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谬指唯物史观是历史虚无主义，并且在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研究中也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他们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更在现实社会性质的确认上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竟然诬称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此种谬说必须予以驳斥，不能任其扰乱视听。
一、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顾名思义，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的经济、社会、政治基础上建设的社会主义。它首先是依据马克思创立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为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而在如何贯彻这些基本指导思想的施政中又要从中国的客观现实出发，既不能一步到位、又不能无所事事地坐等条件成熟。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思想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其理论指导自然遵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简析之，有三大要点。
其一，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消灭脑体分工。脑体分工的消灭，既标志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又标志着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根本消失。由此，人类社会步入大同社会。马克思首次表述这种思想是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①中，却被许多研究者讥讽为马克思浪漫主义的空想。但只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做一些考察，即可观察到这乃是他一以贯之的观点。马克思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就表达了同样的思想。②
其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社会主义是它的第一个阶段。③马克思指明在这个阶段是要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去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条件。而如何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则由于不同社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其三，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马克思针对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问题，通过认真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文献。③他首先肯定像俄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他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⑤他具体说明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即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⑥对农村公社进行民主化改造，⑦以及需要有挽救农村公社的革命。⑧由此可见，对后发国家而言，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的过渡还需要一个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处的过程，并把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成果引入进来。
(二)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从上述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首先需要有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然后才能迈向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表现如下。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的不利基础。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清醒的认识。⑨他不厌其烦地警示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所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生产力，则是解决中国贫困落后问题的根本，这被视为适用于长时期的重大战略判断。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的基本原则。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⑩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重申：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再次，在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处中借鉴其优秀成果，实现赶超型发展。一是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对中国发展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11)邓小平同志强调：“对内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12)二是坚持实行市场经济。为了破除人们有关“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错误僵化认识，邓小平同志不厌其烦地讲：“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14)当然，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将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政府以政策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摆正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为各级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最后，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持续改革中推进的。而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会触动固有的权力结构、触及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在推进、落实的进程中必然会遇到阻力。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后，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由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郑重宣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5)正是预见改革的深化会更深地触及权力结构、触动既得利益集团，预见到深化改革必不可免地会遇到多重阻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更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动改革举措的贯彻落实。
正是由于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正确的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曾经处于贫穷状态的中国一跃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人口总量1/5的近14亿人口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这一奇迹的创造令世界为之叹服！
二、驳中国现实的社会性质非社会主义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虚无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同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谬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他们提出这种谬论的理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中找不到依据，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存在多种所有制尤其是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那么，就让我们仔细地予以辨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论证过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式的社会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马克思论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是针对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依据为由，否认现实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对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界定；第二层意思是共产主义社会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向第二个阶段过渡准备物质和精神条件，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第三层意思是承认后发国家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这种过渡是渐进的，在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后方能实现这种过渡。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是马克思论及的第三层意思，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个后发国家推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由此可知，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那里找不到依据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对照马克思划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三形态”(16)理论，可以明确地得知，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处于这个发展阶段上。而且，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衡量，我们还要低于它们。(17)因此，发展生产力在较长时间内将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二)市场经济并非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依据。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是实行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为借口，诬称中国目前建构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谬论当然不能成立。首先，他们做出这种谬断的前提是认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他们甚至都忘却了，资本主义自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来，受凯恩斯经济学影响，政府通过干预走出了经济危机，并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近30年的经济繁荣。政府干预和计划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同样，社会主义国家依据推进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同程度地引入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得的重大经济成就，使人们认同社会主义也需要引入市场经济。就连哈佛大学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也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经济制度都不是纯而又纯的，所有的市场经济都被政府加以管理，而且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市场经济有时也被称为混合经济。”(18)其实，马克思在他有关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所要求的条件中已经暗示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像马克思在提到俄国可以直接引进先进技术等时，指出像银行、信用公司等一套交换机构是西方在几个世纪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加以引入。(19)而且，就目前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第二大社会形态而言，马克思将其特征概括为“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而对物的依赖就是对市场和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而市场经济通过竞争、通过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等手段可以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和资源优化配置；所以，市场经济将是我们在较长时期中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推手。当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它既是在市场上进行普遍交换的经济、又是由社会主义政府进行调控的市场经济，是要最大限度避免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当然这对政府调控市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此可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为由而否定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毫无依据、根本不能成立的。
(三)在经济制度上实行多种所有制，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据。中国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实行多种所有制、包括私有制为由，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这种谬论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由劳动分工决定的，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是脑体分工，而且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才能真正消灭脑体分工，由此消灭私有制。(20)而就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还不可能消灭脑体分工、也就尚无条件去消灭私有制。其次，前面已经提到，发展生产力仍将是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的首要任务。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正是为了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调动私营、民办、个体、外资经营者的积极性，以此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消灭脑体分工准备物质条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把握好“度”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过程中，一方面要以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逐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制定政策，调动经营者、管理者、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这就要求我们党和政府保持廉洁为民的根本宗旨，又要具有“大智慧”，实施积极、创新的决策与具体政策，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伴随中国的改革建设事业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迎来的将是又一轮社会的深度转型。一些迷信西方“普世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妄图阻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使中国倒退实行他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谬称中国现在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从理论的高度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与内涵，以清除那些别有用心者的叫嚣，同时化解民众中存在的各种疑虑，既是明辨是非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坚定广大民众的信念、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要之举。
①马克思的原话是：“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②这里指的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对未来社会做出描绘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原话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36页。
③马克思的原话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435页。
④这些文献包括：《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包括初稿和复信)，以及同恩格斯合作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5页。
⑥马克思的原话是：“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1页。
⑦马克思的原话是：“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5页。
⑧马克思的原话是：“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82页。
⑨邓小平的原话是：“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⑩邓小平的原话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结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63页。
(11)邓小平的原话是：“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7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6)马克思的原话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7)社会演进的第二大形态的基本内涵是：在生产力层面摆脱了手工劳动和小生产的局限、代之以社会化大生产，并向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和高度人性化、个性化的生产推进；在经济交换关系层面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限，代之以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直至全球化的地球村交换；在人际交往关系和个性发展层面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代之以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并为个人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三个层面的推进，都是在为进入第三大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从这个视角剖析，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然是属于马克思所界定的社会演进的第二大形态，而且是处于第二大形态的较低阶段。
(18)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19)马克思的原话是：“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1页。
(20)有关分工决定所有制，马克思的原话是：“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1页。有关脑力分工产生私有制和阶级，马克思的原话是：“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4页)；“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2页)。有关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消灭脑体分工的论述前面已经引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