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契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优越性促进了人民需求重心的转移，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逻辑内含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立体化、多样化则彰显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矛盾。应对这种转化，要避免美好生活需要的单向索取，要抵制低俗、引导高雅需求，谨防政治破坏和非理性诉求，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引导先富起来的地区反哺欠发达地区；化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立体化、多元化的需求；积极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①。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继承者和实践者，更能理解这份事业对于人民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对于这份事业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要带领人民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做大做强”人民的事业，满足人民的需要。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人民需求必将不断增加。而满足人民的需要，则是共产党全部工作的重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十八大的“三个没有变”到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恰恰说明这5年的不平凡。这个转化既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成就的确证，也是对未来中国优化生产力发展方向和格局的正确把握。面对“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如何通过生产力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来化解这个矛盾，这是新时代中国必须回答的事关全局的首要问题。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
“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②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性质。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就整个社会而言，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居于支配地位、决定该阶段社会性质并统领、影响其他矛盾存在和发展的那一种矛盾。中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直接影响和决定国家工作重心和规定其他矛盾的地位的那个矛盾。它既是阶段性的历史概念，也是对中国社会基本面的整体概括，它直接决定国家在特定时空的路线选择、方针规划和政策走向。准确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关乎全局、国运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万亿人民币这个实际背景下，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内涵与外延上进行再凝练，得出科学审慎务实的判断。
第一，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动力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转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说明我国优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高度契合了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形态更替的第一决定力量，“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③。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所以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种社会形态内部来说，也有发展的初级、高级阶段的划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这一历史片段中，也会出现发展速度的差别、发展质量的变化、需求重点的调整，但根本上还是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怎样表现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生产两大部类和农轻重比例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⑤。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个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改造完成以后，主要矛盾就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国家的工作重心也相应要进行调整，而不能死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就最终目的而言，搞好经济建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人民谋求福利，实现机器化、智能化、网络化大生产与所有制更完美的契合，并最终实现产品的极大丰富从而摆脱物质依赖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前，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全面”“美好”“优质”的需要就会显现出来。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没有变，但人民的需要在向优质化发展，这种转变决定党和国家的政策应朝着更平衡、更充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向发力，以满足这些优质化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还是起延缓的作用，取决于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说明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高度契合了生产力发展要求。
第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看，正是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不断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需求重心的转移。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制度创新与安排，就是着眼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实践活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剔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素，优化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恰恰证明了我国各项上层建筑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基础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正如1956年陈云在《大计划，小自由》中讲：“他们(资本主义)是大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而小的方面比如一个工厂却是有计划的。我们是大的方面有计划，小的方面常碰头。”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手段的认识不断深化，党和政府已经能越来越好地驾驭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力的关系，并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⑦。这些结论是汲取了过去的教训而得出的，“要遵循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行事，切忌任何形式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防止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把工作做得更好”⑧。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每一新的时代必须以前人所创造的东西、积累的财富、实际发展的高度为出发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每一新的步骤，都决定于社会主义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已达到的水平。封建社会的“手推磨”必然要被资本主义的“蒸汽磨”所取代，科技革命不断释放出更多的生产力。就如同现代化的纺织器械代替了工人，而未来全自动化的无人车间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也必将大大改进人类的生产能力，用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和优质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但不等于我们就拥有了先进生产力；我们拥有先进生产关系，预示着应该牢牢把握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现实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依旧是我们党和人民需要面对的难题。因为中国毕竟是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西藏人民甚至是直接从农奴制进入了社会主义，所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国内不同区域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情况依然很严重。
第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逻辑，使得中国人民的需求层次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13亿多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日益上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伊始就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⑨新时代的中国必须满足人民的两大期待、在十个“更”上努力圆人民之梦。2016年6月，习近平在科技大会上再次强调：“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⑩这些“更”意味着量的变化，也预示着新“质”的转化。这种变化同样意味着我们供给能力的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意味着2012年-2017年的这5年的历史巨变。
第四，中国从生产力的欠发展到当前的部分产品、产能的过剩，促使社会基本需求结构在物质产品满足之后越发立体化，需求本身有了超越于生理需求的权力意识、美德意识、价值自诉、享受意识等，引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从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的贫穷社会主义的凭票供给制开始，新中国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产品短缺经济时期。自195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命令开始，我国先后印刷发行了粮票、油票、饲料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等票种。票制化本质上是因供应不足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平衡手段，因为存在着大量供需的缺口，使用票制化管理是通过高度的计划性，就像苏联采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那样，把短缺的资源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兼顾性分配。粮油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的存在，恰恰证明当时生产力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它体现的不仅仅是我国粮食供应的制度性安排，更蕴含着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乃至到20世纪80年代，粮票依旧被人们用来换鸡蛋、农副产品、塑料制品、不锈钢餐具等，直到1993年才正式取消粮票。今天，年轻一代已经无法理解制造假粮票、倒卖粮票等行为，他们只需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实现所有的交易与消费，微信、支付宝等新功能正在改变人民的需求内容和方式，但前提是产品的丰富和人民的富有。2009年，当时的驻英国大使傅莹，把母亲留给她的记录着中国人生活窘迫岁月的粮票送给大英博物馆收藏。“她说，今天，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人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比1952年全年的总和还要多。”(11)而今天的中国则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调整某些产品供给过剩，之所以要“去产能、去库存”，关键是因为“用不完”。比如中国的某些钢材品种等产品供给过剩，造成囤积和浪费。人民的基本需求不仅得到满足，而且出现了一些过剩，而获得物质需求满足的人民必然向往超越于物质需求的更立体化、更美好的新生活。
第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非物质化的需要必然引发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矛盾。经济产品的增长与供给具有量的有限性和地域的限制性，而人民的需要则表现“质”的无限性。在单纯的“量”的有限性的需求满足之后，还会有包括受尊重、被敬仰、求平等、要正义、爱艺术、多道义、好环境、有民主、行法治、给自由等不同“质”的需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然是在解决温饱以后的事情，解决“不挑食”的温饱问题仅仅是解决了生存，有“量”的满足就大致可以，而美好生活则是需要有“质”的追求。需求的“质的无限性”，从实物层面看，是指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要求产品的质量、功能、个性、设计、包装、仪式、造型、档次不断提高，人们不再追求敝帚自珍、用破再扔的消费逻辑，而是更加注重唯美精致、花色品种、更新换代、造型独特、时尚典雅，甚至高调华美。从非实物的层面上看，则表现为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环境、尊重、艺术、修养、伦理和美德的新需求。基本需求可以大致看成是生理需求和一般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非物质需求则是派生需求、更高的精神性需求。
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要谨防几个误区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种需求理论更多考虑的只是个体化、心理化的个人主义的需要，而任何需求都是被社会塑造的，也都必然带有社会价值的烙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一定要与日益增长的“非美好”生活需求区别开来。
第一，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共建才能共享，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和被满足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仅仅理解为单向供给。人民既是提出美好生活需求的主体，也是参与为他人和社会创造美好生活需求的客体，在自己日益增长的需求被满足的过程中，必须实现互惠互利，而不是单向索取。不能为他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建设性工作的人，最终也无法享受自己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人民群众作为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必须是他人美好生活的提供者。大众要享乐，更应该主动参与创新创业。党和政府既是实施生产力均衡发展、不断挖掘潜能、创造更充分发展条件的责任主体，见证人民享受美好生活的主体，又是被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改进和重新塑造的客体，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然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人民需要在享受美好生活和创造美好未来两个向度上进行自我锻造，党和政府也需要在供给美好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上和引导日益增长的健康向上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档次、格调上积极有为。
第二，国家在努力实现生产力均衡发展，驱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方面，责无旁贷，但绝不能迎合低级趣味，应断然拒绝“炫耀性”攀比消费的需要，必须谨防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奢侈浪费行为的出现。国家顺应人民的消费理念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是一回事，满足人民群众的“所有需求”是另一回事。有些低俗的需求不仅不能满足，更应该禁止。从某种意义上说，售卖所谓的“优质”车牌号等实质上是对炫耀性消费的鼓励和纵容。当前，“比富斗阔”、以宠物贵证人贵、“盖大房子、买新车子、挂金链子”等行为说明在财富中迷失的人大有人在。有些文艺作品为了迎合市场口味，一味地退守底线，委身于做市场的奴隶。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通俗不是低俗、欲望不代表希望，感官欲望的满足不等于精神的富有。就是给类似作品敲响了警钟，撒下了净化之网。对于那些低级的、庸俗的、及时行乐、寻欢猎奇、炫耀性消费需求，必须加以抵制，不能让非理性的精神文化消费倾向在颓废中蔓延。端正消费观念，引导人民需求，抵制各种庸俗、腐朽思想的侵袭，提高消费中的高尚文化含量。不让“有钱的读书少，读书的钱不多”的扭曲的财富分配和价值观大行其道。抵制过度超前消费、奢侈消费，倡导理性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败由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应该包含物质上的过度消费、奢侈性消费和铺张浪费，而应该是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光盘”“净桌”“打包”“拼车”也是美好生活需求的应有之义。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美尔说，一个富人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他所做的事情上，也表现在他能够做的事情上。只有把“富”从物质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才是更值得赞扬的美好生活需求，因为思想的“贫庸”，往往容易导致虚荣贪婪，甚至贪污受贿。
第三，人民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环境等方面的美好需求，必须服从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国情。人民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等方面的需求都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遵循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则，而不是大谈西式民主、宪政民主、表达自由、链接自由、完全市场化、私有化、党大还是法大、公民伦理、普世价值等虚伪理念。自然之霾的治理需要一个过程，美丽中国的梦想稍后来临不应该成为颓废、消极的“社会之霾”弥漫的说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中国的政治语境、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面。中国的问题解决要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私有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释放生产力，但管控不好它就是洪水猛兽，导致无序。要谨防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异变成变革一切、打破一切、怀疑一切，甚至背叛党和人民的借口。
第四，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两个没有变”的关系不能错位。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两个没有变”结合起来统筹考量，必须立足“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世情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否则就会犯冒进的错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和国际地位的定位，是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依据，是开启新时代必须遵循的逻辑起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不仅仅是重大的政治论断，更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必须从国情的历史贯通、国际地位的全局性角度加以把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今天，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特别是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变”与“不变”这是符合当今中国现实的精准判断。生产力发展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思想的重要历史节点，基于历史进程和人民奋斗的实践，引发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十九大报告用“转化”而不是“变化”，这里具有科学理性、准确敏锐的分寸感，“变”了一部分，以前是“落后”，现在是“发展起来”之后的“不平衡、不充分”，但本质上依旧是生产力发展不足的问题。这样的精准表述与深邃断言，便于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两个没有变”更好地统一起来。只有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依从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来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把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现实的基本国情、世情牢牢联系起来，很好地统筹于新思想、新战略、新理念、新布局之中。否则，一旦夸大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生产力发展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得意忘形，甚至盲目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陷入“多快好省建设共产主义”“已经实现财富极大丰富”的新幻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遵循自然和人为努力的双重过程，在理解上必须谨慎精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转变，必须基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不仅仅是要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句话，要以“不变”的立场来理解“变”，立足“不变”来促进“变”的实现。
三、如何应对和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当前我国人民需求内容和需求层次的变化是引发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一个原因。从一方面看，中国即将实现全面小康，解决13亿多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世界难题；从另一方面看，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这就对党的领导能力、治理能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能力、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宽带网络建设、养老服务供给、教育均衡实现、个性化服务、智能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新挑战，化解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难题更显紧迫。人民的需要更加个性化、优质化、享乐化，对供给不足或不及时的容忍度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也将增大，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矛盾也会随之而来。从不少地方对于PX项目、垃圾处理厂建设项目等的重重阻碍，就能看出，新时代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意味着更大责任、更大挑战、更大风险。也意味着必须提前布局，未雨绸缪，瞄准共同富裕，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融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一体化推进。如果说在追求“温饱”的欠发达阶段，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还是比较单一的，只要保证基本的物质供给和一定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通过政府粗放的管理就能实现，那么到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时代，随着需求层次从简单地填饱肚子向更高层次、更多样化发展，政府必须在生产力的均衡发展、创新发展、充分发展、国家治理、政府管理等方面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第一，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落实以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不断释放出更多生产力，努力化解生产不充分难题，全方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路，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才逐步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12)。实践证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互促发展时，生产力就发展，社会就进步；发生矛盾时，社会就停滞、就混乱。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说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必须坚持。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体制、机制上，仍存在不少不适应的情况，所以又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调整和完善。卢卡奇和阿尔都塞都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存在单向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存在双向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主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地位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主张政治、经济、文化、理论之间彼此轮流起决定作用(13)。哈贝马斯也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已经不合时宜，应该由劳动和相互关系所取代。这些观念明显有悖唯物史观的。“先有经济基础，然后才有上层建筑，或者先有经济基础的各种因素，然后上层建筑的因素才会产生。”(14)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只是截取了社会静态的横断面，还无法反映人类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与社会的动态发展需求。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要解决两大层次的协调：一个是要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充分问题；另一个是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以促进平衡。正确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15)。所以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创新是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难题的最重要载体，积极实施中国制造业大变革，倡导工匠精神，不满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已有成果，不停步于高铁、航空、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支付宝等重大科技成果，必须让创新型国家建设创建更丰硕成果。依据《中国制造2025》，全面部署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开启转型升级战略新征程，抢占智能制造高地。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技术方式制约着人们的需求方式，技术在把产品对象化或者物化过程中，就是对产品、理念、设计的人化的同步，也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步和激发新需求的起点。技术变革会引发新需求，发展又创造新需求，只有不断均衡生产力发展和充分发展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不单是物质化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面对国家整体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重振东北重工业基地，依托各省资源和地域优势，改进国家“梯度发展战略”，加大实施东部地区对口支援西部，先富起来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部署。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战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围绕中西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始终把民生建设挺在前面。近年来，中西部在综合实力、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等方面已经取得很好的业绩。但我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木桶”原理告诉我们，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的发展短板，必然制约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落后区域、滞后领域、短板方面的发展不充分问题，必然牵制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若干方面。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瞄准共同富裕来谋划未来，如何实现生产力的平衡发展、充分发展呢?国家需要进一步理顺区域间基本利益关系，对于在重振东北重工业、中西部大开发中，非规划产业项目环评一律不接受、不许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不搞“一代人政绩、几代人灾难”的短视发展，而是要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交通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振和大开发策略。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对互助。进一步号召军队参加和支援西部大开发，在西部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支撑作用。我国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东西南北中共同繁荣、工农商学兵共同富裕，把满足中西部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落到田间地头、乡镇村落、账单上菜篮里。
第三，化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精准扶贫、技术扶贫，兜底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难题，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力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难题，重点还是要从群众最关心的医疗、教育、就业、社保、住房、养老等方面入手。小康路上，扶贫路上，乃至今后的共同富裕路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这是党和政府的决心，也是制度赋予党和政府的使命担当。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需求的起点，它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城市化道路上，结合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促进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有序落户并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目前，对于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差距较大，优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与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农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除了市场手段，更需要通过政策支撑、财力倾斜、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护航“三农”，帮助寻找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价值链，并搭建融资平台。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6)分步骤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数量合理、质量相近、方便可及和持续优化。探索户籍制度改革，扩大林权改革，打破户籍限制、土地依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人才双向流动、以土地换股权的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第四，准确把握人民对物质、精神、尊严、养老、信息、住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五位一体”方面综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生产力发展，释放更多发展潜能，积极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果无视这些新变化，则无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法实现人民需要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对温饱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为对物质产品单一向度上的数量的积累，而小康社会的需求则更多体现为沉甸甸的质量的提高。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关注人民对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精神产品、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美的环境等方面的多元化期盼。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多样、多元、个性化发展，人们对能源、资源、环境、精神产品、信息服务、智能产品的优质化需求也必将与时俱进。
第五，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借助于互联网、物联网、可视技术、云端技术、3D技术和精细化加工不断提升个性化定制服务能力。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17)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个性化发展，使得消费者与生产企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如款式、颜色、外观、尺寸等要求提供定制化产品，而消费者则不单纯是消费者，而是变成了产品的设计者和生产的参与者。当前，已经衍生出很多定制服务，如定制礼品、定制旅游、定制金融、定制茶园、定制公交、定制通勤、定制扶贫、定制水稻、定制婚礼、定制汽车、定制电器，甚至可以根据父母的基因对下一代按照最美基因组合和最美人体设计进行“婴儿定制”。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借助于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实现定制“大脑”也将成为可能。而定制旅游，又能根据多元化需求细分出：蜜月定制旅游、修学定制旅游、医疗定制旅游、投资定制旅游等。技术创新引导消费变革，而消费多元和个性化又引导企业变革，促进企业向以物联网为依托的智能制造高地挺进。未来的企业不再局限于围墙内的生产，而是要打破围墙走向社会，进行可视化生产。标准化生产将在基本技术不变的基础上逐步转向柔性化生产，生产系统与库存管理也将依据物联网再造。商品的个性化和符号化必将一改传统产品的死板与冷漠，而体现更多人性的温情和温度，无缝契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并不断衍生出新的需要。
矛盾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唯有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事关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才能为制定新时代行动纲领提供科学的学理阐释和现实依据。新时代面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应该积极应对，任何游移、懈怠、观望都是对人民的失责。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长期为人民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中国向贫穷开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伟大实践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的一小段旅程，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依旧会困扰我们。要想开启迈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必须靠全面而充分的发展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尊严感。党和人民唯有拿出时不我待，创新图强，不忘初心和使命，东西南北中统一步调、工农商学兵同心同德，怀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共同推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复兴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就一定能得到满足，共同富裕的愿景就一定会变成现实。
On Causes and Measures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⑤《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5页。
⑥《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⑧《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⑩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11)王如君：《把粮票送给大英博物馆》，《人民日报》2009年9月30日。
(12)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人民日报》2015年7月9日。
(13)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20-321页。
(14)《艾思奇全书》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1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17)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6年3月18日。
原文参考文献：
[1]杨宜勇、魏义方、张志红：《澳门社会主要矛盾演进探析》，《全球化》2016年第7期.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3]吴元梁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辛向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刘须宽(1973-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017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