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观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二十大报告重申了这“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最关键的理论突破在于“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他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了学习贯彻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科学与无神论》编辑部于7月9日组织了“‘第二个结合’与无神论”专题座谈会。其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李申教授的发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无神论》，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传说的黄帝、炎帝时代。在传说时代，形成了中华民族后来一脉相承的上帝、天命信仰，积累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经验和相关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知识。

商周时代，天命、上帝信仰被稳固下来，各种知识进一步发展，上古治国理政的经验，经过周公、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礼仪制度和国家治理原则。从这时候开始，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成为中国古人追求的最高政治和社会目标。

秦朝的建立，在物质层面上使中国实现了事实上的统一。汉朝选择独尊儒术，使中国实现了思想上的统一。从此以后，儒术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正统指导思想。政权可以更迭，掌握政权的人物、民族出身可以变换，但独尊儒术则一如既往。儒术，为中国古代国家统治的稳定，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统一，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和责任。而儒术的创始人孔子，也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圣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性的符号。与疆土、文化上的统一相适应，国家的统一被认为是正常的，是人们所向往的；国家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在国家分裂时期，盼望回归统一，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心理，也是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国家的统一保证了文化的统一，保证了该统一文化的延续，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五千年来唯一不曾中断的文化。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孔子在继承古圣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又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古代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以德治国”等一系列新的观念。汉代独尊儒术，把从孔子开始、儒者们创立的“仁义礼智信”原则，落实到国家政治，创造了以“孝道”为中心的礼仪制度。这套制度对国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虚伪和假冒现象。于是在魏晋时代，王弼等人提出，有形礼仪背后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才更加重要。由于王弼等人说不出那个“无”有什么具体内容，也使那些崇无的人们各行其是，不守规制。到了唐代，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核心，提出了有形的“有”和无形的“无”同样重要。唐代末年，韩愈等推崇《大学》《中庸》和《孟子》,预示着儒学将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把个人的内心修养作为遵守儒学规制的前提，并且指出，那有形的“有”背后更加重要的“无”,就是“理”或者“天理”。理，就是秩序；遵守社会秩序，就是人的本性。人的内心修养，就是去体认这个天理，回归自己的本性。新的儒学把遵守社会秩序作为人心的自觉，从而进一步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固。

在儒学不断创新、发展自己理论的同时，佛教、道教也在更新着自己的教义。佛教中，出现了认为佛祖、菩萨、妖魔鬼怪不过都是心头的一念，只要明白本性清净，自身就是佛的禅宗。道教在成仙运动不断遭受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肉体成仙的念头，甚至主张现实中品德高尚的人就是神仙。

然而正如被尊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所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在维护自己国家的稳定方面，儒学有杰出的贡献。儒学不主张侵略别人，但在遇到外部入侵的时候，也难以应对。特别是到了近代，遇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儒学更缺乏应对的本领。所以在最后关头，独尊儒术的清朝，不得不自己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接着就是辛亥革命，再后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获得了新生，也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

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的国家信仰以上帝为首的神祇系统，原则上都是国家的保护神。在信仰这些神祇的人们看来，多一尊神祇，国家就多一层保护，就像国家又多了一员精兵强将一样。所以中国古代可以把外来的佛祖和本土的老子、孔子、都称为圣人。古代的其他国家，其实也是如此。只是后来，以个人拯救为核心教义的世界宗教尤以基督教为代表，把其他民族的神祇都看作是“偶像崇拜”,一定要加以清除，才改变了信仰世界宗教的民族的包容精神与和平精神。近代又加上资本主义的扩张要求，更使这些国家的包容文化与和平文化，几乎荡然无存。

中国古代的国家，从君主到民众，都是信神的。这是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被古代国家作为国家公神加以崇拜和祭祀，其地位和社稷神一样高，也是事实。但是，至少从孔子开始，历代都有思想家不断纠正和抛弃低级、粗陋的巫术和滥渎无度的鬼神迷信，这就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的无神论传统。

孔子当时所在的社会都普遍相信，彗星、陨石等奇异天象是体现上天意志的“天道”,但孔子不谈论与所谓天道有关的问题。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也不相信墨家所说的人形的鬼神，所以被称为“无神”者。荀子则进一步指出，那些奇异天象只是不常见而已，并不是上天意志的表达。到了汉代，国家制定法令，把交感巫术认定为危害社会的“巫蛊”,提出了“淫祀”的概念。从此以后，取消和打击巫蛊、淫祀，即超出国家规定的祭祀，成为古代无神论者的常规事业。

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观念，把过去喜怒无常、任意发布奖惩命令的上天，改造为根据人的行为善恶决定赏罚的上天，是儒学古代神学的进步。王充则进一步考察了董仲舒认定的那些天人感应事件，发现都不过是偶然巧合，从而否定了天人感应观念，提出了“天道自然”观念，是汉代无神论思想的重大成就。王充还否认人死为鬼，认为脱离了活的肉体的灵魂没有认知的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者们反对佛教的轮回报应教义，范缜更是把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比喻为锋利和刀刃的关系，认为人死以后，不能有鬼，就像锋利离开刀刃就不会存在一样。唐代韩愈坚决反对皇帝迎拜佛骨，差一点送掉性命。柳宗元批评天人感应宣扬的“祥瑞”概念，认为这些言论类似于“淫巫瞽史”。他和刘禹锡一起，甚至否定上天的赏善罚恶功能。

到了宋代，欧阳修撰写历史，只记载异常天象和灾害事件，不再记录这些事件和人事的所谓感应关系，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天人感应思想。他甚至斥责当时被认为是上天恩赐的《河图》《洛书》,乃是某些儒者假造的妖妄事件。明代的曹端不仅坚决反对民众淫祀，还极力批判当时新兴起的风水迷信。到了清代，熊伯龙接续王充的事业，把后世新增加的淫祀如梓潼神崇拜等，也作为他的抨击对象。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无神论思想，构成了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序列，为我们今天的无神论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传播以及无神论者的遭遇是艰难的。无神论思想，特别是科学的、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发扬光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