措施，试图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解决这些领域的安全威胁问题。但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持续积累。国际社会成员不断感受到安全威胁，持续产生不同形式的安全焦虑。三十多年的全球化进程在见证全球福祉整体上升的同时，也目睹了全球安全威胁的日益严重和全球治理赤字的不断增长。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最重要行为体，没有能够实现新自由制度主义预期的那种制度性合作，全球公地悲剧不断上演，治理失灵现象不断发生。
《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列出的全球性安全威胁领域，至今没有一个领域的安全威胁得到有效解决。世界经济领域的危机时而出现，世界贸易组织主持的多哈谈判陷入无限期的僵局；联合国主持的气候变化领域谈判困难重重，终于在2015年达成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巴黎协议》，但不久美国就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使气候变化领域的治理遭遇重挫；反恐领域的治理一直受到关注，但整个形势似乎是“越反越恐”，贫困和贫富差距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恐怖主义威胁也就难以根本消除。由于治理赤字越来越大，很多人对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以及现有国际机制消除安全威胁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对通过全球多边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安全的实践失去了信心。
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反映就是民粹现实主义的兴起。 民粹现实主义是民粹主义和强现实主义的结合。民粹主义强调本民族最重要，现实主义认为物质性实力最重要。民粹现实主义集中了两种思想的极端成分，强调民族国家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实力至上。在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性安全威胁日益严重之际，民粹现实主义反映了反全球化背后的极端理念，也成为逆全球化行动的思想支撑。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美国近期的政治进程。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中一再宣称“美国优先”的逻辑，高呼“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才将是我们的主义”（Americanism, not globalism, will be our credo）的口号。2017年，欧洲一些著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巴黎发表了名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公开声明，主要内容包括：欧洲是我们的家园，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识，反对地区一体化强加于人们的统一，多元主义文化行不通，民粹主义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等等，通篇表现了强民粹主义的主张和反全球化的呼吁。
这些思潮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在战略和政策方面也有具体表现。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开始在国际贸易、移民等领域采取更加保守主义的政策；由于英国脱欧这一重大政策变故，人们开始对欧盟前途充满担心，法国等欧洲大国的选举也成为两种力量的竞技场。包容性国际社会、开放型世界经济、地区一体化进程、传统国际安全等问题都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焦虑点。
（二）国家安全的内向化
民粹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回归。自1648年以国家为主导行为体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国家就是国际政治的主体，并且往往被认定为唯一主体。国家不仅被视为最高权威，而且是现代性和理性的化身，但全球化的发展迫使国家面临三个重大问题。其一，威胁源的变化。对于国家而言，威胁可能不再来自其他国家，而是来自难以预测的力量。其二，直接威胁对象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对象是国家，而全球性威胁的直接威胁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是国家的公民，通过威胁国家的公民而威胁国家自身。其三，应对安全威胁方式的变化。国家消解传统安全的基本方式是加强自身的实力，但面对全球性安全威胁，单一国家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无法有效应对。
在这种情势之下，国家开始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合作来消解面临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是，全球治理的失灵及其造成的对合作治理和多边机制的失望，使得民粹现实主义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思潮。在全球性安全威胁日趋严重、全球治理赤字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人们产生了严重的安全焦虑，安全回归国家成为一种对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反映。其间，有三个标志性事件，表现了国家安全的内向化和全球安全文化的裂解危机。
第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从全球化肇始国家美国开始的，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导致投资者失去信心，大规模流动性危机随之爆发，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由于全球金融业的高度相互依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银行都是连在一起，加之互联网的便利和快速效应，一旦危机在某一节点发生，就会变成全球规模的危机。所以，初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虽然这一次危机仍然基本上是以合作的方式予以解决的，新兴经济体也通过二十国集团走到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但安全焦虑从2008年金融危机就开始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国家梦魇。开放安全尤其受到怀疑，隔断联系、消除安全焦虑、保障自我安全，成为热议话题，全球化也因之遭受多方面的质疑。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英国决定脱欧。自金融危机以来，反全球化的声音和逆全球化的行动越来越明显。但是从整体上看，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力量仍在持续，国家也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全球性安全威胁。一些重大公共安全威胁的应对也是在多边国际组织的指导和协调下展开的，比如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但是，英国脱离欧盟却是一次重大的事件，表明国家开始以内向的方式解决自身感知到的安全威胁。英国决定脱欧的原因很多，比如英国对欧盟的难民政策不满，认为难民严重地威胁了英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且，英国整体经济水平较高，其感到在欧盟之中，无论是在预算承担还是在其他欧盟责任方面，都属于“吃亏”的一方。因此，脱离欧盟被视为能够更好地保护英国自身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安全，而留在欧盟反而成为对英国安全的损害。英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之一，所以，英国脱欧的象征性意义要比实际意义大得多，它表明国家以内向求安全、以与国际社会或地区社会不合作的方式保障自我安全的思考，在一个当初坚决支持全球化的国家成为现实。这对全球安全文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严重的裂解。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英国决定脱欧的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美国的政治进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美国这个一度高举全球主义和开放安全的大国，表现出极大的安全焦虑，公开宣示回归现实主义。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理念和政策表现得更加明显。特朗普上台伊始，就提出“美国优先”等一系列口号和政策。在边界筑墙、对移民问题强硬、认为美国在全球化的开放体系中相对收益减少等等，都反映了强烈的内向意识。在极力推动与中国全面“脱钩”方面，更是明显地表现出安全焦虑和身份忧郁的心态。“重振美国”是目的，“退回美国”是手段，美国的行为是对全球化最严重的打击，也是对全球安全文化最严重的腐蚀剂。
美国的内向化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英国，国家以内向求安全的路径开始成为世界政治的一种显象，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退向霍布斯文化、退回国家主义的安全取向。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内向化态势。国家重新将安全界定为一种封闭的意义体系，将开放体系视为安全威胁的根源，将转入自我封闭、依靠自我力量作为消除安全焦虑的途径。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裂解全球安全文化作出铺垫，那么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则明确表现了对共同体的不信任，认为自身安全和利益只能通过自我实力才能实现。在经济安全问题上退缩国家壁垒的行动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因为任何经济因素都不是孤立的，经济安全的回缩内卷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势必会表现在其他安全领域。
国家安全内向走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登峰造极，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如此。全球化的标识是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的特征是高度关联的敏感性安全认知和脆弱性安全现实。只有整个国际社会的全面安全，才会有每一个成员的自身安全；也只有每一个成员安全，国际社会才能整体安全。每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国际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每个国家的利益也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整个人类更加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新型冠状病毒是整个人类的公敌，将全球性安全威胁的所有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这样一种威胁，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本应团结合作，以人类的名义协力抗疫。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各国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更有甚者，抗疫行动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国他人，进行污名化评论，以极端民族主义心态对抗疫合作妄加评议、恶意猜度背后动机，以狭隘自我利益冷眼旁观其他国家的疫情发展和抗疫行动，等等不一。更加深远的影响是，人们开始认为封闭是安全的保障，退缩一隅是消除安全焦虑的灵丹妙药。对于全球安全文化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倒退。
四 全球安全文化退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屡屡遭遇无奈的合作困境，动摇了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雏形的基石。全球化过程中初露端倪的全球安全共识遭遇重大危机。具体表现在全球安全文化的三个核心内容均受到侵蚀，致使全球安全文化出现严重的退化迹象，国家内向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一）以封闭安全拆解开放安全
国家内向化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封闭安全的理念和政策方面。封闭安全预设，在封闭系统中的生命是最安全的。有人将其称为“堡垒理论”，躲在堡垒里面最能够保证自身性命，堡垒越是修建得坚固，安全系数也就越高。而开放只能造成极大的不安全。
“相对收益”理论为封闭安全提供了思想依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大辩论中，一个聚焦问题是“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之争。当时，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收益问题上持“绝对收益”观，即在国家互动过程中，只要双方均可以收益，国家就会继续交往合作，虽然一方获益大一些，另一方获益少一些，但双方都从交往中获益，这就构成了开放互动过程的基础。 新现实主义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相对收益”的观点，认为收益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收益，而在于收益分配，即谁收益更多、谁收益较少这个问题。 国家合作心态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基于对权力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认为持续相对收益高的一方，最终会在权力上超过持续相对收益少的一方，因而成为全面的输家。“相对收益”理论引发的政策效应就是在双方或多方交往过程中，如果一方认为自己相对收益少于另一方或是另外几方，那么为了自身即时的收益安全和最终的全面安全，就会放弃交往、退回自我。“相对收益”理论导出“封闭安全”的政策。
“脱钩”是封闭安全的最典型案例。特朗普上台以来，首先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吃了大亏”。经过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相对实力不断下降，虽然绝对收益并不少，但较之于中国，相对收益却越来越小，结果是两国整体实力差距急剧缩小，美国霸权秩序的时代也告结束。 特朗普政府将这一切归咎于美国相对收益的减少，于是开始实施“脱钩”政策，在经济贸易领域对中国施压，力求所谓“公平”，在产业、科技、信息、教育等不同领域，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力推“脱钩”政策，中断合作项目，制裁华为公司等企业，关停孔子学院，中断人文交流，等等不一。
脱钩与被脱钩会呈现一种连锁反应。美国强制性与中国“脱钩”，迫使中国也不得不做“脱钩”的准备，制定应对“脱钩”的策略。“脱钩”还使得一些国家将相对收益考虑放在首位，只要自己认为收益分配不公平，就可以实施“脱钩”政策。这就形成一种对开放安全的反文化瓦解效应，国家不断内向化，开放被视为威胁，封闭被视为安全。就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显示的那样，全球开放体系也面临走向各自为政的封闭体系的危险。
（二）以建构敌人瓦解共同安全
国家内向化使共同安全成为虚幻。共同安全的基础是开放体系，是全球化带来的共同威胁，是国家将自己界定为全球开放社会中的共同成员。国家内向化使得这种前提不复存在，使得国家从自我封闭的视窗里重新界定自我、框定他者、理解和诠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安全内向化的直接效应是在国际体系中建构敌对他者的身份，而这个敌对他者必然是其他国家。这种二元对立的身份政治瓦解了共同安全的基础。一方面，国家退缩到自身构筑的堡垒之中，在心态上就排斥了合作的可能；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身份政治又将国家之间的交往视为零和博弈与竞争游戏。
二元对立的身份是国家内向化的一种很容易形成的身份再界定。理查德·N. 勒博（Richard Ned Lebow）曾经讨论过康德—黑格尔的冲突型身份图式：为了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必须塑造一个敌对的“他者”。 康德在自社会和他社会之间标定了一条明确的界限，认为自社会是以牺牲他社会为存在条件的。 黑格尔则指出，自国家和他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使双方都具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和相互身份认知。勒博认为，如果遵循康德—黑格尔冲突性自我—他者关系的二元对立认知图式，他者的原型必然是负面的和敌对的。
这种二元对立身份的建构过程是滋生自闭性和自大性民族主义的最佳土壤，并很容易形成以自民族为内向核心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深层内涵在于对身份安全的诠释，基本观点是一种极其简单、黑白分明的敌我对立的身份政治：以建构敌对他者的身份明确自我身份的意义，以将一切过错归咎于敌对他者的心态诠释自我安全的威胁，以消除敌对他者的斗争作为保障自我绝对安全的终极手段。国家内向化和民族内向化的同步共时，成为疫情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使得民族国家不仅再度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坚硬堡垒，也成为了民族身份焦虑的缓释剂和民族身份安全的迷幻剂。
同时，二元对立的身份政治也使得相对收益成为极为敏感和极易泛安全化的问题。在国际合作中，由于没有任何合作交往会产生完全对等的收益，在收益分配高度敏感的内向化文化中，国家会将获得相对收益优势的他者视为竞争对手，将获得相对收益最高的国家视为主要对手甚至敌人。因此，内向化国家不再以外展视角内观自我，而是以内窥视角外观世界，重新定义自我，将自我视为开放交往过程中的受害者，将开放交往的过程视为负和互动，将交往他者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结果是不允许任何他者获取比自己更多的相对收益，即便是盟友也是如此。实际上，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认为相对收益敏感度系数k总是大于零的假定，只有在二元对立的政治身份中才能够成立。
因此，国与国之间权力的争夺就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获取相对收益成为权力斗争的主要矛盾方面；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就不再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跨国安全威胁，而是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在一个自我与他者敌对、本国与他国零和的博弈中，国际社会成员失去了以共有知识为基础的合作者身份，共同安全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失去了共同安全这一基础，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是很难立足的，更不用说进一步的进化了。
（三）以冲突叙事裂解合作安全
国家内向化导致了对身份的重新框定，以敌对他者界定自我意义、以消除敌对他者界定自我安全。内向化虽然会使国家心态缩据一隅，但实际上不能隔绝自国家与他国家的关系，而只能将这种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和解读，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以冲突叙事诠释国际关系的话语和实践。
这样一来，就再次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冲突逻辑，也回归到国际体系的霍布斯文化。将自我界定为处处受损的自我，将他者界定为处处沾光的对手，国际政治的剧场主题就成为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对过去30年美国对外战略的最主要批判就是：美国选错了敌人，误将基地组织等“蚊蝇”而不是将中俄等大国作为敌手。将非传统安全作为首要敌人是本末倒置，与中国等大国合作是“养虎为患”。错误的战略判断和战略行动导致了美国权力的衰退。 修昔底德陷阱是对大国竞争的形象描述，并在当今世界中明显具有成为安全文化重要内容的认知。 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人的外交政策也恰恰是对自我安全威胁从全球性问题回归大国冲突的再定义的具体实践。而一旦将他国界定为敌人，一切对敌斗争的手段就都被视为是正当的，消灭敌人也就成为自我安全的唯一途径。
当然，以冲突为主导叙事的安全文化也不是完全排除了合作的可能。但国际合作必然是有条件的存在，这个条件就是权力。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常用的一个例子是银行抢劫。当一个劫匪用手枪抵在银行行长脑袋上的时候，行长自然是百依百顺的合作。虽然他内心绝对不想与劫匪合作，但权力的强制使他不得不合作。制度现实主义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一篇经典论文中，谈到了这种合作的极端形式：虽然合作是可能的，但最终决定合作收益分配的是权力。 因为权力就是使对方做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研究了美国和日本在工业领域的合作，指出即便是在美国和日本这种友好国家之间，即便是在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对收益都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在安全这类高政治领域，尤其是在对手之间，权力强制性合作更是国家采用的手段。进而，国家之间的竞争性越强，对相对收益的敏感度就越高。 在冲突叙事中，制度性合作、友谊性合作都是不可靠的，只有权力强制性合作才是可靠的。也正是因为合作是权力的产物，所以，这种合作是不具本体意义的，权力竞争才是国际关系的本质。
如果冲突安全叙事与身份政治叠加，国家内向化就使得国家间安全合作更为渺茫。国家内向化使得国际体系成员的身份被重新定义为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根据身份政治的理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动， 他者的安全目的一定是基于自我的非安全而设定的。既然敌对他者的身份决定了它必然是以侵犯自我安全为目的，国家安全首先就是破除敌人的任何威胁手段。以国家间安全威胁重新界定国际政治，以国家间敌对重新界定国家身份，安全合作也就在根本上成为零和博弈。强制性合作是必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能的，比如采取高压政策，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至多是策略性的，因之也是短暂的。在这样一种整体叙事中，场景被重新框定，剧本被重新改写，角色身份和关系性质也都被重新界定，开放空间成为安全威胁的条件，安全再次成为无政府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生存游戏，平等的安全合作也再度成为一种迷思。对此，任何理想化的认知都会产生错觉和误导。
五 结语
全球安全文化是国家行为的背景性要素。全球安全文化是国家塑造的，一经形成，则会对国家的思维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正如张东荪先生早已说过的那样，“故文化是由人所创造，迨文化起来之后，文化却又创造了人……” 虽然安全文化与国家行为两者之间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但作为背景性要素，它对国家的安全认知和战略取向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国际关系的性质和世界秩序的格局。在当今百年变局之际，全球安全文化的演变尤其需要关注。
实际上，安全焦虑和国家内向化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已经酝酿、生发并逐步加强。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公共安全事件不仅没有改变这种现象，反而急速加剧了对于刚具雏形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猛烈冲击。在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退化过程中，国家的安全内向化、国际安全合作的裂解、安全冲突的加剧、国家之间对相对收益敏感程度等，都会更加明显；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地缘竞争、在国际多边组织中的不合作行为，也会明显加剧。
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安全文化的这种裂解会持续发展，国际秩序会呈现合作型和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两种力量的艰苦较量。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发展趋势不会完全逆转，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支柱性内涵——开放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也不会全然消失。可以看到，即便在当今民粹主义、国家中心主义、零和安全思想泛滥之际，坚持安全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体系的力量依然强劲。当下的裂解退化可能预示着更加开放的全球性安全实践和更加合作的安全文化的再形成。不过，再形成的过程必然是长期的、曲折的，也一定会充满困难和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