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应仅仅在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还应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意义上被加以理解。与此相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露被“物”掩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和奴役的真相，挖掘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根基的权力和权利的同构性确立的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由王国”的新文明理念。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塑造和引导了一种新文明观。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由王国；文明观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对时代的文明内涵的集中表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在社会方面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影响。这同以这种社会科学为其理论表现的社会组织是完全相适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62页）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理论表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直接把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称作“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3页）根据恩格斯的这两段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它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亦即对资本主义这一“文明时代”的理论表征。从文明形态视域去考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能彰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本质。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批判，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批判中，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文明理念，开辟了通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文明的“假貌”和“真相”

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理论表征，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假貌”的描述中掩盖了它的“真相”，而这一被掩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是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句略带讽刺的话：“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3页）一个人的“假貌”和“真相”容易辨别，时代的“假貌”和“真相”却不那么容易分辨，也正是在对时代的“假貌”和“真相”的认识上，古典政治经济学陷入了困境。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无法看透资本主义文明“真相”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就在假貌当中，没有一个离开了假貌的纯粹真相。资本主义的假貌和真相都是戴着“物”的外观的：“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7页）可见，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物”。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研究围绕财富展开，聚焦于财富的性质、原因、形成、增长机制、分配等。财富本身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财富要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这种物又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物。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财富的形式确证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对象化的存在物。对财富的这一理解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热衷于考察价值量的形成，从而关注交换价值的量的变化，这必然要以劳动确切地说是劳动量作为枢纽展开。由劳动确认价值量的方式抓住了物的对象性存在的特点，通过劳动作用于作为对象的物，完成了对物的所有或归属关系的构建。劳动-劳动量-价值-价值量-所有关系这一链条，解决的是价值量的形成问题。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关注的仅仅是劳动与价值等同的“量”的方面。虽然劳动价值论具有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层面的含义，但是这一含义依然是以劳动量衡量价值为前提的，从而价值量而不是价值形式成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这样，从价值分析入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最终落脚点是价值量，对于价值形式没有触及。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形式”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秘密所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8-99页注）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诉诸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但却止步于价值量而没有过渡到价值形式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商品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交换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止步了，因为研究价值量已经足够论证他们需要证明的东西。不仅如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还力图把价值也归结为物的自然属性，把对于物的研究归结为对于物的价值量和超社会的自然性存在的研究，“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56页）而马克思则是从价值量的研究前进到价值形式的研究，把对物的自然性的研究变为对物的社会性的研究，从而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剥削和奴役关系。

恩格斯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5页）因此，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从物入手，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仅只走了一步——研究物，在剩下的一步——揭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止步不前。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仅仅从物的对象存在、交换关系和客体外观去看待物时，就无法看到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的剥削和奴役关系，而马克思从物与物的关系出发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这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所以，剩下的这一步，是由马克思完成的。

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斯密，第11页）的倾向，是人类所共有和特有的。物充当两种尺度的职能，一方面它作为价值尺度，具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它必须进入到实际交换过程，充当交换尺度。在交换过程中首先要确立的是交换价值量，所有的商品都要转化为一定量的可以衡量和比较的存在。对于商品来说，它的交换价值就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这是由工人创造的。“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5页）从表面上来看，它们之间进行的是平等和自由的交换，因为遵循的是量的标准，而就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到平等交换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剥削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真相”，而对于这一真相的揭示，又和对物的交换价值的理解密不可分。交换价值不能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层面，它要对象化为实际的存在，这样就产生了货币，充当交换价值的货币具有自然属性，但整个交换过程看中的是它的社会属性。货币的出现完成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过渡，货币转化为资本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只有货币转化为资本，才形成了整个商品生产过程，出现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而之前二者之间的直接对抗性并不特别明显和突出。交换主要不是和自然交换，而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问题是他们看到了交换，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交换关系是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为前提的。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79页），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为前提的交换关系的背后，有一个最为特殊的物——劳动力，它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的特殊性。因此，恩格斯才在他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特别强调，“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8页）这个特殊性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更表现为劳动力成为了在整个生产中唯一不遵循价值规律等价出卖的商品。对于工人来说，他不能出卖还有待完成的劳动，他出卖的只是对未来劳动的支配权，因而工资成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就工人的未来劳动达成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只是看起来平等自由，实际上“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同上，第331页）这样，工人出卖和获得的都不是可以衡量和计算的劳动生产费用，劳动一旦开始就不属于工人了，拥有对工人未来劳动支配权的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和工人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的差额，就是剩余劳动的价值，马克思揭示了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真相”。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论证中，利润率的实现是以一种公开、公平的方式获得的，马克思则揭示出利润率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剥削，因为利润率这一概念没有区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消除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70页），利润率用它的逻辑使得剥削似乎消融了，因为从量上来说剩余价值和利润是同一的，但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是不同的，只谈利润率就模糊和神秘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就是要揭示出这个形式背后的隐而不显的“真相”，即“它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取代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实际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一丘之貉”。（罗尔斯，第343-344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满足于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框架内探讨社会财富增长的机制原理，这就决定了其只能停留于物质性的外观，走的是一条客体化的“见物不见人”的道路。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特别强调自然性的概念，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规律都变成了与人无关的自然规律，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永恒性。马克思洞穿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平等性、客观性和永恒性的假貌，揭示了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一种等价交换关系，而是剥削和奴役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状态，而是一个需要超越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真相”的揭露，使得无产阶级获得批判的武器、现实的武器，从而摆脱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命运。

二、资本主义文明：权力与权利的 “同构” 和 “紧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22页）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或者说无法看透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是因为其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是私有财产的存在。在经济的意义上，私有财产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权力”；在政治的意义上，私有财产表现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权力”与“权利”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中媾和在一起，两者的合谋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文明“权力”与“权利”同构性的双重批判：一方面批判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权力；另一方面批判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财产权。通过这一双重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了同构性所掩盖的权力与权利之间真实的紧张和断裂关系。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没有严格的区分，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对人的作用是通过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导原则是政治。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成为了最大的现实，而这又是以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分化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文明中，政治的内容是由经济产生出来的，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追寻，使得经济规律成为第一性质的规律和政治生活的要素。“政治制度就其最高阶段来说，是私有财产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3页）但另一方面，经济又是作为权力内嵌于法律并得到存续的，所以经济与政治的同构是一个现代文明视域中的问题，也只有在现代，它才成为一个问题。二者的同构不仅表现在经济影响了政治，更表现在经济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政治。经济对政治的侵入以及本身成为一种政治，使得单纯政治领域中的权利形式更多地以权力形式表现出来。政治经济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世俗化表现，政治经济学则是这种世俗化表现的观念形态，经济与政治的同构导致了作为理论表征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同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是以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为前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深刻的和复杂的空间”（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207页）。无论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同构，还是作为其理论表征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同构，其最本质的是资本或私有财产的“权力”与“权利”的同构。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主要聚焦在自然权利、自由和平等、个人主义等，自然权利问题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起点，他们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私有财产权和社会契约论思想。自由和平等问题是他们的理论核心，自由被解读为作为权利的自由，在人们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变并获取自由的过程中，社会自由取代了自然自由，自然权利的平等也走向了契约的平等。个人主义问题是他们的理论归宿，个人的自由是最为根本的，这是人作为主体的确证。无论洛克开启的对思想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强调，还是卢梭开启的对政治自由的强调，都体现了自由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与它同构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平等原则提供了一个在现实中安放的场所，使得在政治哲学那里抽象的原则具体化。在二者的同构中，涉及到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即财产权的问题。“财产的概念以及对财产的保护，依然是所有现代政治构造的基础。”（哈特、奈格里，第9页）人类共有东西中的某些部分成为个人财产的合法性，是通过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对象的身上实现和获得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论证了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人既是自身存在的所有者也是自身劳动的所有者，通过劳动，人自然就拥有了对加诸了自己劳动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财产权，“劳动乃是与自然权利相符合的唯一的占有财产的资格。”（施特劳斯，第241页）作为权利存在的财产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政治自由要保障的，“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洛克，第2页）由政治哲学所论证的财产权这一权利在经济生活中也成为了绝对的权力，这一由政治领域延及经济领域的做法，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再也无法掩盖他们的阶级立场。所以恩格斯才会说，“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作为发财致富的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根本无法克服其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同上，第49-50页）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都是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当作了不证自明的前提。然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恰恰是由与它同构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证明的，即把财产权作为人的自然权利与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财产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财产权保护的是有产者的财产，而有产者是免除劳动的，有产者之所以能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成果，是因为他拥有财产权。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劳动确立财产权，财产权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马克思则把劳动和财产权的分离转换成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区别，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力要变为活劳动，只有以死劳动为前提才可能，活劳动在这个意义上被死劳动所支配，劳动中的等价交换背后蕴含着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是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出来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所有权和劳动对象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利变为对无酬劳动的占有权力，“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78页）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资本家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把商品生产出来，而生产出来是为了占有，所有权对于劳动的确认变为了对于私有财产的确认，自由的工人成了资本家私享的财产，资本家获得了“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06-107页）。占有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那里是通过劳动确认的对于“物”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变成了资本对利润的占有权力，而之所以能够占有利润，是因为资本拥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通过所有权获得了合法性。“‘占有’这一生存方式的本质源于私有制的本质……它使每个人和每一件东西成为无生命的物，并使之从属于另一种力量。”（弗洛姆，第86页）资本的占有权力服务于资本的逻辑，注重量的增加，是一种按照预定轨道即“资本”本性进行的占有。资本的占有权力不仅把物变成了物，也把人变成了物。工人一旦进入工厂，就失去了作为生产者的主体特性，而仅仅成了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翻转使得资本不仅具有了“物”的增殖力量，更成为了一种具有“主体”性质的权力。当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需要通过对于客体的占有来定义自身的时候，人就不是主体而成为了他的占有者拥有的一个“物”了。

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必然把资本权力作为无需证明的内容。马克思之所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挖掘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现代政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古典政治不同，现代政治是以自由和权利为核心的，它从对形而上的道德律令的寻求转向了对现实生活中的治理和权力问题的探讨，“比之于任何一个理论家，马克思的思想都更全面忠实地阐明了现代政治的紧张与矛盾。”（汉森，第1页）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主张保护财产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由，但是它不仅没有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还使得人更加不自由。这是因为它在保护财产权的同时完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同构，使得资本增殖的权力获得了合法性的保护，客观上加深了人的异化状态。本应是紧张关系的权力与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一种同构关系。财产权利与资本权力的合谋，加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性，使得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更为牢固。只有认识到权力与权利的紧张和断裂，人类社会才能摆脱资本主义。“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这是一种新的占有方式，即通过无产者在生产和生活资料上的联合取代私人占有，使得生产能力和劳动条件属于社会财富。马克思通过改变财产权利（变私有制为共同占有），建立个人所有制，达到了消解资本权力的目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权力”和“权利”同构模式的解构。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新文明理念的“塑造”和“引导”

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它的经济范畴构建出了一个“唯一的巨大偶像”，组成了一个永恒凝固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从而不仅掩盖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和奴役的真相，在权力与权利的合谋中确认了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更在非历史的意义上使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教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跨出了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为艰难、巨大的一步：在对这一非历史性的文明教条批判的基础上，论证了这一教条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文明理念。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一般存在——“价值”开始它的体系，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以特殊存在——“商品”作为它的出发点。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基于事实所做的“虚构的抽象”，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基于现实所做的“历史的抽象”，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进程。这一历史的抽象不仅与虚构的抽象不同，也不同于范畴的历史演进。当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时，马克思只是说在“猴体解剖”阶段的东西在“人体解剖”阶段能够被看得更清晰、更明了，而不是说可以把“人体解剖”阶段的概念直接用在“猴体解剖”阶段。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恰恰就是把“人体解剖”阶段的概念直接用在“猴体解剖”阶段。他们把从资本主义社会推演出的一些概念抽象化和永恒化，从而使之能够运用于一切时代，进而把他们所论证的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范本，封闭了文明形态朝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对一切其他经济学范畴都是按照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出现的特殊形态与特殊联系去理解。马克思并不把经济学的概念理解为不受时代限制而普遍有效的范畴。”（柯尔施，第11页）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要在特殊形态和特殊联系中去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且要论证这些范畴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从而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达到对它的超越。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内涵的非历史性把握，这既体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握时代的抽象方式上，更体现在它的整个体系所使用的概念的时代内涵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资本不过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另一名称，资本本身对现代社会文明的意义，却被古典政治经济学用一些不受时代限制的普遍有效的范畴所化解。“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1页）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秘密在于可分配的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价值不是各个要素相加的结果，每一个看似独立的价值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不是分别由劳动、资本和土地生产出来的。这个三位一体形式引入了劳动和土地这样的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和因素，消解了资本在资本主义文明当中的绝对作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是雇佣劳动，它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工资是为了维持工人正常的生活由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工人只是以工资的名义得到了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作为“永久的抽水机”的是汲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土地只能是“永久的磁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31页）土地所有者是不进入现实生产过程的，他只是凭借土地所有权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从资本的口袋转移到自己的口袋中而已。资本、雇佣劳动和被垄断的土地仅仅是劳动条件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劳动和雇佣劳动合二为一，资本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被私有权垄断的土地变成了同义词，使得它们具有了一种天然的属性，“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具有的为一定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社会性质，也就成了它们的自然的、可以说是一向就有的、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天生固有的物质性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35页）这个三位一体形式还被进一步归结为“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同上，第921页），以“资本—利息”这样一种表达取代“资本—利润”，使这一形式显得更为荒谬。庸俗经济学家发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庸俗因素”，用利息、地租和工资这样一些概念，彻底把能够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排除在外，剩余价值的识别变得更加困难，他们也沦为了剩余价值分配合法性的辩护士。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自身的逻辑中封闭了自己的概念，缺少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使得它们无法创造性地塑造和引导新的文明理念，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不超出它们自己的原则可能达到的最高文明程度。

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文明教条，塑造和引导新的文明理念，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明观的理论旨归。马克思对旧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就是对于新文明的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是非历史性的普遍性概念，它给自己提出的是确立资本主义文明永恒性的时代任务；而马克思却大不相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是时代性的特殊性概念，它给自己提出的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文明理念即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任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这一新的文明理念。《资本论》的三卷分别阐明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集中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正是在研究剩余价值的分配的《资本论》第三卷，接续着对三位一体形式的批判，马克思引出了“自由王国”这一新的文明理念。

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的新文明理念，是以区别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为前提的。“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同上，第929页）因此他特别强调资本带来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意义，“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同上，第927-928页）但是无论资本怎么“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所创造的资本文明依然是在必然王国之内的，通过主体的物化完成的物质生产的发展，虽然使人在物质生产的层面上获得了自由，表现为“实在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还不是真正的自由。物质的丰裕不代表已经实现自由，“物质成就带给人类文明最普遍的危险在于，虽然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绝大多数人却变得更加不自由，而不是更加自由。”（史怀哲，第4页）物质的高度发达也不代表文明形态的跃迁，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才能产生新的文明。而工作日的缩短之所以能成为建立“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是因为它缩短的是非自由时间，这意味着工人受剥削时间的减少和自由时间的增加，也就是资本支配权力的消解，从而把被资本变为剩余劳动的时间和劳动变为自由时间和自由劳动，这就为朝向自由王国提供了可能性。

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9页）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但是又是对它的超越。“自由王国”作为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出的新文明理念，首先是与资本主义文明截然不同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的新文明形态，它要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把人从抽象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人的劳动成为自主的活动，进而使人作为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存在，从而“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9页）；其次是作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的联合体的新文明形态，它要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人类化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把共同体从资本主义的“座架”中拯救出来；最后是一种具有否定性和发展性的新文明形态，一方面它是对现存状况即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情批判的过程，另一方面它是脱胎于以往的文明形态、建基于以往的文明成就的基础之上的新文明形态。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宣言和论战式的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相呼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自由王国”这一新的概念。实际上，“自由王国”所表征的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理念。共产主义也只有在秉承“自由王国”这一新的文明理念的基础上，才构成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仅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批判，具有深刻的文明内涵。“自由王国”的实现，就是要“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过程就是朝向自由王国的途径，即“不用借助于非人类的力量，也能使人类的未来不同于人类的过去”（罗蒂，第324页）。朝向未来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昭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形态。“自由王国”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出的新文明理念，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塑造和引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马克思对于人类文明的“十分壮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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