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现代”的命题可以从多个维度探讨，实践逻辑是其中的重要一维。所谓实践逻辑，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来自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依据和走向。本文试图从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维度，探讨现代中国的价值与路径的形成及其特性。
一、现代中国价值的实践逻辑
对国家的认识，往往是在国家成型或者国家行动之后。这在于国家既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又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与自然形成的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更具有人为建构性，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规范，即现代性价值。而现代性价值的形成，一是问题导向，即人们在遭遇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现代性价值；二是目标导向，即人们为追求理想目的而形成的现代性价值。至于两种导向何轻何重，则取决于不同的现代化实践。
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变革进程发源于西方。西方人为追寻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理想社会，提出了诸多现代性价值观念，是典型的目标导向。中国是被动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对现代性价值的接受、吸收和运用，深受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支配，是典型的问题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一般来讲，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因此，在相当长时间，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是经济和技术层面，如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至于这一现代化会给政治国家自身带来什么变化，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
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推进，国家的特性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其重要缘由是中国现代化实践中所遭遇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到21世纪初，废除农业税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农业税是长期历史以来形成的，由从事农业的农民向国家交纳税收，自古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废除农业税，意味着原有支配国家行为的“理”发生了改变。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改变，其依据何在？实践呼唤理论给予回答。由此，“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密切联结起来。
国家废除农业税改变了农民向国家交纳税收的“理”，这意味着国家的特性发生了变化。如何区分特性的变化，便有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分。税收是国家的支柱。在恩格斯看来，“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农业文明是人类第一个文明形态。由从事农业的人口交纳捐税成为国家得以成立和运转的基本条件。国家向农民收税也成为国家理所当然的行为。国家废除农业税，也就意味着支配国家行为的“理”发生了改变，国家的特性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发生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是国家的质的规定性的改变，体现着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分。国家废除农业税实际上是国家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标识之一。正是因为这一标识性事件，现代国家这一命题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
价值是认识和评价事物性质的一种标准和规范，具有引导性。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现代性要素不断生长出来，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结，形成了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引导下，国家行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废除农业税后，如何让广大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将农民纳入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正是现代国民国家的应有之义，彰显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平等性。这些价值因素是历史上传统国家所没有的，体现了现代国家的质的规定性。
国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地域共同体的国家，一是作为政权的国家。前者是国家治理的对象，后者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作为与传统国家相对应的现代国家，也包括这两个方面。近代以来，中国便开启了现代国家政权建构的历程。特别是新中国的建立，国家政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撼和深刻反思，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失误？邓小平认为，这与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相关。他在著名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指出，家长制、官僚主义等“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之后，我国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开启了国家现代性的全面自觉。现代国家的命题愈来愈为学界所广泛关注。不仅仅是政治学，其他学科也参与进来。李怀印教授的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便是历史学参与现代国家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作为与传统中国相对而言的现代中国，是一种具有不同于传统中国的质的规定性的国家，体现着现代性的价值。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接受了大量外来的现代性价值。但从废除农业税和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看，可以发现，中国对现代性价值的接受、学习、消化受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支配。正是因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所遭遇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碰撞的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强化人们对现代性价值的自觉意识。中国现代化实践不仅仅是对外来现代化性价值的学习和吸收，而且丰富了现代性价值，赋予了现代性价值的中国涵义。
二、现代中国路径的实践逻辑
现代性的价值将国家区分为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现代性的价值在不同国家的时空分布并不一样，其重要原因是不同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路径有所不同。决定现代国家的不同路径更在于其实践逻辑。
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性活动。这种探索和改造不是随意的，而是建立在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的。客观物质条件规定了人们实践活动的路径。现代国家建构意味着国家形态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和路径受制于历史提供的条件。
现代国家建构是伴随现代化进程发生的。一般来讲，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农业社会状况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和路径具有支配性作用。历史社会学大师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正是传统社会状况及其面临的问题决定了现代化及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
英国和美国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形成了特有的现代国家形态。由于受传统社会影响较小，英美属于内生型现代化。英国在现代化来临之前，农村内部经历了商品化，圈地运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经济结构，使其“没有严重的农民问题”。美国是在新大陆“空地”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庞大而又牢固的农业社会这样一个问题”，“也从未有过像欧洲和亚洲社会那么庞大的农民阶级”。除英美国家等少数特例以外，世界上大多数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面临着庞大的农民阶级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悠久的国家，近代以来被迫开启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面临的最基本历史条件是农业社会及其庞大的农民阶级。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革命的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后建立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建立后，开始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建设，实行工业优先的战略，并因为从农业获得积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作为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未能与工业化同步改善其生活，城乡差距拉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废除农业税，对农民实行“多给少取”的政策，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使农民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
中国农民逐步获得平等待遇的事实，反映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路径。这一路径首先由历史条件所决定。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不仅使得中国开启现代之门的民主革命具有农民革命的属性，而且深刻影响着革命之后的现代国家建构路径。新中国建立后，农民在政治上成为国家主人，但在相当长时间未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随着工业化的展开，非农产业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才有条件一举废除农业税，由农支工转向以工支农，国家形态的现代属性得以强化。可见，现代国家的路径受制于历史提供的客观条件。这种历史条件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客观性。
实践是客观条件与人的认识和行动交互作用的产物。世界上绝大多数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会面临传统社会的影响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则有不同的路径，会形成不同的国家形态。摩尔依据大量事实揭示：“西方民主只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德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法西斯道路，重要原因是破产的贫困农民问题。“小农们命途多舛，纳粹宣传却为小农展示了一幅理想农民的浪漫主义图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农民在纳粹精心炮制的极右翼意识形态中成了关键角色。”
中国通过民主革命开启现代化大门。“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这里，农民再次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了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取得了革命胜利，但同时也负有解放农民和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使命。摩尔曾断言：“农民早晚会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这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
但这一事实并非不可改变。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制改革，都是为了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正是依靠国家推动，才有可能实现农民全面脱贫。在中国，农民不是现代化的牺牲品而是分享者，显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行为密切相关。这种行为是传统国家不可能具有的，体现了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国家路径。这一路径具有双重超越的特点，一是超越将农民作为负担而不是动力的路径，二是超越农民成为现代化牺牲品而不是分享者的路径。这种双重超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国家的一般要求。但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自己的前提条件和目标，这就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需要。由此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其特有路径，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内在需要。
三、结语
通过现代中国的价值性与路径性的实践逻辑维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何以现代”的命题。中国得以走向现代，是多种因素和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从价值看，中国从外国获得了现代理念，但这种理念的实现，取决于现代中国建构的实践。正是在现代中国建构的实践进程中，现代性价值愈加充分地展现出来，并因为中国的实践而丰富。中国不是西方现代价值的简单复制品，而以自己的实践作出特有的贡献。从路径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有自己的特有路径。这种路径来自于历史提供的条件和人的能动性。通过现代中国的路径，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有助于改变人们长期以来简单将传统作为现代中国的负资产的观念，获得历史自信。历史由此进入现代国家研究的视野。在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看来：“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李怀印教授的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及其由此发起的“中国何以现代”的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将实践逻辑引入现代中国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向，又可以深入把握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正是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中，不断推动人们接受、确立和丰富现代性价值，促使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正是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使得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形成了自己的特有路径，丰富了世界现代国家建构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