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冲突与世界一体化發展进程的复杂性，凸显了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性。在任何话语体系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都离不开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撑。和平与发展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主题，公平与正义奠定全球普遍交往的秩序规范，民主与自由反映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其构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意蕴。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彰显了全人类的主体特征、人类社会的秩序特征、高阶正义的伦理特征。以此建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其科学性与正义性相统一的理论性质超越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形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共同体框架，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超越霸权主义实践，实现全球治理价值体系的重构。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政治哲学，全球治理，现代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总体逻辑研究”（20ZDA016），主持人张志丹。

〔作者简介〕李晓曈（1995-），男，河北石家庄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理论。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16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基础，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价值遵循。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正义、民主、自由等政治哲学话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不同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这些问题涉及将以怎样的共同价值塑造我们共同生存于其中的当代世界。发源于启蒙理性的自由主义在全球治理的价值建构中，把西方塑造的“自由民主”模式视为世界一体化的“普世价值”，然而这种所谓的西方理性并没有实现平等秩序上的共同发展。原因在于，西方启蒙理性提供的价值原则是对特定历史阶段与社会条件的反映，而随着世界现代生产方式的革新、人类解放意识的觉醒，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治理不仅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剥削性束缚，更是遮蔽了全人类基于共同生活而实现科学性、正义性发展的价值诉求。因此，西方现代性所表达的全球治理路径反映了其政治哲学审视、推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危机，必须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路，构建真正反映人类共同生活需要的全球治理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当代复兴，实质上是在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始终围绕异质性社会主体构建共同性社会秩序、政治基础，从而在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普遍性价值导向的基本进路中，寻求人类解放的政治图景。如何在多元分歧的现代社会构建以人类为主体、适应共同发展的价值导向，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审视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题。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思路，在多元冲突与世界一体化发展的现代社会，研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意蕴、本质特征及现代性超越等重大问题。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意蕴

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普遍趋势、国际交往的秩序规范、现代政治的基本权利，贯通了世界、国家、个体追求生存发展、构建合理交往秩序与实现真实政治权利的普遍共识。没有和平与发展，就失去了人类普遍交往的基本前提;没有公平与正义，全球治理仍然是资本逻辑剥削与压迫的延续;没有民主与自由，人类发展便失去了共同目标与发展动力。因此，反映历史趋势的和平与发展、规定交往秩序的公平与正义、代表政治权利的民主与自由，三个环节、六个要素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意蕴。

（一）历史趋势：和平与发展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主题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社会以来，西方工业革命以集中化的生产方式逐渐打破了自然经济的传统样态，“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35。资本逐渐涌入世界市场，人类经济与社会交往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不断打破空间封闭的桎梏，建立在人类普遍交往基础上的世界一体化由此展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35历史也逐渐转向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历史”，人类全球范围的文化交融、政治互通、文明共生具有了内在连接的必要性与应然性。一方面，诸如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恐怖主义、疫情防控、贫富差距、资源匮乏等全球性问题把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也以海德格尔所言的“集置”态势表征着技术与科学等同的虚假性，人类必须以共同的生活反思现代技术的合理应用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3〕46只有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才有可能克服世界性难题，保障人类追求和平的基本生存权利。另一方面，人类的互通合作带来了超越个体总和的超额效益，有力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繁荣，追求发展的权利成为基本共识。在此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成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时代主题，不同国家、民族与个体之间的生存与进退都置身于命运共同体之中，表征人类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和平与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属性的价值共识与时代主题。

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时代主题，首要表征了人类多样性利益中追求和平与发展之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共性价值，“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犹如空气和阳光;发展是各国的第一要务，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4〕。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发展是和平的要义与追求。和平与战争相对，是对人类近代以来历史战争悲剧的反思与警惕，中国历来追求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与暴力行径。习近平在多次发言中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国虽大，好战必亡”“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经典语句，深刻表达了和平的难得与珍贵，指出在世界一体化的当代世界必须“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3〕467。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平趋向是在基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基础上，对现代世界交往所需要的安稳环境的价值凝练，也是对世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实现人类整体发展进步的根本前提。发展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主线，代表着不同历史阶段、地域国家、阶级群体追求生产进步、文化繁荣、制度优化等多维价值导向。从西方工业革命引发的资本主义的工业扩张，到近现代中国仁人志士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世界范围内推翻陈旧制度束缚、追求生产力的现代化升级，不断促进人类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历来就是人类根本的历史主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进步的领导性力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经验中总结出“发展是硬道理”，并要求在新时代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表征了当代中国人民对发展内核的深层次理解。而面对全球性问题的困扰，只有依靠发展才能凝聚人类总体发展力量，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共同发展。联合国多次召开以人类与社会发展为主题的首脑会议，旨在解决全球范围内的贫困问题，尤其提供多项举措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社会进步。因此，习近平指出：“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5〕260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凝聚世界发展合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交融的根本要求。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定向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反映了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4EAFA7D6-BE52-47B1-9919-0D0AAEDED6CD

（二）交往秩序：公平与正义奠定全球普遍交往的秩序规范

现代社会的多元冲突与分歧无疑制造了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障碍，“寻求能包容这种‘分歧性并保障公共生活共同体的统一和稳定的普遍性政治规则和秩序，便成为‘政治活动的重大任务”〔6〕。社会关系的形成乃至全球普遍交往的系统性展开，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交往秩序之上，这种交往秩序规定了主体多样交往的法则规范、权责关系、主体地位、权利义务等现代性交往的基本框架。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往往把公平正义看作个人的德性，是对个体伦理道德评价的基本要素。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开始寻求资本主义政治与社会共同体的公平正义问题，以便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启蒙理性在批判宗教神权与封建王权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对专制压迫的现代性资产阶级方案，在法律与政治制度上宣告了“人人平等”的政治宣言。然而，“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7〕273。资本主义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资本实现剥削增殖的实质，阶级对立的社会阶层本质上建立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事实上，而根源于资本逻辑的自我调节机制在促进资本增殖之外无法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作为资本统治的合法代理人，本质上也无法消除建立在资本秩序之上的社会阶级分化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图景中，由资本逻辑带来的世界一体化路径不过是资本走向世界市场的全球性增殖，阶级分化扩展到世界范围，在世界共同发展的形式下暗藏着剥削与压迫的非公平、不正义的事实。

马克思从人的共同特性出发，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7〕109。社会交往建立在一定秩序基础之上，“地基”是否牢固决定着建立其上的社会交往的发展，平等的秩序规范赋予了调节经济政治关系朝着合理公正方向发展的基本准则。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维护世界公平正义。1953年，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求破除西方大国对世界秩序的垄断，充分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平等，在公平正义的秩序基础上开展国际交往。“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不容忽视，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3〕440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特殊优势，廣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全球参与地位，也导致了其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倡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是对西方霸权主义、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等传统资产阶级价值理念与实践模式的超越，也是现代世界实现共同发展的秩序保障。只有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上的国际交往，才能实现发展成果的正义性惠及，真正实现以人类为主体而不是以特殊群体为核心的共同发展。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8〕9奉行多边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对少数人决策、集团化特权的单边主义的超越，全球治理的众人之治、众人决策是解决世界性问题、实现合作共赢的主体保障，也是反对霸权主义行径，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必要选择。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实质上是要建构主体平等、多边主义的新型国际交往与全球治理新秩序，推动共同发展成果的普遍性惠及、公平性保障和正义性实现。

（三）政治权利：民主与自由反映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

民主与自由是人类反对封建专制、宗教束缚、民族压迫等一切剥削现象的根本政治内容。近代西方启蒙理性高举民主与自由的旗帜，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以求建立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实现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然而，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根源，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背后所反映的虚假意识形态。这种虚假意识形态的根源就在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普遍性民主和自由与资本主义运行的剥削实质相矛盾，法律与形式上的正义掩盖了经济与政治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西方资产阶级制造了诸如“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谎言，抹杀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奉为现代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圭臬。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明确指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9〕9。透过西方思潮的乱象，可以发现，西方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之上，其本身是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排挤和打压。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假如自由以同样的面孔和同样的方式出现在世界各地，我觉得，那将是全人类最大的憾事”〔10〕379。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不是世界人民政治制度的唯一路向，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开放包容、历史发展、科学真实的姿态实现了全人类对自由民主的共同性需要，其提供的不是实现自由民主的现实制度与具体模式，而是代表人类破除虚假政治束缚、重构真理与价值统一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利的基本价值需要。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8〕6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保障人类真实的民主与自由权利是普遍政治选择，但是由于经济基础与国情的多样性差异，不同地区对于民主自由制度的选择不应该一概而论，具体选择何种现代政治制度，不应该由其他少数人决定，而理应由本国人民根据其历史传统、文化底蕴、经济基础的具体状况，作出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政治选择。民主与自由不是抽象的，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真正保障了人民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也是需要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检验。总体来看，民主要求国家能够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有序更替领导人，人民群众享有有序参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事业管理的权利，国家决策体现群策群力，公权力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自由要求国家尊重符合法律与道德要求的社会思想与民众行为，充分保障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基础，为人类摆脱阶级压迫与一切不平等现象提供制度性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自由与民主的领导者、推动者、保障者，在新时代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政治创新，超越西方“选举民主”的政治局限性，将民主体现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业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实现中国梦为核心，不断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性自由，本质在于追求人类的普遍解放。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民主与自由的科学倡导与真实实现，为全人类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虚假性与有害性，创造人类政治发展新模式提供了价值指引。4EAFA7D6-BE52-47B1-9919-0D0AAEDED6CD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质特征

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超越西方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彰显了其全人类的主体特征、构基于人类社会的秩序特征、谋求高阶正义的伦理特征，反映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质特征。

（一）主体特征：超越特殊阶级的全人类主体

价值本质上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关系的产生虽然以客体的存在及其特定属性为基本前提，却因主体的需要、发展得到规定，其归根结底是实践过程中主客体对象性关系的反映。”〔11〕在全球治理的世界视域下，抽离全人类主体的价值将会导致价值体系陷入阶级偏见的误区，而无法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对好的生活、善的理想进行终极追求。西方全球治理的价值体系根源于资本剥削与资本增殖的需要，本质上是基于资产阶级特殊利益而构建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这种以特殊阶级为主体的价值导向由于其“特殊性原则自己无法制约自己，因而，它的无限度扩展必然导致伦理生活的颓废和衰败”〔12〕。需要注意的是，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价值在价值主体的形式上具有迷惑性，往往把代表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主体本质虚假化为具有“普世”性的人类主体。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体系为了维护资本对内剥削与对外扩张的发展需要，制造了虚假性的意识形态，形式上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實质上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的“权利性正义”，在现实中依然依靠剥削与霸权的手段来巩固执政基础、实现资本增殖。当代世界“西方之乱”不断凸显西方价值主体的虚假性，只有超越特殊阶级的主体狭隘性，立足于全人类发展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进步。

在后全球化时代，通过校准人类集体行动以落实共同价值的实践推进，需要就价值主体问题进行科学审思，在反思与超越启蒙以来西方价值主体阶级狭隘性的基础上，构建真实反映人类共同生活和终极理想追求的全人类价值主体，以此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的发展动力，保障人类共同实践真正促进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世界一体化加速发展的当代世界，人类面临着经济复苏、贫富差距、生态问题、恐怖主义、疫情治理等全球性问题，只有消除阶级偏见与文化仇视，加强全人类之间的国际合作，才能共同解决世界性问题，为人类和平发展创造安稳适宜的环境。同时，经济全球化推动的人类普遍交往使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都具有世界属性，不同区域与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能够带来超过局部利益之和的总体性利益。无论是共同解决世界性问题的挑战境遇，还是谋求整体利益的现实机遇，都在本质上要求构建以全人类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为重构共商共建共享的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主体力量与实现动力。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全人类”的主体界定，明确了共同价值超越特殊阶级的广泛适用性，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这种“全人类”的界定把人的发展放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要求围绕总体意义上人的发展需要建构现实世界，在多元思想文化差异的世界把全人类对生存发展环境、交往秩序规范、政治核心权利的普遍需要进行科学性凝练，使之成为指引当代世界共进前行的根本价值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设定不仅赋予共同价值普遍性意义，使之具有世界空间的广泛适用性，而且还超越了西方价值主体的封闭性、专制性语境，要求在人类遵循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把人类的共同价值放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空间与现实条件之中，既反映普遍利益诉求，也包容多元文明共存，追求人类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个人利益、国家共同体利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内在统一。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性特征超越了西方价值体系的阶级狭隘性，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性优势。

（二）秩序特征：超越市民社会幻象的人类社会

人类普遍交往建立在一定秩序之上，这种秩序规定了交往行为的普遍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市民社会幻想，彰显了构基于人类社会的秩序特征。资本主义所构建的市民社会，把市场交换关系普遍化为唯一的全球交往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全盘的市场社会”（full market society），它遮蔽了现实社会中人类追求自由发展的解放诉求，而把社会交往活动看作是资本增殖的实现手段。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家也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被他抹煞了一切特性，从而只看成资本家或工人的个人。”〔13〕144在市民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依附于资本增殖逻辑之中，无产阶级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成为支配自身的异己性力量，个人的特性湮灭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之内。建立在市民社会私有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忽视了人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实践主体，使广大无产阶级限制于异化劳动之中，并在此过程中丧失主体终极完善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分析了市民社会中异化劳动对工人的摧残，由于异化劳动造成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自身、劳动者与其类本质、劳动者之间的多重异化关系，使工人“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4〕162。因此，立足于市民社会，只能在“物役性”的社会秩序中寻求已经被资本秩序异化的“正义”，也就是以市场交换原则为支撑的“应得正义”，在这种秩序中，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阻碍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正义的实现。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4〕502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基于人类社会的秩序基础，审视作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们实现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必然性，超越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秩序的虚假性，摆脱了价值主体的阶级狭隘性。人类社会超越了市民社会的阶级狭隘性，以人们“自由自觉的活动”替代异化劳动，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治理中追求人类自身完善的科学立足点。在人类社会的秩序中，劳动不是作为“异化”的力量存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5〕435。当劳动褪去资本统治的外衣，人们之间的社会性劳动就不再是以市场交换为原则的追逐私利的手段，而是成为完善自身的必要过程。在此种秩序基础中，人与人之间共同发展与社会完善的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利益驱动力，以现实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平等关系代替了资本现代性治理的虚假平等关系，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6〕52替代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存在着阶级对立的剥削社会。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站在追求人类终极完善的理想模式中，以人类社会而不是以市民社会资本剥削秩序为出发点，从而表达了以往社会一直被资本现代性全球治理所遮蔽的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秩序基础。4EAFA7D6-BE52-47B1-9919-0D0AAEDED6CD

（三）伦理特征：超越权利正义的高阶正义

全球性的伦理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的道德保障与理想先导，其重点问题在于对全球正义的真正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资本体系框架内的权利正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终极完善的价值理想，彰显了高阶正义的伦理特征。权利正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之上，强调人们应该在既有的国家与政治法律框架内寻求个人的完善与正当性。“所谓权利正义，就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中，特别是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应当遵循的政治法则。”〔17〕227权利正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的策略目标。宗教神权把人的自我完善安置于来世的“彼岸”，资产阶级以启蒙理性建构政治秩序，把正义的实现安置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框架之中。在这种秩序中，资本雇佣关系被当作一种符合资本主义法律精神的正义，无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一定的工资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正义，法律赋予人人以平等的权利与自由，正义的实现也依赖于资本逻辑的不断实现。罗尔斯列举了这种社会掌握的基本善品是“权利、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18〕48。这些基本善品与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利紧密相连，表明人们在一定法律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平等机会而实现个人完善与社会正义。权利正义体现了建立在市民社会中通过契约原则而实现的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矛盾的解决，但是这种所谓的正义不过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为了维护资本统治与剥削利益而制造的策略性妥协，并“将人们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从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通过共同的行动追求完善的欲望的合理性，从而使政治生活所依據的正义标准成为有缺陷的正义标准”〔17〕225。而由于资本秩序的“契约”本身具有剥削性的伦理失衡，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主体必然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终极正义。黑格尔不愿放弃人类自我完善的可能，试图超越权利正义的秩序性限制，从而实现终极正义，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正义源于现实的基本特性，而是试图从作为“伦理实体”的国家中寻求人自身的终极正义。权利正义的问题在于其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私有制无法真正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体利益之间的根本矛盾，并以市场交换关系为理论模型，使人类对正义善品的追求受控于由资本统治的秩序。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高阶正义所指涉的根本价值或最高价值，是人们追求关于自身终极发展与社会完善的最高的善，目的是在人类普遍交往基础上实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高阶正义旨在突破权利正义对人终极完善的禁锢，以人类彻底的完善代替以资本政治与法律权利为凸显的权利性正义，实际上揭开了湮没在市民社会资本运行秩序中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要求，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伦理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对权利正义的完全消解，而是把权利正义所表达的特殊性、具体性内容上升为对正义终极性追求的普遍性内容，在人类共同发展与包容特殊性差异的历史统一中，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彻底的人类完善为普遍性指导，并不断通过阶段性目标与差异性发展的具体实现来完成自身价值目标。质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高阶正义不是可以离开具体社会形态的自由、平等、民主价值目标而抽象说明的价值规定性，而是以一种价值统领式的方式容纳了人类突破物的依赖性而实现的主体能动性，以及全球治理关系突破资本统治秩序而实现的普遍平等基础上的自洽性联接、平等性交融与共同性发展。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全球治理的现代性超越

现代性是指在现代价值体系指引下所构建的现代社会的交往体系、社会秩序、制度关系的共同体框架，以及由此引发的实践行为与发展模式，表征了现代社会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生活模式。现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的视域结构，反思、批判与超越现代社会价值体系、共同体框架及其实践后果，是超越西方现代性理论虚假性与伦理剥削性的必然路向。西方现代性在全球治理的失灵与危机，凸显了其价值体系对人类共同发展的科学性与正义性遮蔽。尤其是以“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实质是以“普世”性的理论伪装来架构资本逻辑的核心价值要求，以此实现资本剥削的全球性扩张。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科学性与正义性相统一的理论性质超越了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表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形态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西方霸权主义的超越，为人类共同发展奠定了普遍价值基础。

（一）以科学性与正义性相统一的理论性质超越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的价值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基础上，以科学性、正义性的理论性质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超越，从而为全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价值基础。价值观引领实践方向，理念与实践的差别根本上是价值观的不同。西方现代性价值方案以“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为指引，把西方的“自由”与“民主”视为各国发展的圭臬，忽视其他地区、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具有非科学性与非正义性特质。在世界各种思潮不断激荡的今天，亟需一种科学性、正义性的价值观念来指引世界共同发展，保证世界一体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引领世界走向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美好未来。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世界维度的升华，是对当前世界人类共同进步与发展意愿的历史性、科学性概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现代性价值方案具有鲜明的差别，是以历史主义的方法涵括不同地区发展特殊性的基础上对人类共性发展需要的一种科学性总结，追求的是理论科学性与伦理正义性的统一。而西方现代性价值方案忽略不同国家发展的特殊性与历史实践的不断发展，把“普世价值”实质代表的资本秩序当作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发展模式，无疑是一种强权思想。

其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因而具有立足现实社会、动态开放的科学性。实践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在此过程中，人类的需要也会相应变化，因此谈论人类共性价值必须以一定社会与历史实践中的人为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对人类发展具体形态的价值引领。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价值方案坚持以“抽象的人”为基础建构价值体系，其抽象的人性假设忽视社会差异性与历史变动性，导致其漂浮、脱离于人类共有的现实社会，是一个封闭的、专制的价值语境，其本身并不存在，其实现并不可能。“现实的人”是适应一定生产力条件而不断发展的人，也是由多样性的个体组成的具有极大差异性的人，面对当前世界发展的复杂形势，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充分看到不同地区与国家发展的差异性、历史发展的变动性，在充分尊重地区差异、历史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路向。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现实的人”为前提来引领价值方向，具有开放的科学性。其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目的是超越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剥削性，促进共同发展，追求价值正义。从目的上看，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追求“损人利己”与自身霸权利益。世界性发展难题需要世界共同解决，世界经济的更好发展也需要加强世界合作，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适应了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指引现代世界的实践推进。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地区、民族都不能脱离外部世界而“闭门造车”，孤立与封闭导致落后与衰败，合作与开放促进发展与繁荣。而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共同参与发展，也应该共享发展成果，促进世界合作发展的巨大效益惠及全人类，但是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不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而不过是实现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思想手段。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19〕517，资产阶级价值的特殊性、剥削性无法成为世界发展的共识，也根本无法推动世界整体进步。因此，从价值评价上来看，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具有负面价值与消极意义，其目的是谋取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正向价值与积极意义，其目的是增进人类福祉，以开阔的世界眼光谋取普惠性、平等性的共同发展。4EAFA7D6-BE52-47B1-9919-0D0AAEDED6CD

（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共同体框架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把国际交往秩序以资本统治的形态进行抽象化、绝对化、永恒化架构，通过制造意识形态偏见、霸权主义实践、思想政治强权来抹除异己价值的存在，从而建构资本逻辑的全球统治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历史思维的批判，阐发了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在世界历史的境遇中，世界发展需要何种共同体框架，一直是政治哲学重点思考的问题。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殖民主义、霸权主义逐渐肆虐，西方中心主义的共同体框架逐渐占居世界治理的主体地位，由此带来的资本秩序的全球扩张，造成了普遍性的非正义问题。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殖民关系的最终破灭，世界上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民越来越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是，已经终结的传统殖民主义实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并没有销声匿迹，一些资本主义强国依然秉持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不断营造、维持一种利己排他的国际秩序，以资本逻辑的民族国家治理模式为“普世价值”。例如，西方由于意识形态偏见而坚持“价值观”外交，进行资本主义强国结盟，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现代性生产为了维护特殊阶级利益而把污染性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破坏他国的生态环境来谋取经济利益。因此，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历史性扩张实质上是以西方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框架为秩序基础来进行的，是把西方抽象的人性假设普遍化为人类主体，遮蔽了人类主体在现实社会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真实解放诉求。

习近平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5〕260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共同体框架，需要在共同体的问题域中证明其虚假性与有害性，构建平等、民主、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彰显中国价值、中国理念、中国道路的科学性与正义性。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全球治理的狭隘性、有害性，立足于现代人类社会的秩序基础，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性价值融合、理念融合、实践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维度的重大创新，不仅展示了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更为破除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狭隘性与有害性，构建世界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提供了实践指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性超越与创新性批判，其全球治理的社会秩序基础是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不囿于特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世界普遍交融的历史语境下构建实现人类共生共进、共同发展的共同体框架，其本质上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民族国家治理的狭隘性，体现了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人类普遍联接与共同发展的本质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了世界范围内对人类为主体的“共同体”的理念共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的世界命运逐渐获得普遍性认同，构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平等交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基础，展现了现代社会人类普遍交往走向共同发展的文明新形态。

（三）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超越了霸权主义实践

在全球治理领域，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霸权主义的剥削性、狭隘性、利己性，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体现了推动世界秩序朝着平等、民主、普惠化发展的方向。从历史上看，推翻霸权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意愿。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依托合理的全球治理共同体，传统的帝国主义与霸权思维已经不符合世界与时代发展之潮流，构建民主、平等、科学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是时代发展之必然。“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积极融入全球治理，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为实现各国共同建设、共同发展而提供的全球治理格局。首先，“共商”倡导平等交流，反对霸权主义的话语专制。“共商”是“共建”“共享”的理论与思想前提，平等对话、共同协商是形成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具体发展模式的必要条件。倡导“共商”的全球治理观，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世界发展的多样化主体，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利益需要与未来考量，不搞一家之言、反对话语专制，充分发挥共同协商的民主性、科学性，为构建良好的具体发展模式、实现共同进步提供思想准备。其次，“共建”倡导共同参与，反对霸权主义的责任逃避。世界整体发展离不开共同参与，“共建”是义务，“共享”是权利，没有义务的履行，就没有权利的实现。在超越“建设”与“享用”不平等的霸权主义模式中，充分汲取不同主体的建设力量，才能解決世界性发展难题、融合超过孤立个体能量的巨大凝聚力，为实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于世界发展之外，逃避共建现实世界的责任，而应该积极融入全球的治理与建设之中，在世界发展与自身发展中找到科学定位，实现个体发展、国家进步与世界前行的根本统一。最后，“共享”倡导共同进步，反对霸权主义的零和博弈。建立在剥削秩序基础上的世界分配机制内在包含阶级对立、不可持续的制约性矛盾，“共享”理念突破了旧式丛林法则的霸权主义思想，倡导共同发展的成果应由参与者公平享有，反映了世界发展的普惠性原则。理念平等、价值规范最终呼吁发展成果的共同享有、公平享有，“共享”是世界新型秩序的最终体现与共同发展的物质保障。综上所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多元价值冲突与世界一体化并存的当代世界，就人类寻求异质性生活的共同发展进路而实现的价值理念建构，为超越西方现代性全球治理的虚假性与有害性提供了价值依据，使人类能够以共有的生活理想构建普遍交往的共同体框架与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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