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指、能指与所指，必须以大历史观理解文明形态更替的历史逻辑与演进路径、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赋值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新内涵、洞悉牵引大变局向优而变的文明张力。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没有党的百年奋斗就没有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结合”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理论内核、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既有文明的本质性超越，矫正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不平等，创造“真实共同体”，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虚假共同体”。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唯物史观；原创性；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多次论及“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概念。正确理解这个概念是理顺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新旧形态的关系，正确处理古与今、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重要基点，是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解析，以利于对相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正确理解。
一、以大历史观看待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必须从历史的丰富性视角理解文明变迁的深刻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历程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正如毛泽东所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也认为：“大多数想要弄清历史一般过程的人，都会使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或者这种分析方法的某种修订形式。因为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你找不到其他的分析方法。”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更替的规律，必须以这一真理注塑我们的史学灵魂与文明内核，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钢筋铁骨与思想穹顶。
（一）文明形态更替的历史逻辑与演进路径
第一，大道至简的文明更替规律。规律的深刻性体现于理论的说服力和深邃。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不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臆造，而是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机理提炼出来的深刻哲理、社会学理和历史道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解开了人类文明更替的奥秘，文明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文明的更替逻辑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我们对时代潮流洞察得正确还是错误、深刻还是肤浅取决于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方法和原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图景，它是把握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逻辑进程的最好方法，也是打破历史神秘论、历史偶然性论、历史无规律论的理论筑基工程。
第二，从过去走过的路能看到未来，比较别人的路能指导我们自己的征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时空观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告诉我们的基本线索。人类文明新形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精髓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将长期共存于同一个时空的境况作出有效回应，是对人类社会不同文明之间的极限竞争、恶性竞争的矫正，是对那种认为不同文明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共存、必然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或者只能走向共同毁灭的形而上学观念的摒弃。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立足于人类共同追求基础之上的文明诉求。我们要在世界风云变幻中把握历史真相，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关系，洞悉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中，特别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赋值文明形态新内涵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着文明发展的走向。从社会形态看，制度文明最具根本性，社会形态文明最具统摄性，物质文明最具基础性。制度文明的更迭演进建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其他形式的文明都是社会形态文明的派生性形式，体现为根和叶的关系。文明的质量体现其制度根基的深与浅、代表对象与服务对象的多与少、对自身传统中的糟粕甄别扬弃能力的大和小。历史的丰富性来自于人的活动、交往的丰富性，“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种丰富性集中体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在公有制生产关系产生之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的人的历史的主体性总是被遮蔽、掩盖、单向度化，在私有制下，历史的参与者“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从野蛮向文明的真正转变，必定是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与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彰显为条件的。
第二，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扩展了人类文明生长空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周期内依据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掌握社会形态运动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法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周期内正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变化，是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法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抓住重点、行稳致远的关键方法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到新的历史方位展现出来的文明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全局的新判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随着财富的积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民主、自由、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更加强烈”。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构成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框架。
（三）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牵引大变局向优而变
第一，文明跃升是最丰富、最持久、最稳定的人类实践。文明的演变机理不是来自于“绝对精神”，而是由展现人的内在丰富性的对象化活动决定的。生产力水平越高、生产方式越先进，人对物的改造能力就越强，文明的建构向度就越广泛，文明的革新能力就越强大，也就是说，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丰富程度，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决定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变局，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的基本历史前提，也是我们党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所指明的道路前进的时空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一方面，我们要牢牢把握住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真正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的“吃、喝、住、穿”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立足正确的历史观，不仅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还应该在变局中驾驭发展，获得历史主动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的历史责任。
第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式演进才是人类的共同福音。透过历史的云烟回望近代文明蒙尘的岁月，“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我们应该以社会主义的500年发展史的纵深来审视我们面临的新时代：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成以来近400年的西方霸权文明正在落幕，饱含希望和代表未来的社会主义走过500年，崛起势头更显澎湃浩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思想精髓，也是引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好发展的最大良性变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促成不稳定的大变局走向和谐世界的重要平衡力量。人类文明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对于回答好“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责无旁贷。一家独大的西方文明成不了世界的轴心文明，大航海开启的殖民扩张道路已经日薄西山，妄想一统天下的西方文明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规塑变局、引导变局、遏制恶性变量、强化益性增量，获得全球最大共识、凝聚最大公约数的有效表达。西方人也开始反思，他们断言的“20世纪将以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的结局不仅没有出现，反而是社会主义中国成为引领21世纪世界向好发展的最大动力源，而资本主义却有随着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倒下的巨大风险，“东升西降”“资弱社强”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博弈，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较量正在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曲折与美国企图二次支配世界的“再全球化”的妄想，需要用人类文明新形态来矫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能葬送人类文明的风险，必须尽早遏止。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三个《决议》本质上都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视野界定以往革命的性质，品评历史事件的短长，确立讴歌与挞伐的标准。三个《决议》是建党以来我国在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文明发展成就最客观的总结，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就分辨不清光怪陆离的现象，把握不准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指明的唯一路径就是要“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
（一）从百年历史经验中得出文明飞跃的历史性结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意味着在“躁动的母腹之中”孕育着一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婴儿。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73年，即将创造人类历史上共产党执政的新记录。中国共产党是在14亿多人口的国家长期执政，必须用“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来思考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验证、光大、充实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教科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贡献。
第一，革命救国、建设兴国、改革强国、新时代创新文明大国，这是百年中国共产党应对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而逐步壮大的时间轴线。曾经的中华文明闪耀世界、近代文明蒙尘、百年文明开新、新时代文明形态再塑，这是中华文明的复兴逻辑；伟大事业需要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奋起路径。时间属于奋进者、空间属于开拓者、历史属于人民，由此迸发出世界上最丰富的人民主体性的磅礴伟力，缔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潮、中国梦、千年计的文明演进模式，开创了一个文明的新时代，演绎了一段文明的新叙事，提供了一个文明的新选择。
第二，以锻造共产党来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色。党的自我锻造是一个宏大工程，作为“人民勤务员”，中国共产党不断塑造着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以理论强党为基础、以思想强党为抓手、以组织强党为统领、以纪律强党为边界、以作风强党为规约，秉承刀刃向内不断自我革命，构筑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坚实的根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中国共产党仅仅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众的工具，“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归人民平等共享。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星星之火何以成燎原之势？这是基于对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把握。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低潮期，毛泽东依然能预见“在全国布满了干柴烈火”，只等待一把火点燃革命，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能在把握历史必然性基础上预见未来。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形态的创建，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百年风霜雨雪、寒来暑往，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牺牲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镌刻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明进化刻度，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逐步积累文明阶段性质变的基因，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再到“五大文明”的新布局，历经73年，使社会主义文明的积累跃升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将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与历史活动主体的主动性、革命性和创造性有机统一起来，极大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使我们看清楚：没有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就没有百年辉煌的成就；没有文明发展的量的积累就没有文明的质的提升；在人类思想史上从来还没有哪位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文明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巨大贡献。
（二）“两个结合”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理论内核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文明观，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核，探索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内在精神要义，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不断注入强劲的不竭力量。
第一，“两个结合”确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开创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既要依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要基于中国独特的实践环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好”，中国共产党“能”，归根结底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从而让我们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当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的高度凝练，也只有吸收古今中外的“时代精华”的伟大思想才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单纯依靠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无法赶上时代、引领时代；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法论，才能厘清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特性，重新摆正人民在文化与文明中的创造性地位，将经过甄别的儒家文明和矫正赋值的观念系统、价值系统、伦理系统重新种植在人民的大地上，坚守理论的人民性，“沉到历史唯物主义最深处”，凝练成“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从而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以中华文明为根不断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推进“双创”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过：“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疑祖、忘祖往往是一种文明消亡、一个民族走向漂泊无根的起点，封闭往往是主体创造力萎缩的表征。一种开放文明既强调其文明原发的根性，也重视吸纳借鉴、兼容并蓄。强调文明的根性与博采众长是中华文明能够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石。正如列宁告诉我们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也警示我们：“凡是人类创造的积极的精神财富，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凡属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艺术表现形式，我们都要积极地了解、介绍、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打造精神高地的时候，从来都是以中华文明底蕴为支撑，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架构，不断拓展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世界信度、对外影响力度。
（三）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一，中国共产党拓宽了现代化路径、开创了人类文明演进新模式，为新兴经济体和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与文明的双重参照。伟大成就累积政党自信，文明成效强化文明自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无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管是从方法论层面还是从真理性高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在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亚阶段，不断由局部向全域、由低度向高度引发社会形态更替与制度变迁，当代思想家有责任根据国情、党情与世情，依据具体的历史方位、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作出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实质就是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在更大范围被普遍接受，“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本质上就是拓宽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彻底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正在打破只有跟随仿效西方文明才是正确的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神话。每个国家选择什么道路，既要考虑一般原理，也要兼顾自身独特性，“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给世界提供方案时从不强制别国移植、复制我们的制度模式。相反，我们主张各个民族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自主选择和决定本国的发展道路。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含有共产主义基本要素。遵循社会基本矛盾推进社会发展的演进规律，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赋值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使命，也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基本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超越资本逻辑、秉承人民至上的现代化，是超越西方现代化国家10亿人口总数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解决绝对贫困和精神贫困、实现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超越过度掠夺型、挖坟掘墓型、得不偿失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超越“国强必霸”“以邻为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人口规模、世界影响力、所有制结构、文明程度等多维向度上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壮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地基，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确打开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在量变中蕴含和孕育着质变，在质变中不断积累和开启新的量变。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集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而开创的新的文明样态，总体上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明属性，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通过量的积累而不断成熟和凸显出来的。新生的东西往往不可能是全要素的成熟系统，“人类文明新形态”只是写就了“开篇”，依然有很多续章需要一代又一代后继者努力书写。与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形态相比，“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质变，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文明形态相比，生产关系上具有更多的“同质性”，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还有巨大的量的差距，尚有许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需要通过生产力变革来解决，新型的开放文明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待丰富，正如“五种文明”对以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超越一样，未来还会不断创生出内容与形式的新增量。邓小平认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经历“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提出，“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能够深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漫长历史过程，需要若干代人接续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若干代”的新提法既蕴含着可预期性，也体现着事实上的历史迭代与巨大进步，更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引导文明发展的文明自信和对历史唯物主义规律运用的能力自信。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性超越
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到机械化、电子化、网络化、智能化，野蛮向文明的转化都是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人性向好向善的改进的里程碑。在所有制关系的历史性更替中，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发展模式。
（一）社会主义文明：矫正“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不平等
第一，曾经的东方文明因其辉煌而引领世界文明发展。黑格尔惊叹中国5000年文明的“前后相连、排列有序、有据可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这样一部连续翔实的古老历史，这个帝国始终保持自立，始终像它以往那样存在着”。中华民族的文明整体性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过，外来文明的冲击最终都以被同化而收场。
第二，闭关锁国、生产力低下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奋力改变人民的命运，让中国人挺起自信、自立、自强的脊梁，极大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这100年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由于生产力低下，我们陷入“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世界体系里，西方文明依托于技术和资本的力量不断“同构其他国家”“同化其他文明”“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对于不能同化的则对其进行打击、诋毁、蔑视、丑化。
第三，百年掘进实现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新升华。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使“乌托邦”变成现实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广泛而深刻的践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扬弃人类既有文明，矫正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不平等，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争取独立、解放和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理论、中国方案。社会主义文明的崛起证明了一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学者拥有对东方文明的解释权、定义权、定位权，是对社会主义文明、东方文明的蔑视，是赤裸裸的文化霸权。社会主义文明同样可以发问：屠杀印第安人难道就是彰显文明、消灭野蛮？西方的文明扩张、文化殖民真能推进文明进步？如果找不到新的替代文明，按照西方的文明剧本演下去，人类注定没有未来。必须创造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世界以新的选择。
（二）超越现代性：从虚假共同体进入真实共同体
第一，应从世界视野去思考世界未来的文明。曾经凌辱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帝国主义所创建的西方文明是真实可靠的文明吗？“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在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都只考虑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从如何剥削、到哪里去剥削的视野“思考世界”，故而很难“从世界的需要去思考世界”。他们以文化归类来标定文明，“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我们”与“他们”谁是真文明，谁是伪装的文明？对此需要进行批判性研究。批判旧世界是为了更好建构新世界，世界没有永恒的普世价值，但人类有责任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尊重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价值的追求。“一国独霸”不是传播文明而是宰制阉割其他文明。主权国家平等协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以形成“多方共治”，是进步人士和进步国家的共同呼声。当前，西方文明面对人类很多困境已经束手无策，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的：“马克思正是在现实逻辑失灵、步入自相矛盾的死胡同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理想化未来的轮廓。未来的真正景象就是现实的破产。”
第二，既要突出处于历史必然性方位上的文明的优越性，又要强调文化形态上的文明的平等性。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区分社会形态更替中的文明与文化交往形态中的文明的区别。就社会形态而言，从超越封建文明审视资本主义文明，在受教育权利的普及、平等地位的提升、物质的丰富性、秩序文明的高扬、科技思维的发展、技术迭代对体力劳动的解放等方面，西方文明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合理性。但与社会主义文明相比较，它依然强调资本主义文明优越论，那是对文明演进秩序的背反。就文化形态而言，“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自大文明的结局往往是自毁。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搭建起多文明平等交流的新平台。世界上没有离开文明特性而独存的文明共性，一味地强调文明共性也必然会掩埋文明的个性。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聚焦人类文明最大共性又保存中华文明独特性的文明。积攒优秀文明共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利于实现中西文明的平等对话，为西方对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形成正确认知提供契机。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贯通亚欧大陆古老丝绸之路的2000多年的东西方交往历史证明，“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丝绸之路是一张将欧亚大陆诸文明编织在一起的文明之网”，也是促成不同文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继续实现相互碰撞、交融、借鉴、互学的重要通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破除文化壁垒、化解现代性危机最具说服力和实践可能的概念。中华文明蕴涵解决人类普遍性难题的重要基因，契合人类对共同利益的关注，我们有责任将中华文明不断世界化，提炼出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释放中国在文明层面的世界影响力、价值塑造力、文化亲和力。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激活、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主体的充分肯定，才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破解西方现代化困境的理念变成可能的现实形态，也才使得中华5000年文明对化解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走向实践性建构的现实性。如此看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不是人为原因，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和世界人民的主动选择。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世界性难题
就全球而言，人类“从何处来”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马克思给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终极答案，但在“两个决不会”的条件下，人类需要思考现在“向何处去”的难题。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浪潮中，人类“往哪里去”“建设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世界”是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为此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化解世界危机的倡议。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双向生成、互增深刻性。新时代中国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创造的丰厚土壤，反过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又进一步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决策、政治决断与政治评估。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的相互形塑过程中，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融’入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内在于’现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与“新时代中国”之间“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与‘双向生成’”。贯彻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在中国与世界的交互碰撞中、在思考人类向何处去的共同问题中，自然要把“中国人民向何处去”的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扩展为“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界人民的主体性抉择。在当前阶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其体现为最充分的世界性诉求而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的重要内容，将历史唯物主义导入化解全球性危机的解题路径之中，从而成为超越西方文明破解当代世界性难题的思想典范。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必将因代表世界上最广泛的主体性而成为真正的“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自洽，既唤醒人类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又主张最大限度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但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理论清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远不是来一场“思想革命”“文明互鉴”的倡议就能实现的，遵从“丛林法则”的西方文明未必愿意接纳这一倡议。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分析的那样：“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试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基辛格无法洞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其他西方学者也像基辛格一样，无法洞见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视为中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主张，看不清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不是基辛格所理解的带着霸权原罪的大国崛起，他无法弄清楚“知识与道德力量”本质上体现为“文明的改进”，是对西方“单向度文明”的否弃，对“单边主义”的矫正，对没有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敲打，西方文明即便是带着文艺复兴的光环而来，自认为“播下的是龙种”，却无法改变“收获跳蚤”的命运，在文明的更替中，旧时代的“龙种”会变成新时代的“跳蚤”。
第三，“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识是超越“虚假共同体”进入“真实共同体”的“必经阶段”。要不断扩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基础，而这个基础的累积往往不仅仅是借助于“批判的武器”，可能依然需要用“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和重建，未来实现人人自由的联合体更是如此。1884年，恩格斯在《论未来的联合体》一文中，将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对追求经济目的的庸俗而务实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结合起来，并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尊重商业资本的清醒本身就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对公共社会福利的关心则表明人类对共同富裕的渴望。一味地强调资本增殖属性，其结果就是资本的升值诱发人的贬值，垄断资本对多数人奴役的加剧，靠资本凝聚起来的“少数人的利益共同体”，恰恰是造成产业工人的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虚假的共同体”。世界主体的解放需要跨越世界资本的陷阱，通过“对象的丰富性”来替代“人的丰富性”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否弃，而要减少“对象的丰富性”就必须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建化解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难题，解除非人的资本力量对人的控制和奴役，逐步敞开释放被资本遮蔽的人的主体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彰显人的丰富性，是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文明、人文富足昂扬向上的精神文明、安全交往民生无忧的社会文明、山水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协调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着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历史前进方向的统一，体现着趋向共产主义的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中华文明的特殊性的统一，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的统一，现代化发展对进步文明需求的普遍性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对先进文明创造的特殊性的统一。从发展的视野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离马克思所理解的“真实共同体”还很远，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这是最终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
（作者刘须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