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莉·麦克卡顿打开家门，刚好听到丈夫迈克尔在跟他们8岁的女儿讲电话。“帮我个忙，”他在电话的那头说，“帮我给妈妈一个拥抱，告诉她说我爱她。”
她直觉有些不安，但当时并未多想；几分钟之后，她收到迈克尔发来的电子邮件：“这是我这辈子最难下笔的一封信，”他写道，“请不要让孩子们忘记我有多爱他们，还有最重要的，永远、永远也别让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我爱你。”——这是一封遗书，她惊惶地意识到。她抓起电话给他在檀香山的同事和朋友挨个打电话，但当同事们赶到时，迈克尔已经吊死在医院的急诊室里。
迈克尔是军医，他受抑郁症的折磨已经很多年了，这一点让莱斯莉对丈夫的死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但对于丽贝卡·莫里森来说，丈夫因抑郁而选择自杀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伊安·莫里森才26岁，是一名AH-64阿帕奇飞行员，去年年底才刚刚从伊拉克回来，正打算跟丽贝卡过上幸福的小日子。但三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她回到家里，发现他倒在了他们的卧室里，脖子上有个枪眼。
这两位美军队员都死于2012年3月21日。在之后的那天，以及再之后的那一天，美国军队里都有人重复着相同的悲剧。2011年，总共有301位美军将士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至于2012年，截至8月，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在最严重的7月，美军士兵自杀事件竟达到了38起之多。
“自杀如瘟疫一般在军队中流传开来，”国防部长里昂·帕内塔在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做报告时说，“一定有地方出了问题。”
家庭问题，还是军队问题
五角大楼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在所有自杀的士兵中，有半数都刚刚经历了感情危机。另外，有接近1/3的人嗑药，1/4的人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有批评人士称，当局为掩盖现行医疗体制无法满足需求的事实，常常以对方“心理承受能力不佳”、“这是你们的家庭问题”等理由敷衍，致使不少病例得不到及时治疗。
莱斯莉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迈克尔显现出抑郁症的症状后，他们的婚姻关系开始出现了问题。他对妻子的态度有了转变，也开始对孩子们莫名发火，但面对任何人的询问，他都会回答说自己“很好”。“他害怕，如果他诚实地说出自己有多抑郁的话，会因此被军队的医学院开除。”莱斯莉说，“他热爱当兵，他必须要留在那里。”
但莱斯莉的压力与日俱增。她试图去寻求帮助，但人们总会警告她说，“小心说话，别影响了你丈夫的事业。”
2010年8月，莱斯莉终于瞒着丈夫，找到了迈克尔所属医院的指挥部向指挥官说出了她的担心。“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惊险的事情，”她说。她坐在指挥官的办公室里，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并将迈克尔的抑郁史坦然相告。她希望指挥官能够命令他去接受治疗，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军人，迈克尔总是会听从命令。
指挥官是一个陆军上校，女性，她当场暴怒：“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他有抑郁史！还可能会自杀！”她叫了几个同僚来办公室，也把迈克尔找了过来，莱斯莉说她永远记得当迈克尔踏入房中时，看见自己的妻子坐在长官面前的样子。“我怕极了，我告诉他我很害怕他的抑郁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而且我真的很担心他的安全，还有孩子跟我的健康。”
指挥官鼓励迈克尔去接受心理咨询帮助，但也明确表示，不会命令他这样做。迈克尔愤怒地离开了那间屋子，而莱斯莉看着他的背影流出眼泪。“亲爱的，不要担心，”莱斯莉记得指挥官当时这样对她说：“我的第一段婚姻也垮掉了。”
你不能让他去接受治疗吗？莱斯莉再次恳求，但指挥官摇了摇头。迈克尔在工作上毫无瑕疵，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莱斯莉，我知道这话听上去可能会很刺耳，但我的感觉是，这不像是军队里的问题，而是你们的家庭问题。”
迈克尔后来确实尝试去看心理医生，但因为他真的太忙了，在当值的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所以会见心理医生这件事常常有一整个月都无法进行一次。
终于，莱斯莉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她跟迈克尔提出了离婚，带着孩子离开迈克尔回到了德克萨斯。后来，在迈克尔自杀了以后，军方将其原因归咎在他们的婚姻问题上。
事实上自杀率的攀升早已让五角大楼坐立不安，自2007年起，美国军方就宣称他们已把预防自杀视为“头等紧要的使命”。所有男女军人将分批接受为期90天的专门培训，旨在提高预防精神疾病和发现自杀倾向的能力。除此之外，军方还计划招募至少250位有经验的心理健康专家，为前线官兵提供及时服务。
但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
无法接通的自杀干预热线
在丽贝卡看来，他们家附近的急救诊所、两个空军医生，还有五角大楼都需要对她丈夫的死负责。
伊安去年12月刚从伊拉克回来的时候还显得健康又快乐，但三个月之后，丽贝卡察觉到伊安失眠，脾气也暴躁起来，还变得很不爱说话。丽贝卡知道这是抑郁症的征兆，于是她鼓励他去看心理医生。
他们住在胡德堡，家附近就有一间急救诊所，伊安排了很长的队，却被告知这所诊所的医生无法为他看症。“因为他是个阿帕奇飞行员，”丽贝卡说，“所以他们拒绝了他。”诊所把他转给了一名被丽贝卡称为“毫无同情心”的空军医生，他为伊安开了一些安眠药。情况没有好转，伊安又去找了另一位空军医生，后者给他开了抗抑郁的药。
3月21日傍晚，伊安拨打了国防部设立的自杀干预热线，但电话那头一直传来“请等待”的语音提示。他等了超过一个小时，丽贝卡说，他发给她的最后一条短信是“还没接通”。等丽贝卡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她才知道那条短信竟是诀别。
“他曾是军队中最好最光明的一个人，他曾是我遇见过的最好最好的人。他尝试了六次，他渴望得到帮助，但到最后也没有人来救他，现在，他死了。”
这个家庭悲剧是美国退伍军人困境的缩影。在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议员们把责任归咎在国防部头上，他们指责说，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退伍军人事务部（VA）效率太低，且对责任多有推诿，才让老兵们得不到适时的照顾。但五角大楼也有自己的苦衷：国防部长帕内塔承认，目前VA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工作积压问题，但这并非其工作懈怠所致——五角大楼在2012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8年10月到2010年10月这段时间里，每个月都有大概950个VA管辖范围内的老兵尝试过自杀，这里面还不包括那些产生了自杀念头但尚未付诸实际的人。
体制的伤害
体制不仅招架不住，有时候还会扯后腿。
在美军中，如果医生建议某个士兵应该养条狗，就会有志愿者组织找一条接受过训练的狗给他。这些具有灵性的动物能感知到主人的恐惧或者惊惶，他们会警醒地吠叫，有时候也会蹭在主人身边安抚。
班德罗斯基在伊拉克服役的时候曾经遭遇过恐怖袭击，炸弹爆炸，碎片飞进了他的脑子，这后来成为了他抑郁的根源。在今年早些时候，他拿起佩枪指向了自己的脑袋。“但就当我扣下扳机的前一刻，本尼跳起来撞飞了我的枪。我百分之百确认是他救了我的性命。”班德罗斯基说。
专门为军队士兵提供狗只训练服务的志愿者黛比·坎多尔介绍说，士兵们在得到狗以后会得到极大的情绪舒缓，通常在两周之后，就不会再尝试自杀。
但就在今年一月，陆军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他们规定，提供给士兵们的狗必须由国际辅助犬组织认证过的机构提供。“我们需要给士兵们提供最好的东西，如果是狗，那也必须是最好的，”起草这份政策的泰德·西斯拉克上校说，“士兵们一定会得到他们需要的狗。”
但事实是，自从这项政策出台之后，四个陆军基地的狗只提供者都表示，由于资质所限，他们没有办法再为军队提供狗。不仅如此，那些已经有了狗的士兵还可能会失去这些伴侣。
“我本来已经快被逼疯了，但自从我有了本尼之后，他带走了我99%的负面情绪。”班德罗斯基对本尼充满感激和依赖。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把它留在身边，在不久之后，军队会对他的情况作出裁决。
PTSD，比枪炮更可怕
现在，自杀已经超过了战斗伤亡及交通意外而成为美军的第一致死因素。在2004至2009年间，美军士兵的自杀率增长了一倍，而最容易自杀的人群也不再是年轻士兵，服役较长时间、军衔为中士以上的将士们反而成为了高危群体。美国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通过预测得到了一个相当惊悚的数字：在已经离开前线的老兵里，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个人选择自杀。
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在1980年——越南战争结束后。
自近代以来，美国军队在越南所遭受的挫折或许是最令他们沮丧的，而那场战争带给士兵们的创伤也非常大。在战后几十年里，有数万美军退伍老兵因精神问题而提前结束生命，医生和心理学家们在研究过这个问题后，提出了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概念。
现代心理学认为，在经历过生命遭到威胁，遭遇重大的物理性伤害，或者是在身体或心灵上受到胁迫后，人们的心理会因为这些压力而受到创伤。有些人很快就克服了这些心理问题，也有些人在面临压力的当下就崩溃了，但还有些人，他当时表现得很正常，但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突然显现出症状。他们常受噩梦困扰，且时常会在脑海中闪现以前遭受压力时的场面，通常也会失眠、抑郁，在外人看来，他们会性情大变，而且不与人来往。这种情况，就是PTSD在作祟。
毫无疑问，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源。尤其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同越南战争一样，都是美国率先出兵，且在正义性上尚未明确，于是，对于参与其中的士兵来说，又会形成更大的折磨。VA曾经就此做过调查，在参加过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的军队中，分别有11至20个百分点的退伍老兵患上了PTSD；对于那些亲身参与过战斗的士兵来说，他们被PTSD缠上的可能性更为惊人——达到了44%。
如今战争走到尾声，有多达上百万美国士兵将在2017年之前退伍。他们会从战火纷飞的远方回到家乡，回到亲人、朋友和爱人的身旁，但对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更艰难的战斗要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