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可以概括为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文化核心。在古代，儒家文化以教化的形式建构了中国人的心灵秩序与社会秩序，从制度与心性两个维度对中国人的生活发挥着实际作用，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风俗与道德。现代以来，王国维、陈寅恪等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贺麟等哲学家则非常重视儒家文化与中国人的心性修养之间的关联。现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深受启蒙的影响，从而大都可归在“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性主张之下，即主张发挥心性儒学而排斥制度儒学以成全中国的现代性事业。实际上，儒家文化的复兴需要建构新的制度形式，无论是采取从属于社会的独立的教化制度，还是采取与其他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方式。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教化对社会制度的可能的影响力与渗透力。只有在突破了教化重建的制度瓶颈之后，心性儒学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理性、深入的思考，既要面向现实，又要尊重经典，在经典、历史、理性与体验四重权威的指导下重构儒学。在儒学的重构中哲学的意义至关重要，可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经典儒学的重新建构。既然儒学的重构必须基于教化概念，那么，就必须将对经典的认信作为基础，因此首先需要重构的是经典儒学。没有经典儒学的重新挺立，局限于现代人文学的儒学研究必然每况愈下，不仅难免于支离汗漫，而且必渐趋于干枯僵化。
其次是历史儒学的重新定向。由于教化在自身的开展过程中呈现为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呈现为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传统，所以历史儒学就是与儒门教化相适应的儒学的一个必要门类。历史儒学研究儒门教化在历史上展开自身的过程，特别应以与儒门教化有关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儒学思想的历史变迁为中心。
再次是系统儒学的重新开展。既然一个教化传统必然包含以系统化为基本要求的义理之学，那么，系统儒学就是儒学的一个必要门类。系统儒学是指将儒学思想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既然经典有其神圣的来源并历时性地展现自身，那么，就一定有能力向每一个时代学习，同时也有能力向每一个时代提出挑战。而在思想或哲学层面对儒学的系统化理解，正是着意于经典与时代之间的关联。
最后是实践儒学的重新开展。既然以教化定位儒家传统，那么，无论教化制度在形式上有何变化，实践总是其根本目的。于是，实践儒学也是儒学的一个必要门类。与独立存在于社会中的教化相适应的实践儒学必须有赖于教化实践的开展，从教化实践经验出发去加以总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