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口袋智慧的风尚还在继续。你想半个小时读完莎士比亚吗？你想了解星球的简要历史吗？你想用１００个字了解人生吗？我们这里都有。现在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来回答出租车司机问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问题：“伯迪，我一直想问您，人生到底是什么？”这个回答很简单，只有200页。
那么，人生到底是什么？因为觉得伊格尔顿是冗长费解的文学批评理论家的典型代表，我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看这本书的。我要说的是它太让人感到意外了。这是喜欢哲学的业余爱好者，用通俗语言写成的大众哲学书。
伊格尔顿以出乎意料的快速度开始探索。一上来就谈论上帝问题，他认为上帝作为人生意义是同义反复，上帝是人生意义，因为人生的意义就是上帝。或者它显示陈旧的建筑“普遍被认为有出奇的幽默感”。这样就谈了4页，我们可以接触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充满好奇地探索人生。现代科学可以告诉我们，或者希望告诉我们万物是怎么回事。这个伟人说“让人感到神奇的地方不在于世界究竟怎么样，而是为什么有世界”。正如伊格尔顿评论的，“这真是条顿民族表达感慨的生硬方式。”它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探索。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空间进行语言分析，采用了让人皱眉头的可怕说法“这全看你说的意义到底什么意思了”。我们能够像尼采（Nietzsche）一样问这个曾经摆脱语法中的文化镣铐的问题吗？伊格尔顿自己冒险进入专业哲学家重新表述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的诱惑陷阱中，让人感到焦虑。在道路的尽头，他说“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无法了解人生的意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人生意义的一部分。”
这种探索很快就来到作者最喜欢的现代主义领域。他指出科学对宗教问题的回答产生重大损害，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答案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直到最近，“那种认为存在一种和别人完全无关仅仅对本人有意义的人生观并不能吸引很多人的赞同。”现在我们觉得需要探讨这个问题了。人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答案。这是把奥德修斯（Odysseus）和哈姆雷特（Hamlet）分开的鸿沟。因为“活着还是不活”这个伟大的独白已经成为我的问题，不是你的。
在这点上，伊格尔顿的观点滑入愚蠢的境地。如果问多数人人生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什么让人生有了意义”，答案可能是家庭，爱情，亲人，体育，民族主义和宗教等的大杂烩。那些曾经通过部落或者民族的神话和圣贤确定身份和认同，认识自己在世界上存在价值的人现在却漂浮在现代主义多元化的大海上。伊格尔顿写到“许多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相信人生是个偶然的进化现象，没有内在的意义，不过就是微风中的吹拂或者狂风中的呼啸。如果我们的人生有意义，也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我们试图添加上去的东西。”
作为正式的新达尔文主义者（我们已经阅读到55页了），我想说阿门，我感到奇怪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更多的书呢。如果伊格尔顿喜欢军火库，我喜欢威尔士山，随便好了。如果有人渴望家庭价值，有人渴望世界民主，还有人渴望天国中的百位处女，好啊。只需把他们分开，各自向伟大的上帝祈祷就行了，宽容嘛。人生不过是走路的影子，但是它是我的影子，舞台上的短暂瞬间是我自己的。
伊格尔顿不满意这种观点是有理由的。他重新回到对意义的意义的探索。（在《麦克白斯》（Macbeth）的“简短圣烛节演讲”帮助下得出的结论是有许多）显然，他有几十个答案，和急于取消意义的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者争吵。清单中的第一批就是诸如叔本华，弗洛伊德,康拉德（Conrad），易卜生（Ibsen）之类悲观主义者，这些人认为意义问题就像空白画布，可以在上面画自己对世界的悲观论调。任何古老的信仰都可以赋予人生意义，因为“在这个观点看来，人生意义是你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而不是你生活的实际内容。”
叔本华看待“整个人类计划是个巨大的错误，很早以前根本就不应该开始。”但是伊格尔顿要求回答这个问题以对抗虚无主义。“滑稽的”人类存在的观点迫使我们“努力挣扎”，竭力表现明显的乐观主义，不仅仅把任何事情都看作镇痛剂。
到这时候我只好默默祈祷了。作为文化历史学家，伊格尔顿已经做了类型学分类。他可以在大学校园里炫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结构主义和伪还原论，弄得女学生们欣喜若狂和评论编辑排队要求签名。这些知识分子的“西班牙模式”是让我拒绝大学著作的原因。被知识分子小团体炮制出来糊弄大学新生的玩意儿好像是没有意义的勋章，掩盖了本来应该用通俗语言表达的思想。
伊格尔顿说甲是现代主义者，乙是后现代主义者，或许能够给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我看来，不过是时期不同而已。因此在探索人生意义的时候，若有人告诉我，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待戈多》的戏剧是“处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我会感到困惑不解。同样感到困惑的是“在后奥斯威辛世界的任何事情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这个后现代句子。实际上正好相反。伊格尔顿声称贝克特之流的作品倾向于把所有意义问题都看作不必要的，要求我们把贝克特看作哲学上的真实。但是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他是聪明的舞台大师，并不比达达主义者（Dadaists）有更多的意义。就像画家马格里特（Magritte）的“这不是烟斗”（This Is Not a Pipe）或者哲学家萨特（Sartre）聪明的矛盾，其著作是文字游戏和超现实主义。这些没有把我们的辩论推向前进，正如康拉德在《吉姆老爷》（Lord Jim）中对人生的描述是“破坏性的恶作剧”，也没有把辩论往前推进。
但这不过是对哲学家的随手攻击，确实是的。在现在成为哲学题材的领域，伊格尔顿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他指出虽然意义不一定隐含着超级作者，它至少一定包含某种语言上的坚定性。坦率的说，它肯定意味着什么。
“宇宙可能不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并没有企图要说明什么，但是宇宙也决不是混乱无序的。”相反，“它表达了展示美丽、对称、经济等让科学家感动得落泪的法则。”
对于伊格尔顿来说，就像诗歌中的意义是书本文字和读者心灵对话的结果，人生意义的答案肯定传递了超过个人领域的意义。实践不是唯我论的，寻找人生意义决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和人们没有创造法则的客观世界的对话中”产生的。如果意义要具有合法性，就必须尊重这个世界的纹理和基质。你尽可以让问题精悍，但是你必须给出一个可以说给别人听的答案。这对于所有寻找人生意义的来说都是强有力的答案。
最后，伊格尔顿将候选人排排队，就像电视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中的艾伦·休格（Alan Sugar）被攻击或者当场开除一样。他坚决拒绝把自由的个人主义看作虚无主义，只是通过自我确认人生意义。“在它的最高点，个人主义是空洞的”把自我从宗教牧师或者任何能够吸收或者毁灭所有意义的黑洞中解放出来。那种认为“对于我来说，人生意义在于让人窒息的榛睡鼠（asphyxiating dormice）是没有效果的。我们现在已经和威尔逊（EO Wilson）等文化遗传学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我可以从自己的人生中确认意义的想法是虚幻的。我是人类物种的一个类别，无法摆脱这个宿命。
伊格尔顿最后宣传当前在经济学家，哲学家，甚至政客中重新复兴起来的幸福论。但是他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幸福有许多形式，是间接的，迂回的。暴君的幸福是什么呢？幸福长期以来生活在权力和金钱带来的罪恶中，虽然伊格尔顿对这两者都不是很热衷。（他对资本主义的随便贬低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他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幸福应该和自私脱离，与希腊人的兄弟之爱（agape）结盟，这才是让人称道的。
人生的意义因此不是你可以找到的，它不是人类与动物分享的短暂的快乐。它甚至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某种生活方式问题。”它是道德构造，涉及如何对待别人，正如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关心你的亲人，帮助陌生人，长远考虑问题等。
在伊格尔顿看来，人生意义就像爵士乐队，个人参与一个集体的行动，通过相互关爱追求幸福。
我已经听到自由派高声批判伊格尔顿的集体主义是道德说教，人们无法轻易从个人身份的桎梏中脱身，但是他做得很好，获得灵光的触摸。而且我的人生观拥抱观点的自由。我坚信他是对的。
译自：“Happiness and all that jazz” Simon Jenkins
The Meaning of Life by Terry Eagleton 200pp, Oxford, £10.99
http://books.guardian.co.uk/reviews/politicsphilosophyandsociety/0,,2030253,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