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百年大变局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美国霸权秩序的结束，美国依然是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作为全球霸权国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霸权作为一种世界秩序随之亦告终结。虽然两极成为当下的热门话语，但两极格局形成的基本物质性和制度性条件并不存在，二元对立的撕裂世界更不具合法性基础，也不被中美两个国家所接受，以两极对抗为主轴的世界秩序难以形成。一个多元世界的时代正在开始，多极权力格局、多层制度安排、多维思想理念是其典型特征。多元世界以包容性多边主义作为基本的秩序形态，包括以多边国际制度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通过政策协调达成国际合作、平衡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以保护全球公地。
关键词：世界秩序 霸权秩序 两极格局 多元世界 包容性多边主义
作者简介：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含诸多内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受到的严峻挑战、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创新，等等不一。但从总体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霸权秩序的终结。从一战之后美国提出世界秩序的思想原则和制度理念至今已经100年时间，美国霸权的结束意味着霸权秩序的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有霸权国和崛起大国两极对抗格局的形成，而是标志着一个多元时代的开始。对于这样一个多元的复杂世界，适切的秩序形态是包容性多边主义。
一、霸权秩序的终结
当前世界秩序的第一个争论焦点，是美国霸权秩序是否依然存在。不少学者认为美国霸权秩序已经结束。阿米塔·阿查亚认为，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绝对占优地位不复存在，以美国霸权为基本标志的世界秩序亦告结束。①查尔斯·库普乾也提出，美国自由国际秩序与全球化难以吻合，美国现在缺乏管理世界的实力，所以需要采取适当收缩的中间道路。②当然，不同观点依然存在。约翰·伊肯伯里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一方面承认美国霸权自由主义作为国际秩序已经陷入危机之中，尤其是特朗普任期对于美国秩序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作用。但伊肯伯里也认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没有终结，关键是需要美国和盟友的团结，共同克服危机，重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③美国总统拜登曾专门在《外交事务》发文称，美国必须重新领导世界。④
为了厘清美国霸权终结的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霸权建立和运行的整个过程。
(一)美国霸权秩序的建立与扩展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被称为“美国霸权秩序”或是“自由国际秩序”，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制度霸权秩序。美国建立世界秩序的思路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已经显现出来，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方案》反映了美国秩序的基本轮廓，包括思想理念和制度设计。⑤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意识和政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权威使欧洲列强接受美国提出的新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重新启动了建立以美国理念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从总体设计上来看，罗斯福的国际秩序思想和威尔逊对国联的设计没有实质性区别，以国际制度替代实力均衡、以国际组织替代列强结盟、以自由主义替代权力政治依然是核心内容。⑥但罗斯福强调了大国的国际责任和大国之间的协调，并凭借二战胜利和美国的实力，克服了国内外阻力，实现了美国秩序的落地时刻。
美苏冷战的爆发使美国的秩序设计失去了完整的世界意义，只能在西方范围内实施。因此，美国的秩序安排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球秩序，而是一种半球秩序，只适用于美国影响力可及的地域。美国展开了两个主要方面的重点建设：一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向外传播，借此凝聚了西方盟友，增强了在世界的影响力。二是安全与经济两大领域里国际制度的建设。联合国的成立是制度建设的顶层构架，安理会成为安全领域的最重要制度安排，也是以联合国的核心任务——维护和平——为首要责任。另外，就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制度安排，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一阶段是美国霸权秩序的建设和运行期。
半球霸权秩序直到冷战结束才得以实质性改变。冷战之后近30年的时间是美国霸权秩序的巅峰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国霸权秩序扩展到整个世界。在实力基础方面，美国真正成为一家独大的霸权国家，成为一超多强中的一超；在思想理念方面，美国认为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美国价值理念已经被世界所接受；国际制度安排方面，美国期望国际体系层面的国际制度发挥主要作用，甚至认为地区性制度安排或是非体系层面的其他制度安排，都不符合霸权秩序的要求并会削弱体系层面的制度能力。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福山看到了历史的终结⑦，基欧汉也认为冷战之后20多年的这一时段是自由制度主义全面主导的时期⑧。
(二)美国霸权秩序的权力基础
简单回顾一下美国霸权的历史，可以发现建立和运行霸权秩序需要具有三种权力作为支撑，即物质性权力、制度性权力和合法性权力。物质性权力指可见权力资源，比如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等，也被称为潜在权力，超强的物质性权力是霸权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物质性权力，必须达到明显超越所有其他国家的程度。冷战后美国综合实力高居世界首位，国民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不仅高居世界第一，而且与跟随其后的大国相比，也有明显的距离。二是使用物质性权力的政治意愿。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在物质性权力方面首屈一指，但却没有使用权力的意愿，它就仍然不具霸权国身份，也难以建立世界霸权体系。比如一战之后的美国，虽然实力已居世界首位，但美国并没有用其建立国际霸权体系的意愿，威尔逊的国际秩序设想只能功亏一篑，无法得以实施。
第二种权力是制度性权力。制度性权力指建立国际制度以及运作国际制度的能力。通过国际制度框定国际问题、设置国际议程、实施国际行动，都是制度性权力的表现。这是霸权秩序的充分条件。历史上有过两种霸权秩序：一是帝国秩序。作为帝国中心的国家，可以使用自己的实力和法律实施统治和治理，罗马治下和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帝国的权力就是国际秩序的保障，帝国的法律就是国际秩序的法律。二是以霸权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虽然以霸权国家的实力为基础、以霸权国的制度原则为依据，但与帝国霸权不同的是，霸权国不可能凌驾于一切之上，需要有一种普遍适用的制度作为霸权秩序的支撑和运行机制。所谓“英国治下和平”，实际上是一种结合帝国霸权和霸权国主导的形态：一方面，日不落帝国有着广袤的殖民地；另一方面，英国又要与诸多现代国家共存共处，需要一种能够适用于处理这些所谓文明国家间关系的规则和规范体系。⑨到了美国霸权时期，前一种帝国霸权形态已经不复存在，所以美国需要以其实力建立普遍适用的国际制度来保全霸权秩序的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霸权从一开始就以国际制度为重点，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霸权。霸权国需要具备的重要权力是制度性权力。
第三种权力是合法性权力。合法性权力指霸权国使国际社会足够普遍地接受霸权秩序的能力。合法性是霸权秩序的允容性条件。现代国际体系是以国家为主导行为体的国际体系，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规则和规范的国际社会。单纯的物质性权力是不可能支撑一个霸权秩序的，强制性治理也不会得以顺利运行。任何国际秩序都需要有合法性，亦即有着国际社会的足够支持。回观美国霸权秩序，在整个冷战时期，其合法性都是不充分的，都是在半球范围之中。所以，当时美国霸权秩序是一种不完备霸权秩序，更多的是在西方世界中具有合法性，而在苏联管控的地域，无论是美国的实力还是美国设计的国际制度，都不具合法性基础。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霸权秩序才实现了比较普遍的世界性覆盖，合法性权力也从局部延伸到全球。因此，真正的美国世界霸权是从1989年冷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这20年的时段。虽然伊肯伯里认为美国自由主义霸权从二战结束之后就已经开始⑩，但所谓的美国“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亦即一般意义上的美国世界霸权阶段，是从冷战结束之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扩展的。
综上所述，霸权秩序是需要权力作为支撑的，但是对权力的诠释决不能仅仅限于可见实力，而是物质性权力、制度性权力和合法性权力的三位一体，三种权力分别构成了霸权秩序的必要、充分和允容性条件。一个具有超强实力的霸权国家是必要条件，一个由霸权国家主导建立和运行的国际制度是充分条件，一个普遍接受霸权国理念和制度的国际社会是允容性条件。没有其中任何一个，霸权秩序都不可能得以建立和运行。
(三)美国霸权秩序的巅峰与终结
美国霸权的衰退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话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力地位的下降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使人们联想到美国实力滑落和国际制度的崩溃。(11)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的实力下降并没有渲染的那么严重。经历了里根政府与苏联的加剧竞争时期，美国综合国力反而有着相对加强的趋势。所以，作为霸权秩序必要条件的实力基础在80年代并没有受到根本的侵蚀。另外，制度霸权的各种条件也没有消失。虽然这些国际制度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施，但在西方世界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之间除了军事结盟关系之外的其他合作也在深化。进而，制度效应不仅在西方国家之间显现效应，在发展中世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玛莎·芬尼莫尔讨论过国际组织怎样教授去殖民化后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使它们学会认识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利益诉求。虽然芬尼莫尔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居高临下的不平等色彩，但也说明霸权制度的传播效能。(12)与之并行的是霸权秩序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也在苏联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不断向更大的范围延伸。因此，霸权秩序的三个重要条件都没有消失。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到冷战结束，美国霸权秩序不但没有终结，而且向更大范围拓展。
冷战结束时，这种扩展得到全球化的助力，并在1989年至2008年期间达到顶峰。虽然美国的物质性权力比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有所下降，但制度性权力和合法性权力却都呈现上升的态势。(13)2001年“9·11”事件原本是一个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本土的事件，但很快被确定为威胁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因为“9·11”事件，恐怖主义被列为对人类安全的重大威胁，几乎整个世界都对受到恐怖主义袭击的美国表示了同情和支持。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始发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问题，但很快便席卷世界。在美国的倡议之下，成立了二十国集团，主要的任务就是应对金融危机，并且要求各主要经济体为之做出贡献。这两个例子说明美国的制度性权力和合法性权力，也说明美国霸权秩序的运行状况和实际效能。
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秩序的巅峰，同时也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真正衰退，或者说，这一年是美国霸权秩序退位的起始。此后，美国霸权秩序的几个重要条件都开始消解。2019年的新冠疫情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标志着美国霸权秩序的结束时刻。
首先，霸权秩序的实力基础受到严重挑战。冷战之后，一超多强的格局突出了一超的实力地位。但这种超强地位一路下降，美国和其他重要行为体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相对于中国和欧盟尤为明显。同时，美国的制度性权力也在减弱。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是美国动员世界主要国家进行合作的最后一次显示，二十国集团的发起和建立过程中也表现了美国制度性权力的效应，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制度的肆意破坏，使得美国制度性权力骤然下滑，也使世界看到一个美国总统就可以全面破坏国际制度，致使原来已经下降的信心更加消退。进而，霸权秩序的合法性也受到严重挑战。无论是霸权稳定论还是“美利坚治下和平”，都不足以使世界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霸权秩序。中国在宣示政策中从来不承认霸权秩序的合法性，主张世界上的事情不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需要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提倡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欧盟逐步发展了自己的治理模式，在世界事务中的独立地位越发明显，对于欧盟自身的规则和规范也有充分的信心，英国学者伊恩·曼纳斯甚至将欧盟称为“规范性力量”(14)。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制度在全球化过程中也表现出严重的治理赤字，要求改革的声音日益增强，霸权秩序失去了合法性权力的基础。
由于霸权秩序所需要的这些基本条件或是不复存在，或是十分脆弱，所以，美国霸权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国霸权秩序已告终结。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其作为超级霸权国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终结，并且，以一个霸权国为主导的霸权秩序时代也已经过去，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更加明显的多元化过程。除非历史出现戏剧性的逆行，否则，霸权秩序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两极格局的迷思
霸权时代的终结，引发了大量对后霸权时代世界秩序的讨论。其中，一个被热炒的话题是两极时代，专门指中美两国形成对抗性的两极格局，并且声称由此开始世界将进入一个两极格局主导世界事务的时代。在这种讨论中，两极对抗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标志。
(一)两极世界的叙事
霸权秩序终结之后，一种反复出现的观点是世界将迎来中美两极格局，两极对抗秩序将取代美国霸权。这种秩序观由来已久，尤其被单纯强调国家实力的权力政治学派和坚守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人物所青睐。冷战结束伊始，美国的伯恩斯坦和门罗就以《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书名，提出了美中必然发展到两强冲撞的地步，并建议美国及早做好准备，防止中国具有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实力。(15)但在20世纪80、90年代，虽然中国发展迅速，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中国更是以合作的姿态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所以，当时中美冲突的观点被更多地视为“狼来了”的空话，对两国关系的认识总体上是合作思想占据主导地位。(16)
其后，两极对抗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猛，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居亚洲之首；到2019年又达到美国的近70%。这使得美国一些智库认为，狼来了已经不是虚幻，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一度也有美国经济和战略学者提出“中美国”或是“中美两国共治”的观点，但总体上两极论的核心思想是对抗，是世界秩序依着两种对抗的力量而产生和运转。实力较量、冲突对抗、战略竞争——这些术语构成了两极格局以及两极秩序的基本内容。(17)典型的两极对抗是美苏冷战。之所以称之为典型，是因为美苏的对抗是全面的，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体制、到军事实力、再到社会运行机制和生活方式，无一不是以黑白二分的对抗为基本特征。最近，“新冷战”的类比也在四处传播，似乎世界已经转向并迈入美苏冷战那样的两极格局和强强争霸时期。
对于以两极对抗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着充分的论述。从根本上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关于冲突对抗的理论，以大国竞争为研究重心、以自我—他者的相互敌对建立国家认同，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从现实主义派生出来的中观理论，大多是围绕这些基本假定而展开的。经典现实主义认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差异引发冲突和战争。(18)权力转移理论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界定为天敌，当崛起国实力接近霸权国的时候，体系性战争发生概率最高。(19)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必然陷入冲突对抗的境地，最后发生两强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就像当年的斯巴达和雅典一样。(20)大国政治悲剧的观点，更是将大国之间关系的性质界定为不可避免的争斗态势，根本没有和解和共存的可能。所以，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美中之间必有一战，最强大国之间的斗争必然是世界霸权之争，任何以国际制度规范国家行为、促成国家合作的所谓自由国际主义，只能是痴人说梦的虚幻。(21)
如果说，强势现实主义主要考虑国家实力对比并以此界定世界格局的话，那么新冷战话语则是将两极对抗扩展到一种全景图式，尤其强调价值理念的对抗和对抗的非妥协性。《纽约时报》2020年曾经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就是《“意识形态斗争升级”，美国和中国滑向新冷战》。文章的主题很清楚：中美两国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新的冷战。(22)特朗普时期美国官方的讲话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最为典型的可能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这篇讲话的题目是《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仅仅这个题目就会使人们想到自我与他者的敌视和对峙，想起美苏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及其被撕裂的世界。其中，蓬佩奥称自由世界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不仅将中国视为贸易、科技等方面的对手，而且直言不讳地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威胁，并将此作为美中之间最根本的分歧与竞争，呼吁自由世界结成新的同盟，共同应对中国挑战。(23)
如果说实力较量，无论是权力转移论还是修昔底德陷阱，都是考虑力量对比所产生国家对抗的话，新冷战话语则是一种全景叙事，或者说是一种全面对抗的话语体系。美苏冷战时期是典型的两极秩序，是两种力量的对抗，也是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互不兼容。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对苏联进行了分析，既强调苏联意识形态思维的根深蒂固，也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及其建构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美国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并会延伸到诸多领域。(24)其后，NSC-68号文件将这种对立的重点置于军事方面，将美国的国际战略明确界定为遏制，两种力量的对抗在军事这个极其敏感的领域清晰地反映出来。(25)北约和华约的建立进而把两个国家的对抗扩展到两个国家集团的对抗，战略武器竞赛成为军事对抗的显性表象。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也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经济体系——经互会，在经济上与美国和西方分道扬镳。我们说冷战时期的美国霸权是不充分霸权，主要是因为两极格局的全面形成将美国的霸权影响拒之于苏联控制范围之外。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领地，分别有着各自的思想理念、制度规则和生活方式。当下，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战、实力角力和意识形态对抗又结合在一起，将“实力差距日渐缩小，但意识形态分歧却日益增大”并列而置，共同讲述两极全面对抗的神话。(26)
(二)两极秩序的形成条件
如果以美苏两极为基本参照，就可以发现两极格局形成的几个标志性条件。
1.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并且以战胜和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
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都宣称自己秉持的价值理念是普世真理，都试图以自己的价值理念改变对方的价值理念。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对抗，因为国家间关系只要上升到意识形态对抗的状态，就成为几近无解的对抗。尤其是对抗双方都认为自己秉持的理念能够战胜对方、改变对方，能够成为唯一普遍正确的理念。
2.存在两个对峙且相对均势的核心国家及各自的实力集团
两个实力集团以核心国家为主导，核心国家之间的实力相对均衡。冷战时期，虽然苏联的综合国力有着明显的差距，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在当时最具表象意义也是最受重视的军事领域，美苏两国却形成了战略均势的基本态势。如果说，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赫鲁晓夫意识到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仍具优势，并且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妥协，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美苏战略均势已经达成，双方的战略核武器能力不相上下。(27)这是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实力基础。此外，还需要形成两个围绕核心国家的国家集团或结盟。我们把对立国家集团视为两极的重要条件，是因为唯此可以将世界分为两个割裂的部分。北约和华约的成立表明两大集团的形成，也表现了美国和苏联的军事结盟集团在欧洲这一冷战前沿的对峙态势。
3.存在两套对立的国际制度体系
冷战的两极格局不仅表现在美苏两国国内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完全对立，在经济领域也存在两套平行的集团性经济体系，各自以自身的制度和规则运行，并且相互之间基本没有交换性互动。美国和西方盟友之间的经济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自由主义规则体系，而苏联及经互会成员却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设计为原则，生产权和分配权都集中在国家。两套制度的思想基础、实施原则和运行方式都无法兼容，两套制度之间也没有任何交集。即便两个核心国家共在的联合国，在重大问题上也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对，比如在安理会对重要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大量使用否决权，就反映了这种全面的对抗态势。
进而，对抗的两种理念、对峙的两种力量和对立的两套制度，也形成两个分割对立的国际社会。两极格局不仅是国家之间的两极对立，也直接造就了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割。在紧密两极格局状态下，社会交往基本上不会存在，更不用说人员的自由往来；在松散两极格局中，社会交往也是被控制在最低程度。柏林墙既是物理阻断的实体高墙，又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隔绝符号。
(三)两极话语的虚构与当今世界的现实
如果我们审视当今的世界，可以发现上述这些因素或是不存在，或是不完全存在，因之不足以形成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和两极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确实有着很大不同，这也反映在政治制度方面。认为世界已经处于两极格局的观点，将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渲染成为你死我活的对抗。但是，只有当两种意识形态均试图以一种压倒和取代另外一种的时候，对抗才能形成。美国有着强烈的弥赛亚意识，但是，中国却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普遍推广的“普世价值”。
中国的物质性权力迅速增长并接近美国，这是权力政治学者认为中美两极格局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但是，美国霸权终结是指美国的权力组合已经无法维持世界的霸权秩序，而美国自身依然是世界上绝对实力最强的国家，也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这样的实力地位。进而，当今世界仅凭物质性权力是难以形成极间对立的，话语权力、制度性权力、舆论权力等都需要统合考虑。据此，美苏那种在当时统领一切的军事领域达成战略均衡和总体均势的情景没有出现，综合实力分布仍然不足以形成两极对抗格局。进而，当今世界形成以核心国家为主导的两个结盟体系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极度松散或是准结盟体系都难以出现。世界大多数国家不会轻易选边站队，更不会分别与大国再建同盟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国小国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会轻易追随哪一个强势国家，两极秩序犹如霸权秩序一样，在当今世界不具合法性意义，因此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进而，现在也不存在两套对立平行运作的国际制度。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基本制度和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之中，一直以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为目标，迄今为止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多边国际组织和公约。(28)在这种环境之中，不同国家、社会之间交往密切，大量的人员交流使文明文化之间、国家之间、社会之间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真实。这在客观上重新界定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也抵消了一些极端民粹主义的宣传和偏见。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中美两国政府从全球的发展趋势和各自的国家战略考虑，都不会承认两极格局。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对于霸权的眷恋不会消失，对于建立紧密同盟的希望也不会减弱，领导世界的意愿依然存在并会随着拜登政府的推动再度升温。美国希望的是再度领导世界，而不是与中国分庭抗礼。对于中国来说，明晰的中美两极对抗格局违背不称霸的战略宣示，也不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信念。中国的基本目标和最高利益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不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从中国战略利益考虑，界限分明、竞争冲突的两极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尤其不利。即便是当年有些美国学者提出以合作为主的“两国共治”“中美国”等建议，也没有被中美两国政府(以及其他国家)所接受。因此，推动多极化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目前明智的战略选择和策略行动。
据上所述，即便中美战略竞争在一定条件下加剧，两极格局和两极主导的世界秩序依然难以出现，两极说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政治的臆想和理念对抗的迷思。一个撕裂的世界对任何人都不是好的事情，因此不会被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接受。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对于话语力量掉以轻心，因为任何话语都可能在不断重复和不断加强的过程中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下关于两极对立的强势话语和反复炒作尤其值得高度警惕，即便在原本不可能出现修昔底德陷阱的条件下，不断重复的话语冲击就可能导致不断出现的战略误判，导致不断升温的舆论环境，甚至最终真正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将世界拉回到冲突对抗的两极格局中去。
三、多元世界与包容性多边主义
后霸权时代所呈现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多种多样的国际和全球行为体共处并存，都会发挥各自的作用；多个权力中心、多样治理模式、多种理念思潮，也都会产生重要的秩序意义。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个多元世界，才会积极地借鉴历史、不致重陷大国争霸的威斯特伐利亚传统窠臼之中，才会真正认识到后霸权时代的积极意义和秩序特征，也才会发现世界秩序与人类社会的总体进化趋势。
(一)多元世界的形成和形态
霸权时代的世界秩序以霸权主导为典型特征，两极秩序的特点则是世界事务围绕两极的对抗而展开。霸权秩序终结，两极格局也难以产生，这就意味着世界的权力不是更加集中，而是更趋分散。世界正朝着一个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这种多元化是全方位的，表现在国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主要讨论多元态势的三个主要方面：一是物质实力的多极，二是制度结构的多层，三是思想理念的多维。
多极指力量格局的多中心状态。从物质性权力角度来看，中、美、欧盟是世界权力的三个中心。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是世界第一，也依然会占据总体实力的首位，但欧盟和中国都已达到美国的70%上下，基本形成了中美欧比较稳定的三足鼎立态势。除此之外，俄罗斯、印度、东盟等重要国际行为体也构成了权力次中心，在各自的地缘环境和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虽然世界依然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作用也日渐明显。比如国际组织、多国公司、跨国社会网络等，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对于这些国际行为体的作用往往忽略不计，但全球化使它们的作用彰显，在世界性议程设定和理念传播方面，其影响力尤为明显。新冠疫情虽然严重地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但这一总体权力格局不会因之改变，并且在较长时间会持续存在。任何单一国家要具有全面主导国际事务的权力优势都是不可能的。
多层指国际制度的多层次状态。霸权秩序中的国际制度安排集中在国际体系层面，作为霸权国的美国所主要关注的也是国际体系层面的制度性安排。一战之后威尔逊设计国际制度体系的时候就反映了这样的构思，二战后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冷战结束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世界相互依存程度的大幅度提升，这种全球性制度安排也更多地付诸实施。在权力分散后的后霸权世界，制度性安排会向多层面和多领域发展。以全球治理为例，地区层面的制度安排会更加活跃、更容易达成协议和解决实际问题；议题导向的制度性安排会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得到加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领域，并会依照参与者的能力和意愿，形成多种不同的治理中心；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制度性权力会进一步加大，以倡议联盟的形式对全球治理的问题框定和议程设置、对各国政府的政策都会施加更大的影响。更为立体多面的国际制度和治理形态，将成为多元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
多维指思想理念的多维状态。在霸权秩序中，霸权国的思想理念往往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扩展的20年里，美国的自由宪政思想被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思想和行为导向，许多制度设计也是以这样的思想理念为基础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是以国际自由主义为理念支撑的。当今世界，思想理念的多维度和多样性已经十分明显。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已经前所未有地多样化了。(29)对于治理模式、发展道路、体制机制等重要问题，多元态势日趋明显。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虽然受到严重挑战，但仍然会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中国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欧盟更接近于第三条道路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模式，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都与美国有着明显的不同。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理念也呈现多样化，不是完全遵循某一种模式或者模仿某一种道路。世界主流意识形态这些思想理念更多的是一种共存性竞争，而不是冷战时期美苏那种价值观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以及两者都宣称的独步天下的普世意义。除此之外，民粹主义、保守主义、逆全球化思想、反全球化理念，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存在并产生影响。
(二)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原则性内容
多极多层多维复合体是当下世界的现实。在不存在霸权和两极格局的条件下，最有可能也是最有秩序意义的是包容性多边主义。包容性多边主义的根本依然是多边主义，在一个多极多层多维的复合体中，多边主义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适切的秩序支柱，100多年的国际关系历史和联合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多边主义比权力政治和实力均衡更能够保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的秩序实践。
包容性多边主义首先坚持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依照国际制度而不是权势来建设和维持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以多边平台的协商而不是以强制的压服管理世界事务；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而不是威胁甚至武力达成国际合作；在多边条件下平衡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培育全球公民意识、防止全球公地悲剧的发生。(30)包容性多边主义与之前霸权主导下的多边主义最根本的一点不同，是突出包容求同的理念和原则，关注的是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分歧，强调的是人类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取向。这是多元世界的基本条件所决定的，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进步标志。
包容性多边主义需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性内容。
1.天下无外的实践原则
天下无外的实践原则(31)，即以全球观照的视野，不分南北、无问东西，将国际社会所有成员视为命运共同体内的平等成员。西方国际政治传统中明确划定内外界限的做法由来已久。理查德·勒博在批判康德—黑格尔的自我—他者关系原型时指出，为了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必须塑造一个负面、敌对的“他者”。(32)以现代国际体系为例，国家分为“我们”国家和“他们”国家，以“他们”国家的负面意义塑造“我们”国家的身份认同。遵循这样一种冲突性自我—他者关系的认知图式，他者的原型必然是负面和敌对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必然是冲突互斥的，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必然是黑白分明。(33)无外原则需要摒弃这种传统国际政治内外划界、我他对立的思维模式。当今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呈多元形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社会力量等等。包容性多边主义主张所有国际社会成员都是世界秩序平等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这就要求不以国际社会成员的自身同质性程度划定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而是以共同体意识消解自我—他者的互斥性认同政治。
2.兼容并蓄的价值取向
需要承认，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复合体，存在不同的文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思想理念。(34)超越意识形态、保持差异的和平共处，寻求积极的相处之道，是多元世界秩序的前提，也是全球治理的基本保证。今后的世界，不会以某一种文明文化为主导，也不会出现完全同质化的价值理念。权力政治理论将国家利益差异当作冲突的原因，文明冲突理论将文明差异当作冲突的原因，民主和平理论将国家之间的制度体制视为冲突的原因，国际关系的主流叙事似乎已经将差异导向冲突作为人类社会的常态。(35)如果将差异视为冲突的根源，将不同思想视为失序的原因，世界就会时刻面临冲突甚至战争的威胁。但是，如果将不同的价值理念共存共生视为常态，把差异视为生命繁荣的条件，将不同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视为相辅相成的因素，在实践中将其各自优势合而用之，(36)人类社会就会有更加合作的秩序状态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共同进化。
3.民主协商的决策程序
在后霸权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为世界定规则、不具备支撑国际制度有效运行的能力，同时，国际社会的多元态势也不会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主导国际事务的合法性。包容性多边主义需要一种民主协商的多边决策程序。在讨论国际制度的时候，许多重要著述都强调决策程序是制度的重要内容。(37)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治理失灵、治理赤字严重，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改革、在制度实施不力的领域制定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制度缺失的领域进行制度建设。这些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决心和共同决策。民主协商的决策程序要求大国之间开展对全球公地有利的磋商协调，因为大国有着更多的能力资源，也有着更大的全球责任；同时也要求所有相关成员的共同协商，尤其是攸关方的协商，共同改革、制定和实施国际制度。东盟和欧盟的协商机制和决策实践，总体而言是一种没有单一霸权国的决策程序，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美国霸权作为一种秩序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时代，多极的力量格局、多层的制度运作、多维的思想理念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一种世界秩序的终结可能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无序混乱、制度失灵，另外一种是承前启后、推动进步，朝着更加合理的秩序发展。当今世界正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果国际社会成员不能妥善协调全球与国家的关系，不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就有可能重回强权政治、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世界只能是一个更加不安全的场所、更加不适宜人类栖居共处的地域。承认多元世界的现实，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发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价值理念相即共生之道，建设以包容性多边主义为支柱的世界秩序，全球才有可能实施有效治理，世界才有可能建立和平、繁荣和进步的秩序。
注释：
①参见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Charles Kupchan,No One's World:The West,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I.Buruma,"The End of the Anglo-American Ord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Nov.29,2016。
②参见查尔斯·库普乾：《美国外交政策的中间道路》，于永群译，同济战略派网站，http://www.jr118.com/28389-1.html[2021-02-25]。原文载Foreign Policy,January 15,2021。
③John Ikenberry,"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 Mario Teló and Didier Vivers eds.,USA,China and Europe,Brussels:Academe royal de Belgium,2020,pp.28-79.
④小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为什么美国必须领导世界》，刘馨蔓、宋懿达译，https://ishare.ifeng.com/c/s/7yvy8EsDItJ[2021-02-23]。原文载Foreigr Affairs,May/June,2020。
⑤参见卡列维·霍尔斯蒂：《战争与和平：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王浦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八章；韩丽：《新外交·旧世界：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北京：同心出版社，2002年，第108—148页。
⑥Herbert Feis,Churchill,Roosevelt,Stal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⑦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89,p.4.
⑧Robert Keohane,"Twenty Years of Institutional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6,No.2,2012,p.125.
⑨Edward Keene,"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ierarchy:British Treaty-making Against the Slave Trade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1,No.2,2007,pp.311-339.
⑩伊肯伯里观点不同，认为美国的世界霸权秩序从二战之后就开始了。他说：“在70年的时间里，世界的主导秩序是西方自由秩序。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及其伙伴建立了一个多面且延展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是围绕经济开放、多边制度、安全合作和民主联盟而组织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第一公民’，形成了‘霸权领导’，发挥了协调同盟、稳定世界经济、促成合作、倡导‘自由世界’价值的作用。”参见：Ikenberry,"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p.47。
(11)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历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55页。
(12)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13.
(13)Joseph 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
(14)Ian Manners,"Normative Power Europe: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CMS,Vol.40,No.2,June,2002,p.239.
(15)参见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隋丽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8—41页。
(16)参见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年，第1—23页；贾庆国、汤炜编著：《棘手的合作：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35—41页；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田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17)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Thompson,"Power Transition,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Vol.29,2003,pp.315-342.
(18)参见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75—79页。
(19)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0)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pp.Xi-XX.
(21)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2001,pp.29-5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65页。
(22)Steven Lee Myers and Paul Mozur,"'Caught in Ideological Spiral,' U.S.and China Drift Toward Cold War," The New York Times,July 14,2020.
(23)参见《蓬佩奥尼克松图书馆前演说全文——〈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佚名译，https://m.fx168.com/active/article/4041197.html[2021-02-25]。
(24)George Kennan,"The Sources of the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Vol.25,No.4,1947,pp.566-582.
(25)James Nathan and James Oliver,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Order,4th ed.,the United States: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89.
(26)Myers and Paul Mozur,"'Caught in Ideological Spiral,' U.S.and China Drift Toward Cold War."
(27)John Spani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Ⅱ,11th ed.,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88.
(28)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29)参见张蕴岭、杨光斌等：《如何认识和理解百年大变局》，《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第9页。
(30)参见约翰·鲁杰：《多边主义》，苏长河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4页；Qin Yaqing,"Populism,Globalization and Future World Order," in Thomas Meyer,José Luís de Sales Marques and Mario Telò,eds.,Cultures,Nationalism and Popu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0,pp.149-163。
(31)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75—80页。
(32)Richard Ned Lebow,"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2,No.4,2008,p.473.
(33)Shannon Brincat and L.H.M.Ling,"Dialectics for IR:Hegel and the Dao," Globalizations,Vol.11,No.5,2014,pp.663-664.
(34)参见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页；Bhikhu Parekh,2nd.edn.,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Hounds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and 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2006。
(35)Hans John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3[rd] ed.New York,Alfred A.Knopf,1961,pp.4-15;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2,No.3,1993,pp.22-49; Bruce 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36)参见杜维明：《全球化与多样性》，载哈佛燕京学社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5—105页。杜维明教授的这篇文章是2001年《联合国文明对话》第二章。
(37)Stephen 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