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进程中，我们要广泛了解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动态，批判地借鉴其中的合理成果， 更要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对西方所谓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动态保持批判意识和理论定力。

2018年初，一部名为《无问西东》的影片上映。该影片描述了四位清华学子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都表现出积极向上、勇于担当的精神气质和意志品格。影片本身并未涉及如何看待西方的学术研究问题，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却在学界激起一道涟漪。一些学者把“无问西东”当作学术研究“旨归”，甚至强调“应该跟踪和引进西方的各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来显示中国学术研究与国际的接轨”。

那么，学术研究真的可以“无问西东”吗？

西方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性质

从总体上看，任何国家的学术研究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均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西方主流学术研究并不例外，在它貌似科学中立的外表下隐含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西方主流学术研究传递的核心价值判断是：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唯一合理的制度；其定义的所谓“自由”、“民主”等是有益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贯穿于西方主流学术研究的经纬。在冷战背景下，西方主流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反社会主义色彩，如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美国政治学家阿伦特等，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污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极权主义暴政”，无视其在争取和平、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成就。冷战结束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炮制出所谓“文明冲突论”，认为继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之后，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文明冲突，伊斯兰文明是其面对的直接挑战，而最大挑战则是中华文明。

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一些学者不仅无视中国在发展国内经济、消除贫困、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及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作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反而宣扬“中国威胁论”，抛出一个个命题抹黑中国，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污蔑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建立所谓“世界霸权”。一些西方史学家同样赤膊上阵，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无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无视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现实中从未侵略和殖民过他国的事实，诬称中国历史上就是“帝国”、中华民族是“殖民扩张”的产物，鼓吹应允许被“殖民”的民族实行“自治”甚至独立。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明显的研究在西方受到追捧，达尔文的代表作《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还被英国媒体评为畅销历史巨著，2007 年被授予沃尔夫森历史奖。

一味同西方学术接轨的危害

改革开放前，我们与国际学术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术成果突然涌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令人眼花缭乱，更引发一种错觉：将中西学术发展道路上的差异，等同于旧与新、落后与先进的差异。受此影响，在引介西方学术成果的过程中，对其理论背景、底层逻辑、概念范畴的鉴别与判断意识十分淡薄，乃至无论精华还是糟粕，一概介绍、肯定、接受和吸纳，由此造成巨大危害。

首先，迟滞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由于有西方学术是“现代的、先进的”等预设，我们的一些研究出现了唯西方学术马首是瞻的不良状况：治哲学者言必称“三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治史学者大谈后现代史学、叙事转向等，却提不出自己的论题，形不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更产生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志性成果。相应地，作为我们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其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未能给予具有充分学理性的阐释。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经40 余年的努力，已取得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日益清晰地展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面对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一味推崇西方理论是解释不了的。

最后，对西方学术自觉批判意识的淡薄，为一些错误思潮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比如，历史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试图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的重新评价，解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必然性；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试图通过反对对市场的干预，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合理性；政治学中的“宪政民主”思潮，试图通过宣扬西式民主的“普适性”，否认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先进性，等等。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一些研究也倾向于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的“普适性”，主张中国应选择这条道路。这种种论说，无疑扰乱着人民群众的视听，客观上制造了思想混乱。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既然学术研究均以服务于特定国家和社会为目标，那么中国的学术研究理应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说，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随着历史演进与时代变革，我们迫切需要依据新时代提出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解的基础上，构建能解释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与时俱进的话语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地位。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

其次，要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凸显中国研究者的主体地位。中国研究者要突出中国特色，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针对西方学者的文明史著作中暗含的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等，我们应根据“尚和”、“非攻”、“天下大同”等理念，坚持各个文明都是平等的、文明之间应和谐共处及取长补短的立场。

最后，要增强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鉴别力与批判力。同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诸学科相比，在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中，并不易看清隐藏在西方学者貌似客观中立的研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如目前流行的帝国史研究，将中国历史上的秦汉明清等朝代视为“帝国”，表面看没有什么危害，但其潜藏的结论是：既然作为“帝国”的中国是“殖民扩张”的结果，那么被殖民的民族理应获得独立。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一些，如后现代史学所宣扬的“反对宏大叙事”，在一些人那里就暗含着反对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宏大叙事。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底线意识。

总之，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进程中，我们要广泛了解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动态，批判地借鉴其中的合理成果，更要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对西方所谓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动态保持批判意识和理论定力，绝不能“无问西东”。中国的历史研究，“必须有思想、有灵魂、有立场，照抄照搬、拾人牙慧是没有出息的做法。只有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用中国的话语阐释人类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与国际主流学术展开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