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人性像宇宙万物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改变。但是，从我们的祖先最初成为人类以来，人性的这种改变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作为实际的情形，我们可以将从起源到现在乃至于到可以预见的未来的人性，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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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书说起吧。
这段时间大概读了十几本中国帝王传记，说实在的，读得很辛苦，有时候简直可以说读得很艰难，艰难到就像是在受刑，某些瞬间，甚至连死的心事都有。局面之所以如此严重，原因无外乎是这些作品的质量实在是太难以恭维了，史料堆积，行文滞涩，云里雾里，八竿子打不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完全不能给人提供阅读快感。“帝王传记”是很好的选题，我总是期待着碰到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当然，这种读书期待在目前是越来越难了，不仅仅是某一类作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在所有方面的书籍包括翻译作品都面临着这样的窘境。至于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源于宿命，精神产品总是命运多舛形单影只、命运多舛，很难与读者见面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上找到无数的例子；这就造成了第二个原因，大量平庸作者、评论者、出版者结成一个个封闭的利益圈子，浅薄无聊的作品往往能够大行其道并且莫名其妙地得到大量吹捧，甚至占据着国家奖项，汇集成一种很不健康的时代喧嚣，从而在整体上严重拉低中国思想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水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人有病，尚可治；天有病，就很难办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医治好的，所以如果你有幸读到了一本好书，一定得好好感谢老天爷，感谢丫还没有完全昏死过去，还硬硬朗朗地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
没想到这样的好事竟然真被我遇到了，真的读到了几本好书，其中之一，就是我曾在《想起了方孝孺》（2022-5-5）一文中介绍过的晁中辰先生的《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在我看来，这本书既有透视历史的眼光，在文字上又通晓流畅，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与其他此类书籍形成了强烈对比。我很佩服作者史料（不仅仅关于明成祖的史料，更有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史料）烂熟于心，观点清晰透彻，描述生动自然的功力。尤其是书的前半部分，即描写靖难之役的部分，写得十分精彩，简直可以说力透纸背，很多地方把我看得如临其境，感佩不已。
这本书全书522页，描写靖难之役的部分大约200页，占全书五分之二的样子。我当然不是说这本书只有五分之二精彩，事实上整本书都很精彩，包括叙述朱棣登基以后大规模屠戮建文旧臣、任用酷吏通过锦衣卫和东厂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恐怖的特务统治、经营边疆、文治有成、治国得失等等，都要比其他的帝王传记更富于思想穿透力——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既没有完全被史料牵着走，亦没有人云亦云——更引人入胜。大概是由于历史内容本身太丰富的缘故，我才感觉有关靖难之役的描写更加生动精彩吧？我想在“读史札记”中增添一篇《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即本文），主要源自这本书带给我的激动和启发。
看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角度，怎样看历史更是如此。王羲之先生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好，它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跳出来，去“仰观”和“俯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行踪轨迹，如此一来，当然就会得到与囿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的观察完全不同的观感。正是得益于晁中辰先生的描写，再结合对明代《奉天靖难记》以及其他一些典籍资料的参阅，我对中国军人（既包括北军即燕军，亦包括南军即建文朝的政府军）在靖难之役中的各自表现才感触尤深，才获得了审读历史的新的视角。
我把这种视角称之为“大视角”。
怎么叫“大视角”呢？王羲之先生所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就是大视角。站在这个视角上，你就会从精神上拉大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距离，用俯瞰的方式观察这些事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深处的历史动因，观察这些人物在他们的历史活动中所遵从的人性轨迹。换一句话说，它让你摆脱人们已经习惯了的遵从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摒弃长时期以来左右着你我的比如阶级斗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冲突、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不合法等等的观念束缚，只是从人类群体——甚至是“种群”——的角度，或者干脆说只是从抽象的人的角度看待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得到的时候观感当然也就会与传统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甚至会得到许多料想不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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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质疑：“陈行之先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怎么能抽象呢？被抽象了的人还是人么？”
我的回答是：“人怎么就不能抽象呢？被抽象了的人怎么就不是人了呢？”
我们还是从书的角度来说这件事。
我在《皇权的逻辑》（2022-6-6）中曾经简略提到，吴晗先生撰写《朱元璋传》，遵从于不同时期（1944年、1948年、1954年、1964年）的政治现状和意识形态要求，曾经四易其稿，不断反省纠正，简直为难死了。1964年，吴晗在为这本书修订第四稿时，他和当时的所有学术研究工作者一样，遵从于“阶级斗争是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不二法门”的政治约束，因此在解释朱元璋现象时，在我们今人看来就似乎有些教条和偏颇，某些行文看上去感觉很不舒服，并不能服人。
更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是，在这个版本的作者序言中，吴晗先生几乎是在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黑帮的自虐语调，检讨着过去由于没有好好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而犯下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对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因此这个可怜人下决心好好学习了一番，“经过九年来的学习，有些问题比以前认识得似乎清楚一些了，”因此，“为了纠正在读者中曾经散布的错误论点，还给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便趁着病后半休养的机会，做第四次的改写。”《朱元璋传》这才终于有了最后一个差强人意、漏洞百出、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版本。我读的就是这个版本。
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具体指证是哪些行文“看上去感觉很不舒服”，但这本书引起“不舒服”、“不能服人”的地方确曾是有的：把朱元璋早期的政治活动解释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类型的个体表现；朱元璋建立明朝，这个曾经打击地主统治阶级的家伙及其同伙突然之间又转变成了新的地主统治阶级；朱元璋以猛治国是为了维系地主阶级的统治；朱元璋治下的明朝，归根结底是欺压人民的统治机器，皇帝及其身边的地主阶级利益集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总之，一切都深陷在“阶级斗争”的窠臼之内。
“阶级斗争”的观点好还是不好呢？其实我觉得挺好的，然而任何事情都不能强调到绝对，强调到绝对就不好了，甚至是大大地不好了。如果只用阶级斗争这一把尺子丈量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有些事情你是丈量不出个所以然的。譬如，既然朱元璋、朱棣作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归根结底是以人民为敌的，它的全部统治思想、制度设计以及行政方式都是以剥夺人民利益为其根本的，可你又怎么解释明朝——至少在洪武、永乐两朝——所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生产力得到空前的释放和发展呢？你又怎么理解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国以独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形态，独立于世界历史之中的呢？这确实挺让人纠结的。
王羲之先生的“仰观、俯察”之说，至少提供了一个角度，拉大了我们与观察对象的距离，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跳出来，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你比如“俯察”靖难之役，我们看到双方统帅（朱棣和朱允炆及其他们各自的谋臣）斗智斗勇；看到北军、南军将士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用命”，你难道不认为这正是中国军事统帅在斗智斗勇，是中国军人在浴血奋战吗？这时候，嵌在历史框架之中的所谓“朝”和‘野’、“燕军”和“建文军”、“正义”和“非正义”还有意义吗？我认为没有意义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血性，看到的是一个伟大民族不屈不挠的内在精神，我们看到的只是“人”，具体说是“中国人”，这最令人赞叹景仰的种群！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动人们全都不用常规眼光看人，把世界规则全部拆解掉，弄得无形无状，光怪陆离，颠三倒四，谁也不认识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确实很有必要也偶尔改换一下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就像我们阅读《明成祖传》、《奉天靖难记》之类的作品一样。
下面就让我们就从这新的视角出发，看一下中国军人是怎样书写载入史册的壮烈篇章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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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当然首先应当瞩目于作为北军统帅、更作为杰出军事家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我试图把明成祖作为“中国军人”这一概念的具体体现者来进行观察和议论。这样处理，虽然有挂一漏万、无法直接反映出生入死的普通将士们的血性与风采，更无法展现靖难之役全部进程之虞，但却可以极大地节省篇幅，我认为还是值得的。更让我聊以自慰的是，我相信读者比我更了解我约束住自己没有花费笔墨写出来的那些东西——这要感谢我们那些撰写了浩瀚历史典籍的先人，没有他们在极为严苛条件下的殚精竭虑，披肝沥胆，我们就仍处在荒原之中。
在古代，政治与军事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区别，也就是军事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专业性，政治首脑（秦之前的“王”，秦之后的“皇帝”）无一例外都是直接参与和指挥军事行动的统帅。我想，“打江山、坐江山”这个说法，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吧？我们现在说古代战争，往往都是在说当时的政治家的政治和军事两项作为，这里面并没有显著的区别。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斗争中，肩负起了全部军事指挥重任，他的大明江山，的确是他出生入死从剑戟丛中“打”下来的。他儿子朱棣也是如此，在三年多的靖难之役中，他始终顶天立地站立在军事斗争最前沿，是绝对的燕军领袖和统帅，人们对此似乎是没有什么怀疑的。
这一点与今天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尽管现在的国家首脑同时也是所谓的“三军总司令”，但是具体的战争行为，往往都是由专门的军事指挥机构以及将军们指挥完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除非是在进行重大国家战略抉择、需要国家首脑拿出战略决断的时刻，“统帅”一般都把具体的直接军事指挥权委托给了将军们。这或许与人类事务的分工总是趋向于越来越明确和精细，军事越来越具有其独特的专业性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北军”首领朱棣与“南军”首领建文皇帝作为中国军人、军事统帅来谈论，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我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靖难之役初期燕王的处境以及他所做的关键决断上，是因为这是整个战局基础中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后面的军事推进就有一种惯性色彩了，读者可以从其他途径补充对靖难之役全过程的了解。我为什么要说后面的军事行动有一种“惯性色彩”呢？这是因为从时间上说，应当是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朱棣起兵差不多两年四个月（朱棣起兵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五日）以后，才听从姚广孝的建议，毅然摆脱在河北、山东的战事胶着，挥师南下直驱南京的。这时候，燕军与建文军最激烈、最艰难的战斗大部分已经完成，南军已尽显疲态。换一句话说，经过两年多的鏖战，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燕军向胜利前进的步伐了。
我前面说过，燕王的江山是用无数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有很多时候，就连燕王自己也深陷到刀光剑影、流矢如雨的战阵之中，胜败几乎就在须臾之间。而在这须臾之间，上天又似乎总是站在燕王一边，有时候我甚至真的相信命运这个东西了，觉得他“合该”就是倾覆建文皇帝的人了，是上天把他推到了“明成祖”这个位置上。
有一句俗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句话正反两方面的意思是，没有好的统帅，士兵就会畏缩不前；如果拥有杰出的统帅，士兵也会视死如归。我觉得两方面的意思都挺好。战争，不管军事的还是政治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间的，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双方统帅判断力、执行力（将战争意图转化为战争行动）、意志力，甚至直觉能力的较量，在这方面，朱棣与朱允炆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不在一个量级上。
在整个靖难之役中，相对于朝廷军队，尽管朱棣的燕军在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以一隅抗天下”，然而他却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战争主动权，即使某个时段战事陷入胶着，也能很快扭转局面；而在与建文帝的直接较量中，朱棣更是明显处于上风，始终都是在牵着朱允炆的鼻子走的，直到朝廷军队全面溃败，首都南京沦陷，朱允炆在一场奇怪的宫廷大火中“不知所终”。
朱棣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值得说道的军事家，这方面他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优秀基因，我几乎要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了。说句题外话：我认为朱棣是中国古代军事将领中很值得重视的佼佼者，他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遗产的一部分，我真希望从事军事研究的学者，比如国防大学的教授们，能够撰写一本专著，专门记述和论说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剖析一些重点战例，这将有利于军队将领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开扩眼界。
即便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要真正大有作为，也需要一定的历史机缘，这种历史机缘，我们可以套用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势”：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孙子兵法·势篇》）意思是：湍急的水流，之所以能够移动石头，是势之所致。也就是说，只要“势”成了，也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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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朱棣在朱元璋去世、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前后面临着怎样的“势”呢？
一、朝廷上的功臣武将基本上都被朱元璋杀光了，这就使得朱元璋必须把拱卫朝廷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力量向他被分封为藩王的儿子们进行分派调拨，加大了他们拥有护卫（藩王所节制的军事力量）的数量，名义上是为了“上为国家，下安生民”，然而这一措施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坐大了某些藩王，尤其是占据形胜之地北平、承担着防备北方蒙元残余势力侵扰任务的燕王；二、在朱元璋26个儿子当中，从一切方面来说，朱棣都最像他爹，意志坚定，拥有大胆略、大智谋；更加之在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以及二子秦王、三子晋王相继病死，而朱元璋此前又已经决定传位给皇长孙朱允炆，这样，在老皇帝逝世以后，就形成了柔弱的朱允炆直对强悍的燕王的局面，朱允炆自然会觉得脊梁骨发凉，陷入到皇位被威胁的恐惧之中。
从燕王角度，或者说从表面上看，这个“势”似乎还是相当不错的，然而凡事都有两面，燕王面临的不利因素也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是极为不利的——无论朝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染下，中国人讲究源于皇族血缘关系的所谓“正统”，“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观念根深蒂固，一旦有人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出问题，“篡逆”的罪名是免不了的，这就使得任何对于皇权的觊觎和反抗都不得不面临社会舆论乃至于社会道德的极大压力；而就朝廷方面来说，“篡逆”、“谋反”从来都是应当被灭九族的勾当，是为“大恶”，这是皇权文化、皇权体制的命门，任何人一旦触怒了天威，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雷霆万钧的重压之下，必然会被暴烈的国家机器碾压为齑粉，因此，除非是一些特别胆大妄为并且拥有极为特殊禀赋的家伙，很少有人尤其是皇帝的亲族走到这条凶险的道儿上。
我们可以从雍正的遭遇中领略到这一点。据说雍正成为大有作为的皇帝，其中一个隐性因素就是针对朝野间流传的所谓“篡改遗诏，得位不正”的说法，想用自己的作为告诉天下人，他的得位是正当的，他是担得起康熙皇帝的对他的信任和选择的。再往远了说，唐太宗李世民似乎是妥妥的得位不正，他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也与他被缠绕进“杀兄夺位，篡逆登基”的质疑之中有关，“贞观之治”的出现同样具有一种隐性的对自己才能与合法性的“证明”的作用。
说了半天，我的意思是，在朱允炆合法地继任大统之时，朱棣要想起兵造反，面临很大的传统观念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是不那么好下决心的。朱棣也确实很担心“民意”问题，他曾经向最重要的谋臣姚广孝坦陈：“现在民意站在建文帝一边，怎么办？”姚广孝的回答决绝而又斩钉截铁：“我只看重天意，不在乎什么民意。”姚广孝的这个回答，真可谓掷地有声，石破天惊，这个和尚瞬间就把世间所有的政治规则都打破了。燕王朱棣没有反驳他，相反，姚广孝空前地坚定了他起兵造反的决心——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冷森森的屠刀已经悬在了他的脖子上，随时都会落下来，与其引颈就死，莫如鱼死网破，他是实在没有退路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决定赴汤蹈火，向死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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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早在继位之前，即他——那时候他十六岁——刚成为皇太孙的时候，就忧虑到拥有重兵的叔叔们对他的威胁，甚至跟爷爷朱元璋直接讨论过应对之策。当时朱允炆的应对之策是：“以德怀之，以礼治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朱元璋听了以后，默然良久，才说：“是也，无以易此矣。”意思是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朱元璋逝世以后，朱允炆意识到这一威胁已迫在眉睫，赶紧让太常寺卿黄子澄制定应对方案。黄子澄依照建文帝的旨意，迅即找兵部尚书齐泰商议。
《奉天靖难记》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黄子澄“与齐泰等私相谋曰：‘今主幼不闲政治，诸王年长，手握重兵，久则难制。吾辈欲长有富贵，须当蚤计。’齐泰曰：‘此甚易，但使人诬发某阴私，坐以逆谋，则可以削之，削一可以连坐。’子澄曰：‘此策未善，姑更思之。’齐泰曰：‘他事不足以动之，惟加以大逆，则坐以不宥。’子澄曰：‘善，但所发何先？’齐泰曰：‘燕王素称英武，威闻海内，志广气刚，气刚者，易于挫抑，执其有异图，执信其诬？去其大者，小者自慑。’子澄曰：‘是谋虽佳，然未尽善。燕王性豁达果断，尝观其举动，沉静深远，莫测其端倪，恐未易去，一发不成，大事遂去。莫若发自周王，周王易与尔。伺去周王，可以觇之，且令议周王罪，周王其同母弟也，必来救，救则可以连坐。周王既去，则其势孤立，僻处一隅，危如累卵，谁肯从之？此时虽有圣智，不能为矣。’齐泰曰：‘公言甚善，非所及也。’明日，以语允炆，允炆喜曰：‘黄先生可谓善谋。’”
朱允炆的这句带有对臣属赞美或者一定意义上的谄媚意思的“喜曰”，活脱脱地告诉人们，他不是一个有胆魄有主见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优柔寡断、担不起大事的人，很容易被朝臣左右，常常是听谁的都觉得有理，拿不出自己的主意。对于一个军事统帅来说，这可是要命的大忌。我们看到，在整个靖难之役中，朱允炆似乎都不是在用自己的脑袋想事情，进退之间完全为谋臣所左右，而他的谋臣——尤其是方孝孺之类只善于纸上谈兵的儒生——又显得迂腐而无能，失败，几乎成了无法避免的事情。。
现在既然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拟定了“先削夺势力较弱的藩王，使燕王失去羽翼，最后再对燕王下手”的方案，朱允炆也就只能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他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决定性地导致建文朝败亡的选择，如果它真的是一种选择的话。这个选择的唯一作用就是丧失掉了集中力量在第一时间剪灭燕王势力的宝贵时机，给燕王提供了充分的备战时间。在齐泰、黄子澄的推动下，朱允炆虽然在很短时间内相继废黜了周王朱橚、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及其岷王朱楩等五位藩王，甚至也开始了对燕王的直接削弱，把他手下的将领和他合法拥有的部队纷纷调往北平周边地区，并以戍边为名，连续向那些地方派遣了一拨拨军事指挥人员，调遣了大量朝廷军队，逐步形成了对燕王的辖制、合围之势，就连北平的主要行政领导岗位都清一色换上了由中央直接委派的官员……但这些措施虽然增加了燕王起兵的难度，却并没有动摇更没有祛除燕王起兵的决心，反之，他反抗的意志更坚定了。与此同时，朱允炆撒下的网更是一步步收紧，到最后燕王身边不仅布满了朝廷密探，他所能调动使用的部队，更是从数万人减少到了区区八百人！更危急的是，即使从表面也看得出来，这已经不是朱允炆对他这位四叔做什么防备，这是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将燕王一击致死的节奏了。
燕王的确到了不起兵就是个死的危机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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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燕王一点儿也不害怕那是假的，如前所述，一开始燕王的确顾虑重重——《奉天靖难记》对此有详细描述——虽然知道局面极为凶险，却一直不敢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尽管他也知道，除了起兵造反，没有其他道儿可走了。现在他需要一个时机。起兵之前，姚广孝就开始秘密训练燕王仅有的八百卫士；为了延缓危机的到来，尽可能获得充分的准备时间，朱棣甚至用装疯、装病来欺骗建文帝派遣到他身边的耳目。人与人的不同就表现在这样的地方：一旦决定起兵，燕王就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伟大统帅的杰出才能：意志坚如磐石、对形势把握细微精准、用兵大胆而有谋略。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燕王起兵，而燕王对于这个关键时节出现的劝阻起兵、有可能松懈和动摇将士们战斗意志的人物，只有一个字：杀。有一位叫余逢辰的伴读，一直以来都深得燕王信任，也许正是深赖于这种信任，他才敢于在关键时节当面痛哭着劝阻燕王息兵，说“君父两不可负”，结果当即就被燕王杀掉了；另一个叫杜奇的人，也算是才俊之士吧，燕王起兵，将其征为幕僚，他却极力劝阻燕王“当守臣节”，燕王恼怒，也把他杀掉了（见《明成祖传》）。燕王此时绝非其后来屠戮建文旧臣表现出来的“嗜杀”，而是为形势所逼，为军情所需，不得不如此。试想，如果七嘴八舌，什么人都要议论一番，甚至导致反对起兵的声音大作，统帅又没有自己的定见，他怎么统一将士们的意志，怎么在血与火的征战中让人去“用命”厮杀？
这对于燕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选择，对于作为今人的我们来说，则是珍贵的历史启示。虽然通常人们总是说“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但战争绝不等同于政治，它有自身的规律、自身的逻辑和自身的发展轨迹，正是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燕王作为统帅，不过是在“察”的基础上遵从于这种特殊的规律、逻辑和轨迹，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而已，因此我认为这时候对反战的人的“杀”是无可厚非的，该杀。而杀与不杀，尽管仅仅一字之差，却可以折射一个统帅人物在关键时刻对局势的直觉能力。军事比任何事业都更需要天才，这是任何参谋人员都无法提供的。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建文帝向驻守北平的张昺和谢贵下密诏，密诏要求即刻对燕王“削爵及逮官署”。这个密诏写得很低能，模棱两可，缺少必要的精确性，它只说逮系燕王府里面的某些官员人等，却没有明确指示执行人员逮捕还是不逮捕“首恶”燕王朱棣，于是执行密诏的张昺和谢贵就有些蒙圈——他们用大量部队将燕王府团团围住，并用箭向里面射进文书，文书上罗列着要逮捕官员的姓名，却列不出其他更有执行力度的要求。
朱棣乃人中之龙，他岂能闻不出这里面的味道？他知道摊牌的最后时刻到了，于是果断用计擒获张昺和谢贵，并且当即砍掉了他们的脑袋——就当时的情势来说，这已经有背水一战的气势了。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燕王不失时机地公开起兵，走上了夺取皇位的征程。
这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五日的事情。
正是在燕王的坚定意志面前，八百壮士才有勇气浴血厮杀，“将士皆踊跃争奋，一以当百”，很快就夺占京城九门，控制住了北平。被建文帝从燕王手里划分出去的北平的行政、军事首脑，既出于感情，又因应于情势，纷纷归降燕王，燕王对他们都以礼相待，仍然让他们各司其职，不同的是，过去他们听命于朝廷，现在他们听命于燕王了，这对于已经被削夺到几近于光杆司令的燕王来说，可谓是意义重大。正是因为燕王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因此他很快稳定住了北平的政局和民心。
起兵以后第三天，也就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八日，燕王不失时机地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在北平公开打出了“靖难”的旗号，召集已经颇有声势的众将士召开了一个誓师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棣对诸将士发表的演讲可谓是义正辞严、壮怀激烈。
从激励士气的角度说，这是一篇可以进入教科书的杰作——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封以来，惟知循法守分。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回，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照鉴予心。” （引文自《奉天靖难记》卷一）
燕王慷慨激昂的演说达到了目的：“将士闻之，皆感动流涕。”
长达三年多的“靖难之役”，就此轰然拉开了血与火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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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查到燕王在起兵的初期，对原属于他的部将暗中做了哪些策反的工作，但可以肯定，这件事在他的“备战”事宜中，一定居于最重要位置，因此我们才看到战争初期的战事虽然也很激烈，但并没有阻挡住燕军的步伐——以朱棣的旧部、后来被朱允炆调防出去的通州卫指挥房胜率众归降为标志，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不断有原来归属燕王节制的部队反叛朝廷，重新回到燕王的麾下，这就使得燕王有能力迅速向北京周边地区扩展，相继克蓟州、遵化、密云，尤其是军事重镇居庸关、怀来，稳固住了北平的北部防线。现在，燕王可以说是满血复活，他可以部署更重大的带有战略性的行动了。
那么，此时此刻建文帝朱允炆在干什么呢？他在玩儿。玩儿什么呢？玩儿方孝孺教给他的“复古改制”的游戏：“他们按《周官》更定官制，方孝孺也由翰林侍讲改名为文学博士。他们讨论更定律令，减轻刑罚，以仁义治国，还要合并州县，裁剪冗员，还津津有味地讨论如何实行井田。这种情景与北边硝烟弥漫的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表明，建文帝低估了燕王的实力。他把对付燕王的事交给齐泰、黄子澄去办，自己潜心于复古改制，这就必然要一再贻误时机。”（《明成祖传》）莫要说燕王反，即使燕王不反，建文帝和方孝孺所做的这些勾当，也不是合格的帝王和谋臣之所为，所以我说他们是在“玩儿”。这种玩儿法导致的不仅仅是贻误战机这样简单，这简直是在拿国家命运开玩笑。统帅能力与战局胜败之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是的，那时候消息的传递比较费时日，建文帝未必能够及时了解前线的战况，但这绝不是开脱他的理由。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燕王起兵十九天以后，就藩在宣府（山西东北部）的谷王橞星夜赶到京师，向建文帝报告燕王起兵之事，与此同时，前方战事失败的消息也接踵而至，建文帝这才感觉到北边的形势比较严重了，急忙召集廷臣商讨对策。兵部尚书齐泰主张立即向全国公布燕王谋反的罪状，“削去他的宗室属籍，出师征讨……建文帝采纳了齐泰的意见，决定布告天下，出师伐燕。”（引文同上）
然而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被贻误了的战机一去不复返，再也找不回来了。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朱允炆他爷爷为了让这位柔弱的皇太孙继位以后更顺利地控制朝臣，把朝廷里的功臣良将基本上都杀光了，到朱允炆手里，到了这生死攸关的时节，建文帝已无人可用！挑来拣去，最后不得不让年届六十五岁的老将耿炳文挂帅出征，讨伐燕王。而此时的燕王与不到一个月以前的燕王已不可同日而语，他已经在北平及周边地区牢固地站稳了脚跟，可以跟建文皇帝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厮杀了。
说到这里，由不得会使人产生一些联想，或者说，我们脑子里会由不得闪映出一些与此相类似的历史画面。譬如，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战线上，分为北方、中央、南方三个集团军群以闪电战的方式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军在战争初期陷入到极为被动的境况之中，出现了惊人的战力耗损，不得不大规模撤退，德军几乎攻占莫斯科。导致苏军被动局面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苏联的国内政治运动，具体说，是斯大林为巩固个人权势、消除党内政治对手而进行的政治大清洗，严重削弱苏联的政治力、军事力，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大清洗运动中，据说单是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时间里，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对681692人的处决文件，有人甚至认为在此后数十年时间里，先后约170万人被关押，近70万人被处死。勇敢的苏联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虽然最终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却也付出了死亡2700万人、伤亡总计达6000万人的惊天代价！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二十二岁的建文帝的败亡，在一定程度上是拜他爷爷朱元璋所赐；建文帝喝下的是朱元璋这位以屠戮开国功勋将领维护皇权的独裁者给自己的后代子孙亲手酿制的一杯毒酒，丝毫也不为过。
8
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实际上只有十三万）本可以直扑北平，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燕王发起进攻，事实上，陪同耿炳文出征的大儿子耿璿——他是建文帝长姐江都公主的驸马，此时在军中充任前军都佥事——也正是这样建议他的，然而耿炳文的锐气早已不如当年，他害怕挫折和失败，不敢贸然直接对垒燕王，因此于八月十二日在真定（现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雄县一带驻扎下来，错失了战胜燕王的良机，为此，耿璿痛惜不已。
燕王当然不敢忽视耿炳文的讨伐，能否击败耿炳文大军，对于燕王来说可谓是生死攸关，因此他决定亲自率兵前出迎战，于八月十五日率兵到达涿州。这一天正是中秋节，燕王料定敌人防备松懈，决定当晚就发起进攻。他先让部队好好吃了一顿饭，马匹喂得饱饱儿的，大军随即神速渡过白沟河，半夜时分潜伏到雄县城下。城内的上万名南军精锐正在饮酒作乐，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正在被敌人团团包围。战斗打响之后，仓促应战的南军尽管一度陷入被动，却也进行了顽强抵抗。黎明时分，雄县城破，南军部分将士被俘，但拒绝投降，全部都被燕军杀掉了。这一仗，燕军“斩首三万余级，尸填满城壕，溺死滹沱河者无算，获马二万余匹，俘降者数万，尽散遣之。有二千人愿留不欲归，上从之。”（《奉天靖难记》）
这次大战，简直可以说战果辉煌了！
燕王很计较杀俘这件事，“上责诸将曰：‘我之举义，所以安社稷保生民，岂以多杀为尚？尝谕若等毋嗜杀人，若等欲乖我所为，是非求生而欲速死也。夫多杀，适以坚人心，皆畏死尽力以斗，一夫拚命，百人莫当，终非所以取安全之道。昔曹彬下江南，未尝妄杀，其后子孙昌盛，往往好杀者多底绝灭。今虽拔一城，所得甚少，而所失甚多。’诸将皆稽首谢罪。”（引文同上）
不杀俘虏、给被俘南军以生路是朱棣在整个靖难之役中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更是他经营军事的重要思想和策略，但是面对这场来得正是时候的空前的胜利，他还是难掩心中的喜悦。随后，燕王又用计夺取了莫州（位于今任丘市以北），在白沟河稍事休整之后，“急击”耿炳文的大本营真定。真定战役是一场殊死战，战事极为激烈，然而在燕王的正确指挥下，耿炳文终于还是无法有效地杀伤燕王的有生力量，只好退回真定城内固守，以保存实力。燕王攻打真定城两日，城未破，“上曰：‘攻城下策，徒旷时日，钝我士气。’遂命班师。”（《奉天靖难记》），为保存实力，退回到北平去了。
朱棣对“士气”一向都极为看重，这仅只是一个例子。我感觉“士气”这个东西在朱棣心里就是姚广孝说的那种“天意”，具有无与伦比的分量，甚至可以说，“士气”是他用兵的主要依托，他的一切军事筹谋都是在充分考虑了“士气”这一因素之后做出的。在士气低落的时候，他总是鼓励将士们不可懈怠；士气高昂的时候，他又总是提醒将士们不要骄傲，“骄兵必败”。朱棣在几乎被完全剥夺兵权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迅速集结出如此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实在与他的这一信念有关。在靖难之役中，朱棣总是非常体恤士兵和将领，他爱他们，这种爱是真挚的，你甚至可以说这不是策略性的鼓舞士气，而是他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也正因为这样，燕军虽然从人数上说一直到靖难之役结束都处于劣势，但是他们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以一当十，虽然有大量牺牲，但他们不屈不挠，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统帅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
建文帝又是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未曾料及的局面的呢？
《奉天靖难记》说：“允炆闻耿炳文败，始有忧色，语黄子澄曰：‘今奈何？’黄子澄曰：‘胜败兵家常事，无足虑。’允炆曰：‘计将安出？’黄子澄曰：‘今天下全盛，士马精强，兵甲饶富，粮饷充足，取之不竭，用之有余，区区一隅之地，岂足以当天下之力？调兵五十万，四面攻之，则众寡不敌，必败之矣。’曰：‘孰堪将者？’黄子澄曰：‘曹国公可以当之，前不遣长兴侯而用曹国公，必无此失。’于是允炆大喜曰：‘先生计得之，愿卒用心维持，他日事平，吾重有以报先生。’”
于是，李景隆挂帅出征了。李景隆吸取了耿炳文用兵踌躇导致失败的教训，决定率领大军直扑北平，试图一举攻占燕王的大本营。后面的战事，既激烈又胶着，充满了诡谲和蹊跷，这一点，我后面再说。
那么，兵败的耿炳文下场如何了呢？下场是：“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炳文惧，自杀。”（《明史·耿炳文传》）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这样一来，伴随开国皇帝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最后一员老将，也终于被消灭掉了。我当然不能说这是建文帝朱允炆的错，让我怅然的是，依据皇权的逻辑上演的此类悲剧，自明朝开国以来，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儿？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建文帝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每个人收获的，都是自己种下去的东西，即便是皇帝，即便丫是老天爷的儿子，亦是如此啊！
9
“建文帝为李景隆举行了隆重的拜将出征仪式，赐给他‘通天犀带’，并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江边饯行，又赐给他代表最高统帅威仪的斧钺，使专征伐，不用命者许就地处死。除此之外，建文帝还亲自为李景隆写了八个字：‘体尔祖祢，忠孝不忘’，以示激励。”（《明成祖传》）真可谓是体恤有加，当朝皇帝赋予了李景隆沉甸甸的国家重托。
我不详细叙述燕王大败李景隆的过程了，然而我在这里必须提请读者注意，自从李景隆与燕军接战以后，李景隆有许许多多的反常之处，晁中辰先生认为“李景隆是靖难之役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他首鼠两端，越往后越倾向于明成祖，是一个葬送建文帝天下的祸首。”
李景隆在朱棣夺取皇位的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更是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和对明史感兴趣的读者的关注。晁中辰先生在《明成祖传》中，就用很大篇幅质疑了李景隆的作为。譬如，李景隆兵临北平城下之时，燕王正率领主力部队在山西境内的大宁进行征讨，守卫北平的主要是世子朱高炽带领的实力较弱的部队，再就是一些并无战斗力的老弱妇孺，李景隆的五十万大军竟然久攻北平不下，战役竟然进入到了时打时停的状态，这不是活见鬼了么？甚至还有这样蹊跷的事情：瞿能是李景隆麾下的一员猛将，他和儿子一道率领数千精锐骑兵猛攻彰义门，竟然一度攻入了城内，此时他们孤军深入，后军不至，只好勒兵以待，“奇怪的是，李景隆不是让瞿能乘胜前进，自己再督军赶快跟上，而是让瞿能父子停止进攻，‘景隆忌之，令候大军同进。’时值寒冬，北平守军趁瞿能暂停进攻之机，连夜提水浇在城墙上面，水立即凝结成冰，致使‘冰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败。”（引文同上）
“当李景隆连战皆败，由德州逃往济南时，德州尚有‘粮储百余万石”。德州是伐燕的基地，粮草充足，李景隆南逃，将这些粮储完好无损地留给了燕军（《太宗实录卷五》）。”晁中辰先生接着说：“李景隆如果不是首鼠两端的话，他完全可以将这些粮储烧掉，决不能留给燕军做军饷。”这种“决不能”的事情，李景隆居然就做了，这里面难道没有鬼吗？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晁先生指出，“这一连串的事充分说明，李景隆是在脚踩两家船，其危害性难以估量。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了李景隆的真面目，弹劾他，要建文帝杀掉他，但建文帝仁柔有余，念他是至亲，始终未对他治罪。”
我前面说过，是黄子澄最初极力推荐李景隆为大将军的，李景隆兵败回朝，黄子澄不仅挂不住脸面，这位殚精竭虑为朝廷服务的太常寺卿更是义愤填膺，力请建文帝杀掉李景隆，他痛哭着对建文帝说：“景隆出师观望，怀二心，不亟诛，何以谢宗社，励将士？！”方孝孺更是看穿了李景隆，直觉到了丫暗中所做的勾当，因此，当燕军逼近南京，建文朝风雨飘摇，大厦随时都会倒塌之际，方孝孺当廷抓住李景隆，痛心疾首地也要建文帝杀掉他，方孝孺呐喊着说：“坏陛下事者，此贼也！”
所有这些直觉、怀疑和指控，到最后都被证实为真：燕军兵临城下之时，李景隆和谷王橞一起在金川门防守，当时南京城内尚有二十万精兵，且粮草充足，如果认真抵抗，还是有相当力量的。再说，当时建文朝还没有失去对全国局势的控制，南方好几个省份还被政府军把持，北方也并未全部落入燕王之手，应当说，还有抵抗的机会和力量。然而从“势”上来说，燕军将攻占南京的已基本明朗，此时李景隆也就用不着再掩饰了，在生死存亡时刻，丫不仅放弃抵抗，竟然还愉快地从里面打开了金川门，公开迎接燕军进入南京，简直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气象了。这就是所谓的“金川门之变”。
晁中辰先生强调指出：“联系李景隆的前后表现，可以断定他首鼠两端，至于他在暗中到底帮着明成祖干了多少事，今已无法详考，”但从明成祖登基以后对李景隆的封赏中可以看看出，“他俨然是明成祖夺天下的第一功臣。”“明成祖才真正了解李景隆的特殊贡献。”
可我却觉得，李景隆并非真的“首鼠两端”，我严重怀疑丫早已是“一端”，是燕王朱棣起兵在朝廷内部所依仗的极为重要的内应！李景隆也许是朱棣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神”。怎么就叫“神”呢？《孙子兵法·虚实篇》有言:“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个“神”，实际上“神”在燕王缜密的深思远虑，把工作做到了前面，做到了人们耳目所不及的地方。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李景隆与燕王早有勾结，这种勾结甚至有可能是在燕王起兵之前！我们甚至有理由议论说，李景隆不是马克思所指斥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这种抽象物是不存在的，他仅只是人类个体在强劲的历史运动中依据人性所呈现出的必然样态，朱棣只不过是抓准了人性的弱点，把李景隆活生生地纳入到了他的军事筹谋之中了而已。而这里所谓的“纳入”，对于靖难之役取得最后胜利又如此关键，你不能不赞叹，朱棣干得确实漂亮！
10
其实你要是细想想，朱允炆何尝不是朱棣“纳入”的一个结果？在整个靖难之役过程中，朱棣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朱允炆的每一个细微的心理脉动，每一项措施后面或者恐惧或者软弱或者走投无路的心态；燕军的军事部署，总是能够直击南军的软肋和要害，这已经不是在打仗，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简直就是一次次“降维打击”！朱允炆和朱棣在意志力、行动力上的确不在一个维度上。假设朱允炆面对的不是朱棣，而是一个其他什么人，这个已经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是不可能被推翻下来的。朱允炆太不幸了，或者说，他的这位四叔太强大了，这是历史安排给这位讲究“仁柔”的皇帝的宿命。
无论历史还要延续多久，作为军事家的朱棣以及作为他的谋略对象的朱允炆和李景隆，都将作为历史现象反复出现，人对历史的唯一期望，是也拥有朱棣那样目光深远、拥有雄才大略的人，而不是他的反面，譬如毫无洞见、蠢笨无能的朱允炆之流——回顾整个靖难之役，恍惚之间，我甚至会产生出一种幻觉：朱允炆只是假装着在做事情，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干。他坐在那把龙椅上，除了胆战心惊地惶惑于皇位被觊觎被削弱被褫夺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眼界简直狭窄到了视物模糊、不辨南北的程度。换一句话说，这个人完全不具备对历史运动方向和质地的精神感应能力，完全不具备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智慧和意志，与朱棣的格局和雄才大略相比，他只是一块肉；性格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格局大小则一定能。让这样一个平庸到让人汗颜的人统领大明江山，驾驭这庞大沉重的国家机器，简直可以说是勉为其难的了。历史上所有亡国之君，无外乎“平庸、昏聩”四字，我们从朱允炆短短不到四年当皇帝的经历中，难道不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平庸昏聩的端倪和迹象吗？我们把他与清朝的亡国皇帝崇祯放到一起做个简单的对比，更会发现两者的心地、作为、气派，何其相似乃尔！
朱允炆的败亡，从明朝第二任皇帝命运的角度说，当然是值得怜悯的悲剧；然而从明朝的江山社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运”的角度说，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幸运呢？试想，如果不是由朱棣，而是由朱允炆按照丫那套玩闹式的复古改制的方式经营大明政权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社会政治会是何等样的情状？！会发生多少荒唐古怪的事情？！会导致多少料想不到的国家后果和国家灾难？！
唉！人和人的质量成色竟然就有如此大的差别！事实证明，朱允炆这样的人是无法经营国家政治的，而当他一旦进入到关乎江山社稷存亡的严酷斗争的过程之中，除了在金川门之变以后“不知所终”之外，我们还能期望他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么？我们还可以扩展一下，站在已经逝去的朱元璋的角度看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大概会听到这位开国皇帝的无尽唏嘘：朱允炆这孙子忒不是东西呀！“朕应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安吾民。”（语见《明史·太祖本纪》）朕设想的多好呀！朕对丫寄寓了多么殷切的厚望呀！谁想这个不成器的玩意儿不仅没干成任何事情，反而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就完全崩解了朕的付托，不仅吾民涂炭，更是毁坏了朝纲，这是他妈的什么“仁明孝友，天下归心”？！该死呀！该死呀！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让我把前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每个人收获的都是自己种下去的东西，即便是老天爷的儿子亦是如此。没有任何人能够万无一失地料定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元章呀！你老人家亲手酿制的这杯苦酒，再难喝你也要把它喝下去，谁让你是皇帝呢？谁让你做了如此这般的的选择呢？一种选择一种结果，这无情的逻辑不是随便什么人想改就改得了的。
也许有人会说：“陈行之先生，何必对朱允炆如此苛责？‘胜者王侯败者贼’，如果朱允炆没有败亡，历史也许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
我承认，“胜者王侯败者贼”确实是历史相貌的一种存在样态，它甚至带有某种无情的规律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可以用它来裹挟朱允炆的话题。怎么说呢？我们这么说吧：“胜者王侯败者贼”是一种结局式的概括，而进入我们视野的，却是活生生的“此在”，是在历史进程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样子；它处在历史的前端，处在历史为“因”而非“果”的那个时段，这个时段里活动的任何人物，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未来构成“历史”的最原初样貌的依据，我们并没有冤枉朱允炆。换一句话说，不是我们想这样臧否他，是他在他的心理脉象中，在他的具体作为中，为我们呈现出了这样臧否他的条件，是他自己如此这般地臧否了他自己，我们不过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复述而已。
在事情的另一面，我对朱允炆其实是充满了同情的，没本事并不是罪错，然而当你“没本事”地参与到你死我活的国家政治中的时候，它就是罪错。朱允炆上演的是真正的悲剧，而不是作为悲剧的悲剧。我们历历在目地看到，当他预感到灭顶之灾将至之时，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然而他无力保护自己，对于他认为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譬如齐泰，譬如黄子澄，譬如耿炳文，譬如李景隆……他竟然抛却一切尊严，还原成了一个求生欲极强的弱者，一个孤独无助的孩子，言谈话语之间满含着乞求与哀怜……朱允炆也许到死都不知道，这一切恰恰也正是导致他一天天走向败亡的原因。
历史从来都是无情的，无情到令人胆战心惊的程度。如果一个人没有必要的内在素养，单靠所谓的“正统”，靠所谓的“大位”，靠耍弄既庸俗又乏味的小伎俩，是既无法保证永远享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更无法保证他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这根本不是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问题，这是历史凭借时间铸造出来的规律，一种像铁一样坚硬、冰冷、无情的规律。
11
最开始萌生写一写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的想法，其实我是把目光集注到普通将士身上的，所以我最初把文章标题拟定为《致敬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真到动笔之际，也不知道怎么了，还是把笔力放到了作为军事统帅的朱棣和朱允炆身上。角度毕竟是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最后拟定标题的时候，我去掉了“致敬”二字，但这并不意味我对靖难之役中的普通中国军人轻薄了敬意。就像我们今天对于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人充满了敬意一样，我们对于六百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惨烈战争，对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的书写英雄篇章的普通中国军人，同样充满了敬意。在这种敬意之中，没有阶级对立，没有正义与否，没有朝野之分，有的只是对“人”，具体说是对中国军人由衷的钦佩与景仰，是为他们感到无限的骄傲与自豪！
想到在靖难之役中的许多场景，我每每都会心潮澎湃——
在数百里沃野之中，北军、南军“双方数十万大军搅杀在一起……就像两股怒潮，以雷霆万钧之力向对方卷去，一浪高过一浪。”“在千里冰封的深冬，在北国的荒野上，数十万大军厮杀在一起，刀枪剑戟的撞击声伴着被封的呼啸，剑飞如雨，尸横遍野。”无论南军、北军，无数将帅身先士卒，“力战而死”。一位南军将领身受重伤，“自知必死，便把盔甲脱下来，交给他的随身仆人，说道：‘吾为国捐躯，以此报家人。’随后倚着他的战马，手扶插在地上的枪死去。”燕将徐忠“被砍伤两个手指，但尚未掉下来，徐忠则毅然将这两指砍去，撕块衣布裹上伤口，继续迎战。”燕军攻取沛县时，兵败的沛县南军守将“颜伯玮穿着整齐的衣冠，走到堂上，向京师方向叩拜后，自刭而死。他的儿子……见父亲已死，自己在父亲尸体旁边也自刎而死。”诸如此类的忠勇事例还有比比皆是。
我们历历在目地看到，无论南军还是北军，似乎都使出了老命，以至于常常出现毛泽东在他的诗词中描写过的“枯木朽株齐努力”（语见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情形：双方都已经战到力竭，于是不约而同地瘫卧在地上喘息，稍稍缓过气来，再站起来继续厮杀；战事经常惨烈到“尸积而河水不流”、“横尸百余里”的程度，那可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抷热土一抷魂的壮阔画面啊！面对此情此景，就是对历史再没有兴趣、再冷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啊！
燕王朱棣与他的将士们一样在血海中出生入死。
在与李景隆的白沟河大战中，燕王被围，战斗极为胶着惨烈，燕王危在旦夕，燕王次子高煦非常适时地“率领千余精锐的骑兵来与燕王汇合，燕王说：‘诸将在那边鏖战正急，你为什么到这里来？’高煦说：‘我听说父亲以数骑抵挡敌人大军，形势危急，所以就赶来了。’燕王这才知道，高煦不是因为战败而来，这才放下了心。燕王说：‘我已经很累了，你赶快上前击敌！’”
朱棣统帅燕军与南军将领盛庸在夹河也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大战，并且同样取得了胜利，“燕军将士回营以后，个个都尘土满面，就连燕王本人也因为满面尘土，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诸将竟然分辨不出，只是当燕王说话时，诸将才凭声音认出他是燕王。”
藁城之战，“燕王看到单靠正面进攻难以将敌人彻底击垮，自己便率领一队骑兵顺着滹沱河绕到敌后，大呼奋击，冲入敌阵。南军矢下如雨，燕兵死伤甚众，许多箭射在燕王的旗帜上，密密麻麻，就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这次藁城之战打得很激烈，很艰苦，燕王那面扎满了箭头的战旗就是最好的证明。燕王也感到这面战旗是件很好的纪念品，遂派专人将这面战旗送回北平，交给世子朱高炽，要他好好珍藏，传之后世子孙，让他们知道今天征战之艰难。这时老将顾成正协助世子固守北平，他看到这面战旗后激动得泪水直流，对高炽说：‘臣自幼从军，多历战斗，今老矣，未尝见此旗也。’顾成这时已72岁，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战斗。” （上述引文均自《明成祖传》）
《奉天靖难记》记载，燕军取得郑村坝战役大胜之后，燕王对南军战死将士“深可哀悯，”“令收其骨葬之，毋致暴露。乃命指挥耿孝等往郑村坝各战场收骸骨十余万，瘗于北山之原，封树其墓，禁人樵牧，有发掘者治死罪，仍遣官致祭。上亲制文勒石以纪其事”。这篇碑文写得哀伤怆然，读之不能不为之动容，虽然不可避免要占用一些篇幅，我仍然把它抄录在这里，以飨读者——
“呜呼，昔我太祖高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剑，扫除祸乱，平定天下，尔诸将士俱从南征北伐，略地攻城，栉风沐雨，宣力效劳，共成我国家大业，眷念功勋，无由褒答。兹者奸臣浊乱朝纲，同谋不轨，图倾基业，覆灭诸王。调弄将士，披坚执锐，列阵成行，以兵向我。故不得已，亲率精兵，与尔等交阵。我之将士，思念太祖高皇帝恩养厚德，忘生取死，心无怖惧，忠诚感通，神明昭鉴，虽众寡不侔，行见摧败。尚念诸将士毙于矢石锋刃水火之中，其畴之雠，何罪而至此哉？缘其不慧，为奸所惑，驱之于死地，可哀也夫！已命僧修荐，因此资冥福，拔昏垫之途，趋往生之路。复念尔等骸骨暴露，弃于山野，雨淋日灸，顾视弗忍，乃命收拾瘗于北山之原，封以厚土，树以佳木，俾永久而不坏也。故用勒诸玄石，立于墓侧，并系之以铭：生物芸芸，必资于后。天下亭毒，曷克厥止。惟圣则之，遇物无私。一视同仁，子育春滋。哀彼之伤，若己之疾。无罪驱死，巨蠹之贼。缅惟古礼，埋胔以时。不俾暴露，仁政之施。呜呼尔众，国之忠良，奸臣肆毒，甚于虎狼。死于战阵，曾不尔戚。我心孔伤，怛焉尔惕。念尔骸骨，弃于山野。日灸雨淋，我岂忍也。拾而聚之，窀穸于斯。魄其安矣，魄其妥矣。维石崟崟，勒铭山阿。维卜万世，其永不磨。”
这样的军事统帅，是不可战胜的。
12
在世界范围内，战争从未停止，欧洲国家的相互征战以及十字军对东方的侵扰，蒙古军队的洪流向欧洲方向的蔓延，再后来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曾经留下许许多多血染黄沙、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历史画面。战争，一直作为重要角色不仅参与着对历史的塑造，更参与着对人性的塑造，没有任何事情比战争更能表现一个民族的性格。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战役，不仅仅表现出高超的战争技巧，更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所拥有的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宝贵品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既有“文”的一面，又有“武”的一面，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国历史的人。
也许是受当下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我对于朱元璋、朱棣统帅下的战争，对于在这些战争中中国军人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才格外看重了起来。或者换一种说法：用我前面强调过的“大视角”的观点来审视也许从历史上说未必是最惨烈的“靖难之役”，我仍旧对种群意义上的中国人、中国军人表现出来的极高的军事禀赋和优异品质充满了尊崇、骄傲和自豪。
我们应当向这些先人们表达我们的敬意，让他们安息。
2022-7-2
此文《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2022-7-2）为“读史札记”中的第四篇，前三篇是《想起了方孝孺》（2022-5-5））、《道衍之道》（2022-5-16），《皇权的逻辑》（2022-6-6），下一篇为《有谁还记得台阁派吗？》，敬请喜欢的读者关注。
陈行之 谨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