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8日，永久中立国芬兰和瑞典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申请。两国加入北约并非“一时兴起”。事实上，两国与北约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它们是北约机制性伙伴，早在1994年就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又在1997年加入了“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芬兰、瑞典定期参与北约组织的部分军事演习，并在本国设有北约支持的研究和培训机构。北约极有可能完成冷战后的第六次扩大，成员国增至32个，覆盖地理范围向北推进近80万平方公里。美国通过主导北约扩大并不断巩固地缘政治战果，将使俄罗斯面临空前的安全压力。

土耳其诉求凸显北约内部矛盾

芬兰、瑞典的申请遭到土耳其反对。土耳其根据北约接纳新成员必须“一致同意”原则，趁机向北约提出要价：一是芬兰、瑞典两国及其他相关西方国家必须放弃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公开谴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机构“人民保护部队”并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严厉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支持者。二是欧盟须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限制。2019年，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开展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随后遭到美国和欧洲多国的武器出口限制，其中就包括芬兰和瑞典。三是美国须解除土耳其因向俄罗斯购买S-400导弹防御系统而受到的制裁，并将土耳其重新纳入其F-35战斗机研制和销售项目中。土耳其还希望从美国购买一批最新型号的F-16战斗机以充实自身空军力量。

土耳其所开出的条件是北约短期内无法满足的，因为这些矛盾是长期积累、根深蒂固的。但土耳其为了自身利益敢于“揭盖子”，不怕得罪整个北约，表达了对融入西方进程中长久以来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不满，给貌似团结的西方阵营撕开了一个口子。土耳其反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还源于其反西方的传统，这种传统也是东西方矛盾促成的。

土耳其是美欧国家的安全盟友，是欧盟候选国且与欧盟缔结了关税同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与西方关系紧密。自1963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系国至今，土耳其在“入盟”之路上徘徊了近60年，根源在于欧洲在身份政治上难以接纳并认同土耳其。此外，美欧一直批判土耳其国内政治存在集权独裁倾向，对其国内民主和人权状况横加干涉。凡此种种，导致土耳其国内反西方情绪高涨且经久不衰，进而促使土耳其保持同俄罗斯的合作。土耳其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平衡以维持影响力和扩大外交空间。

土耳其同俄罗斯发展关系所获得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收益，更加坚定了其走平衡外交的信心。俄罗斯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能源和粮食供应国以及游客来源国。土耳其1/3以上的天然气、近4/5的粮食自俄罗斯进口，2021年俄罗斯游客占土耳其接待游客总量的19%。此外，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为土耳其提供了北约无法给予的支持，如在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上的政治支持以及提供先进武器（S-400导弹防御系统）等。

维持平衡政策还能给土耳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带来更多好处。土耳其通过不断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可以向美欧提出更高要价，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政策弹性。目前，土耳其热衷于充当俄乌冲突的调解人，不但提升了总统埃尔多安的知名度，也增强了土耳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两方面又反哺国内民意，使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在国内获得更高支持率。但在美欧要求在反俄问题上“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土耳其的这种做法非比寻常，势必会产生连锁反应——在国家利益和“政治正确”面前，土耳其果断选择前者，为其他北约成员国做了“示范”。

芬兰、瑞典“入约”造成更大地缘政治不安全

芬兰、瑞典如果加入北约，将是俄乌危机以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动之一，其不仅会改变东北欧的战略安全格局，而且会进一步加深北约与俄罗斯的安全困境。几十年来，即使是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刻，芬兰、瑞典都没有选择加入北约，此时提出申请反映出俄乌冲突产生的地区安全影响之广泛，而这种影响又反噬欧洲安全，使其从东部又扩展到北部。

芬兰、瑞典提出“入约”申请后遭到俄罗斯的强硬回应。俄罗斯警告如在两国领土上部署北约进攻性武器，俄方将加强针对两国的军事防御力量。考虑到“入约”的举动可能导致安全矛盾扩大化，芬兰、瑞典明确表示，虽然申请加入北约，但不会建立北约的永久军事基地以及部署北约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因此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后将与其他成员国开展何种程度的安全合作有待观察。事实上，如果两国能够迈过加入北约的门槛，在其本土建立军事基地和部署武器就会成为更容易的事情。

从长期看，两国“入约”也会给北约的内部团结带来挑战。一方面，土耳其的公开反对虽然难以改变两国加入北约的大势，但可能破坏土耳其与许多北约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加深双方的挫败感，激化北约内部矛盾，进而对北约的决策体系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土耳其的要价得到满足，将会鼓励其他成员国在面对类似问题时采取相同手段，势必会离散北约凝聚力。例如，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不失时机地表示，不反对北约扩大，但需要考虑克罗地亚的具体利益，如果想让克罗地亚支持两国“入约”，西方必须解决波黑选举法中对克罗地亚少数族裔的不公平规定问题。可见，北约“北扩”在未来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将面临诸多挑战。

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2年第6期